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视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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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视阈

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视阈

王雨辰

2012-7-2716:

22:

57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5期

　　【内容提要】我国学术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三种研究视阈，即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关注的结果，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的生态学理论。

本文在分析上述三种不同研究视阈的理论得失的基础上，阐发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阐明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问题域和理论性质等关键性理论问题，虽然我国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突破了我国学术界长期拘泥于价值观的视角、纠缠于“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的二元对立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做法，为中国学术界立足于新的理论视阈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在论析我国学术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种视阈的基础上，阐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及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

　　一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第一种视阈是把它看作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认为：

“其主导方面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建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这些理论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异质的是，他们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

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因为这种人类主体强制性奴役自然的非生态态度，实际上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

”①显然，这种视阈内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既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异，同时又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

这种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如果真的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将会被大大降低。

因为按照这种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将会被归入到具有后现代理论性质的西方生态中心论的绿色思潮之中，并陷入到反科学技术、反生产力发展的结局中。

那么，上述观点是否符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呢？

在笔者看来，这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读。

　　这是因为，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看，首先，他们对生态中心论持批判立场，并且明确指出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具有鲜明的反理性主义、反人道主义、反主体性、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后现代特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秉承现代主义立场，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主义的一种现代主义理论，它既不赞同生态价值论，也不赞同立足于生态中心论而形成的生态自治论的无政府主义解决方案。

第二，从他们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他们和生态中心论存在着原则的区别。

具体说，生态中心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对立起来，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生态中心论的上述理论主张，指出生态中心论的主要问题正在于把生态问题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从而使“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因此被完全忽略了”②。

并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不赞同生态中心论，但是它对资本的批判以及关于历史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上不仅对生态中心论有益，而且比生态中心论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基于以上认识，他们或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矛盾来修正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研究，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

③

　　从他们的理论主张看，他们同生态中心论也存在根本区别，具体体现在：

第一，他们反对生态中心论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仅仅归结为人类价值观的危机，从确立生物道德的价值观维度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在他们看来，应该坚持从历史与自然的联系、从阶级分析法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此前提下，探讨人类生态价值观、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才有价值和意义，指出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对环境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矛盾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对应，破除资本主义全球权力关系，破除资本对自然的控制和剥削，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环境正义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

第二，他们明确反对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生物道德，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只不过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立足于资本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立足于集体基础上，致力于人类物质和精神福利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他们看来，由于“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无法从理论上得到严格的逻辑证明，且把人类和自然的权利等同看待，因此，它们既是神秘的，也是反人道主义的。

而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

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但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应当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④。

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像生态中心论那样反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

在他们看来，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一旦变革了资本及其控制的全球权力关系，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运用将不再是破坏性的，相反，它们都会是有益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只是资本利用现代文明的成就，把人们牵引到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消费活动中，把它作为人实现满足的唯一方式，目的是为了适应资本的高生产和维系资本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他们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生活状态，也不反对商品、市场和技术，而是力图运用现代文明的成就和技术，为人们实现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和实现满足的形式，使人们从资本主义文明仅仅根据疯狂的消费确定人的幸福的现象中摆脱出来。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那种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像西方中心论那样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生态学理论，必然会降低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生态学理论具有反科学技术、反生产力发展、反工业文明的特点，同时把抽象的价值观的变革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立足于这种生态学理论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实践，不仅会导致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且也无法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正义。

　　二

　　我国学术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第二种理论视阈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生态学的关系，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学的结果。

⑤这种观点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建立在技术理性批判基础上对生态学的关注，并由莱斯、阿格尔创立生态马克思主义。

第二阶段为生态社会主义阶段，是西方绿色运动中的“左翼”，代表人物为巴赫罗、高兹、佩珀等。

第三阶段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既不同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的生态学阶段。

⑥

　　这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这种研究视阈把法兰克福学派看作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确与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存在着理论承继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把法兰克福学派纳入到生态马克思主义中予以研究。

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虽然也强调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但法兰克福学派并不立足于生态学视阈批判技术理性，而是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视阈批判技术理性，他们所说的“自然的解放”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的感觉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政治和解放功能的“新感性”，即人的自主意识；二是指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以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人内心世界的控制和支配。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则立足于生态学视阈，强调技术理性的盛行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及生态危机。

第二，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需要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不同。

应该说，生态社会主义是比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外延上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以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反对集权政治和主张社区生态自治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包括主张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双重变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生态社会主义包含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因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理论归宿。

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不仅可能会混淆二者在外延上的区别，而且好像只在这一个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才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事实上，从莱斯、阿格尔到福斯特都提出只有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理论构想。

⑦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视阈把对马克思的生态学的重构看作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不符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际。

事实上，生态马克思主义通过回应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从不同角度修正了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内在联系，而且也忽略了21世纪以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其他内容，如资本的空间生产与生态问题等。

第三，这种研究视阈侧重于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生态学的关系这一维度来认识和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渊源，却没有看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异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从它们之间理论渊源的角度看，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所持的批判立场，以及对技术理性、对消费异化的批判，继承了自然解放的思想等，但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的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理论着眼点主要在于如何消除束缚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社会关系，其理论是一种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的社会批判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消费主义价值观等的反生态本性，它既是力图通过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调整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学理论，同时又是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社会批判理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仅仅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生态学的关系这一维度来审视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无法揭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而且必将把它主要归结为一种绿色生态学理论，无法凸显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

　　三

　　我国学术界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三种视阈是把它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⑧

　　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从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在笔者看来就是它的“批判性”传统，其逻辑起点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和阐释，建立马克思哲学和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突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其理论归宿是实现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如下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

⑨

　　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和阐释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质和批判价值向度，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哲学”，展现为哲学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

以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哲学、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根据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解释向路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或重新阐释，把历史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技术决定论区分开来，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建立了马克思哲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形成了以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为基础，以生态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技术理性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资产阶级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和支配了人的内心世界，实现了对人的总体统治，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肯定社会现存秩序的顺从意识，由此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为社会发展的总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强调应当通过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使工人阶级从被支配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形成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自主意识。

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总体统治，主要是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由此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行使的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功能，而实证主义哲学正是技术理性形成和盛行的哲学基础，因而又展开了对实证主义哲学和技术理性的批判。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立足于政治批判展开其社会批判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把生态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结合起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为生态危机，强调打碎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前提；同时也体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效应的分析中。

他们一方面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当代西方社会起着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论断，另一方面着力分析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他们看来，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了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形成了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从而客观上要求高消费的生存方式作为支撑，由此资本必然倡导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最终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并形成生态危机。

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既是对资本的批判，同时又是一种生态批判，是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构成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而之所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底蕴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别于西方其他绿色理论抽象地谈论生态问题，始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来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生态学理论，其理论特质是坚持从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统一的视角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

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以人和自然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权力关系不仅具有反生态性质，而且也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

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实现“环境正义”，这就必须把当代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

以资本为基础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当代生态危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技术本身有何过错，而在于承载它们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性质的不正义性。

从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看，依然应该坚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只不过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资本和个人欲望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集体利益和人的基本需要基础上的。

因此，在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与生态之间构成矛盾，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是与集体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的理性增长，技术进步和运用只能服从于人类创造多种满足方式，并服从和服务于人类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共同发展。

　　四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实践到底有何启示与意义，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思考。

　　第一，如何把握生态文明的特质，这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明了的前提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明确的论断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他们明确断定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具有反生态的本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环境保护只不过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对自然过度掠夺的本性和克服生态危机。

第二，生态文明只能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但它并非是使人类回归于前工业文明的自然状态，而是要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创造更加积极和形式多样的满足方式，而不是像工业文明那样引导人们到异化消费中去寻求满足，以支持工业文明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主张实际上启示我们，一方面应当把生态文明看作是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应当区分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区别。

也就是说，如果不发展更高的生产力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建立更高的道德境界正确处理和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落空。

同样地，不能把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二者等同起来，这是因为工业文明下同样也存在环境保护，但是这种环境保护是建立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基础上的，也是同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联系在一起的。

生态文明不仅是建立在生产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这一基础上的，而且其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圈实现良性循环的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资源基础上的。

只有真正把握了生态文明的上述特质，才能真正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能否把生态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立起来？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把当前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并由此从理论上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生态马克思主义则不仅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而且强调生态文明不仅不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且在生态文明下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不会和生态之间构成矛盾。

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多重含义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只有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具有内在关联，因此，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资本展开批判的基础上。

批判和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理论上的失误在于割裂了历史观和自然观之间的关系，秉承的是“人类—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在实践上的失误在于没有弄清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生态权利对立起来，使生态运动缺乏内在的、持续的动力，也根本无法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与此相联系，那种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立起来的观点实际上没有把握生态文明的特质。

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否则人们就只能以破坏环境的方式维系生存，生态文明建设也会因此流于空谈。

生态文明并不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只不过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在目的和方式上与工业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不会导致自然的异化和技术的异化。

　　第三，如何利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超越西方生态文明话语霸权，建立以维系中国发展权和环境权为指向的生态文明理论，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以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探讨当代生态危机，提出了以制度变革为根本，以实现环境正义为核心，通过重新阐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提出“以人为本”，以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本的价值原则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启示在于：

其一，应当明确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使命，正确处理人类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坚持“有差别的责任”原则，切实维护我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当代西方绿色思潮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能历史地考察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而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结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

看不到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工业文明的兴起和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对落后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占有和使用，因而无法区分不同国家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不同责任。

而资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把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利用其控制和支配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继续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转嫁生态问题，这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事实上，联合国于1972年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就明确肯定了民族国家自主发展和自主支配自身环境资源的责任，它强调：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以外地区的环境。

”⑩因此，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不能停留于抽象地奢谈人类的整体利益，必须把维护我国的环境利益置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承担在环境治理过程我们应当承担的全球责任。

其二，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该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摆脱西方绿色理论“人类—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同实现人和自然关系的变革有机地结合起来。

具体说，就是我们不能脱离资本全球化及其内在矛盾这一全球视野来认识当代的环境危机。

因为资本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不断拓展世界市场、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使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日益增多，也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日益突出。

在环境问题上，它主要体现为资本在通过国际分工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

只有立足于这种全球视野，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环境问题。

因此，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如何变革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在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不公正关系，实现环境正义作为理论的内核和追求的目标，真正实现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使命和目的。

　　【注释】

　　①张一兵、胡大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②[美]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③王雨辰：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

　　④[英]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5页。

　　⑤关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可参见拙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问题与反思》，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

　　⑥刘仁胜：

《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⑦王雨辰：

《生态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

　　⑧陈学明：

《永远的马克思》下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雨辰：

《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