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论文译文.docx
《审计论文译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审计论文译文.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审计论文译文
信任和对话：
道德审计理论方法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为企业伦理管理提出一个有关道德审计的概念化的和发展的框架，一般来说这个框架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公司对话的催化剂。
道德审计被理解为一个设计检举企业道德行为的系统的机会和合意。
这个系统本质上的目的是增加公司对道德承诺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同时，详尽阐述这个系统的过程让我们能让我们从道德层面了解公司的行为和决定，从而完成对信任资本的开发，维护和发展的这一关键维度。
为此，我们采取以下四个步骤。
首先，我们分析道德审计和信任之间的关系，此时信任作为公司和它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资源。
第二，我们检查作为道德审计的初期形式的资产负债表和关注是什么阻止它进一步发挥作用。
第三，我们试图从话语伦理方法中得到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上重建基本道德假设。
最后，我们提出了能运行我们方案的方法论理论体系，它包括两个基本的观点：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价值观框架。
关键词:
道德审计业务对话信任话语伦理企业社会责任利害关系人主义
信任作为道德资源
如今,信任无疑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信任对产品验收、良好的工作氛围、与当地政府的平稳关系、投资标准等等至关重要。
事实上，在专业的商业媒体中，信任危机通常被定义为用各种类型的丑闻玷污一个公司的信誉降低该机构的可信度。
然而，尽管这个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存在信任，在公司层面上做出决定考虑到它是极少的情况。
信任的无形性加上它取决于别人，给人的印象是信任是机遇和广告策略所产生的结果。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认识到信任是公司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没有做出努力去管理它。
商业伦理旨在提供必要的元素来解决这种情况。
伦理审计是这些元素之一。
然而，道德审计是信任管理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只要我们不相信它局限于心理或情绪问题。
如果我们分析自己对为什么我们相信个人和公司的答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依靠一系列关于未来行为的预期和一个特定业务关系的可能的结果来回答的了。
这些期望包含一个情感元素,但本质上是基于以下三组原因（Barber,1983,p.14）:
——一般的期望:
关于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的经验和知识
——技术的期望:
基于能力以及个人或机构的相关技能和能力
——道德期望:
关于我们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说，信任有一个合理的基础，或者说是支持的理由。
这种认知基础不能“保证”信任的结果，但是它确实让我们愿意去承担相信一个人，组织或产品的风险。
换句话说，它能使我们的预期实现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对话者知道如果他们想要继续被信任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地行为去应对。
他们知道他们的义务是什么,以及他们被期望的行为是什么。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种行为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不会对我们做出伤害。
相同的解释模式可以应用于医学咨询，为投资者购买股票，一个员工加入公司或客户购买产品等情况下。
（Hosmer,1995,p.393）.
以上三组期望都要求信息管理，在技术和道德期望下，透明管理是个人或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信任的第一步。
首先，如果我们能够知晓对于参与关系的对等义务的承诺，不论是不是商业上的；其次，如果我们了解那些承诺能被实现的程度的大小，那么我们才能产生一定的期望。
这一点是道德审计的重要任务，这就变成了公司道德管理的一个工具，正是每一个信任关系所认为的必要地透明度的管理。
公司的信誉和合法性以及信任，直接取决于其对置于其中的信任能力：
换句话说是它的责任。
这个责任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而且还受伦理，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此信息机制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报告（Garcia-Marza,2004,p.205）。
参与公司活动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也要知道公司—他们的公司—在诸如就业问题，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做法。
这将不会发生，除非公司是透明的并且公司能够满足公民对他们在社会角色日益迫切的要求。
从这一点来看，道德审计与传统的账户审计的关系非常小。
它旨在反映公司能满足信任要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达到的程度（Mackenzie,1998;Yuthas,2002）。
这是一个分析和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给出建议和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融合的新道路的探索。
作为企业伦理的一个基本机制，其目的就是良好商业实践的改进，通过它提供的信息以及它有利于管理改进的潜在的讨论和建议（Variance,1995）。
总之，道德审计是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对话的基本资源，不仅在解决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且有利于冲突的讨论和防止冲突再次发生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审计有助于公司风险管理。
但是，只有在它们同时可信的情况下，这些道德审计目标才能被接受才能成为信任的坚实基础，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相信这个过程本身。
为了防止道德审计成为一个单纯能美化公司形象的道具（“道德洗白”LeMouel,1992），它应该属于更广泛的道德干预的系统框架,进一步密切相关的两个元素:
道德规范和伦理委员会。
此外，我们三个因素对应着信任的产生和维护所需的必要信息：
（1）道德规范：
是由公司各相关利益者所做承诺的外在表现，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观的取向
（2）伦理委员会：
由各种影响公司行为和受公司行为影响的代表组成。
其结构和功能应纳入道德规范。
（3）道德审计：
即验证或控制，即放在公司的目标满足最终保障和期望满意度保障。
换句话说，是责任和反应能力的一种保障（Garcia-Marza,2004）
在公司这一集成的伦理管理系统中，道德审计可以反映出伦理管理的基本目标，它简单的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结合。
显然，这个建议应该不会引起经济或竞争的损失，相反，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伦理是信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有明确的经济价值，无论是作为一个关键因素来识别和满足合法的利益相关，还是作为一个对话和协商解决内外矛盾的作用机制。
超越社会资产负债表
道德审计这一概念起源于社会资产负债表这个概念的内容。
通过这个，我们涉及任何类型的社会账户的演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关系，那些实际存在和应该存在的关系。
对于任何机构，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为了能实现目标，公司需要诚信，或社会的同意。
这个社会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对社会需求和问题反映的能力，以及能通过对某些稀缺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来自这方面的能力和贡献，总之，在公司的实践中实现社会的期望。
社会资产负债表仅仅是这种社会责任的表达：
有关公司在社会中执行的特殊角色的信息。
据Dierkes现在经典的定义，社会资产负债表包括工作描述，内部或外部的报道，尽可能多的数据体现公司实际上和可能在社会时间段内的收益和成本。
（Dierkes,1975）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的角度，社会资产负债表可以理解为公司活动结果的一个寄存器，报告或信息机制，包括造成的社会贡献和产生的社会花销。
通过这个，它将公司的利益与工人和社会的普遍利益相结合，换句话说是整合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
总之，它的目的是告知公司如何利用它被赋予的“社会能量”（Chevalier,1977,p.53）。
然而，公司的满足社会期望发展能力的第一步很快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
这些已经放慢了发展最终严重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
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障碍并将继续是公司模型的基础是社会资产负债表概念的出版起草。
这是更深层次的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推出，社会资产负债表被从双方的政治立场批评。
一边批评它超出了公司的目标，而另一方将它标记为简单的“机会主义的伪装”来“粉饰”开发的结果。
双方的想法，仅靠国家负责的社会问题开始。
由国家举行的权力在他们的范围有所不同，但国家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最终责任。
对公司来说，这些是他们通过纳税的“外部事物”。
从这一点来看，公司社会责任包括对法律的尊重和遵守其财政职责。
一切都超出这一法律框架不持有与公司有关系，并保持公司的概念外。
在这个关键的位置状态，社会的资产负债表根据二元关系考虑公司：
工人和老板董事。
社会账户展示体现出公司的概念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它已不再是只涉及商界私人问题已成为一个二维的关注。
然而，当我们提到“社会”，我们仅指的是在公司活动中被承认的工人。
事实上，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与工人相关的社会术语与企业所有者相关和董事相关的经济领域术语。
其余部门现在属于国家的责任。
我们需要看有没有进一步证据证明它优于现有的资产负债表。
例如，在1977年7月12日的法国法律的报告中的一些章节指出：
就业，报酬，卫生和安全条件，其他工作条件，培训，专业的关系和公司的其它相关条件。
剩余的状况在“公共”分类和中介状态下（BancodeBilbao,1982）。
经典版本的社会资产负债表因此无法应对在公司的质量保证或环境问题提出之前带来的新的挑战。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见证公司无比迅速地进入到新的舞台，从中央撤出。
该退出的基本原因可以从打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尖锐分歧的全球化过程中发现。
目前人们对公司的期望的增加揭示着公司的社会角色正在转变的程度。
这种增加并不意味着国家应放弃其职责，公司应承担起责任，比如对于社会和经济的责任。
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今天国家必须承担，必须持续承担，是权益保护的最终责任而不是简单的开始。
个人和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应该通过努力帮助公共的形成。
他们也负责，他们的责任和他们能够定义和解决冲突的权利和机会是成正比的。
因此，结果是，他们现在意识到公司的合法性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律的这种潜在的情况，但是，但其他因素的存在比经济效益和司法框架更能保证公司社会公信力。
欧盟委员会的绿皮书,“促进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框架”（欧洲委员会，2011年）是一个应对这一情况新设置。
它提供了一个我们应该理解的清晰,简单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公司在正常运行和企业利益相关者自愿的基础上将社会和环境关注整合”这一定义不再局限于双方，而是最大程度包含商业伙伴和员工，以及供应商，消费者，竞争对手和社会。
这最后一组的范围从当地社区到国际环境，包括公司的经营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总之，它是基于超出参与社会资产负债表有限的两组的多元化的公司。
在绿皮书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是“建立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和需要的并且各方都接受的平衡”（欧洲委员会，2002年）这个目的无非是进行中长期战略将欧盟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经济，能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和更大的社会凝聚力”。
这种社会凝聚力不仅仅只是包括职工，接下来将更加深入的解释。
用话语伦理的方法确定企业责任
然而,尽管欧盟委员会的绿皮书代表着企业文化多元化的决定性一步，它仍然不能回答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带来的两个基本问题：
我们如何确定这个责任的边界，以及它是如何测量和评价。
绿皮书的使用概念,如道德审计、社会审计、社会报告、商业道德等,远不精确,从而促使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合适的理论框架来应对公司的声誉需求所依靠的值得信赖的必要信息。
欧盟委员会的绿皮书建议可以通过伦理反思发展某点来达成这一目标。
长期以来M.Friedman一直对社会责任的概念的理解持批评的态度并且限制企业寻求道德责任的现状仍然是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方面（Friedman,1966）。
他说，总之，这家公司很难采取一系列的承诺，因为很难准确客观的去建立或划定。
我们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企业有义务在“结束”时回应期望的要求。
Friedman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建立一个被各方所接受的通用框架，来规定利益的层次，来告诉我们什么要承担什么要拒绝，什么要现在处理什么要以后处理。
当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局面，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有多少是落入公司外部的，此时公司责任的承担者决定了企业责任延伸了多远或能延长多远。
（Schwartz,1981,p.193）因此Friedman总结道市场和立法是负责调节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机构。
商业伦理，旨在超越简单的“食谱”或一个单纯能够应对批评的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否则任何试图提出管理的工具，例如伦理审计，可能会发现公司自愿将自己放在明显不利的地位上的情况。
这是大胆的采取步骤，假设一些对他们行为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可能在社会上被保持在最低合规的门槛或未能达到预期的高目标的公司。
同时，公司保持经济效益安全的保护伞，和严格遵守法律见证他们的声望的增长及其图像的一种改进。
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它似乎承担社会责任只会带来经济的不负责任。
没有对这些批评明确回应，在企业社会责任上取得任何进展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看来，我们能够精确地判断出企业伦理的界定，事实上还能对企业行为的做出道德判断。
道德反思的基本贡献之一是为公司提供一个能够提出并证明在每个特定的情况下确定企业行为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道德框架。
这种企业行为道德框架应该在不同的伦理途径中寻求。
我们检查下面这些方法中的一些。
最初，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在寻求一定的道德规范，能够用一组固定和明确的规范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道德规范。
这种观点是不能够提供一个答案，正是因为日常行为不代表标准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演绎先前建立的标准，因为每种情况都是由一组不同的情况。
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在复杂和多元的语境下，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框架。
同一企业行为跨越不同文化和世界观（Donaldson和Dunfee，1999）。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从哪里建立基本的道德标准来界定企业的社会责任？
功利主义的视角试图通过计算所有参与的后果，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因为结果是不可预测的计算，首先，在许多方面正是被称为“风险社会”，其次，所有后果计算意味着要事先定义什么样的后果，考虑他/她受的影响是能够计算出的的问题。
在每一个功利计算，总有特权的位置能定义的游戏规则，正是拥有权力去定义的不仅是一个位置，利益或可能是，满意，但即使什么兴趣，或正当利益也是这样一种情况的（Ulrich,1993）。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我相信在社会责任概念方面一个彻底的改变是必须的。
在哲学方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结果论到道义论的方法程序的转变。
换句话说，我们正从其中一组的结论到从这些结论得到的对话和随后的协议的这个过程转变。
从商谈伦理学衍生的商业道德的做法适合于进行这种根本性的转变。
这种商业伦理的方法从道德维度上构成对公司活动的基本事实，正如它在信任和信誉或社会合法性因素上的存在。
因此，如在这里提出的企业商谈伦理学的作法规定的对全球所有现代商业活动的反应是基于本构特性的。
这意味着，它应该从公司本身出发，明确活动的价值和在每个公司的结构和决策方面相互的期望。
这个常识并不仅仅作用于董事与股东，因为公司的业务活动要求所有参与者受其协调的影响。
我们不是在这里描述公司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而是考虑用什么显露它的行为和潜在业务的组成部分。
这不是一起策划什么“应该”的理论，然后应用到公司，但事实上是在公司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做出明确的规范性假设来定义它的意义和存在的理由。
最后，这是一个揭示基地信托资金，维持公司作为一个组织的问题。
在话语伦理，是什么让一个行动，规范或制度的道德，公平或正确的，因此可以说，正是可以通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达到的精确的协议或共识，在一个自由的没有内部或外部的压力，即对话，平等参与的条件下（Apel,1988;Habermas,1991）。
为了明确了解公司的案例使这种潜力，商业伦理可以使用在参与公司活动的各方的道德契约所用的方法和工具，只要它是理解规范，即，所有参与的团体是完全对称的条件和平等的参与（Garcia-Marza,2004,p.145）。
从这种方法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和随后的协议或共识定义了公司的有效性或公平性，同样，其决策和行为。
当然，群体参与执行后果的计算，但这是要在实际中再一次论证的理由，而不是有效性的标准。
公司的责任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可能性协议。
从规范的角度，一个道德的公司和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是同义概念，反映给他们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管理放在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的底线的行为。
总之，这一理论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是一个有意识的道德协议的多维度，因此，其告知义务均涉及符合各自的利益的程度的方面。
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在文化和管理上会采取措施的。
我们不应该混淆这种需求的对话和与实际达成一致协议后的对话；换句话说，在每个具体情况下我们都能够达成协议。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伦理原则，即，一个作为指南针的行动的框架，和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相互认可的基本道德准则建立的平等和对称的条件（Cortina,1998）。
是否实现这一原则与有效性无关，同样的，例如人权的有效性不依赖于它们所满足的程度，甚至更简单，交通法规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遵守他们的驾驶员数量。
事实上，可能是在同等条件下的对话，或者说，所有受影响的当事人可以提出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一原则为衡量协议达到的道德效力的服务，并且让我们知道如何关闭它来得到我们认为是公平的协议。
因此，道德责任的观念构成了对具体行为的道德性的判断标准。
审计职业道德正是出于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键区别。
当我们谈到道德，我们指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对话和随后达成的协议的底线，为了达成所有寄托在公司身上的合法期望。
一个有道德的公司是可以满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换句话说，它的权力结构及其负担和利益分配能被所有当事人自由地接受。
从道德的角度每个公司都必须定义它的位置，它认为它的责任程度可以达到那社会和环境责任也将达到。
审计职业道德应测量存在在道德理念和承诺以及承诺的具体实现之间的距离。
这种差别使得嵌入在所有的业务活动的道德维度都需要澄清，但因为一个高度的抽象性的成本，使得很难考虑在特定的情况下考虑它。
正是这一事实，社会资产负债表可以执行，无论是作为一个管理工具，或作为一个与社会对话的推动者，这使得它有利于公司活动。
那么，道德有助于设计一个新的社会账户来满足公司社会关系吗？
一种集成方法的建议
我们已经用对话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满意的框架确定了道德责任。
如何根据道德行为底线结束企业行为？
道德行为底线就是我们能用道德契约评价的企业行。
伦理审计旨在反映这一评价，这被理解为系统的展示受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考虑和满足影响的程度。
如果公司的道德责任是在所有当事人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定义的，伦理审计应体现这种责任的履行。
正是在这一方法论层面，话语伦理的抽象概念必须由使我们更接近现实世界的业务实证视角集成。
两种方法的不同角度必须合并，或者，换句话说，参与者的观点必须与观察者结合。
有三个基本步骤能使我们能够做到。
第一，把企业的理念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应该使对话和随后的协议或共识发生在一套基本的价值观条件下，这反过来，可以分析公司行为的形式。
道德契约是行为底线和在平等条件下公司采取的什么样的道德水平是最有利的。
换句话说，道德框架已经根据我们认为相关利益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标准建立起来了。
这个框架的基本思路是区分一般利益，因此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和每个个体或群体的利益。
很明显，前者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后者的定义和满足的条件
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在管理决策和行动的具体方向满足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这些一般的利益构成一套来自所有当事人平等尊严识别的道德期望。
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最小值能使总的利益被界定，并在公司内部和各种关系作用的领域被尊重。
与一般的社会需要的一定最低道德一样，没有它就不可能存在，公司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也需要这些最低道德，因为他们是由多元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形式的结构构成的。
换句话说，他们代表公司本质框架，为建立随后定义的关系的基本规则和各关系之间的策略负责。
这些价值可以是通过反射或抽象的方法验证（GARCia-Marza，1992，p.131）。
这意味着要在平等的商业对话下重新考虑预设条件的可能性并解释他们的价值。
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如果我们排除任何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条件下的价值观，对话将不再代表一个对合意的搜索，它将成为一个最终结果能以最大功率决定的单纯的策略或妥协。
下面我们提出了一个列表10值及简短的描述，名单是不够权威，希望批评和指正.
（1）完整性：
联接说什么和做了什么。
（2）可靠性：
公司中信任的期望。
（3）公平：
负担和利益的公平分配。
（4）对话：
参与和/或影响不同群体之间的参与和共识机制的可能性。
（5）透明度：
真实，内部和外部的沟通结构中的清晰度和可访问性。
（6）尊严：
对人权的尊重和鼓励，参与个体之间相互认可的价值观。
（7）合法性：
法律和法规规定。
（8）公民的承诺：
为地方和区域发展的贡献，对社会秩序的共同责任。
（9）环境：
对维护和改善环境的定位。
（10）责任：
回应社会的期望和要求的预期能力。
第二步可以从这些基本条件指定每个组的利益。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放弃公司的单一或双重视野，正如我们在前一阶段完成。
在公司内多元利益走到一起，他们的协调或联盟正是受商业伦理的影响。
任何试图忽视或压制它们行为是经营失败的第一步。
因此，阐述审计职业道德的出发点必须是“利益多元性，冲突和权力资源，组成组织生活”（Morgan,1990,p.183）
在这一点上，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其他结合规范和实证的理论方法。
而在欧洲，社会资产负债表一般侧重于公司的内部情况，在美国的情况下，这些报告往往关注外部环境（消费者，物理环境，少数民族，在社会上，动作等）。
我相信两个角度合适的合成可以在概念的公司来自利益相关者或利益集团的理论方法中发现。
这是最好的补充方法，因为话语伦理学的允许我们确定团体参与和/或公司的活动的影响（Freeman，1984，p.25）。
公司商业话语伦理观是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各种团体和各自的利益关联之间的合作可以通知公司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因此我们需要定义一组概念即“参与”或公司决策的“影响”。
这种方法为我们展示了概念的公司的理论实践，并通过它，找到一个良好的对话平台作为道德行为准则的运行机制。
一个公司的定义，包括它的行动和决定，基于这种方法允许期望，必须明确目标和项目组，从而为每一个利益相关组提供公司道德义务的一种理解。
它会确定最合适的合作策略来让公司的每一个组彼此之间相互联系。
这将最终导致一个分析的方式，在必要的情况下公司可能根据满意度和成就对每个组确定公正地进行排序。
（Carroll,1989;Weiss,1994）。
这种方法访问的最终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愿景，界定企业的活动网络的地图关系，因此在一种程度上的定义，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根据采取行动或做出决定的责任。
当我们用价值观建立的道德框架整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从伦理道德的角说，不放弃真的存在什么的，使我们能够区分哪些利益是合法的。
在简单的六个利益相关者的情况下用上文提到的10个值我们可以得到图1.
图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价值集合
这组参与的程度，以及他们之间如何建立对话（代表，协会，等）有问题无法决定先验。
由10个值定义的伦理框架允许我们建立了不可忽视的最小值。
从这个一体化的利益集团的方法与话语伦理学的伦理视野，我们能够界定利益程度和合法性的程度。
利益集团应根据每个具体情况和背景确定，因为他们的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
伦理框架允许我们确定哪些群体不包括但应该包括，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公平的协议是必要条件。
例如，应该考虑到这些群体是“尚未”受公司的行为影响，但可能在未来受到影响。
这些可能受影响的群体的观点受对话的伦理视角的影响必须考虑。
未来一代将在一些情况下受到企业决策的影响，例如在环境问题上（Gonzalez,2002）。
这给我们带来了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许多团体只能参与代理。
同时，组内我们一般要分析的不仅是他们参与公司活动，还有他们代表的工会，股东和消费者协会，社区协会，环保运动等，我们必须分析他们是如何代表以及他们的代表权的来源。
这些应该被考虑的务实的问题使我们尽可能的接近那些塑造公司形象的对话的想法。
当它提到定义和代表这些利益的对话时，公司表达开始呈现一种决定性的状态。
虽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