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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
我说我
——《苦旅乐行》后记
陈孝英
1
《哀泪笑洒·后记》中，我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用3个3年半的时间写完自传三部曲，“希望到那时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明白的交代：
‘我究竟是谁？
’”
现在，12年过去了（2000—2011），《苦旅乐行》即将杀青，“大限”已到，但我对自己出的那道题目仍不甚了了。
从遥远的青春之旅到正在进行的夕阳之旅，一个花甲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告慰自己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跋涉中，我从未放弃对思想独立的追求。
尽管在那段特殊的年代，我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在历史的大潮中“丢过魂儿”（如阎纲所说），但正是这种追求使我不懈地寻找并“安妥自己的魂灵”（鲁迅语），至今仍奔跑在这条“不归路”上。
而且居然还能苦中作乐，“苦旅乐行”。
在那些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里，正是这颗若明若暗的“魂灵”陪伴着我，帮我熬过难关，守住底线。
我感到，我不是一个人独自跋涉艰难的人生之旅，而是与另一个“我”时时相伴。
那个“我”，就像一位历史老人、一尊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位普洒爱雨的教父、一名冷峻的大法官，对“我”这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不断犯错儿的忏悔者和嫌疑人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拷问、疏导与重塑。
这无疑是我的人生之旅中最为壮丽的一道风景。
于是，当我用自传来记录自己的人生时，便如法复制了这道风景。
在我这三本书中，同样时时并存着两个“我”：
一个“入世”的我在讲故事，在叙述，在描写；另一个“出世”的我在评故事，在评论，在评价。
出世的我把入世的我作为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来精心刻划，力求写出他的七情六欲、多面性格、立体形象，他的崇高与卑微、阳光与阴霾、坚强与脆弱、沉着与忐忑、时尚与传统、童心与成熟、感恩与哀怨，乃至“无奈与抗争、自嘲与自恋、下海与上岸、‘色心’与‘色胆’（一笑）”（范咏戈语），写出他所具有的知识分子共性与他独具的个性，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情怀与非知识分子潜流。
出世的我既是纪实文学作家、散文家、小说家、画家和音乐家，又是历史老人、上帝、教父和法官，同时还是评论家和审美主体，把入世的我作为审美对象和“审丑”对象加以剖析和品评。
我当然知道，接受这种剖析无异于承受灵魂的拷问，它决非一场浪漫的游戏，而是要付出代价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喜梦成真·题记》结尾不无悲壮地宣布：
有人在身后捐献出自己的遗体和器官，作为后人解剖的标本；我则愿意在告别我们这个世界之前捐献出一颗灵魂。
朋友，请举起您的解剖刀！
下面，便是“出世”之我对“入世”之我的《解剖手记》。
2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说过：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唐·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另一种是哈姆雷特式的思考者。
”
他究竟是一个“思考者”，还是一名“行动主义者”？
青年时代的他读了这段名言后，曾踌躇满志地写下一句“豪言”：
“我要做一个‘有思想的行动主义者’，一个‘脚踏实地的梦想家’。
”
时至今日，他已经思考和行动了半个世纪，但仍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年轻时为自己确立的这个目标。
应该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是喜欢思考、捍卫思考，也比较善于思考的。
他喜欢思考，因为他认定，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乐趣，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思考。
他喜欢引用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曾经征引过的塔西佗的话：
“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他喜欢品味笛卡尔的话：
“我思故我在”——只有思考着，我才具有生存的价值、意义和快乐；也喜欢王蒙的“反读”：
“我在我必思”——我只要活着，就要思考。
他对“在”与“思”（即“生”与“思”）、“苦”与“乐”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充分体现在其自传三部曲的书名中：
虽有“哀泪”，概应“笑洒”；既有“喜梦”，当促“成真”；人生之“旅”不乏“苦”涩，但只要有思考的乐趣、思想的享受作伴，虽为“苦旅”，亦能“乐行”！
人生来就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这本是“天赋人权”。
但在我们这里，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权利被风靡一时的“驯服工具论”剥夺了，它力图把人异化成“工具”（而且是“驯服工具”），把人的大脑异化成无生命的机器，把知识分子异化成当朝政权的附庸。
而他却赞同这样的观点：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落，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专司思考的阶层，是一个民族的头脑部分。
因此，那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体制、制度、人物，对这个民族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犯罪。
”（何西来语）为此，他不仅自己喜欢思考，而且努力捍卫思考的自由。
他大声疾呼“学术自由”,甚至在他担任所长的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墙壁上赫然贴出这样的口号：
“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为你有说出这种观点的自由献出自己的头颅！
”并在《喜梦成真》中强调指出：
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其核心就是思想自由。
几十年养成的思考习惯，使他形成了一套对他本人颇为有效的思考方法，从而产生了若干思考成果。
喜剧美学的创立，自传三部曲的孕育，便是其思考物化的结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种思考的物化过程本身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行动”。
须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职责和他的生产方式乃制造精神产品，即创造思想。
巴黎罗丹艺术博物馆小花园里陈列的两尊雕塑具有象征的意味：
“思考者”但丁高高地、孤独地坐在地狱之门的上方，他在思考；而“行动主义者”拿破仑则安静地躺进了离凯旋门不远的一座金色圆形坟冢。
两位历史巨人的行为方式有所不同：
拿破仑必须征服一个现实世界，然后才能通过凯旋门；而但丁只要征服了拿破仑的思想，就征服了后者所征服的世界。
现在，拿破仑征战累了，溘然长睡了，这个世界的欢呼和声讨都无法吵醒他；而但丁却依旧仰面端坐着，他继续思考着，继续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欢乐、苦难与罪恶——这似乎象征着，唯有思想才是跨越时空的。
如果将思想物化（比如创立学科、撰写著述）确可视为一种“行动”的话，那么应该说，他不仅是一名相当勤奋的思考者，而且是一位比较勤勉的行动主义者。
他曾说过：
我的写作遭遇过两次挑战：
——有人劝我：
既然我们当不了鲁迅，还不如罢笔。
——还有人对我说：
既然现在没有卢梭写《忏悔录》的那种社会环境，干嘛还要去写回忆录？
我的回答是：
尽管幼时不谙世事的我曾斗胆宣布要做“鲁速（系“鲁迅”之误）第二”，实际上我永远当不了鲁迅，但我可以鲁迅为师，用鲁迅精神去写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写出的新时代的故事和思想；虽然我不能像卢梭那样纵情放言，但我至少可以说出一部分真话，这无异于为未来的自由公民能够讲出更多真话的民主氛围打一个前哨战。
尽管如此，他恐怕还是很难称得上一位彻底的思考者和一名勇敢的行动主义者。
先说思考的局限。
他在《喜梦成真》中记录了一生中两次被“唤醒”的体验：
一次是1985年夏，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哈里·列文夫妇向他介绍了一批他十分陌生的非主流意识的苏联作家，特别是幽默大师苔菲，他听到后不禁在心中呐喊：
“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历史渊源竟然无知到这种程度，实在是惭愧不已！
”（第225页）另一次是1987年6月，在“香港喜剧电影研讨会”上，当香港影评人高秉亮和女画家白小姐先后对他在会上的主题发言提出质疑时，他又不能不“为自己的教条主义、八股文风、武断作风和孤陋寡闻”，以及“浅尝辄止”、“套话太多”、“视角单一”、“强加于人”而“倒抽一口冷气”。
（第162、168页）
这两次“唤醒”，反映了他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那一套恒定的、惯性的、自诩是“最好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的置疑。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工作者作为思考者，其天职便是探索未知。
为此，他必须拥有对一切未知事物用自己选择的最佳方式去探究“为什么”的权力。
然而，多年来的闭关锁国方针和愚民政策却对我们的探索者设下了太多的禁区，包括解密资料的禁区、探索领域的禁区、思想观点的禁区和研究方法的禁区。
于是，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不得不把“探索未知”的天职改为“探索当朝政权开禁的那一部分未知领域”，不得不将“怀疑一切”的大旗易帜为“怀疑主流意识准许怀疑的那一部分对象”。
于是，他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依靠十分有限的资料，以十分局促的目光，在“划牢自囿”（茅盾语）的圈定范围内进行“密封性实验室”的探索，做一名“孤陋寡闻”、“浅尝辄止”乃至“强加于人”的“猜想家”。
这恐怕不仅仅是他，同时也是整整一代乃至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他不仅没有哈姆雷特作为思考者的彻底，而且缺乏唐·吉诃德作为行动主义者的无畏。
他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中曾举出自传前两部千方百计为自己“上保险”的一系列实例（《苦旅乐行》未定稿第70—71页），那是一组何等促人深思、何等“活灵活现的讽刺漫画”呵！
“恐惧的心和颤抖的手是文化创造力的两大杀手。
”（《喜梦成真》）这恐怕正是其思想的不彻底性和行动的不坚定性的外部成因吧？
2000年下海，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独立于“思想的物化”之外的“行动”。
敢于脱离习惯的轨道，以58岁“高龄”，步入全新的产业经营之路，应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勇敢的一次“行动”。
在中国难以计数的“深入生活”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中，他可算是少有的一名“一步到位”者和“全身而入”者。
可惜他虽然“身入”，却未必能够“融入”，因为以他的性格和爱好，是很难做到脱胎换骨地“心入”的。
在“商人”（行动主义者）和“文人”（思考者）的双重身份之间，他不仅自始至终游移着，而且彼此尖锐地冲撞着。
作为一名商人，他远不够纯粹，在“商品”中纠缠着太多的个人情感。
商人要求永远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却永远遏止不住对学术、艺术的那份无可救药的苦恋，经常抗不住诱惑，以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精力、人力和财力，去做拆（产业之）东墙补（学术、艺术之）西墙的“败家”事。
因此，听凭西墙“坐吃”东墙之“山空”，恐怕是他下海这一“勇敢行动”注定的结局。
作为一个文人，他也不够纯粹。
喜剧美学的书桌上堆满了商业策划书和营销合同，犹若诗学的天籁之音中弥漫着追逐利益的厮杀声。
尽管他自诩有“两副脑子”、“两道开关”，但毕竟是一介凡夫肉身，禁不住从体力到精神的双倍透支，终于心力交瘁，退出江湖。
所以说到底，他只能算是一个并不彻底的思考者和一名并不坚定的行动主义者。
3
不知是谁说过：
“从怯懦到坚强，不过是一念之差。
”
此语确否，他说不清。
更说不清的是：
他这个人究竟算坚强，还是怯懦？
自打记事起，他就努力与自己性格中的怯懦因子作斗争。
他要求自己：
“如果不幸碰上意外事故或者倒霉的病，我一定要有尊严地面对意外，面对死亡。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由衷地赞美大学同窗窦光宇“病态的自尊”，才会歌颂梁漱溟、陈寅恪的“脊梁”，才会鄙夷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驼背”，才会效仿史铁生的榜样，决定用微笑迎接“死亡”这人生的最后一个“节日”。
也许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从来不为痛苦的事掉泪，而宁愿让“哀泪笑洒”。
当然，也有忍不住落泪的时候，不过并非为痛苦而泣。
一次文艺评论家阎纲动情地说：
“孝英是冲破了一次又一次‘文化围剿’才走到今天的。
”此话就像是一把巨钳，突然拧开了他那不甚发达的泪腺，顿时他双眼噙满了感动的泪水。
他想起了一次接受采访时的自白：
“我不太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因为我一生中所遇到的馅饼远没有陷阱多。
每前进一步，都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更多一些的委曲求全，回报从来与付出不成比例。
”
他一生中受到的误解、不公、挫折、磨难实在太多了，因此，当他读到古巴民族英雄卡斯特罗满怀豪情的自嘲时倍感亲切：
我逃过无数次暗杀阴谋，如果这是奥运会项目的话，我肯定能夺得金牌。
他将卡氏的第一句话改为：
“我逃过无数次被推入绝境的阴谋”，然后自我解嘲道：
“这是我的第一块奥运会金牌，恐怕也是今生唯一的一块。
”
面对接踵而至的陷阱、困难和挫折，他时时都在激励自己的斗志，培养自己的淡定，抑制自己的怯懦。
最近接受某刊采访，谈到这一话题时，他列举了几个在非常情况下战胜怯懦、超越自我的例子：
“大学二年级时我参加全院万米决赛，由于心情紧张，没跑出二百米，剧烈的胃疼就开始了，我别无选择，准备退场。
这时，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如果这次我能咬紧牙关，跑完全程，那么今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前进的脚步。
于是，我几乎是机械地挪着步子，捂着肚子，跑到了终点，还摘取了亚军的桂冠，尽管亚军被冠军落下了500米之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陕西省艺研所推行体制改革，决定对本所的两份期刊实行承包。
因条件谈不拢，刊物原执行主编假冒中国作协书记处某书记之名，差人从北京给所领导班子成员拍来诬蔑性、煽动性的‘策反’电报。
一次召开全所大会，这份电报被贴在会议室门上，引起全场哗然。
面对这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恶性事件，我感到自己几乎要失控了，这时忽然想起30年前的那次万米赛，我强压心头怒火，叫人扯下门上的电报，声明‘此事将立专案严肃处理’，然后宣布开会，按原定议程，由我作本所去年的工作总结。
“2011年春，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邀我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和企业家讲‘喜剧文化创意产业’。
走进报告大厅发现，最近跟我担任顾问的一家公司有经济纠葛的几个人朝我走来，将我围住，大有以冲击会场相要挟之势。
我想起10年前，2001年9月11日，小布什总统在埃玛·布克小学发表演讲前突然听到世贸中心大楼被撞时的那句名言：
全国谁都‘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
同样，今天全场谁都可以出现慌乱，但主讲人不能。
我对自己说：
充其量就当我这7秩‘老运动员’（从直义到转义）重上一次万米赛场吧。
于是，我一边让助理打开贵宾室招呼客人，一边电告公司总经理，请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问题，同时让会议主持人做好应急准备。
然后面带微笑，若无其事地登上了讲台。
当晚公司宴请大家，庆贺‘双喜临门’：
讲课出乎意外地成功，谈判也圆满收场。
”
记者听得来劲了，遂追问他何以能做到“处乱不惊”？
他笑答：
其实我本人的性格很难说有多么坚强，甚至可以说比较软弱。
多亏我有几位“人生导师”，她、它和他在很大程度上帮了我的忙：
母亲以自己为榜样告诉我，只要无欲无求，就能宠辱不惊，气定神闲；
万米赛教会我，只要不言放弃，就有可能绝处逢生；
契诃夫对我说，永远要想着，多亏事情还没有坏到更坏的程度。
他的原话当
然更为形象，也更加精彩：
“要是火柴在你口袋里燃烧起来，那你应该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
衣袋不是火药店；要是你的手指被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到眼睛里了；要是有穷亲戚来找你，那你应当高兴，幸亏来的不是警察；要是你的一颗牙疼，那你应当高兴，幸亏不是满口牙疼。
朋友，按照我的劝告去想吧，你的生活就会欢乐无穷了。
”
即便是在这次答问中，他也没有忘记告诉记者：
“其实，从怯懦到坚强，只是一念之差。
一旦遇到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以我对自己性格的了解，一不小心，潘多拉魔盒就会打开，那时，怯懦的心魔就会不期而至。
”
此话并非自谦。
《喜梦成真》后记真实地记录了他对待官方分配的一次“大批判”任务的态度，生动地反映了多年来他在保住既得利益与维护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之间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及其软弱性格。
这说明，他并不是那种敢于对当下社会和现存制度的不完善处坦率地道出忠告、进行批判的“先知先觉”者。
他似乎永远都在寻求妥协：
与当下社会妥协，与现存秩序妥协，与自己的既得利益妥协，与自己的“心魔”妥协。
正因为如此，他对刘晓庆敢于说“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对李小龙敢于声称“我决不说我是天下第一，但我也绝不承认我是第二”，甚至对李敖敢于道出这样的狂言：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坐在台下听李敖的精采演讲”，表达了由衷的赞赏之情；
正因为如此，他不仅十分钦佩台湾音乐人包小柏担任湖南卫视“快乐女声”评委时，因不同意唱功过差的“绵羊音”选手曾轶可跻身20强，竟甩下一句“她留，我走”之后拂袖而去的勇气，而且对前央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健翔解说国际足球联赛时一无遮拦、直抒胸臆的风格也给予崇高的评价。
应该说，这种对带有极端化色彩的狂傲、执拗和执著所持的偏爱之情，恰好从反面印证了他本人人格上的营养不良和底气不足，正所谓“缺什么爱什么”。
他曾多次剖析过这种“人格上的营养不良和底气不足”，把它归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自信”。
比如关于方成，他说：
“不妨设想，假如方成的‘自信’没有受到两次致命的打击，其漫画的成就恐怕绝不会止于那些群体意识色彩相当强的政治讽刺画吧？
方成和整整一代才华横溢的中国喜剧泰斗、幽默大师一样，他们显露于人生水面之上的‘冰山’，充其量只是他们原本可以做出的成就的极小一部分。
中国喜剧的命运实在是一出悲剧！
”（《哀泪笑洒》第227页）又如关于马季，他借用其公子、央视节目主持人马东之口说：
“父亲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腕儿’，他总说‘我不过是个说相声的’。
这恐怕不好完全用他的谦逊来解释，我总觉得父亲身上有那么一点点不自信……”（《喜梦成真》第368页）
他把方成和马季的这种“不自信”，概括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并指出：
多年以来旷日持久的强制性“思想改造”，特别是“文革”中肆无忌惮的高压兼愚民政策，不能不使广大知识分子对自己产生某种怀疑，即“不自信”，而且恐怕远不止“一点点”。
一个远不自信的人，还怎么能有“定见”和“定力”，又怎么能弘扬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去完成批判社会的伟大使命呢？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缺失既有主观的原因，更有客观的因素，即社会的和体制的因素。
（《喜梦成真》第368页）
如果将这段话移用到他本人身上，是否也有几分确切呢？
4
他不主张把人泾渭分明地划分为“自私”和“无私”两大族类，因为他不太主张提“无私奉献”，认为那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口号。
他宁愿认同季羡林先生的标准：
“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
那么，他本人究竟能否算一个“及格的好人”呢？
多年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怎么说都应该算个“好男人”：
不但没有“坏男人”嗜赌酗酒打老婆的毛病，而且富于同情心，有责任感和幽默感，还有一份可以体现其人生价值的“成功”事业。
可是有一天，不知缘于何故，他突然顿悟了：
我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一大批至爱亲朋的各种牺牲的基础之上的，在我的所谓“无私”奉献中，不知夹杂着多少自私的因子！
（《苦旅乐行》未定稿第9页）
这番话，可谓一句一声炸雷。
其中虽不乏自我否定的痛楚，但更有释疑解惑的甘饴和大梦初醒的酣畅。
这种顿悟，最初源自他对自己长期忽略了亲人的忏悔。
早在1990年代初的一篇学术自传中，他就曾写道：
女儿和儿子认为我是不合格的父亲，因为女儿掉进防空洞受伤，儿子被人打破头住院，我都因有急事而不能前去抚慰一下他们受伤的头和受惊的心。
妻子认为我是不合格的丈夫，因为结婚26年了，至今还让全家4口人，包括两个成年异性的孩子，挤住在两间总共25平米的卧室中；因为我能记住那么多外语单词、喜剧美学术语和艺术家的名字，却总是记不全她患了十几年的疾病的名称。
接着，是对自己为保全党籍屡屡舍弃爱情的忏悔。
这次心灵的剖析，他几乎是指着鼻子在痛斥自己了：
如果说，与娜佳的悲剧我可以把责任推到政治上去的话，那么，这一次还能为自己的怯懦、迂腐、自私和残忍辩解吗？
从不轻易认错的我，在自己设立的道德法庭上心悦诚服地宣判自己有罪。
（《哀泪笑洒》第106页）
再后来，则是对自己学术人格“营养不良”的忏悔。
一次学术界召开他的作品研讨会，他没有总结自己过关夺隘的体会，却对自己学术人格的“走麦城”进行了无情的拷问：
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就是不敢讲心里想讲的真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1980年写就的《试论幽默》到1989年出版的《幽默的奥秘》，我都沿用主流意识的观点，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林语堂和胡适的“纯娱乐论”。
作为一名幽默研究者，我不可能不清楚两位先生对中国幽默文化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更不可能不清楚离开“娱乐”何谈幽默！
但为了使自己初上道的研究成果领到一纸“通行证”，竟通过批判两位大师为自己开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软骨病”和实用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
科学研究本应是一项排斥功利性的神圣职业，但它在我们这里不幸受到了污染，成为从业者获取理想的生存条件的敲门砖。
当学术良心和既得利益（包括已经得到的和正在向自己招手的）发生冲突时，我一贯的做法是在二者之间努力寻求平衡，而一旦平衡被打破，便半推半就地向后者妥协。
尽管内心不无痛苦，但总能为自己找到理由，使之变得“事出有因”、“顺理成章”。
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就是这样被私心和私欲一点点蚕食掉的！
（2011年2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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