韩少功鞋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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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鞋癖

韩少功：

鞋癖

韩少功：

鞋癖

妈妈说，父亲理发去了。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气很热，夏天还晾在金光灼灼的窗户上。

我想象那天父亲照例把衣领整理得十分逻辑与理性，十分合乎社会公德，与守门人谈了几句关于修理自来水管的话，然后踏着地上老槐树的白色花瓣，从容地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寻人的申报，但一连数天没给任何消息。

妈妈便自己去寻找，搜寻一切不怀好意的地方，比方铁轨或水井。

我想象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挂着漂亮的耳环，有的嘴里镶了金牙，有的脸上凝固某种对邻居或亲人的愤愤不已，但他们都很陌生，不是妈妈搜寻的目标。

那是一个人口突然减少的季节，不是因为战争，也没有瘟疫，而是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而这场风暴将来终究会被遗忘或者误忆。

人们兴高采烈地竞相揭发和游行，连我也同样处于激动和亢奋之中，以至我父亲去理发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一连数天在外地享受革命学生的免费旅行，到处观看大字报和标语。

看见母亲每天傍晚怏怏地空手归来，父亲单位上好些面孔总浮出

一丝胜券在握的微笑。

其实，他们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遗书，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说他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等等。

他死到临头还那样语词简洁语法严谨标点准确。

但那样一张纸，哄得过那些经常做体操又经常吃补药的同事吗？

那些我一直称为伯伯阿姨的面孔，都满脸深刻、机警、大智大慧，竞相把每一声咳嗽都制作得底气十足老沉练达和意味无穷。

他们

轮番来启发我们全家：

你父亲的哲学课和语法课都讲得很好，这样个聪明人怎么会自杀呢？

怎么可能自杀呢？

不不不，你们得仔细想一想，再想一想，他不可能到什么朋友那里去了吗？

比方说，在美国或者台湾是不是有朋友？

……这样启发的时候，伯伯们和阿姨们总是对我和善地微笑，期待着我热泪盈眶，然后勇敢坦白与父亲的合谋。

妈妈惊恐地叫起来：

“不会的，他只拿走了四毛钱，他绝不可能

叛党叛国……”

“为什么总没找到尸体呢？

”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吧？

”

“他难道蒸发了不成？

”

他们一针见血。

尸体便成为了一个问题。

没有它，悬案就没有结论，我们就摆脱不了同案合谋的嫌疑，就得永远被警觉的目光照顾，就一天也少不了听那些令我们心虚气短的咳嗽。

从门外那些脸色看来，很多人们在摩拳擦掌地等待，看吧，好戏还在后头，真相总要大白，事实一定胜于

雄辩。

这使我们突然明白：

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

妈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急得太阳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时一丝丝晶亮的鼻涕被揪甩出来。

“人又不是一根针。

一根针也可以找到了。

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你就是上了天入了地也得留个影子吧？

”

她诅咒父亲：

“你好蠢，好蠢呀。

你要死，就干干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

儿女都小，你不要糟践他们呀，不要拖累他们呀。

这院子里有井，家里有电线，街上有汽车，药店里有安眠药，哪里不能死呢？

……”

我也在偷偷思忖：

父亲可千万别还活着呵;;虽然这种闪念使我深深惊恐，自觉大逆不道而且残忍。

妈妈的哭泣没有使门外的面孔们释疑。

他们仍然沉着地看报纸和熬药，沉着地扫地和洗衣，乘凉时把蚊虫拍打得叭叭响，且看这妇人如何再表演下去。

在我听来，那夜里此起彼落的叭叭叭，似乎是欢呼新生活开始的从容鼓掌。

妈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寻找计划。

她拉上姑姑，每天早晨带上干粮和水，带上遮阳的草帽和蒲扇，两人手挽着手坚定出发。

我在家里做饭，等待她们回来。

在我几乎绝望以后的那一天，妈妈静静地出现在门口，头一昂，眼里闪耀异样的光辉。

左邻右舍也闻风拥入我家，挤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动。

“找到了么？

”“找到了么？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妈。

她头一扭，根本不理睬这些家伙。

姑姑则小心地说，她们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地方，访到了一位农妇。

农妇说一个多月前岸边曾漂来一具男尸。

妈妈与姑姑随着农妇的引导，找到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

一时找不到工具，两人就用手指去抠。

不过几分钟，妈妈就抠到了泥土下一个她所熟悉的衣角，还抠到了一张满是泥巴的嘴；;我想象，那个男人曾恨恨地把这个世界咬了一口？

“怎么断定就是他呢？

”一位阿姨不甘心没有来自美国或台湾的电报。

母亲神色激动地宣布，断什么定？

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时间，有当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还有他的羊毛背心……还有什么屁放吗？

他死了！

死了！

妈妈的鞋子糊满黄尘，成了个泥壳，右边一只鞋已前头开花，露出了大指头。

她用胜利者的眼光扫视那些面孔，看他们如何躲躲闪闪地表示信任，表示理解，表示迟到的同情，看他们等候多时之后沮丧而乏味的支支吾吾。

妈妈赢了。

大姐哭起来了。

大哥哭起来了。

妈妈也哭了。

我们全家有了理直气壮哭泣的权利。

我们哭得如释重负安心落意乃至有些兴高采烈；;哭声是确证父亲已经死亡的凯旋与庆祝。

但父亲永远不再有了。

他消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这就是说，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

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

我们吃完饭洗碗的时候，他

不再有了。

我们洗完碗喝茶的时候，他不再有了。

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天气或谈论邻居或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再有了。

我们上厕所或去浴室的时候，他不再有了。

在我们的一切时刻，他不再有了。

父亲是否真正死了，其实我总是疑惑。

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语法严谨地阐述党报社论以及谴责自己的过错，但他就不可能在别的一扇窗子后凝望？

或在远方的一条街道上行走吗？

不在并不一定是消失。

以前他出去讲课，开会，下乡支农，都不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奇怪。

“不在”为什么就必定是“死去”？

一九八八年，我乘船渡海迁居海南岛的时候，一九九一年我乘机飞离国门看窗外大地刷刷刷滑落的时候，还在困惑于这个问题。

似乎我在轮船和飞机指向的前方，还可以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和慌乱，当时我应该跟着母亲和姑姑去河滩上迁坟。

那样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据，证明陌生河滩上的陌生死者，并非我父亲。

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肉球，光滑闪亮，膨大松泡，除了眼角一条皱纹有点让我眼熟，那肉球与父亲面容并无太多相似，很有假冒之嫌。

大姐还告诉我，死者身上的毛线背心也不大像母亲所为。

母亲的针线要粗得多，织出的男式背心不应该是那种麻色，应该是一种浅灰色。

是的，我也记得是浅灰色，浅灰色的毛线背心到哪里去了？

我仍能嗅到父亲的气息，是他柔软腹部渗出来的温鲜，是他腋下

和胸口汗渍的微酸，还有刮过胡子以后五洲牌药皂的余香；;妈妈常要

他用这种药皂，防治他的神经性皮炎。

这种气息来自那一个晚上，当时我跟着他假期支农后刚刚回家，睡在一只竹床上。

我醒了，背上很痒很舒服。

我发现他正用蒲扇驱赶蚊子，轻轻抚摸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着我背上暴晒后脱落的皮膜，似乎在对妈妈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毛佗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

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我惊异万分，父亲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对我有如此亲昵的举动。

他平时为什么总是端着一脸严肃，总是离我远远的？

他又说：

“毛佗也懂礼貌多了。

那天吃饭，他在老乡面前还能讲讲客气，说老乡烧菜身手不凡，每一样菜都余味无穷，嘿嘿，余味无穷……”

这是我在农民家吃饭时耍弄初中生的文雅，好容易才憋出来的一句，并无什么幽默和别致。

父亲也许觉得儿子的表现未受到旁人的重视，后来转弯抹角一再重提了三次。

可惜人们仍没有什么反应，叽叽喳喳说着什么谷子和天气。

他大概一直为此事遗憾。

我仍然闭眼装睡，希望时间慢慢走。

我装着不经意地翻身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装着睡意正浓连嘴都忘记合上希望时间慢慢地走。

我

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头，停止；;在我背上的抚摸。

我忍住了鼻酸。

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软弱。

有一次他午睡了，我们几个小把戏愤恨他未能带我们去游泳，悄悄偷走了他的眼镜

和香烟，在他头上扎了个冲天小辫，在小辫上挂了些草须。

他迷迷糊糊醒来，也没照镜子便出门上班去了。

他肯定被同事们哄笑，也忍受着没有眼镜和香烟的苦难，但他回来只是咕哝两句“没名堂”，便算

事情了结。

我们这才一个个从桌子下或柜子后钻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天他骑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一块破瓷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涌如注。

路上围了一圈闲人观看。

他躺在地上，看见我哥哥挎着书包放学回家，也挤进人群看了看。

不知为什么，哥哥没有任何表情和举动，又退出人群自个儿走了。

父亲被别人搀着回家，后来向妈妈偷偷说起这事，显得十分伤心。

“没名堂，这没天良的，

他就自己走了。

”但他仍对我哥宠爱有加，尤其对大儿子的作文十分得意。

与客人谈话，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话题绕到作文这方面来，然后极为谦虚地提到儿子的作文获奖，说这小家伙生性愚鲁承蒙错爱枉担虚名等等。

那时候他满面红光，大呼大唤地要喝酒。

全国闹饥荒的那些年，他患水肿病，双脚肿得又白又大，经常气喘吁吁，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

但他把单位照顾他的一点黄豆和白面，全让给孩子们吃。

假期他还抢先报名，去农村参加劳动，然后带着阳光烧烤出来的一身黑皮，带着手上和腿上很多虫咬草割的血痕，疲惫不堪地回家。

家里一大堆南瓜和冬瓜，或者红薯和土豆，通常是支农者的收获。

在这个时候，他躺在一边喘息，微笑着享受儿女们回家时的欢呼雀跃。

他常常有些头晕，身体不大好。

妈妈便给他买了一个很大的牛肉罐头，但他舍不得吃，说过节时大家一起吃。

他把它放在柜子上，像供了一座菩萨，让我们充满幻想和兴奋地把它景仰了两个月。

其实，这个罐头谁也没吃上。

有一个贼来到家里，把罐头拿走了。

妈妈气得火冒三丈，骂过了贼就骂他，骂到恼恨处，连他哪次掉了几块钱，哪次让邻居占了我家的便宜，连同他出身地主以至祸及子孙等等我们还不太懂的事，也一股脑骂将过去。

他坐在门外，默不吭声。

他没有吃饭，走了。

后来那半个月里他一下班就深入街头巷尾，想找回牛肉罐头。

也真是巧，他居然找到了贼，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小偷在另一次作案时被发现，由别人扭送到派出所。

当然，罐头早被吃掉，连罐头盒也无影无踪。

父亲不但没有要求赔偿，连骂都没有骂一句，看到盗贼不过是一个无衣无食的穷人，还往对方手里塞了点钱。

他从没在家里说过这件事。

我是后来从邻家孩子那里知道的。

也许，那个夏夜里的父亲预感到厄运来临，预感到自己将要去理发，将要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才给我留下了史无前例的抚摸。

他照例不会说什么。

这已经足够。

这短短的一刻的抚摸已足使我记住他的气息，足使我凭借这种气息去寻找浅灰色毛线背心。

他知道他的毛佗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

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却了他，儿子还是能找到他。

他对此完全胸有成竹。

我找出各种借口出门去，比方去看游行什么的。

我狗一般地四处乱窜，有时在某条街上接连着来回一二十趟，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据实而言，我怕见到同学，怕见到邻居以及任何熟人，只能专走偏僻的小街小巷。

有时候从热闹的大街一拐进偏僻小巷，就如笼鸟归山心花怒放，有一种脱离危险地区的放松。

因为在这种小巷里，人们不大可能认识我，不大可能辨认出我满脸的耻辱。

他们更不会像学校里的那些红卫兵，贴出“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类标语，把住教室的大门，只容革命家庭的子弟通过，让我们这些所谓狗崽子跳窗子或钻墙洞，在他们的哄笑中滚他妈的蛋。

我到处寻找，追上每一个形似父亲的背影，看他们的面孔是不是能让我惊喜。

我去过父亲经常出入的书店、剧院、图书馆、邮电局以及西餐厅，看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是否有什么奇迹发生。

我还去过郊区，想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