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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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
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
《人民日报》（2011年05月11日 16版）
爱党爱国爱民的杰出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刘振全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吴孟超同志就是我们学校的一面旗帜。
几十年来，这面旗帜始终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感召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吴孟超是一位一心向党、立志报国的忠诚赤子。
他说：
“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
”这句话，来自于吴老的切身体会。
吴孟超5岁时，随母亲漂洋过海，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
抗战爆发后，17岁的吴孟超放弃了去英国读书，回到战火纷飞、灾难深重的祖国。
吴孟超告别父母回国途中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刻骨铭心。
途经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要中转签证，白人在入境表上签个字就过去了，吴孟超也准备签字时，却被法国签证官大声喝住：
“你不能签字，你要摁手印！
”
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吴孟超说：
“我是读书人，我能签字。
”对方说：
“这是规定，黄种人一律摁手印。
”吴孟超大声说：
“我是中国人，我有权利写自己的名字！
”对方说：
“不摁手印，你就滚！
”
急切想回到祖国的吴孟超，含泪摁下了屈辱的手印。
今天，吴孟超已是有着55年党龄和军龄的老党员、老军人，他一生忠诚自己的信仰、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他说，“我一生中有过两次宣誓：
当医生我是宣过誓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宣过誓的，宣了誓，就要信守诺言！
”
吴孟超是一位勇攀高峰、成就卓著的科学大家。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
2005年，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40多万人患有肝癌。
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还没有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肝癌的防治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当时，一个日本专家断言：
“中国的肝脏外科想赶上我们的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
”强烈的使命感，使年轻的吴孟超立下壮志，坚定地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
他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
1958年，吴孟超与张晓华、胡宏楷组成“三人小组”，依靠独立自主的研究和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
从此，中国医生掌握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
1960年，吴孟超主刀实施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外科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
他创造了我国肝脏外科手术的经典方法。
1963年，吴孟超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使肝脏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
同年，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肿瘤切除手术，闯进了肝脏手术“禁区中的禁区”，在肝脏外科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时至今日，吴孟超已经做了14000多例肝脏手术，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到98.5%。
这一系列成就，使我国肝脏外科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他推动了我国肝癌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带领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战场，向肝癌的主动预防、早期发现和综合治疗进军。
他带出了260多名研究生，开展了肝癌基础治疗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他带领的团队先后在肝癌信号转导、免疫治疗、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吴孟超是一位倾心为民、德技双馨的一代名医。
他不仅有精湛的医术，更有着高尚的医德。
吴老说：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
”他每次接诊，都对病人亲切地微笑，聊聊家常，拉近与病人的距离。
冬天查房，他总是先把自己的手焐热，再去触摸病人的身体，还常常用额头去感觉病人的体温。
做完检查，他也不忘顺手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还摆好床下的鞋子。
每年大年初一，吴孟超都早早地来到病房，给住院病人一一拜年，送上新春的第一声祝福。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
机关考虑到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
吴老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
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
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
第二天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
“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
”吴老说：
“一个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
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这就是吴老，他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用便宜的药，尽量减少重复检查。
医院财务上算过一笔账，这样做，一年就能给病人节省7000多万元。
吴孟超常说，病人生病已经很不幸了，如果再收他们的红包，于心何忍啊！
吴孟超是一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战士。
早已功成名就的吴老，在不少人眼里，本可以选择尊荣，选择享受，选择超脱，甚至还可以选择很多，但他选择了继续前行。
他说：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战士，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
他总是那样不知疲倦，仍然每天按时上班，很晚下班。
仍然出门诊，做手术，最多时一天要做三台。
他还经常外出主持学术会议、参加重大疑难疾病会诊。
有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到上海时，他的腿迈不动了，是随行的同事把他搀下飞机，用轮椅推上汽车，护送他回家。
老伴和女儿看到他那么疲倦，恳求他，不要再拼命了。
他说：
“你们不要担心，我是身倦心不倦，有事情做，我内心很充实，很快乐。
”
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他事业的顶峰了，可他没有停步，他联合汤钊猷、顾建人、王红阳、杨胜利、闻玉梅、郑树森等6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目前，他正在领导建设“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按照吴老的设想，再用5到10年时间，使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再降低15%，治愈率再提高15%；通过30到50年的努力，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使人类最终战胜肝癌！
手术台上的精神之光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士长 程月娥
很多人都想知道，吴老的手术成功率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做得又快又漂亮。
我很清楚，他不完全是靠技术，更不是靠运气。
他真正的过人之处，是他对待每一台手术都极其认真负责。
尽管吴老医术高超、经验非常丰富，但他对每一台手术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不管这个病人是谁，不管病情轻重，不管病人的CT、磁共振等影像检查结果多么肯定，他都要在动手术的前一天，再次和B超室的医生做一次术前病灶确认，上手术台之前，还要在看片灯上再次查看病变部位，验证一下，好做到万无一失。
当遇到比较复杂的病情时，吴老一定要召集专家会诊。
一次会诊不满意，就再来一次，甚至换一批专家会诊，充分吸纳各个方面的意见，直到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预见到，把各种应对措施都制定好，他才会上手术台。
我想，这就是吴老的手术为什么总是做得那么好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我每次跟他上手术台，心里就很有底气。
去年冬天，上海有个肝癌病人，在一家医院做手术，腹腔打开后，医生说，这个肿瘤靠腔静脉太近，没法切，我们这里正好有肝源，建议做肝移植。
病人经济条件不允许，医生就把刀口又缝上了。
他的家人不甘心亲人就这样等死，找到了吴老。
吴老仔细研究了病人的资料，觉得切除肿瘤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他没有轻易动手，而是两次组织专家会诊，并把病人的亲属请到会诊现场，详细地了解病人的情况，每次会诊都用去了很长时间。
吴老这样严谨负责，几次把病人亲属感动得流泪，他们说：
“吴院长，我们先来找您就好了。
你们这样认真，我们到这里看病，就是治不好，也认命了。
”
手术开始了，这时，我注意到吴老十分从容，上台、开腹、探查、剥离、切除……流畅地操作着，一切就像以往做过的无数例高难度手术那样，最后是有惊无险，成功地把肿瘤切了下来。
走出手术室，摘下口罩的时候，吴老轻轻地说了一句：
“比我想象的容易。
”就这轻轻的一句，忽然让我非常感动，没有百遍千遍的琢磨，哪有吴老所说的“容易”？
42天后，病人平安出院了，他拉着吴老的手说：
“我这条命是您给的，您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救命恩人！
”
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说，吴老成功地做了不少堪称“中国第一”的手术，来医院手术室后，又亲眼看见他做了许多别人从没做过的手术。
很多人说，他有做手术的天赋。
我很清楚，比他的天赋更为宝贵的是，他总以开放的胸襟向同行学习，向学生学习。
他那虚怀若谷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教育。
吴老有个学生叫陈训如，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工作，最早在我国应用腹腔镜开展腹部手术，并取得明显效果。
吴老感到这项技术很好，提出派人去学习。
有人说，在国内，我们医院是领先的，有必要去学他们的吗？
吴老说：
“不能这么讲，只要是先进的、对病人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学。
”陈训如听说吴老要派人来学习，连忙打电话给吴老说：
“您就别派人来了，还是我去上海给您汇报吧。
”吴老说：
“这项技术你运用得早，你就是老师嘛！
这次我派人先去学，过些日子，我也要去学的，你可不要留一手啊！
”正是在吴老的倡导和带动下，我们医院在国内最早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肝脏手术上。
1994年2月，一位19岁的大学生遭遇车祸，被急送到我们医院，当时昏迷不醒，已处于休克状态。
经诊断，这位大学生腹部闭合伤、肝脏破裂、颅脑外伤，生命危在旦夕。
吴老和专家们紧急会诊，感到病人伤得这么重，如果实施开腹手术，他将难以承受。
吴老决定立刻施行“腹腔镜下肝破裂修补手术”，经过多名医生的全力抢救，只用了90分钟，就补好了全部裂口，止住了肝脏出血。
学来的这项新技术，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让我特别佩服的，还有吴老那种面对险情不回避的敢于担当的精神。
外科医生在手术中，遇到处理不了的意外情况，需要其他医生来救场，这是免不了的事。
不过近些年，由于医患纠纷增多，担心出了问题责任不好划分，愿意主动救场的医生渐渐少了。
但在吴老这里，不管哪个医生求援，他都是随叫随到。
他还专门定下一条规矩：
“任何时候、任何人，只要遇到处理不了的问题，不管我在干什么，都要及时向我报告，我会立即赶来支援。
”
记得一天中午，吴老刚做完一台大手术，出来路过2号手术间时，从里面跑出来的护士告诉吴老：
手术大出血了，正在抢救！
吴老一听，转身就冲进房间，只见手术台上病人的腹腔内都是血，止血的纱布已经用了200多块，地上4个2500毫升的大玻璃瓶都装满了血，眼看情况就要失控，看得出来，主刀医生有点顶不住了。
吴老立马上台，果断剪下两根纱布带子，沿着血管瘤和正常肝组织的分界线，迅速把出血部位捆扎起来，巧妙地缓解了出血。
要知道，用纱布带子捆扎肝脏的出血部位，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规动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做的。
那一幕，至今想来都让人惊心动魄。
事后我问吴老：
“您当时想没想过，如果抢救失败，可能毁了你一世英名啊！
”吴老一听这话，脸就板了起来：
“是我的名声要紧，还是救病人的命要紧？
”那一刻，我觉得，吴老虽然只有1米62的身高，可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一代宗师的师道情怀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 王红阳
我是吴老的学生，也是他的战友。
在我们的眼里，吴老的高贵品质、渊博学问、大家风范和可贵精神，是一本厚重的书，一生也读不完。
吴老总是那样登高望远。
在培养人才上，总是看得那么远、那么准。
大家有口皆碑的，是他在关键时候作出的三次重要抉择。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吴老探索总结的“吴氏刀法”名声大振，他主动提出要开办进修班，让其他医生也学会这项技术。
有人提醒他：
“外科医生靠的就是一手绝活，教给别人，你的优势就没了。
”吴老却说：
“我国有几十万肝癌患者，我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病人，只有把技术贡献出来，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他自编教材，亲自示范，把他独创的先进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个进修学生，带出了1000多名“吴氏刀法”的传人。
第二次是1978年，他第一批申报了硕士点，第一批招收了研究生，此后又第一批申请成立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得益于吴老的积极带动和推动，我们的肝胆外科专业至今已培养了500多名研究生，仅院内就是人才济济，几代同堂。
第三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那时肝脏外科手术技术发展很快，吴老备受业内推崇，这时他提出，把人才培养的重点，转移到基础研究上。
吴老说：
“开刀治疗，顶多开一个救一个，只是治标的措施，要解除更多病人的痛苦，找出彻底治疗肝癌的办法，必须培养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
”他主导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基础研究实验室，创建了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并有计划地派出和引进高级人才。
在肝胆外科领域，有不少领军人才，是吴老从普通学生和普通医生中发现、培养起来的。
1987年，我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的普通大夫，到中德医学协会学术年会做会议的秘书工作。
担任大会中方主席的吴老，会后找到我，说有两个去德国留学的名额，他和他的导师裘法祖教授联名推荐了我。
我非常意外，问他：
“您怎么会想到我？
”他说：
“这次会议，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外语水平不错，工作认真细致，科研思维也好，我们的基础研究需要你这样的苗子！
”
一次并不经意的接触，得到一次格外的垂青推荐。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机遇，使我走上了肝脏医学基础研究的道路。
1996年冬天，我正在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
一天下午4点多，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说他在德国刚开完会要来看我。
当天正风雪交加，气温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
我想吴老年纪那么大，天气那么冷，路上到处是冰雪，便急忙说：
“老师，还是我去看您吧。
”吴老说：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到了再谈，你在家等着，我已经出发了。
”我左等右盼，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听到敲门声。
开门一看，吴老的头发、眼镜、衣服、鞋子上都是雪花。
因为下雪，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走了6个多小时，望着几乎成为雪人的老师，我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吴老来不及拍打身上的雪，便说：
“我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要把你请回国内，这次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
”
说实在的，回国是我早有的想法，可是那时手头上的课题还没做完，带的研究生也没毕业，这个时候走得了吗？
吴老看出了我的犹豫，说：
“德方的工作，我们来做，你就不要顾虑了。
”我是吴老亲自推荐出国学习的，现在他又为了我的事远道赶来，说得这么真诚，我还能犹豫什么呢？
我当即答应了。
不久，我带着整整一集装箱的资料和仪器，回到了母校。
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吴老，亲自帮我解决了场所、设备、人员、经费等种种难题。
不到一年，我主持的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进入全军重点实验室行列。
不到两年，我的研究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后，又一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0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老的爱才之心、惜才之情，远不止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
他手把手带出的外科专家，他倾心扶持的青年才俊，他关爱培养过的学生弟子，国内国外能听得到、看得到，但一下子很难数得清。
吴老总是那样甘为人梯。
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是吴老亲手创立的经典手术方法，被我国肝脏外科沿用了几十年。
有的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感到，这项技术还有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考虑到这是老师的成就，不敢贸然尝试。
吴老知道后，热情地鼓励说：
“后人有质疑前人的胆识，学生有超过老师的勇气，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你们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地去试。
”
2004年，周伟平教授发明了“不阻断下腔静脉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
2006年，杨甲梅教授发明了“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
肝脏手术技术一次再一次地得到发展，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
为了鼓励创新，吴老用个人积蓄30万元和社会各界捐赠的4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
这是国内首个、也是最大的肝脏外科专项基金，如今总额已有1000多万元。
2006年，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又把胡主席颁发的500万元、总后勤部奖励的100万元全部拿出来，用于奖励和资助取得创新成果的学生。
2000年以来，吴老带领的团队，取得了56项国际和国家发明专利，发表了1000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64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吴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湖北省随州市农村信用社职员 王甜甜
7年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体重莫名其妙地增加。
当时我妈妈来北京打工，看到我腰身臃肿，背上却瘦得都是骨头，就带我去医院检查。
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我妈妈单独叫去。
当妈妈从医生那里出来，脸色煞白，却还微笑着对我说：
“甜，没事，医生说，是肝里长了个良性的瘤子，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
”
我从没见过妈妈的脸色那么难看，我不知道医生给我妈妈说了什么，但我预感到不好。
我也不敢多问，怕问出什么来我承受不了。
可是，我们在北京跑了几家大医院，都没有人敢为我切除这个瘤子。
妈妈再也瞒不住我了。
妈妈曾经是纺织女工，很早就下岗了。
妈妈一辈子都是站着上班的，那时为了救我，见到医生就下跪。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肝脏中部长了个血管瘤，快有足球大了。
这个位置好比肝脏的“心脏”部位，被很多大小血管包绕。
如果手术动进去，应对不了大出血，生命就会在手术台上结束。
如果不动手术，生命也可能随时结束于瘤体血管破裂。
我一下子懵了，刹那间天旋地转，瘫倒在地。
“晴天霹雳”，这个原本只在小说里读到的词语，真实地降临到我头上。
我才21岁啊！
还没有完成学业，没有参加过工作，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尝过爱情的甜蜜，生命却要走到尽头？
我真的不甘心啊！
妈妈把我带回湖北老家，爸爸妈妈又带着我到武汉、广州等地去寻医求治，到哪里都找最便宜的旅馆住。
有的医院也很重视，组织了会诊，最后都觉得切不了这个瘤子。
都说，要保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试试：
做肝移植。
做肝移植要30万元，30万元如果能换一条命，听起来不算贵，可是我爸爸工资每月只有1000多元，妈妈到北京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供我读大学。
现在到处求医，已经是借钱治病。
爸爸决定卖房子，可是我家房子差，开价15万元还没人要。
就算卖了房子也凑不够钱！
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儿，父母为了救我不惜一切代价。
可是就算借债换了肝，也不一定就能成功，后续的抗排斥治疗还要高昂的药费，到哪里去找？
如果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爸妈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死都不会瞑目啊！
万般无奈中，我在媒体上发出求救信：
“谁能出钱救我，我愿‘典身’10年！
”媒体上说：
“典身救命”，这是一个青春少女对生的极度渴望！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好心人在网上留言：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个吴孟超教授，他也许能让你起死回生。
”我们立刻上网查看吴教授的情况，看到了一线生机，连夜赶去上海，最先接诊的是姚晓平主任，接着见到了吴爷爷。
吴爷爷听完叙述，看完片子，拉着我的手和蔼地说：
“你叫甜甜？
”
我点点头。
吴爷爷说：
“甜甜，不要怕，咱们一起和病魔斗一斗，相信会有办法的！
”
2004年9月24日，我被推出病房去做手术的时候，因为知道我的手术风险非常大，同楼层很多病友都来送我，说：
甜甜，你一定能回来！
8点30分，我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不放，我突然看到了爸爸妈妈那万般不舍无限留恋的眼神。
这年吴爷爷82岁，姚晓平主任69岁，他们共同主刀为我做了手术。
两天后，我从深度昏迷中醒来，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吴爷爷就站在我眼前，慈祥的脸上满是笑容，他轻轻地对我说：
“甜甜，你没事了，你没事了。
”
我仿佛在梦中。
吴爷爷又说了一遍，说得非常肯定。
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我的生命还在，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
妈妈告诉我，那天的手术，从早上8点50分做到下午近7点，整整10个小时，吴爷爷一直站着，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摘除的瘤子有9斤重。
妈妈还告诉我，你做完手术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后，仍然非常危险，心跳一分钟170下，真吓人啊，吴爷爷把长海医院心内科专家请来照护你，如果不是这样周密细心的救护，你活不过来。
爸爸对我说：
你要永远记住，是吴爷爷把你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恩重如山，恩同再造啊！
两个月后我康复出院。
那天，我非常高兴，吴爷爷也很开心，他说：
“甜甜笑得真甜！
”是啊，病好了，我又可以继续上学了。
大学毕业后，我到一所学校当上外语教师。
随后，遇到了爱我的男朋友。
2009年，我们选择了9月24日，这个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我和心爱的人携手走上了红地毯。
在患者心中，吴爷爷是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他尊重每个生命，不离不弃，真正做到了超越血缘亲情，不分贵贱尊卑。
多年来，吴爷爷的故事和他说过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我深深感到，吴爷爷不仅给了我身体的第二次生命，也使我的精神和灵魂如同获得再生。
它让我思索，人应该怎样活着，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我珍惜吴爷爷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我更珍惜生命的意义！
我的几句心里话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吴孟超
刚才，几位同志介绍了我做过的一些事情。
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和老师，看病、治病、做学问、带学生，是我的本职工作。
有许多同行，他们做得比我好。
我们有不少新的技术，就是向同行们学习的。
党和人民却把这么多的荣誉给了我，2006年1月9日，胡主席就在这里，亲自给我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
今天，党和人民又给了我这么高的褒奖，我心里很不安。
这些荣誉和褒奖，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张晓华、胡宏楷、陈汉，以及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这些年，遇到不少年轻的朋友，与我探讨人生的意义，谈论知识分子的价值，还问我有些什么成功的秘诀。
回顾我的一生，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选择了跟党走，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
我可能会有技术、有金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共产党员的分量有多重，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
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党、热爱党，发自肺腑地感激军队、热爱军队！
有人问我：
“你这一辈子不停地看门诊、做手术，会不会觉得很累，有没有感到很枯燥？
”我的体会是：
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喜爱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
我从拿起手术刀、走上手术台的那天起，看到一个个肝癌病人被救治，看到一个个肝病治疗禁区被突破，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
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我感悟了生命的可贵、责任的崇高、人生的意义。
看来，我这一辈子是放不下手术刀了。
我曾反复表达过个人的心愿：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有人说，吴孟超，你拿了那么多第一，拥有那么多头衔，获得那么多荣誉，你这一生值了。
是啊，就我的人生来讲，这些东西确实够多了。
但是要说“值”，它究竟值在哪里？
我想最重要的是，它凝聚着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有很好的体现。
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
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我这几条路走对了，就是秘诀。
岁月真是不饶人，我快90岁了。
可我觉得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
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迫切需要突破。
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
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作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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