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唐诗繁荣的原因优选.docx
《5唐诗繁荣的原因优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5唐诗繁荣的原因优选.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5唐诗繁荣的原因优选
对唐代诗歌繁荣之原因，在历来的讨论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例如有人不同意唐代社会经济高涨与诗歌发展有联系的观点，认为这是将唯物主义庸俗化的一种倾向。
有的不同意把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唐诗繁荣的条件之一，其理由是唐代的试帖诗中极少有像样的作品。
也有在探索这一问题时，忽略了一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因素，诸如较多的出身寒微者得以参与政事，各种艺术形式的互相影响，以及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等。
本文就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意见。
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态度、艺术技巧和刨作风格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可以说是其中最先发生作用的一个因素，因为一定的经济条件，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和文化产生发展的前提。
比如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甚至在从那时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主要因为当时的人们几乎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寻求食物，因而在文学创作上也只能“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编唱一些极其粗浅的歌谣，还谈不上刨作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
他们在精神生活上与物质生活一样，是非常贫乏的。
这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
“一个简单的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恩格斯在论述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哲学情况时还说过：
“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
经济发展对于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
”当然，我们绝不应该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简单地看作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结果，因为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事业之间又都在相互影响，并且影响到经济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无数的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往往在国家政局不稳，经济也遭到暂时破坏这种由盛而衰的特定情况下，具有敏锐眼力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却能够洞察问题的症结，并且鞭挞黑暗势力，反映进步主张，因而同样写出了伟大作品的原因。
这一点，战国时代的屈原、建安时期的曹氏父子，以及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李白、杜甫，就可以作为代表。
明人胡震亨大致看到了时代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他在《唐音癸签》中说：
“唐至开元而海内称盛。
盛而乱，乱而复，至元和又盛。
前有青莲、少陵，后有昌黎、香山，皆为其时鸣盛者也。
咸通而后，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气萎语偷，声繁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者有之。
王化习俗，上下交丧，而心声随焉，岂独士子罪哉!
……不知僖、昭困蜀、凤时，温、李、许、郑辈得少陵、太白一语否？
有治世音，有乱世音，有亡国音，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
”虽不免失之简单，也不脱儒教的窠臼，但他的确看到了时代盛衰对作家的重大影响。
胡震亨还结合杜甫说明国家的苦难和个人遭际，往往构成产生伟大作家的条件。
他说：
“千载仅有杜诗，干载仅有杜公诗遘耳。
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无天宝一乱，鸣侯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
故论杜诗者论于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
”杜甫自己就说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等话；韩愈也说：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这种“愁思之音”、“穷苦之言”，往往是在国家、人民和个人的不幸中产生的。
可知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状况，必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非常曲折的形式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罢了。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经过初唐认真贯彻“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如杜甫诗中所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样物资丰盈，人民生活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也是唐诗产生的肥沃土壤。
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又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具体措施，就更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昌盛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显而易见，一项具体政策的得当与否，往往会对国家的经济、文化等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并非在某种社会制度下，统治者就必然采取某些看来是应该采取的政策。
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政策，只有它同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又为当时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所认识时，这项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才成为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在封建社会中，在大体相近的经济条件下，而文化领域的成就却有时悬殊很大的原因之一。
唐代所采取的有利于文化和诗歌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当时针对六朝以来的门阀制度，唐王朝沿袭隋制确立的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
六朝时期森严的门阀制度窒息了广大贫寒阶层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才能，使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永无出头之日。
恶劣的遭遇虽然能促使他们接近并同情劳动者的不幸，但更多的人则由于生活的沉重压力，而逐渐销蚀了锐进之气，中止了学习和创作。
当时少数侧足统治集团的出身寒微者，充其量也只是寄人篱下，处于受屈辱的地位，因而他们不得不哀叹：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自首不见招。
”唐代开科取士，不论门第高下，只要科考得中，即可被国家录用。
虽然其中不无弊病，但广大庶族地主和出身寒微者总算有了进身之门。
因而他们竞相努力学习，刻苦攻读，这无疑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大量增加。
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便是繁荣当时各项事业的雄厚基础。
唐代科考分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而以投考明经、进士的为多。
明经主要考试经义，比较死板。
进士科自高宗、武后之后，加试诗歌创作（后来更发展到以诗赋为主）。
士人最看重此科，以进士出身为终生的光荣，因而投考的人也最多，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出身授官》条所云：
“史言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文献通考》：
‘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
’原注：
‘《册府元龟》贞元十八年五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
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赐及第四十人。
二年正月，礼部奏请每年进士以三十人为限，从之。
’”《唐摭言》也说：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
”当时以登进士第为“登龙门”，并形成了“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等谚语。
还有人专门辑录了历年考中者的姓名，名为《进士登科记》。
诗人孟郊屡试不第，痛心地哀叹：
“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
”直到50岁时才得一中，他情不自禁地高唱：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自居易27岁时考中，同样得意地说：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由于投考进士科的人数很多，而录取名额又很少，比考明经要困难得多，因而唐朝李山甫感慨道：
“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
”也出现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这些都表明了以诗取人的进士科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进士科主要测试诗赋，中间虽有变化，但很快又恢复旧制，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作诗的兴趣。
调动起了这么多人的积极性，而他们又普遍地比较接近社会下层，对国家政治中的弊病也比较敏感，因而就有可能和必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写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好的作品来。
宋人严羽部分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
“或问：
‘唐诗何以胜我朝？
’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虽然有些片面，但的确看到了这一制度对唐诗创作的巨大影响。
至于有人反对将“以诗取士”作为唐诗繁荣的因素，如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引胡子厚语云：
“人有恒言，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
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
”杨慎完全赞同这一论断。
王世贞也认为：
“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
凡省试诗类鲜佳者。
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
”近人郭绍虞先生也认为前引《沧浪诗话》中那段说唐代因为以诗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繁荣的话是“时人习见之论”，而认为“钱振锽《镝星说诗》中的‘天生一种诗人，决不为朝廷取士不取士所累’。
斯言得之”。
这些意见只看到了个人才学高低这一个方面，却忽视了能否促使这种才学发展和提高的客观条件，自然也忽视了士子们由于为应付科考，而在创作技巧上不断探索和提高的这一因素。
诚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唐代试帖诗中好的作品很少，而士子们拿去给名家、权要品评以求考中或求得官职的行卷，则较多佳作。
由于逐渐发现通过有较多作品的行卷去了解举子各方面的才能（包括学识、见解和技巧等），比通过试场上的一诗一赋了解得更加全面、深刻，因而主考官往往将举子的行卷作为重要依据，确定录取与否；或当权者据以确定是否授予一定的官职。
但应该指出：
第一，这只能说明行卷诗中的佳作较多，却不能忽视士子们正是为了写好试帖诗，才费那么大的力气写行卷诗的；才不避辛苦、积年累月地从事创作实践和艺术探索的。
大量的行卷文学，正是他们大量的习作。
而且应该看到，由于“行卷”是用来干谒的这一特殊用途，因而其中同样存在许多不好的作品（当然比试帖诗要少得多），即便是大诗人杜甫，也莫能例外。
如杜甫在参加科考失败后，为求得荐举而写的《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就都是近于乞怜地吹捧当权者。
这正如注家仇兆鳌所说：
“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
”王嗣爽也说：
“是时李林甫、陈希烈当国，忌才斥士，无路可通，翰独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以进身耳。
但称颂之词，不无过当。
”此类诗，当然不是杜诗中的上品。
再如唐卢延让连考24次均不得中，后以行卷投献公卿，“卷中有句云：
‘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汭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之所赏”。
他终于在第25次，考中进士，因而连他自己也不禁感叹：
“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
”《唐诗癸签·谈丛二》就说：
“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不辞。
如平曾‘三缣恤旅途’之恨，张汾‘二千贯出往还’之夸，鄙秽种种。
至所干投行卷，半属谄辞，概出赝剿，若小说所称‘百钱买自书铺’、‘并荆南表丈一时乞取’者，真堪令人捧腹。
士风凌夷至此，总科举为之流弊也。
”同书又说：
“进士科初采名望，后滋请托，至标榜与请托争途，朋甲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问瑝、嵎、都、雍’等谚，更可骇诧矣。
”正如后世之开卷考试一样，行卷之社会风气中，的确存在着许多弊病。
但同样的理由，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了行卷之风的确像科举考试本身一样，曾对士子们诗作水平的提高，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更何况写试帖诗受时间和种种题材、格式上的限制以外，它总的数量也比行卷诗少得多，因而产生好诗的基础，就自然比行卷小。
第二，行卷风尚也正是由“以诗取士”制度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它起着对考场诗作的辅助作用和参考作用。
没有科考中的一诗一赋，也就没有行卷之风。
因而即便是在此风大盛之后，考试中对诗作的要求依然不废，便是这个原因。
惟其如此，也才能部分地杜绝徇私舞弊的情况。
最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某种制度与诗歌发展的关系的问题。
若单就某类诗歌的优劣而论，那么可以旨定，这些年轻士子在中进士或未考中以后更长的人生道路上，才可能写出更多的优秀诗章，能说唐人诗之工是由于考中了进士或未考中进士的结果吗？
当然是不能的。
因而《唐音癸签·谈丛三》中所说：
“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倚重诗赋。
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
或复微行，谘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
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
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
”这段话，就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以诗取士制度与“诗之日盛”的关系。
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对唐诗的繁荣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点除唐代采取了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以外，还突出表现在许多皇帝就喜欢作诗，如唐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等都有诗作传世。
《唐音癸签》说：
“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
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
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浸广。
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遍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
”虽不无溢美之词，但道出了他们身体力行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音癸签>又说：
“唐才人艺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缘多得传彻禁掖，如韩翃、冯定、戎昱、钱起诸诗句之类，人主往往能举之。
岂一代崇尚在此，尝私采之外庭资乙览故耶？
……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
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徵其诗集置延阁。
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
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
”相传唐文宗每当进士科考时，“亲裁题目；及所司进所试，披览吟咏，终日忘倦”；宣宗“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公卿出镇，多赋诗饯行；重科第，留心贡举；常微行，采舆论，察知选士之得失；其对朝臣，必问及第与所试诗赋题、主司姓名；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或佳人物偶不中第，必叹息移时”。
都表明当时统治者不仅自己爱好写诗、读诗，而且对应进士试者的诗作也非常关心。
另外，在很多场合下，皇帝除即席赋诗外，还往往要求大家和诗，这就是为什么唐代有大量应制诗、应诏诗的原因。
作诗之道不仅成为考中进士、走入官场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在步入仕途之后，也还是应付一些场面的必然手段，士人们岂能不在这上面下大力气!
这里要特别谈一下社会风气的问题。
在当时嗜诗成风的氛围中，不仅诗人们为科考和应制而悉心揣摩，勤于创作，而且诗被公认为一种借以抒情、表意、规劝、称颂、请托的重要社交手段。
因而刘禹锡说：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
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一，达于诗者能之。
”例如为互相交往的需要，就出现了许多和韵、次韵、步韵、联句的作品。
除少数人唱和外，唐代盛行文会，见于文献的如：
“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预宴赋诗者有岑文本、刘洎、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及师道兄续）；于志宁宴群公于宅（其人有岑文本、杜正伦、令狐德菜、刘孝孙、许敬宗、封行高，各赋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晦日置酒有陈子昂……二十人，同用‘华’字。
重宴……同用‘池’字，上元夜……同用‘春’字）。
……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驸马豪贵家多好客，时王维诗名为盛，无不拂席迎之。
……郭（令公）少子暧尚代宗女升平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钱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诗出入其门。
每宴集赋诗，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
端中宴诗成，有‘苟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起请以己姓为韵试之，复有‘金埒“铜山’之句。
暖大喜，出名马金帛为赠。
裴（令公）居守洛都，筑园，名堂绿野，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宴联句，缠锦既奢，笺霞尤丽。
所云‘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
”可知，在当时这种场合，诗歌是一种互相交往的普遍形式；又由于许多作家认识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而出现了许多褒贬政治得失、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
至于大量不得志的诗人所写抒发个人怀抱和感慨的篇章，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
如前所述，行卷虽然主要是举子求得声誉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一般人为求得出路，也往往以诗作为表白心迹或干谒的手段。
如李白在初到长安时，即“以所业投贺知章”，并凭借他的《蜀道难》等诗篇，获得了“谪仙人”的美号。
诗人晚年贫病交困，只好去投靠任当涂县令的从叔李阳冰，而且同样是通过了“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
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
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
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
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等诗句，表明了自己的困境和希望李阳冰留他住下去的心愿的。
诗歌有这么多的用场，注意它的人自然就多了。
正如音乐培养了它的听众一样，众多的动人诗篇，也培养出了广大的读者队伍。
而广大的读者队伍，又反过来成为诗人创作的巨大动力。
文学史上相传自居易的诗作“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
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自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目：
‘我诵得自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由是增价。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
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
‘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
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唐宣宗在自居易死后感慨道：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
然。
”这当然主要是表明了自居易诗作的成功，但其中无疑有广大群众谙练和欢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重要因素。
人民群众对诗歌的爱好，还表现在广泛以诗入乐的情况中。
在唐代百花争艳的文化园地中，音乐歌舞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当时的表演艺术家，又特别喜欢将诗人的新作采入乐章，搬上舞台。
虽不能具体说明唐人的诗歌究竟有多少是入乐的，但当时大量的诗人作品被作为歌词却是一个事实，这也就是文坛佳话中颇多与音乐相关的故事的原因。
如李白的《清平乐调词>三章，便是专为配乐而写的。
《杨太真外传》记载：
“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之牡丹也。
得数本：
红、紫、浅红、通自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
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辇从。
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
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
上曰：
‘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
’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篇。
承旨，犹苦宿酲，因援笔赋之。
……龟年捧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
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意甚厚。
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
”“旗亭画壁”的故事，也生动反映了唐代以诗入乐的盛况，《集异记》云：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原作“涣之”，今据《唐才子传》等书改，下同）齐名。
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
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
三诗人因避席隈陕，拥炉火以观焉。
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
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
昌龄等私相约曰：
“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昌龄则引手画壁曰：
‘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之目：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适则引手画壁曰：
‘一绝句。
’寻又一伶沤曰：
‘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
‘二绝句。
’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
‘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
’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
“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
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
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之涣即揶揄二子曰：
‘田舍奴，我岂妄哉？
’因大谐笑。
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
‘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
’昌龄等因话其事。
诸伶竞拜曰：
‘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
’三人从之，饮醉竞日。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诗在谱上乐曲后，成为唐人送别时几乎必唱的歌曲，被称为《渭城曲》或《阳关三叠》。
对于这一盛况，《艺苑卮言》概括道：
“唐时伶官伎女所歌，多采名人五七言绝句，亦有自长篇摘者，……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微服酒楼，诸名伎歌者咸是其诗，因而欢饮竟日。
大历中，卖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价至数十万，云‘此女子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安可他比’!
李峤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为泫然曰：
‘李峤真才子。
’又宣宗因见伶官歌白（居易）《杨柳枝词》：
‘永丰坊里干条柳。
’趣令取永丰柳两株，栽之禁中。
元稹（连昌宫>等词凡百余章，宫人咸歌之，且呼为元才子。
李贺乐府数十首，流传管弦。
又李益与贺齐名，每一篇出，辄以重赂购之入乐府，称为二李。
”唐人诗歌不仅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其中许多又被艺术家作为题材，画入了图画。
如《唐才子传》说李益的《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绘画”。
诗人王维自己就是著名的画家，由于他在诗、画两方面精深的造诣，又能使其互相渗透，就形成了苏轼所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独到风格。
如前引王维所写《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就既被谱入乐府，四处传唱，又被画成了《阳关曲图》。
唐代出现了许多早慧的诗人，无疑也是当时社会诗风浓厚的产物。
如相传令狐楚五岁能词章，王勃六岁善文词；七岁的有李百药会写文章，骆宾王以诗咏鹅；杜甫也说他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李贺则写出了震动京师，使韩愈、皇甫湜都大为惊奇的《高轩过》；王维、元稹九岁，李白十岁，也都已通诗书、能诗文了。
自居易在十五六岁的少年时期，就写出了《赋得古原草送别》那首充满生机、寓意深远的诗句，因而大得时人赏识，《幽闲鼓吹》云“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
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
‘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乃披卷，首篇云：
‘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即嗟赏曰：
‘道得个语，居即易矣。
’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上述这些诗人之所以能很早就学会作诗，并写出较好的作品来，除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外，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应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上述事例，都表明了唐代诗歌的普及和广大群众对它的爱好。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的风气中，唐代才出现了许多在内容上不断深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大作家。
当时多的是切磋琢磨的机会，多的是相互比较的作品，水涨船高，人们选择的标准自然也就严了。
在这种环境中，诗人们只有刻苦用功，才可能独树一帜，卓然成家。
如大诗人杜甫，就说他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漫叟诗话》记载：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李商老云：
‘尝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
’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
”充分反映了杜甫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的不苟精神。
又如贾岛骑驴于长安街上苦思诗句的故事，也很有代表性。
贾岛再三斟酌，不能确定“僧敲月下门”一句中用“敲”字好，还是用“推”字好，并不断用手比划着推和敲的姿势，以致冲进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中。
韩愈才帮他确定了“敲”字。
自居易诗平自如话，似乎是信手得来，不费多大功夫的。
但《春渚纪闻》却说：
“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
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
”可知自居易那些语浅而意味深长的作品，也是反复加工提炼而成的。
其它如“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欲识为诗苦，秋霜若在心”；“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唐人诗句，都表现了他们在创作中的严谨态度。
这种精神，是促成唐诗繁荣最可宝贵的主观因素。
后代许多评论家看到了这一点，如《唐音癸签》引沈存中语云：
“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
故唐人皆尽一生之力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而观者灭裂，不知其工。
”刘贡父也说：
“管子曰：
‘事无终始，无务多业。
’此言学者贵能成就也。
唐人为诗，量力致功，精思数十年，然后名家。
杜工部云：
‘更觉良工用心苦。
’不独画手为然。
”丰富多彩、词意俱佳的唐代诗歌中，正凝结着这些诗人的心血。
最后，还要提到由于诗歌本身的发展，对促进唐诗繁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一个集大成的时代，犹如江河汇海一般，不仅当时的古体诗、乐府诗等文学形式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唐人继承前代已有的成果，使律诗、绝句和排律等崭新的文学形式趋于成熟。
这种继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效法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和六朝以来的优秀文学传统，努力表现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意愿；二是对南北朝时期所形成与格律诗密切相关的声律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大量成功的实践。
人所共知，《诗经》、《楚辞》为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