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文化与美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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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与美学

[文件]15459.doc

[科目]

[标题]中国饮食文化与美学

[作者]林少雄

[内容]

作为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其在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因为它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本能，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且还升华到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境地，成为人们积极地充实人生、提高人生体验的表现。

任何发达社会的成员不仅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审美情趣、伦理观念等寄寓于艺术，而且还将其寄寓于日常生活中，使之不仅成为维持个体生命的物质手段，让日常生活成为体现个体创造精神、发展和完善个体独立自主之人格、寻求和认同个体生命价值的目的。

中国的饮食，正是在某种意义上寄寓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审美情趣、伦理观念和艺术理想。

这样，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就已超越了维持个体生命的物质手段这一表象，从而进到了一种越越生命哲学的艺术境界，成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相结合的一种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现象，在其起源观念上表现为“礼”、“乐”精神，在其审美观念上表现为对“味”与“和”的追求，在其实际功用上表现为对“养”与“补”的重视。

“礼”与“乐”：

中国饮食文化的起源观念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称，如果我们将礼的实质作一分析，就可看出它本源于古代的饮食，也就是说，中国饮食文化孕育出了后来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

《礼记·礼运》对礼的起源和发展作了概括的描述：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ｗū＠①尊而ｐóｕ＠②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度低下，人们的饮食还没有发达的食器，只是将米或肉放在烧热的石头之上，烤熟后再食用；或者在地上挖一土坑，用手掬捧食物，或者抟土为桴、筑土为鼓，用以盛食敬神，祈求神灵赐福。

可见“礼”本源于简陋的饮食条件下原始人敬奉鬼神以祈神佑的祭祀活动。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考察，便可知道“礼”本源于与古代饮食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

《说文》：

“ｌǐ＠③，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从＠⑥，从＠⑦，＠⑦亦声。

”ｌǐ＠③，许慎认

（附图{图}）

器，其后用作量器，又用作乐器而击之，于是加‘支’而成‘鼓’”〔3〕。

可见“礼”最早源于古代的饮食器，后来人们以其奉玉以事神（从“珏”），或者敲击以娱神，遂发展为“乐”。

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上古社会，人们还未制作出专门的器物奉神，只能因陋就简，以食器盛玉奉神，希望以虔诚的态度得到鬼神的庇佑和赐福。

同时，古人饮食前行祭，还是为了不忘先圣教民稼穑之功：

“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4〕，疏曰：

“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种，种出少许，置在豆间之地，以报先代造食之人也。

”〔5〕可见“礼”起源于古代饮食之前追念先圣的祭祀活动，而这种活动又是每食必行的：

“礼，饮食必祭，示有所先”〔6〕，“虽疏食菜羹，必祭”〔7〕。

每次饮食之前的祭祀活动不断举行，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一整套固定和不断完善的仪式，发展成为后来的“礼”，人们日常的食器，不仅充当了祭器，也充当了礼器，可见“礼”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同先民们的饮食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除“礼”外，中国文化中还有“乐”的精神，而“乐”亦源于古代的饮食生活。

前边已谈到，“礼”从“＠⑧”，而“＠⑧”即“鼓”之初文，是古代的食器，这种食器受到外力的击打，发出声音，就形成了最初的“乐”。

古人不仅以玉器承玉奉神，也以食器发音娱神，所以“鼓”被广泛地用于古代的祭祀活动中：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

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

”〔8〕可见古代的一切祭祀活动，都要用到鼓乐。

其实，从古书记载看，上古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用器皿，曾被广泛地运用于祭祀神灵及日常娱乐活动中。

如人们最熟悉的“缶”，最初也是食器：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ｇē＠⑨。

”〔9〕“秦人鼓缶殆其遗风，故《说文》有‘＠⑩’字，训‘鼓鼙声’也。

”〔10〕除“缶”之外，从“皿”之字也常为饭器，且这些饮食器常被用作乐器：

“帝尧命质为乐，乃以摩路置缶而鼓之”〔11〕，“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12〕，“坎其击缶”〔13〕，“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①①，以相娱乐”〔14〕，“君子有酒，鄙人鼓缶”〔15〕，“齐景公饮酒而乐，释衣冠自鼓缶”〔16〕。

这说明“鼓”、“缶”最初为饮食器，后被敲击以娱神或自娱，这种习惯被经常化、规范化，形成了“乐”的早期内涵。

“乐”后来发展为“八阙”，以反映农业社会初民的劳动内容、抒写自己对生产劳动的感受与愉悦，祈求风调雨顺，协调天人关系为主要内容。

后来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礼记》中有《乐记》篇，此外还有《乐论》，可见“乐”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

后来，产生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礼”与“乐”不断被系统化、规范化，两者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表征系统。

“礼”与“乐”本源于上古先民的饮食生活，“礼”是以日常食器盛物而事神致福，“乐”则是敲击日常食器而娱神祈福。

两者都运用饮食器具这一相同的媒介手段，以便使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秩序同鬼神上帝等超自然的存在相互沟通、相互感应，从而达到某种和谐。

此后进一步发展，在进入人类文明社会后，这种由饮食中产生的礼乐精神更加系统和完整，成为整个社会伦理观念和美学思想赖于构建的基础。

礼乐精神萌芽于上古社会先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这说明在中国饮食文化的起源观念上，就已蕴涵了华夏文明礼乐精神的基因，而礼乐精神的实质则是天人相谐、天人合一。

在有着“食，色，性也”〔17〕观念及抱定“民以食为天”〔18〕宗旨的中国文化系统中，“礼”从原始人以食器奉物事神的宗教祭祀开始，逐渐形成体现当时统治阶级的尊严与地位、包括各种典章制度、伦理规范及婚、丧、冠、祭等礼仪程式的符号载体。

而“乐”则从原始人敲击食器发出的声音发展为包括音乐、歌唱、舞蹈等诸多内涵的象征性内容。

人们通过“礼”这一象征符号将自然上天观念秩序进行阐释与具象，又通过“乐”这一操作系统对“礼”的内容进行审美的演示与调谐，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从其产生的原初阶段，除了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外，就已在其观念上包含了万物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后并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具象地表现为礼乐精神，并使其流布于整个中国饮食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实际功用中，这就使中国饮食文化超越了其单纯的维持和延续生命的功能，升华到了审美文化的范畴。

“味”与“和”：

中国饮食文化的美学追求

中国饮食文化在其审美观念上，表现为对“味”的重视和对“和”的追求。

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最初起源于人的味觉器官，这从“美”字的本义可以看出。

《说文》中的“美”字从“羊”从“大”，其本义为“甘”，也就是说中国人最初的美意识源于“甘”这样的味觉的感受性。

而“甘”字主要是指适合人的口味，所谓“羊大”，是指肥大的羊的肉对人们来说是“甘”的。

所以“甘”给人以味觉上美的感受性，可见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起源于“肥羊肉的味甘”这种古代人们味觉的感受性。

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先起源于味觉，然后依次扩展到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又从官能性感受的“五觉”扩展到精神性的“心觉”，最后涉及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扩展到精神、物质生活中能带来美与美感的一切方面。

由于中国文化中的美意识最初产生于人们的日常饮食活动，所以饮食中的“味”就成为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说文》：

“味，从口，未声”，其意是“滋味”。

而“未”的本义，《说文》中解释为“味也，六月滋味也”，其声同“味”。

《史记·律书》：

“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可见，“味”与“未”是音义相同的。

在古代，读无鄙切的字，其义一般是表示饮食的滋味。

而所谓“滋味”，又是从口含食物之意引申而来的，一般是表示“口有甘味”的意思，并且，……“滋”有“美”的意义，再考虑到“美”“味”有双声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一般所说的“口好味”（《荀子·王霸》）的“味”，与所谓“滋味”、“甘味”或“美味是同义词，滋、甘、美、味，古来都是意义相近的词〔19〕。

由此可见，“味”产生于饮食，本身就含有“美”的意思，这就再次证明了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本源于饮食中味觉的感受性。

这种将美归之于饮食中的美味的观点，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到了殷代，虽然社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奴隶主的贪欲享受仍然是逸游和美味，审美欲求从属于物质欲求。

从出土文物看，从原始社会的陶器到殷周时的青铜器，其中绝大多数为饮食用器皿，由此可以想象出饮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从殷代至西周，都设有专管饮食的官，且这些人在政治上有相当高的地位，这说明当时人们味觉上的享受要比声、色的享受高。

当人类的整个认识和审美艺术还不曾发展到应有的高度时，人们不可避免地将美感（及其对象）与快感（及其对象）连在一起，所以将五味、五声、五色并列共举，而以五味居首，可见人们最初的审美活动产生于日常饮食中味觉对美味的悦乐。

中国古代人们一开始就将人的生理感官看作了审美的感官，这就使中国的饮食文化一开始从比较低级的人生需要，跨入了较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由“味”所引起的美感，表现出了中国古代人们对美和审美活动的理解，即始终从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去探求和体悟美，并始终以为美就是能够引起人强烈的生命感、唤醒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东西，因此，审美活动既是一种体验，又是一种享受，需要全部身心的投入，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体验到自身的生命活动，使人的一切外在现实内在化、主体化，成为人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使人的一切内在现实外在化、客体化，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和对象的“生命表现”。

体验是以感觉为基础的，而感觉要通过感官的感受来实现，所以一切有助于体验活动的感官都应引起重视，应包含在审美体验之中。

感官的感受，特别是人的味觉，由于是对人生最重要的本能的自然欲求的满足，因而给予人生命以巨大的充实感和人生无穷的愉悦和快乐，所以在人的审美体验中，味觉是不可缺少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古人在讲到“心觉”、“心悦”时说：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20〕，将理义打动人的心灵所获得的愉悦感，同美味作用于人的味觉快感进行类比，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特别普遍的现象。

心灵所感受到的美虽然有理性的成份，但它实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充实感，在这一点上与人生理上的味觉感受有类似之处，因此可以互相比附类推。

审美活动既是一种内心的体验活动，更是一种身体的“享受”活动，那么作为享受的感官，味觉理所当然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受到了高度重视。

中国美学的这种重视味觉等“享受”器官的特点，就使美与人的欲望、享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就从人们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发掘出了高雅的审美情趣，从而使日常的世俗生活带上了文化与审美的意义，这与其说是中国文化将审美活动降格为饮食，还不如说是将日常饮食活动提高到了审美的境界。

正因为这样，所以产生于饮食活动中的“味”，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逻辑起点，又成为了其归宿和立足点。

“味”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审美范畴，其中必然蕴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表现于具体的饮食现象，便是对“淡”的追求。

这当然是由于古代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由采集渔猎过渡到农耕期，必然以植物果实为主要食物原料。

从饮食文化看，中国人是属于以五谷杂粮为主要食物的草食民族，而植物果实无论从质地、性味、制作上，都与动物肉食有所不同，以素食为主，那么必然就会形成以“淡”为主要特征的饮食习惯。

如果说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国人的饮食以植物果实为主，并形成以“淡”为主的饮食习惯是出于偶然，那么在其后的社会文化发展中，这种特点却愈来愈明显，因为尚“淡”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推崇礼乐，节制人欲，主张饮食适宜；道家崇尚自然，倡导饮食养生；释家禁欲修行，主张清心素食。

所有这些观念，都对后来饮食的尚素尚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道家哲学，影响更是深远。

老子说：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21〕，这里将饮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味”借喻到哲学领域，表明他崇尚自然、返朴归真、无为无不为的哲学思想。

老子崇尚“淡”的哲学观，对后世的饮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审美趣味，表现于具体的饮食现象，便是在饮食环境、饮食器具、宴席设计、食品材料等方面，都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淡雅的意境。

“味无味”的命题，是对饮食活动中审美观照与审美体验的观察和总结：

只有通过“味”（品味、体味）的步骤和过程，才能达到对“无味”（至味）的把握。

或者也可以说，“味”的极至，便是“味”的本身，而非任何外加的东西。

老子将“无味”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指出“道”乃是一种“无味”之“味”，因而也就是一种“至味”。

可见所谓“味无味”，就是全神贯注地去体味和观照美的最高境界，即“道”的本质特征和深刻意蕴，以便体悟到自然宇宙与人体生命的真谛，从而获得最大的美的享受。

这说明老子美学深受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启示和影响，有着浓郁的体验性特征。

这种“味无味”的美学观，实际上就是“淡”的审美理想，而其深层次的含义，则是人去主动地感受和体验（“味”）大自然（“无味”）的存在，以便使自己能够完全地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了解和体悟到自然与人生的“至味”，表现在饮食中，便是通过饮食这一日常的行为去体悟自然的奥妙，反过来又以自然来指导人们的饮食。

中国饮食文化以“淡”为美的风格的形成，还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刻意追求有关。

我们随便翻开烹饪史，都会发现许多与大文学家、大画家或大书法家的名字或掌故有关的美味佳肴，如谢玄与“鱼ｚｈǎ＠④”，张翰与“莼鲈之思”，魏征与“醋芹”，白居易亲制胡麻饼，王维的“辋川小样”，杨万里的素食豆豉，苏轼的“东坡肉”、“东坡羹”，陆游的素馔，倪瓒的“云林鹤”……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一种清淡素雅的饮食风格，这除了其哲学上崇尚自然、返朴归真思想的影响、美学上“寄至味于淡泊”〔22〕的追求外，更多地是表现出对人类自然或社会各种欲望的反叛，以便通过饮食上的清淡素雅来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生命情趣，以及高雅脱俗的人格，而其根源，则是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从此出发，于是便有“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苏轼）的说法，以及中国士大夫阶层对茶的特殊嗜好。

清代陆次云在《湖ｒｕáｎ＠①②杂记》中有过关于龙井茶的高论：

啜之淡然，似乎无味。

饮过后，觉得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

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常饮食中刻意追求的美学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源于饮食，弥漫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如水墨画色彩的浅淡、居室服饰的素淡、言语文字的冲淡、举止行为的恬淡等等。

这种风格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饮食的发展，引导饮食向清淡的风格发展，而贯穿其中的审美理想和哲学观念，便是人工与自然的和合一致。

除“味”之外，中国饮食文化审美观念中所蕴含的思想还表现为“和”。

“和”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的审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追求天人合一、人人和同，然其最初亦源于中国的饮食文化。

调和鼎鼐是饮食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后被用作治理国家的代称。

《说文》：

“鼎，调和五味之宝器也”，可见“和”最初源于饮食的调配，所以“和”表现在饮食中，主要便是“调”。

饮食通常也称“烹调”，所谓“烹”，只是做熟了，而要想使饮食口味好，则全要靠“调”了。

“调”，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所特有的方法。

《吕氏春秋·本味》中对“调”有这样的描述：

“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

故欠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疑为碱），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①③。

”食物原料有各种不同的性能和味道，所谓调，就是其怪异之味去掉，使之更符合人们的口味。

此外还要调色、调形，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调味。

“味”大多数情况下则要通过“调”才实现的，亦即通过人工调理，使饮食原料和佐料的气味相互渗透，达到美味的至境。

这种调和五味的习惯，实际上是阴阳谐和观念在饮食文化中的具体表现。

古代人们从自然界的天时地理中抽象出阴、阳这一对偶范畴，并进而专指男女两性，并将其扩展开去，上升为哲学、美学意义上事物两极的对立互补范畴，建立起了包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在内的抽象模式。

这种模式表现在饮食上，便是每一种食物都有阴阳之性，且分布不均，只有通过调和，才能阴阳平衡，既美味可口，又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这种观念后来和五行学说结合，认为所有食物都有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这就更增加了调和的重要性。

“天以五气养人，地以五味养人”〔23〕，“夫天主阳，以五气食人；地主阴，以五味食人”〔24〕，可见“和”乃是对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一种协调，而这种谐调又必须以时令的变化为根据：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25〕由此可见，“和”的第一层境界，是调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天和推导出人和，然后努力去追求天人相合，进而达到相互融和。

在宇宙自然这一和谐相生的大系统中，个人只有汇入群体之中，个人的饮食习惯只有与天道相符合，人的生命才可以得以保存，并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有机部分。

饮食中的“和”，还表现在和合敦睦相互情感、整合社会人际关系。

“饮食所以合欢也”，中国饮食除了要通过调味把菜食加工得精美好吃外，还要注意饮食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要注意到人的生理、心理及饮食者之间的融洽，概括起来即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不仅指随季节变化而饮食有所侧重，如炎热酷暑之时就不宜吃肥鱼大肉，同时还要注意，比如喜庆之日，或年节之时，便有同平常截然不同的饮食方式和内容。

地利除指注意各地不同的饮食习惯外，还讲求环境优雅，亦即要有适当的饮宴场所，如许多大饭馆，房舍宽大，书画琳琅，置生其间，高雅情调骤生。

不仅房舍，周围大自然环境也要优雅宜人，晋代兰亭雅叙所以传诵千古，原因之一便是环境幽雅。

再如登上青城山，看山幽水明，听风行波涌，再品尝被誉为“道家四绝”的青城苦茶、百年泡菜、白果炖鸡、洞天乳酒，“一楼风月当酣饮，万里溪山欲醉眠”的意境便会立现眼前，顿时会感到飘飘凌虚的仙风道骨。

人和，即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是席间要有高人雅士，才有情致。

古人投壶行令、飞觞醉月，都是为了增情助兴。

往昔文人郊游野餐，常带两碟菜一壶酒，一把壶左右各放一个碟子，状似蝴蝶，既形声，又象形，行蝴蝶之会，作赋诗之游，极富艺术情调。

尤其是各种节日，或婚丧、生子、作寿、洗尘，都要大宴亲朋，这时便无形中起到了敦睦个人情感、整合人际关系、凝聚社会群体的作用。

这样，日常饮食行为便一变而为加强政治教化、强化伦理规范的一种凝聚剂，使饮食打上了政治伦理的烙印，这也许是饮食之“和”的核心。

这时，“和”的境界就由单纯的调味进到了主体与客体的互相配合，从而使人由单纯物质丰裕而产生的感官的欢愉，进到了精神与物质统一后心灵的狂喜，使人伦和谐（即人和）代替自然和谐而成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使人自觉地认同于宗法等级制度，这就将每个人在伦理上纳入了贵贱有等、上下有序、亲疏有别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体现出“礼之用，和为贵”〔26〕的正统观念。

所以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和”，源于最初的调味，经过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和谐，上升到了对人的精神的审美观照境界。

这种境界既注意了以素朴无为的人性去契合天道，又重视了人为规范之和，这就一方面使中国饮食执着于现世人生，因而花样百出、异彩纷呈，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具象的形式和功用，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表现出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所以中国哲学观念体现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审美观念中，就表现为“味”与“和”，其中尤以“和”为核心。

这种倾向，正应验了“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27〕的观念，成为中国饮食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特征。

“养”与“补”：

中国饮食文化的社会功用

所有文化系统中都有“饮食”和“男女”的“基因”，但由于各民族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及审美趣味的差异，便各有所侧重。

与西方文化侧重于“男女”不同，中国古代先哲在“男女”上持保守态度，便将人生的倾泄导向了“饮食”，这就不仅使得中国人在“男女”上失去了的通过“饮食”得到了弥补，触觉中失去的东西通过味觉享受得到补偿，而且还导致了中国饮食艺术的高度发达，并赋予了其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意义，而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则源于中国文化“身体化”的特点。

“身体化”的根本需求是以“ｗèｎ＠⑤食”和“安身”为内容的，而“安身”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是以通过婚姻形式完成的传宗接代为主要内容，人的性欲受到压抑，所以便转向了“ｗèｎ＠⑤食”。

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个人对世界各种方式的占有中，最深刻、最彻底的莫过于饮食了，也就是说，通过饮食直接把一种外在的物质变成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对现实世界其余任何方式的占有，都不过是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饮食却是通过身体的变化来改变生存本身。

虽然中国人是以饮食的方式将自己所能攫取的财富最彻底地消耗了，但却表现出了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执着与关注。

这必然导致饮食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涵盖性，使得饮食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首先，在日常风俗习惯中，总是以饮食作为重要内容甚至高潮部分。

从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看，从出生到满月，一直到成年、订婚、娶嫁、庆贺生日、去世，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是以饮食为其主要标志的。

其次，饮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交手段之一，在农村，“认识”这个词常常被“在一起吃过饭”所代替。

此外，中国饮食也是汉民族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

有朋自远方来，友谊的份量主要表现在接风洗尘宴席的薄厚上。

甚至连最重要的国家政治领导工作，也被“调和鼎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饮食名词所代替。

再如“挑肥拣瘦”、“添油加醋”、“黄梁美梦”、“人声鼎沸”、“尸位素餐”、“不食人间烟火”、“醉翁之意不在酒”、“秀色可餐”、“回味无穷”……饮食成了衡量人们社会行为或赏评艺术高下雅俗的标准。

而所有这些，都是以人的“身”作为出发点的。

中国饮食文化注重身体，表现在哲学观念上，便是“养”。

每一个人首先都是将全部心思放在“养”自己的身体上，而这又主要体现于饮食上的“养”，甚至连饮酒也认为是“养”神：

“凡饮，养气也”〔28〕，“凡食，养阴气也”〔29〕，“王致酒，后致饮，夫妇之义”〔30〕。

《投壶》中说：

“当饮者皆跪奉觞曰：

赐灌。

胜者跪曰：

敬养”。

由此生发开去，则“养老婆”（给妻子以经济保障）、“养孩子”（生男育女）、“养上一代”（即尽“孝”），并进而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

中国文化注重个人身体之“养”，无疑源于古代农业社会对生产力的高度重视，要求社会成员要有强健的体魄。

由此进而发展到对生命的重视，这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观念，由这种观念进一步引申，认为自然和人事、人体和宇宙有一种“异质同构”关系，这样便表现出对生命力的讴歌与赞颂，故不仅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1〕，以便“与天地参”〔32〕，加强对个人身心的修养，而且还认为宇宙的功能也不过是善有所养：

上天有“好生之德”〔33〕、“天地之大德曰生”〔34〕，“天地有化育之恩”〔35〕，自然宇宙对人类有父母一般的养育恩典，所以人的使命，就是通过生男育女将自己的肉体生命延续下去，这不仅使自己的身体得到重视，而且也符合宇宙自然的秩序和规律，这样人才能以其浩然之气立于天地之间，而政治伦理制度也因人的各得其位而显得秩序井然。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

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36〕天地自然的运行和秩序与社会关系、人伦礼仪、道德教化相一致，这就使世间的人伦关系和统治秩序获得了“天道”、“天理”的支持；而对“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的和谐运行、生生不息的强调，又把个体生命的延续和社会统治秩序的恒久提高到了宇宙性的高度。

这样，就形成了儒家的生命哲学，即认为个体生命只有加入群体，与家国族类的生命之流合而为一，方能得到不朽，所以个体生命不仅仅是个人所属，而且是整个族类或整个社会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值得倍加珍惜，这表现在具体的饮食文化中，便是对完成传宗接代的工具的身体的“养”。

道家也在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人生境界，在其观念中，认为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37〕），人的精神只有消融于自然才算找到了归宿。

与儒家注重群体精神的生命哲学不同，道家的养生全生及道教的肉体成仙则直指个体生命，非常重视“身体”之养，将长生不老作为身体的终极目标。

道教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