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构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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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构建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构建
——在山东大学文科科研大会上的发言
陈炎副校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期盼已久的文科科研大会终于召开了！
这个会议之所以是大家期盼已久的，是因为上次文科科研大会距今已接近5年的时间了。
在近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存在着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总结；在这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文科科研的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和思考。
更为重要的是，我校众多的文科学者都有一个梦想，梦想我们重振旗鼓，再创辉煌，为文科的学术发展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７月份召开的“2006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会议”上，周济部长、李卫红副部长作了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我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展望，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召开这次会议，其目的是要在总结“十五”经验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的学术环境、学术规律和学术使命进行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进一步转变观念、统一思想，为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振兴做好思想上、舆论上和制度上的准备，努力探索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山大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发展道路。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这个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面向“市场”：
全方位地吸纳学术资源；二、面向未来：
有远见地做好顶层设计；三、面向世界：
历史性地更新研究方法；四、面向学术：
多层次地搞好制度建设。
一、面向“市场”：
全方位地吸纳学术资源
我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要谋划我校文科的学术发展，必须首先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
今年是2006年，30年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转折，即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随之而来的，则是生产力的解放，物质财富的增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逐渐富强。
这一“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无需我们在这里做过多的研讨。
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对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看来，所谓“计划经济”的实质，是“生产决定消费”。
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一样。
在当时的情况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在内的精神产品的生产，不是由消费者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者按照国家的“计划”决定的。
当时的学术市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
国家以“统购统销”的方式“收购”学者们的精神产品，再以配给制度的方式“出卖”给民众。
除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单一的买方市场”之外，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而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因为“市场经济”的实质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决定生产”，生产者生产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必须面对多元的“市场”，符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具体说来，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而言，当前的学术“市场”至少有三个。
那就是政府的学术市场、民间的学术市场、海外的学术市场。
政府的学术“市场”，主要是指我国各级党组织或行政主管部门以设立科研基金等方式预先买断或后期资助、奖励科研成果，从而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学术渠道。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任务，又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得这一“市场”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多大程度上占有这一“市场”，都是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能力的首要标志。
这也正是我们历来十分重视我校学者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并取得相关奖励的原因所在。
从合校６年来的情况看，我们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85项，其中重点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02项，其中重大关大攻关项目3项，重大项目34项；山东省社科基金142项，其中重大项目11项。
各年度经费为175万元、372万元、262万元、303万元、448万元、545万元。
其中人文学科课题190项，经费1352万元；社会科学课题185项，经费733万元。
最多的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最少的为艺术学院和体育学院。
这些情况表明：
第一，我校文科科研在国家行为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在承担主渠道的研究课题方面人文学科优于社会科学。
第三，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较大。
文学、历史等传统学科承担的国家项目较多，而一些新兴科学需要加快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党和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学术“市场”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发展空间。
“十五”末和“十一五”期间，来自中宣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和文化部的“国家清史编修工程”都有很大的投入。
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能够站在国家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上思考问题，善于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难题，勇于承担大的科研项目。
并在充分占有国家社科基金等主渠道的传统资源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宽政府的学术“市场”，在各个部委和省市政府中寻找资源。
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克服以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错误认识：
一是没有用，二是不花钱。
在全球都在重视文明冲突的影响、文化资源的开发、创意产业的贡献的当代国际环境下，我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用问题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信息化、产业化的时代里，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使用必须有发展的眼光。
除了购买资料、学术交流、社会调查之外，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一个长足的进步，还必须搭建起包括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在内的现代化的科研平台。
在这一方面，必须依靠政府学术“市场”的雄厚资源。
当然，从更深的意义来看，我们占有这一市场又绝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源，这本身就是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家行为、完成时代使命的重要标志。
民间的学术“市场”，主要是指政府之外的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乃至个人，以设立科研项目、学术奖励，或直接购买学术成果，从而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学术渠道。
这一渠道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文化生活的多样化而开通和扩展的。
例如，登录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来自民间机构的委托招标项目。
再如，借助电视传媒的力量，《易中天品三国》（第一部）经12家出版社公开竞标，最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印55万册、14％版税的优厚条件获得了独家出版权，作者将因此拿到约180万元的稿费。
这些情况，在所谓“计划经济”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从合校６年来的情况看，我们共承担民间学术项目215项，获得经费1820万元。
其中各年度经费为133万元、157万元、243万元、220万元、348万元、719万元；人文学科课题76项，经费732万元；社会科学课题139项，经费1088万元；最多的为历史文化学院；最少的为艺术学院。
这些情况表明：
第一，我校文科科研在民间的学术“市场”上发展较为迅速。
第二，社会科学在争取民间学术资源上的优势地位尚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三，各学科、各专业在占有民间学术市场的行为中差距较大，有的积极主动，有的则不够自觉。
虽然相对于理科、尤其是工科而言，文科的民间学术“市场”规模不大，其意义也常常被我们的学者所忽视，甚至从我校的管理层面而言，也存在着重视不够的现象。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一“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空间。
在这一方面，一些兄弟院校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中心已从非政府组织获得1000多万的科研经费，仅此一项就相当于我校上一年度文科科研经费的总额。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转变思想，提高认识，不能把占有这一“市场”仅仅看成是获取一些资源的问题，而要将其看成是我校的文科科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社会、服务地方、服务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
海外的学术“市场”，主要是指海外的政府、国际组织、基金会、科研机构、企事业部门以设立科研项目等方式预先买断或后期资助、奖励科研成果，从而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学术渠道。
这一渠道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开通和扩展的。
从合校６年来的情况看，我们共承担海外学术项目15项，获得经费223万元。
其中人文学科课题5项，经费80万元；社会科学课题10项，经费143万元；最多的为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
这些情况表明：
第一，我校文科海外国际学术“市场”的开拓尚处在初始阶段。
第二，个别院系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第三，不同专业和院系之间的差别甚为明显。
同文科的民间学术“市场”一样，海外的学术“市场”规模虽然不大，但却具有广阔的发长空间。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随着不同民族文化交往、渗透、冲突、融合的加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需要不同语言、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学者共同加以研究。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也必须转变思想，提高认识，不能把占有这一“市场”仅仅看作是获取一些资源的问题，而要将其看成是我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与境外政府和学术机构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不妨害民族利益、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国际学术活动。
总而言之，在“十一五”期间，我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须进一步明确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学术环境，大胆地、全方位地吸纳学术资源。
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不同专业的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各取所需、各显其能；而学校的管理层面，也应该在确保政府学术“市场”占有率的前提下，充分承认学者们对民间学术“市场”和海外学术“市场”的开发和占有，并在政策上加以合理引导（例如对引进不同经费制定出合理的折算方式）。
二、面向未来：
有远见地做好顶层设计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来自每一个产品消费者的感性需求；计划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它来自我们这些生产者的理性安排。
计划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
今天，我们山东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要有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全方位地汲取学术资源；一方面要有面向未来的视野，有远见地做好顶层设计。
前者主要是针对研究者而言，后者主要针对管理者而言。
那么，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说，我们山东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应该重点发展和扶植那些学科呢？
第一个方面，是传统的优势学科。
说到我们传统的优势学科，便不得不面对“文史见长”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在山大校园里，我们可以听到三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来自我校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他们主张不要再提“文史见长”了，甚至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对我校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伤害；一种意见来自我校一些从事人文学术的学者，他们主张理直气壮地举起“文史见长”的旗帜，甚至认为“破船还有三千钉”：
我们传统的文史学科即使再没落，也依然有着相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优势。
第三种意见或许来自我校文科之外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我校的实际情况是“文史见长不见长，理工见长不见长”。
如果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分析这些意见，或许会觉得它们各有各的道理。
针对这一问题，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有三句话：
第一，必须承认，“文史见长”不是我们吹出来的，而是山东大学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它应该成为我们的财富而不是包袱。
第二，必须看到，尽管相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我校的人文学科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危机。
我们不能总是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自我欣赏，而应该有一种忧患意识。
第三，必须懂得，保持“文史见长”的优良传统，是我校人文学者的使命。
具体说来，这个使命要落在每一个学科带头人、每一位院长、每一个人文学者身上，现在不少传统学科都面临着人才断层的问题，学术带头人要为此而焦虑，院长要为此而负责，学者要为此而发奋图强才行。
当然了，从学校管理层面上，我们也要自觉地对传统的优势学科加以维护。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使传统的人文学科具有很大的规模，而是要求其保持很高的质量和学术水准。
第二个方面，是新兴的应用学科。
与传统的理论学科相比，我校新兴的应用学科相对落后，而这一方面，恰恰是社会所急需的。
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发展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新兴学科发展的很多空间，需要我们根据社会的需要而捕捉新的学术生长点。
应该承认，与处在传统学科中的学者不同，处在新兴学科中的学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守成，而是创新。
这种境遇既有其不利的一面，又有其有利的一面。
其难处是，他们没有多少前辈留下的遗产可以继承，甚至要从争取硕士点、博士点开始，一步一步地创业；其好处是，他们的学科往往具有比传统学科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从而容易从社会上争取更多的资源。
经过三十来年的努力，我校的一些新兴学科已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人文强而社科弱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从学校的层面选择出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有发展前景的新兴的应用学科，着力加以扶植。
从而形成传统与新兴、理论与应用、人文与社科比翼齐飞的局面。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三个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
一是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需求永远是学科发展的第一导向；二是认识到，不仅社会科学有应用的前景，人文学科也有应用的可能；三是认识到，发展新兴学科必须具有超前意识，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模仿。
在这些问题上，一些兄弟院校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翻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的名录，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现代城市研究中心”、“非物质遗产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这些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中不曾有过的新兴学科正在崛起。
第三个方面，是综合的交叉学科。
“十五”期间，对于山东大学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实现了原山东大学、原山东医科大学、原山东工业大学的三校合并。
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得很好，很成功。
但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却不能陶醉在“实质性合并”的历史成就上，而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实质性合并为我们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而我们的文科学者是否抓住了这一机遇？
从人类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前现代的不分学科，到现代的区分学科，再到后现代区分学科基础上的交叉与融合，似乎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过程。
当代的科学成就表明，绝大多数科技创新都来自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这也正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我国的两院院士多出自交叉学科的原因所在。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一样，我们很难把马科斯．韦伯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者，我们也很难断定汤因比究竟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我们甚至不知道福科是搞什么专业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科科研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充分利用综合大学的综合优势。
大家知道，合校以后的山东大学有着包括文、理、医、工之内的11大学科门类，除了农学和军事之外，我们几乎覆盖了人类学术的全部领域（现在连天文学也有了）。
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进行交叉性、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问题在于我们的学者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勇气和学术视野，问题在于我们的制度有没有这样的措施、保障和奖励机制。
从管理层面上讲，我们必须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合作攻关，甚至组建学术机构。
从学者队伍而言，我们必须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甚至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
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能否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参与下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计算机学院和艺术学院能不能合作发展数字艺术专业？
医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能不能就生物考古问题合作攻关？
这一切的一切都有赖于我们的想象并将想象变成现实的学术努力！
应该来看到，这种结合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将是我们的文科科研在“十一五”期间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提条件。
因此，我们必须在管理层面和学者队伍之间形成共识，对那些有学术前景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应该进行大力的引导和扶植，并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
第四个方面，是地域性的特色学科。
文科科研要得到全面而有效的发展，不仅要充分发扬传统的学科优势，不仅要主动地适应时代的社会需求，也不仅要积极发挥我校的综合优势，还必须巧妙地利用我们的地域特色。
具体说来，我校的地域特色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方面，山东大学地处齐鲁大地，开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显然有利用文科科研的发展；二是地理方面，山东省面临黄海、渤海，与日本、韩国这两个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的亚洲国家距离最近，开展日本、韩国问题的研究，显然可以获得很多的便利。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地域性的学科发展缺乏自觉，因而儒学的发展没有积聚力量，墨学的发展存在“中衰”的隐忧，日本与韩国研究中心也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并通过行动来加以补救。
在东方文明不断崛起的今天，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的儒家文化，显然有着超越国家界限的世界意义和超越历史文本的现代价值，因而是需要我们重点扶植的。
山东不仅是孔、孟的故乡，而且是墨子、孙子的故乡，而墨学的独特价值、兵学的深远影响，均已超出了有限的地域范围，应该成为我校的研究特色。
日本和韩国是亚洲地区很有影响并且与我国关系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我们对它们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历史和文化方面，而应拓展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从而为国家和山东省的对外合作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从学校的管理层面上讲，对于上述具有地域特色的学科，我们在引进人才方面应给予政策性的倾斜；对于这些学科领域中的学者而言，应该注意保持与相关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密切合作，并充分利用其潜在资源。
三、面向世界：
历史性地更新研究方法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使我们的国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使我们的国家由原来的闭关自守改变为现在的面向世界。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改变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也有了变化和发展的新机遇。
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一机遇，而只是按照已有的学术惯性，以从前辈继承下来的方式一如既往地进行研究，那么我们不仅无法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而且也不可能重现前辈学者昔日所造就的辉煌。
首先，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对的世界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我们的问题意识。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已经从昔日的农业社会进入到今天的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时代的变革自然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崭新的课题。
以儒学研究为例，如果我们今天的学者仍然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学思想加以研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如果我们仍然仅从名物训诂的角度来分析儒家文本所表述的原始含义，又难以有新的突破。
但是，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现实出发，站在“文化也是一种资源”的历史高度来重新审视这一对象，就会引发出“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儒家文化与现在企业制度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在这一方面，德国学者马科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研究显然具有启发意义……。
从横向的国际关系来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信息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今天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交往与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亦非昔日可比，这同样会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崭新的课题。
仍以儒学研究为例，过去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孤立的对象加以思考，或最多将其与墨家、道家、法家等本民族文化中的不同学派加以比较。
而在今天，随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已经凸现出来。
由此而引发出来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同文化价值系统之间的融合研究，乃至建构全球伦理价值观念的可行性研究，都为我们的儒学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空间。
在这一方面，美国学者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的研究显然具有启发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全然否定传统的研究理路，也并非主张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去研究最新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传统的一些“绝学”不仅有理由存在，而且至今还不断给我校带来新的荣誉，因而是需要加以特别重视和保护的。
我们在这里只是强调，对于我校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自觉的时代感和全球意识，是使其有所作为的前提条件。
其次，新的时代不仅赋予我们新的学术视野，而且赋予我们新的研究方法。
不可否认，在长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人文学者已经积累了一些严谨、求实而又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仍有其发扬光大的必要性。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仅仅沿袭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不够的。
我们传统的人文研究要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和善于从其他国家和其他学科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新的研究方法。
仍以儒学研究为例，我们不能仅仅跟随“古文经学派”，进行有关名物训诂的文本辨析；我们也不能仅仅跟随“今文经学派”，进行微言大义式的义理阐发；我们完全可以在盛行于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系统科学等领域中找到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从而全方位地读解儒家文化。
至于社会科学，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更应该大胆地借鉴西方已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最后，除了视野和方法的更新之外，还有研究手段的改进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且更新了我们的研究手段。
我们知道，考据学是最为传统的科学了，可是有人却借助于最先进的计算机手段，运用词频统计的方法来考证《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是不是一个作者。
其实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儒学研究上，比如考察《论语》与《易传》、《孔子家语》之间的关系等。
这说明即使是在最为传统的学科领域，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也有其用武之地。
而手段和技术的更新，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而且改变了我们的治学方式。
过去，我们常常对那些能够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的学者们肃然起敬。
而在古代典籍数字化处理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则应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外语或其他相关知识的掌握上。
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青年学者的重视。
在更新研究手段的问题上，我们的有些学科比较超前，比如说金融数学的发展、生物考古实验室的建立等。
但有些学科则比较落后，就拿我自己从事的文艺学来说吧，我们国家出版了几十本文艺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但却没有一个文艺心理学实验室；我们国家出版了几十本文艺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但却没有一个文艺社会学调查机构。
这不光是我们山东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
这种研究手段的滞后，很难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就我校、乃至我国的现状而言，做出这样的判断似乎不难：
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这三个方面，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接轨程度是递减的。
与此相对应，是否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这三个方面，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差距是递加的？
说实话，就我对西方人文学术的了解而言，尚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相信我们大多数人文学者也不甘心做出这样的判断。
但是无论我们是否甘心，也无论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
在全球文化不断交融、碰撞的今天，我们都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并对已有的现状加以改变。
而要改变这一现状，第一要有思想观念上的变革，第二要有知识结构上的更新，第三要有资金投入上的保障。
就我校目前的情况看，这三个方面的瓶颈都存在，也都有突破的可能。
要突破这三重瓶颈是困难的，但唯其如此，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才可能实现一种新的、历史性的飞跃。
总之，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我们的文科学者都必须面向世界，有一种开放的、广博的、海纳百川的胸怀。
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意识到，现在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的时代了。
四、面向学术：
多层次地搞好制度建设
要实现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进步，不仅需依靠全体文科学者的不懈努力，而且有赖于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良好的学术环境。
显然，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必须符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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