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矿山电器电子废弃物WEEP循环经济分析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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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矿山电器电子废弃物WEEP循环经济分析报告
2013年城市矿山-电器电子废弃物WEEP循环经济
分析报告
2013年6月
21世纪，中国迎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在享受更为高效、便捷的现在生活方式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原生矿产资源相对匮乏的掣肘，和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恶化，正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城市矿山”的概念应运而生。
它是对废弃资源再生利用规模化发展的形象比喻，是指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和蕴藏于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工具、汽车、家电、电子产品、金属和塑料包装物以及废料中，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贵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
对“城市矿山”的循环利用，是工业原料的有益补充，更是一个工业废弃物无害化的过程。
前者体现经济价值，后者体现社会价值。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进入成熟阶段，特别是正处于发展方式变革时期的中国，将赋予“城市矿山”循环经济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技术、政策、法律等相关环节日臻完善，将共同推动产业规范发展，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助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矿山”循环经济的发展背景
1、矿产资源消耗大，对外依存度高
伴随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中国矿产资源消耗量大幅度上升，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金属资源消耗国，例如铜、铝、铅、锌等金属消费量的全球占比均达到40%以上。
与此相矛盾的是，许多关键性的矿产资源相对匮乏。
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但是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上排名靠后，名列第53位，是美国人均占有量的十分之一，是俄罗斯人均占有量的八分之一。
上述情况导致我国资源消耗高度依赖进口，如铜矿、铝土矿、原油、铁矿石等资对外依存度达到50~80%。
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主要是钢铁）都具有良好的再生利用性能，且价值量较高，是“城市矿山”的重要组成部份。
基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需要，发展“城市矿山”循环经济成为突破资源瓶颈的重要手段。
电子类废弃物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含量比较高，包括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塑料、橡胶、玻璃、陶瓷等，在“城市矿山”中利用价值也较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重量的一半来自钢铁，塑料约占20-25%，有色金属（包括贵金属）约13%，对这部份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是资源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2、工业化推进，“城市矿山”资源充足
本世纪初，中国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生产一路高歌猛进，扩张速度明显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业废物的产量也水涨船高，1990~2002年产量基本稳定在6~9亿吨，年均增速不超过10%，2003年以来年产量已达到10亿吨以上，年均增速在15%以上，2011年增速更高达33%。
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也带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量增长显著，这类产品的报废年限3~10年不等，“十一五”期间，电子废弃物（四机一脑）的年均报废量已达到6800万台，2005年以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继续走高，特别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消费量爆发式增长和更新换代频率加快，将持续为再生金属行业提供较充足的原料。
3、经济转型期环保意识增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逐渐成为新型产业的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计算，通过废金属的拆解、利用，再生金属与矿石生产金属相比，节约了大量标煤、水，以及减少固体废弃物和SO2排放。
同时，再生铜、铝、铅、锌的综合能耗分别只是原生金属的18%、4.5%、27%和38%。
因此，发展再生金属产业，不仅能够降低原生资源消耗，还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此外，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环保意识增强，在满足了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需求同时，对生活环境也开始提出较高标准的要求。
工业废弃物既含有大量有用资源，也对环境造成污染，近几年多次发生的“血铅”、“镉污染”、工业酸水渗漏等事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并威胁到居民健康和生命。
对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也达到最大限度降低废弃物的有害元素含量的目的，是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
二、“城市矿山”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我国于20世纪九十年代引入循环经济的思想，2003年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发展思路和目标。
“城市矿山”的核心是再生金属业务，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其发展过程是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制度建设、体系建设、技术革新、规模扩张等都是世界各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建设，还未形成一个各方主体责任明确、高效协同的循环系统。
“城市矿山”中电器电子废弃物（WEEP）价值量高的金属元素含量较高，同时污染系数高，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下文将通过对成熟市场电器电子废弃物（WEEP）循环再生体系的介绍和比较，探讨适合我国的发展模式。
1、成熟市场发展模式
（1）分工明确，主辅协同，责任共担
电子废弃物循环经济中各方主体包括政府、生产者、销售商、消费者、行业协会等。
成熟市场在制度建设上明确了各主体需要承担的责任。
核心在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即“生产者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而且还要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回收和拆解处置环节”。
政府、销售商、消费者、行业协会各司其职，共同参与。
其中，政府在行业发展初期发挥主导作用，承但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的制定，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回收渠道建设和废弃物回收责任。
（2）回收渠道完备、高效
成熟市场主要是充分利用销售网络，鼓励销售商进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特别是对于大件家电而言，销售商在回收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大，例如，日本销售渠道回收的废弃家电约占总回收量的80%。
同时，政府、生产者也大都承担设立公共收集站，提供收集容器，并负责回收废物的分类、运输等。
如德国的回收渠道大约由4500个市政当局设立的公共收集点、30000个商业收集点以及1000个生产者提供的收集点组成；日本除了销售商回收渠道以外，市政当局和行业协会都负有回收责任，生产者则负责建立区域性回收站来承载这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目前日本生产者已形成两个联盟，合作完成建立区域性收集站和运输任务，每个联盟大约建有190个区域性收集站，范围覆盖日本全境。
总体上，收集渠道的完备、高效主要体现在销售网络的充分利用，收集站点普及性和规模化，以及在收集渠道的运营管理上，各主体间明确的权责划定。
另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是“垃圾分类”，这在后续的拆解处理过程中将体现出较大经济价值（资源综合回收率提高、生产设备损耗降低等）。
这一方面，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并较好的应用在回收体系之中。
（3）付费机制良性循环，责任匹配
再生循环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不能靠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达到成本消化和获取利润的目的。
成熟市场的普遍做法是，政府、生产者或行业协会成立专项基金，按照责任分担程度向生产者、消费者收取费用，筹集的资金进入专项基金管理运营，再以补贴的形式发放至回收处理环节，用以覆盖管理、回收、运输等成本支出，甚至形成一定的利润补偿。
其中，生产者支付的费用有能力向消费者转嫁。
①生产者付费模式
生产者付费模式分为预付费和后付费两种形式。
预付费就是指生产商在产品售出后，根据每年的销量或销量比例缴纳回收处理费用，以德国为代表；后付费指生产商与专业回收处理公司或第三方监管机构合作，在废弃产品回收处理完成后根据回收处理的实际费用进行缴纳，以美国缅因州和韩国为代表。
这种收费模式使基金管理机构每年必须对征收费率重新核算，基金管理机构任务繁重。
同时，还必须建立生产商退出销售市场时的保障机制，否则一旦其非正常退出市场后，其已经销售的电子产品将无法回收处理。
②消费者付费模式
消费者付费模式有两种形式，一种在产品购买时，另一种在产品回收时。
消费者在产品购买时付费就是指将待征收的处理费用计入新产品的销售价格中，在消费者购买新电子产品时征收，典型代表为美国加州；消费者在产品回收时付费是指，废弃产品丢弃时，消费者需向回收厂商或其他回收组织缴纳一定再循环利用费用，典型代表为日本。
这种付费模式的优点是无须定期核算征收费率，简化了基金管理机构的任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消费者推迟电子产品的报废时间，减轻环保压力。
美国加州在电器电子产品的零售环节即向消费者收取回收处理费用。
而在日本，消费者上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时有两种付费方式：
第一，直接送到生产者设立的区域性收集站，向生产者支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循环利用费（建立区域性收集站的费用、至循环利用厂的运输费用等）；第二，由销售商、市政当局和家电协会进行收集，此时消费者除了要交纳循环利用费，还要支付一定的收集费。
③统一补贴费率模式
发达国家拆解企业的补贴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统一补贴费率模式，二是市场竞争费率模式。
统一补贴费率模式是指，基金管理机构通过核算确定补贴费率后，根据回收处理企业的回收处理量发放补贴，以日本为代表，补贴涵盖回收、运输、处理处置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有利于产业链的快速形成，同时对促进资源回收效果显著。
④市场竞争补贴模式
市场竞争补贴模式以德国的完全市场竞争模式和瑞士的分区市场竞争模式为代表。
德国完全竞争的补贴模式下，基金管理机构赋予生产商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责任，生产商必须自行组织或加入现有的回收处理系统，并依照市场竞争原则公平争取自己的处理合约，获得合约的回收处理企业得到补贴。
德国的完全市场竞争补贴模式也补贴了从回收到处理的各个环节，同时，处理企业间形成充分的竞争，有利于处理成本的降低和产业升级。
瑞士的分区市场竞争模式中，基金管理机构分35个区招标，回收处理企业参与竞标，依市场竞争原则遴选各区域内的处理企业。
这种模式的补贴同样覆盖回收处理的各个环节，有利于产业链的形成，处理企业间形成一定竞争，但没有德国的全国性竞争激烈。
2、中国现有模式及发展方向
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产业是一个年轻的产业。
2006年以前，行业发展缺乏系统而专业性的政策法规指导，产业链各主体责任分担机制未形成，再加上社会环保意识不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拆解环节都比较分散，个体户、小作坊运营模式非常普遍，这部份生产者主要采用成本低廉的焚烧、酸解等落后工艺，牺牲环境获取利润。
2006年以后，国家开始加大行业整顿力度，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
金融危机之后，结合国家经济转型的政策背景，行业步入规范发展的快车道。
（1）回收渠道初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主要通过市政回收、废品收购（拾荒者）、以旧换新等方式进行回收，目前拾荒者上门收购仍是主要的回收渠道，北京市这一渠道回收量占比达到60%，另外几个主要渠道是销售商的以旧换新收购、旧货市场和集散地（下图中红色数字表示北京市WEEP各渠道回收量的分布）。
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回收企业4万多家，集散交易市场640多家，社区回收站、市政回收点正在逐步辅开，应该说回收渠道已初具规模。
注：
图中红色数字为北京市WEEP回收渠道回收量占比
（2）政策性补贴先行
首先推出的是“以旧换新”政策性补贴，主要涉及“四机一脑”、汽车两个领域。
这一时期政策的特点是，重点补贴消费者，兼顾对回收拆解运输环节的补贴。
从培养废弃物回收利用意识的角度具有实际意义，同时也是系统性规范推出前的试水。
国家最早的采用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与2009年5月出台，同年6月率先于四省五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和长沙）展开试点。
2009年6月出台的《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规定，对“四机一脑”电子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进行补贴，补贴上限分别为：
400元/台、300元/台、250元/台、350元/台、400元/台；同时，国家也对符合资质的回收和拆解企业都进行了一定政策性财政补贴。
相关数据显示，在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执行期间，不仅电子产品消费增加，而且废旧电器的报废回收量也明显提高；拆解企业规模发展到105家，拆解量达到9528万台的历史新高，其中，电视机占84%，计算机、洗衣机等分别占4%左右，空调占1%。
（3）“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雏形
2008年8月20日国务院第23次常务会议通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11年正式实施。
该条例首次较为具体地提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政策框架、主体责任和义务、准入制度等。
最大的亮点在于“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用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费用的补贴”，并指出“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缴纳义务”，意味着我国开始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2011年底，“以旧换新”政策结束，消费者不再享受补贴。
2012年5月国家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并于同年7月正式实施。
明确规定了生产者付费的机制和标准，以及对拆解企业的补贴标准。
相对于“以旧换新”政策，拆解企业的补贴力度大幅度提升。
（4）中国发展模式的演进
通过与成熟市场发展模式的对比可知，我国废弃物回收拆解行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政府仍处于主导地位，也是运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成立和运行，已经在实施政府主导向生产者主导的过渡。
然而，目前来看，中国的生产企业责任仅局限于缴纳回收基金以及部份回收渠道建设，而成熟市场的生产商承担着回收设计、环境化设计、向各主体传递系统运行信息等服务性职能。
这是我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演进方向。
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要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支付费用，这种付费模式的合理性在于消费者由于在使用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应该对废弃产品的处理承担一定责任——缴纳处理费用。
我国非但消费者不需要付费，反而回收厂商还要向消费者支付费用，这样使回收拆解厂商的盈利形势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调动厂商扩展业务的积极性。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由于回收渠道多样且分散，且大部分均流向旧货市场或集散地，并被再度出售，正规的拆解处理企业原料经常性“吃不饱”；另一方面，行业内个体小作坊仍普遍存在，这些企业生产成本低，废料收购价格有竞争优势，进一步抢占正规企业的原料份额；消费者的废弃物规范处理意识不强等原因制约回收体系的有效运营。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背景下，中国暂不适宜推广消费者付费模式（实质上，生产者支付的费用会向消费者转嫁），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激励，引导废弃物原料向合理、合法途径流动。
三、中国发展“城市矿山”循环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1、行业发展现状
（1）区域产业布局全面辅开
2004年，我国提出以企业内循环、区域循环和社会循环为基础，共同推动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根据该模式的要求，2005年和2007年我国分别确定了两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工业园区、省市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企业。
由此，我国再生资源行业的区域性布局从试点省份逐渐展开、扩大。
试点省份分别为：
第一批的辽宁、山东、江苏，第二批的甘肃、山西、河南、浙江。
目前，我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从业人员近1000万人，回收企业4万多家，处理企业5000多家，集散交易市场640多家。
有色金属再生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为重点的产业布局，全国80%的铜加工企业分布在这3个地区，每年回收利用全国75%的废杂铜。
2011年我国共进口废铜废铝737万吨，90%以上的进口废金属进入浙江（含上海）、广东和天津3地。
近年来国家主导下在这些重点区域建设再生金属园区，并鼓励再生金属集散市场的发展，主要基于产业链规模化、协同发展、科学管理的考虑，对行业发展起到主导和示范作用。
2011年，财政部办公厅和商务部办公厅联合出台《关于2011年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继续支持部分城市开展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并支持部分省份（含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建设。
由此，我国再生资源区域布局由东部发达地区扩大到中西部地区，东北、西南地区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建设的力度逐渐加大，区域布局逐步完善。
（2）再生技术和工艺装备开始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生产经营日益规范化，一批较为先进的再生技术和工艺装备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如线缆拆解铜米工艺、竖平炉精炼工艺、倾动炉精炼工艺、火法精炼紫杂铜直接制杆工艺应用于再生铜领域，再生铝纯净化恢复性能技术、永磁搅拌工艺技术、侧井熔炼炉工艺、三室反射炉工艺、铝灰再处理工艺应用于再生铝领域，等等。
这些先进技术及相关装备的应用，使得拆解效率大幅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明显提升。
（3）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产业集中度过低
发达国家从事再生金属回收利用的企业一般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但我国从事再生铜和再生铝的各有约2000家，从事再生铅的企业约300家。
而这些企业中，只有2家再生铜企业的年产量超过10万吨，多数企业年产量低于3万吨；小型再生铝企业年产量仅有几百吨。
产业集中度过低将导致如下问题：
1）产业过于分散导致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无法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效应，不利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益；
2）小企业在研发上不具有资金及科研能力的优势，导致生产设备和工艺落后，造成资源浪费。
3）企业分散使环保监管难度加大，任意对废物进行填埋、焚烧处理现象普遍，对环境污染严重；
4）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小企业环保成本低，原料收购价格有优势，导致大型企业原料供应不足，产能利用率低，难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国家加大对小企业，特别是非正规企业的整顿力度势在必行，这关系到整个再生循环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否有效发挥。
②技术水平落后、装备设施不齐
我国综合能耗、污染物排放、资源回收利用率等关键指标与发达国家具有明显差距。
如，再生铜行业中，大部分中小企业仍采用落后的传统固定式阳极炉；再生铅行业中，小企业产能占50%，大多采用人工拆解废铅酸蓄电池，废铅酸液随意倾倒，冶炼工艺及设备落后，铅膏、铅栅未实现分类熔炼，带来极大环境污染隐患。
③再生金属加工园区的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虽然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再生资源产业的区域性建设，但有些地区不考虑地区废物产量与园区产能，盲目进行开发建设，对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因此，我国再生资源体系的建设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④二手市场、集散市场管理力度不足
从上文对我国WEEP回收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部份WEEP流向二手家电市场或集散市场，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正规拆解企业原料不足；二是由于国家缺乏对二手家电的强制报废规定，很多已超过使用年限的废弃家电被简单维修后再度销售，这部分产品往往能耗高、辐射大、漏电现象普遍，为居民生活埋下安全隐患。
加强二手市场、集散市场的监管成为科学疏导电子废弃物流向的关键环节。
2、发展空间
（1）污染治理投入有待于提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5%-2%左右是控制污染的必要条件。
德国1985年污染削减和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4%，1995年两德统一后提高到2%；日本自1990年以来，环境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5%-2%之间，有些年份甚至高于2%；美国1998年污染削减和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也高达1.6%。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曾提出，当国家污染削减和治理总投资占GDP比重达到1.5%-2%时，才有可能控制环境污染；当达到2%-3%时，才有可能改善环境质量。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010年超过了1.5%，达到1.66%，而2011年又回落至1.39%，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不及发达国家，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改善环境质量的2%-3%相距甚远。
由此，我国环境治理的投入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为“城市矿山”循环产业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2）循环产业规模扩张有较大空间
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物产量和综合利用量上存在较大缺口。
2011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32亿吨，综合利用量仅为19.5亿吨，两者之间存在10亿多吨的缺口。
而且几年来，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的增速明显加快，但综合利用量的增幅却比较平稳，两者之家的缺口将逐渐扩大。
单就电子废弃物来说，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按照使用寿命计算，中国每年的理论报废量超过5000万台，且以年均20%速度在增长。
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彩电、空调、冰箱等5类家电的年报废量将高达1.6亿台。
因此，我国“城市矿山”循环产业规模有较大的扩张空间。
3、发展趋势
（1）从“生产型”到“服务型”
现阶段，国内再生金属企业业务主要集中在废弃物资源化的阶段，而这部份产品盈利受到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计价方式以金属价格为基准），因而周期性特征明显。
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理念，生产者在行业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应贯穿于整个产业的生命周期。
这一制度为再生金属企业提供了业务拓展空间。
具体地，生产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再局限于废弃物资源的处理阶段，而应该是基于对回收循环体系的综合构建能力，为客户提供环境服务，例如资源化后的进一步无害化（填埋、焚烧、堆肥等措施）、回收体系设计、环保工程建设、环境综合治理方案设计等。
随着我国环保要求日趋严格，具备这种综合服务能力的企业将拥有更广阔的客户市场和溢价能力。
（2）从“贱金属”到“稀贵金属”
受至于再生金属回收技术的发展进程，我国传统的再生金属回收企业以回收铜、铝、铅、镍、锡、铁等贱金属为主，由于这类品种产能过剩，价格长期缺乏弹性，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稀贵金属价值量高，在新材料领域应用日趋广泛，价格长期趋势向上，有助于企业盈利改善，近年来再生资源企业普遍着力开发这一领域的回收技术和业务。
贵金属回收方面，传统回收技术包括火法冶金、湿法冶金和生物技术，前两种工艺虽然回收率较高，工艺简单，但是容易产生二次废物，对环境造成污染；生物技术工艺简单，回收率也非常高，关键是可以有效解决二次污染问题，代表着未来贵金属回收技术的发展方向，缺点是浸取时间长、浸取率较低，还没有在我国普及应用，是目前需求解决的问题。
稀有金属回收方面，发达国家近几年在不断加大再生回收技术开发以弥补供需缺口。
日本是典型代表。
今年3月，本田公司成功从混合动力汽车的镍金属氢化物电池中抽取出稀土，并用其重新制造镍金属氢化物电池，抽取出的稀土纯度与普通矿山开采出稀土相似度达99%以上，回收率则能够达到80%以上。
此种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世界上还是首次确立。
国内稀有金属回收技术仍处于较低水平，回收率偏低，而且很多回收来的优质金属材料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军工领域应用广泛的战略性金属回收情况尤为突出。
稀土金属回收方面国家也非常重视，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把赣南建设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稀土、钨稀有金属产业基地，支持对稀土、钨残矿、尾矿和重点建设项目压覆稀土资源进行回收利用。
但是总体上，我国稀有金属回收突破性的，可以实现规模化应用的技术较少，还需要较长的产业孵化过程。
4、企业竞争力
综合国内外情况可知，资源回收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专业从事资源回收业务的企业，如格林美、东江环保、优美科、同合控股、SimsMetal等，这类公司通常具有较强的深加工技术优势，综合利用率高；二是终端产品生产商向上游业务延伸，如TCL奥博、四川长虹、贵研铂业、Naoshima（三菱分公司）等，这类公司的优势在于充分借助下游的销售网络，原料回收效率高；三是原矿冶炼商向下游延伸，如表中列示的超达铜业，这类公司的优势在于自身产生相当规模的废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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