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翻译中的过滤性阐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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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翻译中的过滤性阐释》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翻译中的过滤性阐释

摘要：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和内涵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的手段。

然而，在对外传播翻译中，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存在一些问题，既有主观的倾向性问题，也有客观的现实性问题。

本文阐述和分析了对外传播翻译中的文化阐释所存在的问题，构建了过滤性阐释的文化翻译模式，倡导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充当文化翻译的过滤器，完成文化内阐释和外阐释的过滤，实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效性。

关键词：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过滤；阐释

OnFilteredHermeneuticstoChineseCultureinthePublicity-orientedTranslation

Abstract:

ThereisasignificantdifferencebothinnatureandconnotationbetweenChinesecultureandWesternculture.Thepublicity-orientedtranslationisessentiallybasedontranslation.However,someobstaclesandproblemsexistedinthehermeneuticsofChinesecultureincludingthesubjectiveinclinationofthetranslatorsandtheobjectivedifficultiesexistinginlingualcodesandculturesystem.Onthebasisofillustrationandanalysisoftheexistingproblemsinthepublicity-orientedtranslationofChineseculture,thefilteredhermeneuticmodelonculturetranslationhasbeenconstructedtoadvocatethetranslatorstofullyplaythesubjectiverolesbyactingasthefiltrationinculturetranslation.InordertoachievetheeffectivenesstothepublicityofChineseculture,theintra-lingualhermeneuticandinter-lingualhermeneuticshouldbecarrythroughfortheveracityandunderstandabilityofChineseculture.

Keywords:

ChineseCulture;Filtration;Hermeneutic;Publicity-orientedTranslation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翻译中的过滤性阐释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的媒介性作用，文化的传播离不开语言的翻译活动。

然而，怎样才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传播出去的文化是否准确地道，外国读者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这其中翻译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羊年到来之际，国外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但是羊年的“羊”是什么羊，让众多西方媒体感到纠结，最后是译得五花八门，有译成“sheep”的，有译成“ram”的，有译成“lamb”的，也有译成“goat”的，还有译成“unicorn”的。

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的翻译。

中国人用动物作为十二生肖的纪年，这些动物要么是吉祥图腾的动物，要么是人们身边熟知的动物，其中“羊”应该是人们饲养来提供肉食的“山羊”，对应的英语表达是goat。

可见，外国人不懂很正常，译得五花八门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带来的却是消极的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译者的过滤性阐释，只有通过恰当的过滤性阐释，才能保证文化内涵信息的正确传递，又让译文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不至于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甚至是抵触情绪，而是喜欢中国文化。

二、对外传播翻译中存在的文化阐释问题

语言具有语义载荷和文化载荷的双重功能，承载着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

“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

”【1】（JuriLotman&B.A.Uspensky，1978）

翻译往往涉及两种语言符号和两种文化形式，因此，在对外传播翻译中，常常会遇到客观的现实问题和主观的倾向性问题的干扰和影响。

如何用一种语言符号来准确传输另一种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内容，需要借助语言符号的技术性手段来处理。

2.1对外翻译的客观现实问题

语言反映文化，语言也承载文化。

语言符号的差异和文化本质的隔膜，都是不受人们意志调控的客观现实问题，构成跨文化翻译的障碍。

2.1.1语言符号差异

任何语言都是由语音和形态构成的体系，然而，不同语言的构成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汉语属于释义注音文字，是由基本笔画构成汉字，由汉字（词素）构成词语，由词语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构成句子。

汉字无论繁简，都只有一个音节，如，“一”与“翼”；汉字需要凭借音调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分，如衣（yī）、移（yí）、以（yǐ）、意（yì）。

英语属于字母拼音文字，是由字母构成单词，由单词按一定的语法规则构成句子。

字母按照一定的规则拼读而成，单词的音节具有粗放性特点，可以是一个音节，也可以是多个音节，例如，sun，Sunday，sunflower等等；单词中的音节的轻、重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有重读、次重读和轻读音节之分，如representative【﹐reprɪ'zentətɪv】。

例如汉语句子：

“八字还没见一撇。

”就是借助汉字的结构形态来表意的，因为“八”字只有两笔，连应该先写的一撇都未写出来，表示事情还远未成功。

这种语言符号带来的障碍只能通过译者的理解过滤，意译为：

“There'snosignofanythinghappeningyet.”或者“Nothinghasbeendonesofar.”

在翻译两种语言中缺乏对应表达的文化符号时，很多译者往往采用音译来处理，例如汉语文化中的“道教”，是我国古代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一种思想流派，主张遵循规律，顺应自然。

如果音译应为“Daoism”，但学者们往往接受威妥玛拼音的译法“Taoism”。

经典著作《道德经》的书名，多见音译为TaoTeChing【2】【3】【4】或者DaoDeJing。

这种音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拼音有威妥玛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两种形式，且用现代汉语拼音未标调号，会造成意义的多变与联想；二是音译难以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出相关内容，失却了翻译应有的功能作用，会影响到传播的效果。

2.1.2文化隔膜

民族间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往往呈现出非对应性关系，有文化的缺位、错位以及假性等值等因素，对载体形式与内涵信息产生深刻影响。

在跨文化、跨语言翻译过程中，语言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之间往往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东西文化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其产生和存在的背景和环境不同，导致其文化本质性的差异。

物质环境决定了文化的特色。

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大陆文化，受山河等自然生态环境限制，区域性农耕自给特色鲜明，而西方文化属于海洋文化，受水域、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影响，开放性游牧商业特色鲜明。

这些文化特色直接反映到语言之中。

汉语中的很多表述都与人们熟悉山河、农业、餐饮乃至动物的特性等有关，例如，“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瓜熟蒂落”、“不温不火”，“赶鸭子上架”等等。

而英语中则与人们熟悉的海洋、船舶、动物特性等有关，如“allatsea”，“knowtheropes”，“asstrongasahorse”，“wet-dogshakes”等等。

宗教意识影响到人们观念的形成与认知。

在统一的中国存在儒教、佛教和道教三种主要的教派，其中儒教存在的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几千年来一直决定着中国的国家、社会的秩序和家庭伦理关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认知和行为。

而自佛教引入中国后，在引导人们形成弃恶扬善的意识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教化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在社会和谐发展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种教派各自发挥着影响性作用，但在不同的地域、对不同的人群产生影响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而在西方社会，基督教教义是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宗教，单一性明显。

基督教教义主张的博爱，淡化了人伦亲情。

这种差异性既反映在观念上，也反映在语言中。

例如，在重视宗族人伦的中国，对女性称呼“夫人”时往往是带上女性自身的姓氏，如《红楼梦》中的“邢夫人”和“王夫人”都是她们自身的姓氏，而在名字重于姓氏的西方社会，对女性称呼“夫人”时往往带上的是其丈夫的姓氏，如称呼HillaryD.R.Clinton（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为Mrs.Clinton。

2.2对外翻译的主观倾向问题

在对外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潜意识里总有一种文化倾向在控制、指挥着翻译行为。

这种主观倾向对于翻译目的、目的原则以及翻译方式方法的选择等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2.2.1翻译原则的选择倾向

在翻译界，学者总结出了众多的翻译原则，如归化异化原则、顺应原则、目的原则、对等原则等等。

译者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被某种倾向性控制着翻译行为。

范仲英在谈到中国人姓名英译时姓和名的排列顺序问题时认为:

“翻译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习惯，译成英语就得符合英语习惯”【5】（范仲英,1990）在这种原则倾向性的影响下，翻译中国人名时总会将中国人的姓氏后置，如将“曹雪芹”译作“XueqinCao”。

其实，中国人的姓名与西方人的姓名在功能上相同，都起着指称作用，但其本质和文化意义存在差异。

在重视宗族的中国社会中，姓氏是血亲的标志，一方面可以辨识亲情，另一方面可以规避近亲婚姻的发生（如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同姓氏的不能结婚，特别是姑表兄妹之间不可结婚，《红楼梦》中贾府不同意贾宝玉与林黛玉结婚就是典型的例子）。

名字中包含辈分标示和男女的区分。

而在西方社会里，名字是最重要的个体权利和身份标识，其次是洗礼时牧师授予的教名，最后才是姓氏。

如果一味地迎合习惯，不仅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有时还会造成错乱。

例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外长黄华出访非洲某国，当地的英文报刊将他的名字“华”作为了姓氏来报道。

2.2.2翻译方式的选择倾向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在原则倾向的基础上做出翻译方式的倾向性选择。

这种翻译方式的选择倾向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包括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传递的真实度和准确度。

恰当的方式选择有利于文化信息的传递，而不恰当的翻译方式通常会对原文化内涵起到歪曲作用。

美国作家PearlS.Buck在中国典籍《水浒传》的译本序言中写道：

“我尽量以直译的方法来翻译这部小说，我认为原著的风格和内容是非常吻合的，我唯一的努力是尽量使译文和原文相似。

我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有一种错觉，即他们读的是原著…”【6】随后，他在翻译过程中，遵循这一方式的选择，采用直译的方法，将“放屁”译作“Passhiswind”，将“三番五次”译作“threetimesandfivetimes”等等。

Pearl的这些直译方式不仅不能传递原作的风格特色，还歪曲了原意。

三、文化翻译的过滤性阐释

奈达在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说，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语言永远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文章所表达的意思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所属文化相关联。

跨文化和跨语言翻译既要处理语言符号信息，同时也要处理文化内涵信息。

文化的影响并不在于微观层面的文字本身，而往往存在于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

文化翻译既依赖于语言，但又超脱于语言。

说它依附于语言是指文化必须依赖于语言的载体，说它超脱于语言是指文化内涵有时超出语言的字面含义，要求译者的深度介入，进行相应而合理的阐释。

3.1文化阐释

阐释学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Hermes（赫耳墨斯）的神话传说，最初的意思就是对神谕的解说，即将隐晦的神谕转换为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信息。

后来人们将阐释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应用于哲学、政治、文学、科学乃至文化等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阐释学。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释义人类学的倡导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科利福德·基尔茨（CliffordGeertz）在其所著的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文化的阐释》）一书中认为文化是“用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并通过符号的方式来进行交际、延续传播和拓展知识与生活的态度等而传承下来的观念体系。

”【7】（Geertz，1973:

89）基尔茨认为“人类学家所起的作用是尽力对每一种文化的导引符号做出阐释。

”【7】（Geertz，1973：

70）

翻译的一端是作为感性对象的原文文本，其语言所表达的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理念与行为，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特定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另一端是具有感性认知的读者，他们具有丰富的本族社会文化经验和认知，而对异域文化因缺乏了解而感到陌生，甚至产生抵触。

因此，介于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译者，需要通过发现和利用两种语言之同质，为原文和读者搭建起沟通的渠道----译文，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障碍问题。

要处理好文化障碍问题就要对文化进行相应而合理的阐释，这种文化阐释需要译者进行适度的过滤，即由源文化到原文化的过滤性内阐释，以及由原语文化到译语文化的过滤性外阐释，通过相应而合理的阐释使得原语和译语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信息相等或者相近，从而避免文化内涵的歪曲，也使得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

3.2过滤性内阐释

过滤性内阐释是指译者对原语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即译者在翻译前对原语文化所进行的语码解读，完成原文本符号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义阐释的过程。

过滤性内阐释是对原语文化的释码过程，其对文化阐释的准确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过滤性内阐释首先要对源文化信息进行解读性过滤，准确把握和解读源文化的本质内容和信息内涵，保证要转化的文化信息的准确性，使得源文化信息与原文化化信等值等量，在此基础上，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将解读过来的文化信息进行定位，使文化信息实现具体化、个性化，为译文符号的选择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在文化传播翻译中，译者对原语文化的阐释的正确与否，一方面直接影响到文化内涵传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译文读者对原语文化认知的准确性。

影响内阐释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译者对原语文化的理解准确程度，二是译者所采用的阐释方式的恰当性。

3.2.1准确的解读过滤

汉语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翻译传播汉语文化，译者必须是一个文化人，了解或者熟悉相关文化，在翻译表达前要对文化做出准确的解读。

例如，汉语中的“乾”与“坤”相对应，是易经中相对的卦象，既可以用来表示“天”与“地”，“日”与“月”，也可以用来表示“男”与“女”、“阳”与“阴”，还可以用来表示“西北”与“东南”向的方位，等等。

其翻译应该根据具体的表意来进行对应性的转换，如：

《汉书·礼乐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

”此处的“乾位”源自易经卦像所象征的方位，即西北方。

《歧路灯》（第一○七回）：

“乾造天乙贵人，坤造紫微红鸾……”此处的“乾造”源自易经算卦时对男子生辰八字的称呼，指婚姻中的男方。

（唐）武则天《唐享昊天乐》之三：

“乾仪混成冲邃，天道下济高明。

”此处的“乾仪”源自易经算卦像所代表的“天”，“乾仪”指“天纲”，即国家的法规制度。

由此可见，对源自《易经》中的“乾”的解读并非“Creative”（造物主）、“Qian”、“Chien”、“Heaven”（天）或者“TheQianHexagram”等音译或者意译所能简单表达的，需要译者的深入解读。

对文化不理解或者理解不到位往往会造成文化信息的严重缺失，甚至是传递错误的文化信息。

例如《道德经》中的名句：

“道可道，非恒道”，句中有三个“道”，意思并不相同，第一个和第三个“道”意思是一样的，根据道教的教义理解，此处的“道”应该是“（自然）规律”，第二个“道”是“可以当道路走”意思，即“遵循”，因此该句应该译为“Thenaturallawcanbefollowed,butitisnottheeternallaw.”才能反映出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如果将第一个和第三个“道”译作“way”，将第二个译作“say”就会造成文化信息的严重缺失，以致导致文化信息的误传。

3.2.2恰当的定位过滤

对文化的阐释既需要对原文文化内涵的准确解读，也离不开恰当的定位，结合具体语境，将抽象的文化个性化、具体化。

要找到恰当的定位，译者必须对译文语言中相应的表达形式及其词语内涵熟悉和了解，并寻求恰当的对应表达。

以经书的翻译为例，在中国文化中，很多有关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籍都冠以“经”的名头，如《诗经》、《易经》、《佛经》、《三字经》等。

而在英语中，根据词义解释我们可以发现，表示宗教经典是Scripture，表示文学经典是Classics，表示行为信念经典的是Doctrine，表示哲学经典的是Theory，表示箴言性经典的是Sutra，表示文选语录的经典是Analects。

因此，对于汉语中经典的“经”的阐释表达应该根据情况而有所区别，而且应该与英语中的相关表达相对应。

比如，《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周朝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包含了民间品味的“风”、都城特色的“雅”和祭祀风格的“颂”三大类。

汉代将《诗》列入儒家经典，称之为《诗经》。

可见，《诗经》中的“经”是文学作品之经典，应该其阐释为“ClassicsofPoetry”。

《易经》一部具有辩证思想的，内容涵盖伦理学说、世界观和哲学理论体系的书籍，属于理论性著作，因此应该将《易经》中的“经”阐释为“PhilosophicalTheory”，《易经》翻译为PhilosophicalTheoryofChanges比较合适。

由此可见，对于已有的《易经》书名的不同的译法，如:

“TheIChing”【8】、“TheBookofChanges”【9】、“TheYiKing”【10】、“Yijing”等都存在一定的阐释性缺陷。

其他的如《医经》应该阐释为“ClassicWorksofMedicalScience”，《佛经》应该阐释为“ScripturesofBuddhism”等等。

对文化阐释的方式不恰当，不但会影响文化信息的正确传递，而且还会误导读者，甚至引起读者对文化的误解和曲解。

例如，很多学者对汉语典籍《楚辞》中的“辞”的理解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英译形式：

“Odes（颂歌）”，“Song（歌）”【11】，“Elegy【12】【13】（哀歌）”，“Verse【14】（诗句）”等。

其实，“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形式，起源于战国时期，也称赋，是诗体性记事或者说理散文。

汉朝人将屈原等文人所作的赋汇编成集，称之为楚辞。

因而，通过内阐释过程，楚辞应译作CollectionofPoeticEssays。

3.3过滤性外阐释

过滤性外阐释是指译者在完成对原语文化正确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文化信息的再编码输出，从原语的文化信息向译语文化信息的转换，即完成译语的文化再编码过程。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有着浓重的隔膜。

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发挥过滤器的功能，在充分的内阐释基础上，不局限于字面，通过表达形式上选择和变更，利用形式的再创，彰显中国文化特色，通过解释和转换的方式，准确传递中国文化内涵，又能让读者在其认知水平范围内易于理解和接受。

3.2.1创设文化符号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以树立中华民族的形象，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为目的，可以通过文化符号的创设的表达方式，以凸显中国文化特色。

例如，中国人的姓名是由三部分组成，即“姓氏+排行+名字”，其中姓氏体现的是血统关系，是中国长期以来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完美体现，排行是辈分区别的体现，以便于同宗族姓氏成员之间的相互称谓以及为纲常礼仪之用，而名字是区分男女性别之用，男性往往采用有阳刚之意的汉字，而女性采用有阴柔之美的汉字。

因此，要体现这种独特的文化特色，英译时，中国人的姓名应该将姓氏的拼音全部大写，将排行和名字之间用连字号连接，如“陈独秀”表达为：

CHENDu-xiu，让外国读者一眼就能识别是中国人的姓名。

3.2.2解释性过滤

翻译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翻译的目的也是林林种种，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其传播的效果会存在很大差异。

为了适应读者的认知水平，让读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有时对于一些特色文化内容，特别是处于文化缺位状态的表达，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加以解释。

例如，将“她妹妹嫁给了一个希腊人。

”译作：

①HersistermarriedaGreek.②HersistermarriedtoaGreek.①句体现的是西方男女婚配的无差异性的观念，②句加了一个介词to则表现出中国文化中男女婚嫁中“男娶女，女嫁男”的方向性差异。

再如，汉语中表示直系血亲关系的“爷爷”和旁系姻亲关系的“外公”对于称谓人来说亲疏有别，而英语中对应的只有一个“grandpa”，没有血亲与姻亲的区分。

如果要体现中国的文化涵义，就应进行技术性处理，采用增补性阐释，通过增补paternal和maternal，分别译成英语“paternalgrandpa”和“maternalgrandpa”。

3.2.3转换性过滤

文化源自人们的现实生活的总结。

例如源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的京剧脸谱，是根据特殊性格类型的人物的形象而彩绘的：

红色的脸谱表示忠义，如关羽、姜维等；黑色的脸谱表示正直、刚烈、勇猛甚至鲁莽，如包拯、张飞、李逵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如宇文成都、典韦等；蓝色或绿色的脸谱表示一些粗鄙、豪放、暴躁的人物，如窦尔敦、马武等；白色的脸谱表示奸臣、坏人，如曹操、赵高等。

“目的论”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原文的文本处理过程，“原文仅仅是译者使用的多个‘信息来源’的一种”【15】（Nord2001:

25），其地位不再“神圣不可侵犯”【15】（Nord2001:

29），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原文的哪些内容可以保留，那些需要调整或改写。

钱钟书先生说，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

文化承载着深厚民族内涵，在很多情况下，字面意思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传播中国文化时，应该注重内涵的传递，译者不应专注于字面意思，而是通过形式的转换来达到内涵信息的准确传递。

在中国，喜庆场合通常用红色进行装饰，因此红色成为吉庆的象征，透过红色可以产生喜庆氛围的联想。

例如，中国古代女子出嫁时盖在头上的“红盖头”，其字面意思是“盖在头上的红色布饰”与英语中的“RedHeadVeil”相当，然而，“红盖头”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含义是“结婚时专用的红色头饰”，其他时间所戴的相同或者类似的红色头饰都不能称作“红盖头”。

因此，用英语中的“WeddingVeil”来表示，虽然不见红色，但可以将其文化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译文读者。

再如，“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宋书·沈庆之传》）中的“白面书生”并非对应英语中“pale-facedscholar”或者“white-facedscholar”。

“白面书生”有两层含义，一是“白面”，指与在阳光下劳作的而皮肤黝黑的农夫相比，不嗮阳光而皮肤白皙的人；二是“书生”，指那些从书本上学习了理论知识而缺乏实际锻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