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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仰

知识和信仰

《雅典学院》拉斐尔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我们在知识和信仰,即我们所“知道”的(明确界定为真实而实际的)和我们所“相信”的(在信仰上接受为真实而实在的)之间,有一个明晰的区分。

我们把知识排在信仰前面,断定知识是基于清晰的推理和经验,比信仰更加可靠,而信仰或许就缺乏“明确的证据”或“证明”。

事实上,“我相信X是真的”,确实没有“我知道X是真的”听起来那么确凿有力。

知识和信仰的对立,部分来源于经验主义(一种相信知识来自经验的观点)、实证主义(一种认为知识只有在被“证明”的基础上才是有用的观点)和理性(一种认为知识是有逻辑、真实的、可靠的观点)。

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能会认为信仰(基于相信而非知识)是非经验的、无法证明的、没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神医福力斯、圣灵或者马来西亚恶灵信仰在严格意义上都不是基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理性,它们又是如何首先出现在文化里的呢?

例如,我们或许会答称:

对灵魂的本体论信仰,是基于幻想、幻觉或对真实世界的简单的误解。

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及外行人士都长期持有这种理论。

以托马斯·霍布斯为例,他在1651年写道:

由于不知道如何区分梦与其他强大的想象、幻想和感觉,而产生了绝大部分的宗教,包括过去的异教,崇拜萨提耳斯、浮努斯、宁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宗教信仰是基于无知和非理性的想法,在文明的“进步”没有出现之前,宗教信仰产生于把梦或幻觉中的事物同真实的事物相混淆。

这段文字写于启蒙运动到来之前,霍布斯暗指:

为了让我们自己摆脱无知,我们必须根据事实提供的证据来推翻信仰,拥抱“真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还有理性。

其反命题则是:

信仰并不是基于以事实为证据的真理,而是仅仅假设一些事是真的。

一般来说,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及理性,都是好的思想。

这些概念促使我们思考事实和证据之间的联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或是动机与行动之间的联系。

例如,我现在就在使用理性:

我正在设法解决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解答),并遵循传统的逻辑思维,这是我部分地从霍布斯这样的人、科学进化论,以及启蒙运动那里继承而来的。

但是,理性也促使我们质疑事实与证据间的关联、理论与实践间的关联、或是动机与行动间的关联。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霍布斯的观点正确吗?

宗教信仰真的是非理性的吗?

真的缺乏证据吗?

真的缺乏基于经验和观察的逻辑严密性吗?

“萨提耳斯、浮努斯、宁芙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真的都是人们想象虚构的事物吗?

根据霍布斯、科学进化论,还有启蒙运动的看法,社会科学家们也一直假设我们应该肯定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例如,社会进化论者认为:

因为宗教是分阶段进化的——假设从一个“原始的”对多个神灵、存在、或神的信仰(称为多神论),发展进步为一个更加进步的信仰一个神(称为一神论)——超自然信仰最终都会让位给科学,文明最终也是最进步的表现。

弗雷泽作为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领导者之一认为,早期的原始人试图用巫术来控制他们的世界,召唤或操纵超自然来产生想要的结果。

但是弗雷泽认为,巫术表现是一个野蛮阶段,人们无法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局限性,误以为可以求助于超自然来产生特定的后果。

在弗雷泽的分类里,巫术是前期的宗教(并且还与宗教相分离),它有更加正式的仪式、专门人士和全能的神,它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个体对自然界的影响跟他们的神比起来真的非常有限,而不断进化。

弗雷泽写道:

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其他人,都没能认识到他们(野蛮人)超越自然力量的那些局限性,而这在我们看来则似乎非常明显。

在每个人都被认为或多或少赋予了那种我们应该称为超自然力量的社会里,不难理解神与人之间的区别是颇为模糊的,或者是几乎显现不出来的。

作为一种超自然存在,神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人的,并且也是高于人的,它所拥有的权力在程度上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甚至在性质上也是如此,神的概念一直在历史进程中缓慢地进化着。

简而言之,宗教比巫术更为“真实”,它把超自然放在日常信众无法企及的位置。

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弗雷泽认为,科学要比宗教“真实”得多。

不像巫术和宗教,科学会真实地“发挥作用”,并且是以对因果关系(即一个行动引发另一个)更为清楚的理解为基础。

同样,随着人们日益实现对他们所处世界更为清晰的理解,科学将会最终代替宗教——正如宗教在更长的进化历史中替代了巫术一样。

大多数当代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都拒绝这种“认为巫术和宗教之间存在明确区分,巫术、宗教和科学代表着假定的文明进化连续统上的几个点”的观点。

(事实上,科学在当代世界还没有替代宗教,许多当代人都相信并参与巫术/宗教和科学。

)然而,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进化论的进化图式不足为信,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都已不再对真相或宗教的真实性感兴趣,而是转而去研究宗教的功能和意义。

在许多方面,这一研究帮助避开了更深层的对超自然的不存在及其效力的假设。

民俗学家和医学人类学家大卫·哈福德(DavidHufford)写道,这一假设深深地根植于一种欧美的世界观,而且“在传统上成为这一主题大多数学术研究的起点”——甚至是直到今天。

哈福德继续写道:

研究设计始于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以及怎么会有一些人居然会相信那些明明是假的事物呢?

”当然,这一问题通常隐含在现代的书写中,并且其关注点通过一种随大流的陈述“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不是这些信仰的真相或本体论地位[无论它们是否是系统真实的]”已经典型地偏离了。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阐释却常常是从“被研究的信仰在客观上是不正确的”这一假设中,获得了它们多数或全部的解释力。

事实上,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所了解的大量有关宗教的知识,已经掉进了哈福德所描绘的陷阱里。

例如,学生们都是例行公事地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公式下去了解宗教。

这一公式就是:

所有人类的宗教都提供多种功能。

这些宗教的功能常常包括,但又不局限在以下方面:

清楚讲述对与错的标准,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减轻因为不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代替决策制定,或者促进社区和谐与团结。

任何宗教信仰者——无论其传统如何——可能都会认为,她深信的信仰可以帮助解释,比如为什么她的儿子会突然死掉(“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帮助她应对儿子的死亡(“减轻因为不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或是帮助召集她的家人一起来度过这一非常难过的时光(“促进社区和谐与团结”)。

但是当同一个人声称灵魂治愈了她的儿子使其免于死亡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就是许多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产生分歧的地方。

以巴西的通灵术传统为例,一些医学和社会科学家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它。

他们介绍了神医福力斯手术,这是由完全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化身所实施的。

有趣的是,几乎70%被调查的病人都报告说:

在神医福力斯的手术下,他们的病情已经治愈或是有所好转——这一比例和受过医学训练的外科医生的治愈或好转率持平。

当通灵者称神医福力斯是直接治愈他们病情的人时,许多研究者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减轻疾病压力的“情绪的力量”(或安慰剂效应),是理解神医福力斯的手术和治疗如此成功(以及如此流行)的关键。

或者采用对持蛇人的流行解释,研究者们在这一点上已经投放了许多学术注意力。

这些研究者认为,(其他事情除外)持蛇仪式是阿巴拉契亚(美国东部一地区)或其他持蛇集会存在的乡村地区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一个象征。

作为贫穷和未受教育的美国人,五旬节集会将毒蛇看成一种对那些统治他们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阶级系统的“文化批评”(尽管事实上,今天的持蛇者中还包括中产阶级和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集会者)。

这种学术上的解释,和马来西亚灵魂附体的解释很相似。

妇女在被恶灵附体时表现得很坚强,对此学院派解释说,这是一种对受剥削工作状况的无意识反抗。

在诸如此类的例子里,社会科学回避从他们自身的术语来研究神医福力斯、圣灵或马来西亚灵魂附体,认为这三者的真实仅限于人们相信他们是真的。

信仰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因为文化是非常真实的,所以神医福力斯也是真实的:

“神医福力斯并没有治愈你的儿子,是你儿子对福力斯的信仰治愈了他。

”大家在这里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说这些学院派的解释没有价值,它们的确有其自身的价值。

比如,将马来西亚灵魂附体视作一种抵抗形式,就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基于一个关键的假设,这一假设来源于哈福德所称的怀疑传统——这一传统牢固地扎根于社会科学传统上采取的宗教研究方式中。

哈福德认为,阐释宗教功能的视角,有它们的“有用之处,但是也有……[它们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根本上来说,一定存在民族中心主义。

”哈福德继续说道:

[这一怀疑传统]吸收大量的知识,并将其当成简单的“事物就是如此”,而不是文化的产物。

它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我知道的我了解,你知道的你只是相信——直到和我的知识发生冲突的程度。

”当然,哈福德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是宗教学习者,在我们检视、评价或研究的过程中,都怀有关于信仰及其和知识分离的假设。

这种假设不是基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者理性。

它本身就是基于信仰和传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指(再一次用哈福德的话来说)我们的“怀疑传统”。

也就是说,我们断定,那些圣灵或神医福力斯或马来西亚灵魂附体的信仰,不可能是真实的;因而,我们认定,信仰和它的产物(例如福力斯的治疗效果),一定得通过其他原因得到解释,例如“情绪的力量”、“暗示的力量”或是“信任的力量影响体验”。

但是,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或者理性的事实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神医福力斯或圣灵或者马来西亚灵魂附体是否是经验真实的,就像我们无法证明“真理”是否是真实的一样。

认真思考一下,每个研究学科,所有科学,所有西方知识都是基于同一个假设:

真理是真实的。

没有这一点,大多数西方思想都会轰然倒塌。

我们把真理的存在作为信仰,依照同样的方式,我们也把圣灵、神医福力斯或马来西亚灵魂附体的不存在当做我们的信仰:

从我们的怀疑论基础来看,圣灵或神医福力斯或马来西亚灵魂都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对于唯灵论者、五旬节持蛇的人、马来西亚工厂的工人来说,这些现象的存在的证据却是清晰的、有逻辑的和合理的。

因为我们在研究灵魂治疗或持蛇仪式或灵魂附体时,是通过我们自身怀疑传统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我们会寻找其他方式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会去“相信那些明明是假的事物”。

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东西不可能是真的。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神医福力斯、圣灵或灵魂附体最终都是非经验的、无法证明的和没有道理的。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马林诺夫斯基(和在他之后的大量民族志学者)阐释说明了:

对神医福力斯、圣灵或者马来西亚灵魂附体的力量、灵魂或神的信仰,都是普遍经验的,也是普遍合逻辑的。

这证明了超自然信仰不仅仅是基于信奉,而是还有——用其自身语言来说——经验、证据和理性。

例如,民族志学者达勒·林奇曾说,通灵者对神医福力斯的手术都持强烈批判的态度:

许多通灵者都公开质疑:

神医福力斯及其媒介是否真实可信,或者真的是欺骗……如果只是单纯考虑任何来自灵魂交流的表面价值,很少会对解决问题有什么用。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信仰体系内去衡量其可信性与逻辑性。

许多沟通都因被认为是假的或不可信的而被否决。

通灵术的信仰,常常是一个自我批评的过程;我敢说,可能跟我们许多主流的信仰、宗教或学术比起来,它更是如此。

林奇的描述,令我想起自己来自基奥瓦社区田野工作的一个例子。

我曾和一位上岁数的基奥瓦男人谈论过有关灵魂的问题,这个人经常被人们叫去驱赶家里不受欢迎的灵魂。

他告诉我他曾处理过的几个例子,其中两个例子对我格外有吸引力。

在第一个故事里,他被叫到一户人家,那一家人请他检查一个屋子,屋子里可以听到零零星星奇怪的声音。

他像往常碰到这种情况一样,住在这个屋里——如果需要的话,他会住上几天时间——来弄清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个晚上,他听到了某种声音,但不确定是哪类鬼魂。

他年轻时做过木匠,因此他想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第二天早晨,他在屋子里四处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松开的PVC管。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在第二个故事里,他告诉我他是如何被叫到另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刚刚死了一个年轻男孩。

男孩的家人说,他的鬼魂一直都在家里;他们好几次都看到他穿过大厅。

年老的基奥瓦男人在这户人家一连待了几天,直到有天晚上,他看到男孩的鬼魂走下走廊进入浴室。

他跟在那个男孩身后,看到男孩站在两块毛巾前面,上面绣有他名字的首个字母。

“你不能拿走它们”,基奥瓦老者说道,“你需要把它们留给你的父母。

”男孩的鬼魂消失了,在他的家人毁掉了毛巾之后,男孩的鬼魂便再没出现过。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

“很少有信仰者”,哈福德说道,“会绝对地把物质上的解释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中包括多种可能性。

”有趣的是,怀疑者(产生自一种“怀疑的传统”)却并没有这么快地就把所有可能性都包含在内,因为他们假设在知识和信仰之间存在明确的等级分化。

节选自《人类学的邀请》[美]卢克·拉思特著,王媛/徐默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END-来源于:

阅读培文(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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