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期末复习整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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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期末复习整理
一、基本常识
1、老舍短篇小说及文体而言，大体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写实与象征相融合的手法创作的抒情性小说，如《月牙儿》、《微神》、《阳光》等；而另一种是以传统说话、民间说唱辅之以西方小说表现手法的写实小说，如《断魂枪》、《上任》、《黑白李》、《柳家大院》等。
2、《骆驼祥子》于1936年9月16日至1937年10月1日在《宇宙风》杂志第25期至48期连载，上海人间书屋1939年初版。
这是老舍“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
3、茅盾的这一构思获得了瞿秋白的赞赏：
《子夜》是“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扛鼎之作，“1939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4、巴金的《家》写于1931年，最初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原题为《激流》，1933年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家》。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
5、《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原载于1934年《国闻周报》第11卷。
6、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包括独幕剧《五奎桥》、三幕剧《香稻米》、四幕剧《青龙潭》。
7、李广田与何其芳、卞之琳结为诗友，合出过诗集《汉园集》，被称为“汉园三诗人”。
8、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期刊，后又创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两刊。
9、林语堂在小品的题材和风格上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10、1936年，茅盾仿效高尔基主编《世界的一日》的做法，发起征文运动，在此基础上主编成《中国的一日》。
11、夏衍的《包身工》“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
12、从抗战初持续到1940年前后的有关歌颂与暴露和对小说《华威先生》（张天翼）的论争。
13、巴金的《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则对中国式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叩问。
师陀的系列短篇小说《果园城记》把果园作为主人公，使之成为封建的传统文化的象征。
14、冯至的散文历史小说《伍子胥》“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虽不象一些煌煌巨作“红火”一时，独放的异彩，却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5、沙汀的主要作品是合称“三记”的三部长篇小说：
《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
16、《寒夜》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7、钱锺书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鬼·兽》。
18、《金锁记》可以被称之为是对情欲的研究，是对张爱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9、《金粉世家》连载于1927年2月至1932年5月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冷清秋是其着力刻画的一个主要人物。
20、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反映土改斗争的两部作品。
二、名词解释
1、中国诗歌会：
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
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共同发起。
主要刊物是《新诗歌》。
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
中国诗歌会的任务是:
“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於诗歌的大众化”。
中国诗歌会在内容方面主张"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则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
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
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
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现代》：
1935年5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委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至1934年11月的六卷1期，共出刊31期。
《现代》所刊诗歌的“思想、风格、题材，都并不一致”，但其中相当多的诗都包含着先锋意识，从艺术到思想都有若干共同倾向，当时就有评论称为现代派。
戴望舒是主将，施蛰存、南星、林庚、何其芳、废名等人，在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方面都有近似之处，他们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一支较稳定的诗人群。
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走向式微，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则为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
《现代》前两卷由施蛰存编辑，第3卷起由施蛰存﹑杜衡合编。
6卷1期出版后，改由汪馥泉接编。
1935年5月出至6卷4期，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
3、孤岛文学:
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
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
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
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4、“文协”：
1936年，初到延安的丁玲，创办了根据地第一个文学团体——中国文艺协会，以《红色中华·红中副刊》为会刊；1937年11月14日，成立了抗战爆发后根据地第一个以文学团体为骨干的抗日文化组织——陕甘宁特区文化救亡协会（又称边区文化救亡协会），简称“文协”，这是应到延安的左翼文化人的要求成立的一个统一的、范围更大的延安文艺组织，先后出版《边区文艺》、《文艺突击》等刊物；设有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等文艺团体和演讲文学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等组织。
1938年至1941年底，文协发动群众开展文艺活动的组织——文艺小组，发展至85个、组员668个，分散于四五十个单位之中，同年8月“文抗”第五次大会后，“文协”基本上被“文抗”取代。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由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文协"还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在民族意识号召下民族解放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形成。
）
5、九叶诗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6、七月诗派: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
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
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
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
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解放区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讲话》中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视角与眼光，提出了解放区文学格局和未来发展的系统性的规范、要求与原则。
它既是对抗战以来民族——大众化文艺思潮与创造实践的总结，同时在修正30年代左翼文学方向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凸现了政治、阶级、人民大众等观念在革命文艺活动中的重要性。
《讲话》以文艺的革命宣传功能为核心，以革命立场问题为基点，以态度、对象、工作和学习问题为中介，以接受者的接受程度与接受需要为切入口，引申出一系列对立的范畴和关系——革命/文艺，政治/艺术，世界观/创作方法，现实/理想，客观/主观，工农兵大众/文艺工作者，光明/黑暗，歌颂/暴露，赞扬/批评，普及/提高，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等等,在二元对立的理论表述中蕴涵着鲜明的倾向性。
8、《北京人》：
《北京人》是曹禺在40年代创作达到新的高度时期所写的作品。
三幕剧《北京人》以曾家的经济衰落为串连全剧矛盾的线索与具体背景，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并透过这些冲突，深入封建家庭这一躯体深处，着力反映封建主义精神统治对人的吞噬，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新的生活的追求，以及这种精神统治的破产。
曹禺选取一个典型的没落士大夫家庭，写曾家三代“北京人”，藉以剖析人性。
9、《呼兰河传》：
作家萧红40年代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作者“梦回呼兰河”的产物，在思乡念土情感的驱动下，她以细腻抒情的笔触回忆了自己寂寞的童年生活，描写了家乡敬畏鬼神的风俗画面，叙述了祖父、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等人的平凡的人生悲喜剧。
作者藉此传达出了那种对没有历史的乡土社会的深切历史感受，深入剖析了农民对于生与死的盲目态度，反映了改造国民灵魂的时代历史内容。
10、《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原名：
舒庆春）所创作的长篇中文小说。
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
小说以小羊圈胡同为人物活动的中心，以祁、钱两家为描写重点，写出了抗战八年沦陷区北平人民的生活、斗争及精神状貌。
《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它着眼于文化审视，挖掘了普通国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弱点，并描绘了国民精神弱点在民族战争中的改造过程，刻画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北京的节令习俗、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三、简答和论述
1、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谈谈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
（1）、时代性：
倾心于直接关系社会变革的重大题材与主题。
倾心于描画时代激流的大波大澜，善于及时抓住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斗争和事件来反映时代的变革。
茅盾曾就《子夜》的写作构思做过这样的解释：
“我那是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一下三个方面：
（1）、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2）、因此引发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3）、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2）、史诗性：
力图把握广阔的社会生活，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描写。
他总是力图把握广阔的社会生活，在巨大的历史背景中展开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描写。
宏大的构思，超强的笔力，大规模地、全景式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展现了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示了近代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历史命运，具有整体规模的艺术编年史特征。
茅盾是怀着“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来写《子夜》的，其建造的这座宏大建筑，局部虽不无遗憾，但材料坚固，气象壮观，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开创了新的景观。
《子夜》直接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带有普通意义的现象，触及政治上、经济上的敏感问题，揭示了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
（3）、写实性：
《子夜》的写作是他有意识的“新写实”文学的实践。
在写作《子夜》之前，茅盾就曾认真思考过“现代的新写实派文学”应该具备的特质和写作方法等问题，《子夜》的写作应该是他有意识的“新写实”文学的实践。
瞿秋白指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成篇小说”，冯雪峰明确地称《子夜》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2、关于艾青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
（1）、艾青是独创性的诗人。
他所歌唱的对象有三类“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无休止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表明艾青的情感世界是由忧患感、拼搏感和光明感组成的，寄寓这三类感受的分别是土地、波浪和太阳这三类意象体系。
（2）、艾青是一个能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融汇于自己的创作个性而讴歌时代的诗人。
（3）、艾青是力于为时代而歌唱的诗人，又是个极重视诗歌艺术的人。
他有敏锐滴捕捉和用语言来营造意象进行抒情的艺术才能。
艾青采用以理性抒情联想营构成的拟喻化语言意象才得以动人地传达出来。
这一种借意象抒情的艺术追求，还因其意象构成的繁复而膨胀，导致传统汉诗语言或一般书面语言难能承载，只有散文结构的口语才能胜任。
（4）、艾青提倡口语美，还主张用自由体写诗，即根据情绪内在波动而生的自然语调来分行、分节写成自由体的诗。
这使得艾青成了中国自由体诗传统发展到40年代的集大成者，并影响了一代诗人。
3、《围城》的主题
简答：
《围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予以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
留学青年方鸿渐从海外归来，却总是不能安顿，一再踏上漂泊旅程。
作者借他一路漂泊的机会，涉笔成趣，广泛描绘了社会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写尽了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
这一社会面貌，构成了小说的特定背景。
在这个背景上，小说展开了对于现代中国的自我围困的主题。
这个主题不仅在社会制度与机构方面展开，而且也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展开。
孙柔嘉精明、柔韧，工于心计，在羞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
方鸿渐起初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方才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直似“仿佛有了个女主人”，结婚之际一经高辛楣提醒，方才警醒，却已经身陷围城。
《围城》包含三层意蕴：
“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即对抗战时期城乡世相的描写；“文化反省层面”，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哲理思索层面”，即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
《围城》是一部“新儒林外史”，作品以近代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为表现的中心。
作品通过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从哲学与思想的角度作了精心审视。
主人公方鸿渐的旅途是一个精神追寻的历程，隐喻了一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
在与鲍小姐的相互追求与引诱的游戏中，在苏小姐、方鸿渐、唐小姐的错位追求中，在与孙柔嘉的婚恋中，在谋职中，无一不是以追求始，以幻灭终。
小说借人物的嘴说：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方鸿渐也说道：
“他们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在这个非英雄的小人物的生活历程中，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
4、以《边城》为例谈谈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沈从文浓郁的怀乡情节的艺术结晶，也是支撑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
小说以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用极富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如诗如梦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外桃源”，字里行间一派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在沈从文其他的作品中（如《长河》、《柏子》、《萧萧》、《三三》等），也同样地表现出了对故乡异乎寻常的眷恋和关注，而由此构建的“文学的湘西世界”，正是他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坛的最大贡献
沈从文“文学的湘西世界”的构述，是通过“湘西人”这一主体来完成的。
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里，统治一切的是自然，不是道德也不是法律。
湘西人民所具有的“神性”响彻着嘹亮的呼声，这个世界人性的完美（包括商人、吊脚楼的妓女及泊船的水手）、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和至死不喻、生命的健康和自由，纯纯跃然于纸上。
作者以诗情洋溢的语言和灵气飘逸的画面勾画出的新奇独特的“边城”，是一个极度净化、理想的世界。
他将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有机结合和交融起来，在边城明净的底色中，把自我饱满的情绪投注到边城子民身上，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着重塑造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形象。
翠翠在茶峒的青山绿水中长大，大自然既赋予了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
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他何时回来，也不管他能不能回来。
作品中其他人物，如老船工古朴厚道，天保豁达大度，傩送笃情专情，顺顺豪爽慷慨，作为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从某一方面展现了理想人生形式的内涵。
就是当年向翠翠母亲求爱而遭拒绝的杨马兵也是那样热诚质朴，在老船工去世以后，主动承担起照应翠翠的责任，品性显得非常高洁。
他们虽然个性有别，但却“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在那里，善良厚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简单的，一言以蔽之，没有心机、阴谋、私欲和倾轧。
人性是他的“湘西世界”的基础。
他的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是最基本、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
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
对湘西世界由衷的赞美和歌颂直接体现了沈从文对于人性理想的追求，也间接体现了他的迫切的重造民族的愿望；对湘西世界的文化批判直接体现了他的迫切的重造民族的愿望，间接体现了他对于人性理想的追求，即人性的返朴归真；对湘西世界深重灾难的展示体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统一于重造民族的愿望。
古拙的湘西风情既是健全的人性形式借以寄托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又是这一理想本身有机的组成部分。
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簧等湘西特有的山水风物，所有这些，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生活环境；还有赛龙舟等风俗事象为故事发展、人物刻画做了铺垫，使人性美和人情美有一个环境依托。
以《边城》为代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理想化的现实。
归根结底，是一个“梦”，是二十世纪文坛一片美丽的森林。
5、曹禺从《雷雨》到《北京人》的创作变化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家庭悲剧，通过血缘伦常纠葛与性爱冲突，探索人性的复杂性与人的悲剧。
戏剧集中于一天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舞台背景（周家客厅、鲁家住房），从周朴园家庭内、外各成员之间前后30年的错综纠葛深入进去，写出了封建家庭中人性的悲剧。
《北京人》以曾家的经济衰落为串联全剧矛盾的线索与具体背景，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并透过这些冲突，深入封建家庭这一躯体深处，着力反映封建主义精神统治对人的吞噬，人们在这种精神统治下对新生活的追求，以及这种精神统治的破产。
从自己的创作个性出发，有机地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是曹禺戏剧创作的鲜明特点。
从编剧艺术看，《雷雨》属于欧洲传统型的、易朴生式的戏剧，《北京人》则是着意追求契诃夫的风格，平淡的人生铺叙成为该剧的主要特征。
《北京人》中人与封建主义精神统治的内心悲剧冲突，是一条于表面情节相呼应的内在动作线。
对沉滞的就家庭生活中人生的深刻内涵的揭示，在戏剧冲突中获得深刻的体现。
《北京人》意味着曹禺从《雷雨》那种紧张激荡郁愤的风格转而追求平淡自然忧郁深沉的美。
从《雷雨》紧张热烈、激荡郁愤，到《北京人》的平淡而深沉、忧郁而明朗，曹禺一方面保持着戏剧风格中属于他个人所特有的一些稳定性特质，一方面有发展了自己的戏剧艺术与特色。
曹禺处理戏剧冲突，能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或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灵交锋，或刻画剧中人内心的自我交战。
《雷雨》在激烈紧张的戏剧冲突中展现人物的心灵交锋。
《北京人》在隐约闪烁、迂回曲折的冲突中展开人物心灵上同样错综复杂、严重尖锐的搏击。
在他们平淡的看似无心的言词中，却有心灵的刀枪你来我去。
曹禺戏剧的语言富有心灵动作性与抒情性。
《雷雨》中的人物由于个个怀着深仇宿怨，语言的进攻性更强烈。
那种感情的巨大冲击力呈现为紧张激荡的风格。
《北京人》的人物语言更为简洁凝练，有着委婉深长的抒情诗意。
剧中人物的教养、身份和戏剧冲突的特点，决定了其语言在隐晦曲折中包蕴了尖锐的内在动作性和抒情性。
在对愫方、曾文清形象的塑造上，曹禺的语言艺术又有发展，他往往只用一两个词、一句简短的话，甚至几个语气词，来表现人物的复杂情致与内在动作，用无声语言即停顿来抒情。
6、以《小二黑结婚》为例谈谈赵树理创作特色
赵树理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将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同传统文学、特别是话本说唱文学是长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所革新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新写法。
而在这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情节结构方面的连贯性和故事性上，其实也就是：
故事性强，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矛盾冲突尖锐紧凑，情节连贯生动，结构严谨，首尾照应。
小说以“结婚”为中心，主次分明地把三条线索：
小芹和三仙姑；小二黑和二诸葛；以及他们俩和金旺兄弟之间的矛盾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后现实的伟大变化。
作者把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从纵横两方面来表现农村现实的复杂面貌，歌颂民主力量的胜利，在整个结构安排上，五节以前主要以家庭内部矛盾来带出社会矛盾，以后则以社会矛盾来激化家庭矛盾，通过两种矛盾穿插交替出现，相互渗透，相互推动，使情节波澜起伏，奇峰叠起，很是生动。
基本上形成这样的特色：
一个矛盾勾连一个矛盾，一个人物引出一个人物，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节节相扣，层层相因。
小说情节连贯。
这是在民间习俗中与老百姓爱听故事的习惯相契合的，所以它乐于为大众所接受。
在人物塑造上，赵树理惯用以外写内的方法，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并在情节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讲求从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和人物的眼中写风景、肖像，从人物自身的言谈举止中写神态和心理。
小二黑的爹“二诸葛”是个典型的农村群众中顽固的封建思想代表人物。
他种地之前要看历书，掐指算日子，是否“宜栽种”；小二黑被抓走后，他“啰里啰嗦念了一大堆”，穿了一身孝的骑驴的媳妇、落在房顶的老鸦都是他认为“要出事”的前兆，甚至取出三个制钱来占卦。
作为旧的婚姻制度的维护者，他反对小二黑跟小芹的婚事，还一套套说辞说是小二黑和小芹命相不对，还请区长“恩典恩典”。
再看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她却是个假神仙。
装神弄鬼的同时还不忘捞饭，一句“米烂了”就暴露了这一切。
她之所以装神弄鬼是由于她耐不住寂寞，渴望一直受到村里青年们的关注，然而时光催人老，三仙姑终究是留不住青年们的心，自己的女儿小芹却反而成为了众青年们关注的焦点。
她反对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可能就是出于她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转而去阻挠女儿的幸福。
还有去区里见区长的言、行、打扮这一细节也都体现着了她爱俏、不服老的性格特点。
这些语言、动作细节上的描写都很好地表现了“二诸葛”的迷信、迂腐和“三仙姑”的泼赖。
此外，赵树理的小说特色还体现在他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显著的地域民俗文化上。
例如，对于三仙姑“下了霜的驴粪蛋”的比喻，给人物起诨号的手法，“捉贼要赃，捉奸要双”、“插起招军器，就是吃粮人”这种地方俗语等等，普遍都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淳朴的乡土风味，既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又幽默有趣，富有丰富的表现力。
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
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受“五四”时期思想的影响，加上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封建主义的表现相当了解，所以他的作品有对封建意识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观念有比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
在文中，描写的三仙姑和二诸葛的神婆行为深刻揭示了封建的迷信思想。
以及文中农民对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采取敢怒不敢言的态度也反映了农民思想的弊端。
此外他的西欧按说关注现实服务于现实斗争。
他的小说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却又不同于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又不同于那种假现实主义，然而这样的现实主义可能导致狭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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