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快乐谁是那个戴面具的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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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快乐谁是那个戴面具的人

我要快乐：

谁是那个戴面具的人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是否有哲学，或者说中国的儒道思想体系能否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概念来称谓的讨论背景下，棱撄这本《战略的深度》的出版具有特别的意味。

当他要我为之作记时，便欣然应允，因为本书的出版可视为参与此种讨论的一个非常好的文本。

棱撄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读书期间，他从不为分数成绩操心，而只关心哪些书能满足自己的兴趣；也从不理会学校的课程要求，而是问题把他引向哪里，书就读到哪里。

因此，这种被问题和兴趣引导而读书学习的过程，无意中拓展了他的读书范围，使他的知识面大大宽于同侪。

更重要在于，这种积极的自主自由、思维着、探索着的读书方式不仅仅带来一种量的收获（例如，除了中西哲学，佛教哲学之外，还阅读了军事、历史、政治以及围棋诸方面的书），而是“质”的收获，这就是培养了他CRITICAL-THINKING的思维方式，而这正是西方学者对学习PHILOSOPHY所要求的东西。

也就是说，学习哲学并非在于学习者掌握了多少关于哲学的知识，而是，是否形成了“批判性思考”的思维。

正是这种“批判性思考”使哲学成为哲学，使人成为哲学家。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音乐学院，先在院办工作，后调至图书馆；不久，因特殊情况，辞职。

自那以来，他一直作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人生活着。

在这种生活中，他一直保持着读大学时所形成的批判性思考的习惯，即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生活作风：

他彻底地不依傍任何机构和组织，而只依赖于他自己的心智-----读书、思考、交友、聊天、下围棋，和写诗。

这本书就正是他这种生活的必然结晶。

在这本书里，他借助讨论战争的战略思维，研究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且尤其显示了对中国的道家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因此，与其说是有关军事的书，不如说是一本哲学的书。

他仔细地将“战略”或“战略思维”与“军事”或“军事事务”区别开来：

前者研究那“超时代的”、“纯净的”形式，它在“逻辑”的层次来获得自己的完满性。

但是这个所谓逻辑，决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逻辑，而是老子思想体系中“水”所蕴含的那种逻辑，这种逻辑，作者说：

“使万变的世界归于不变的圆满，等于是从无规律的节奏中倾听到了流畅的、特殊的韵律”“用于描述世界的战略逻辑，正是一种以韵律为结构的逻辑。

它可以揭示：

在越高的思维层次也即越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就能够越清晰地感受到万物之变的最终规律也即韵律”（76条）。

水，是一种无穷变形的典型事物，它随流赋形：

自己没有固定的形式，却能成就无穷的形式。

如果对水的逻辑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仍未揭示真正的战略逻辑。

作者认为，战略逻辑的最高境界是用绝对的美（最高之美）来评价自己。

这所谓绝对的美，就是“最不可见的，是无穷变形中的那个不变的本质，即每次变形的圆满性”。

这意味着，在水的那种永恒的、变动不居的外在形式中蕴含着一种为它自身所特有的“圆满性”，而这“圆满性”恰恰是那无穷变形的最内在的本质，这本质就是一种“静”，或“极静”；这“极静”就是“不变”，这意味着，水的“圆满性”是在无穷变形中而显现和成就的；亦表明，水的逻辑并不是一种指向自身之外的逻辑，而是显示自然内在本质的一种逻辑。

因此“这种不变，能使人体会到时间流动、事态发展、世界变迁的极缓甚至静止的感觉，也即以圆满性控制了世界的感觉。

”

作者认为，如果一个军事家能领悟到并修养到这种“极动成静”的境界，就是一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天才。

作者把这种被领会到的“极动成静”的“圆满”称为：

极偏圆满。

这种“极偏圆满”正是以“韵律”为其结构。

水的这种逻辑，作者称为：

战略水，或纯净形式。

由于这种逻辑是以绝对的美来评价自己，因此，它是“超时代”的，因而具有普遍的价值，它只能从哲学的立场来谈论，而时代中的每一次具体的战争，或者军事事务只不过是它的影子，我们不可能从具体的、时代的战争中获得它，因为，“战争”是一个缺乏永恒形式的领域，总是受制于武器、时空等各种具体和偶然的因素，而“战略”则讨论那运用于每一场战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逻辑本身。

所以，战略理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形式、纯净形式的领域，它只能从人的思维中去寻求。

最能体现战略逻辑的，作者认为就是“围棋”。

一方面，围棋充分体现了“战”和“战略”的本质。

另一方面，围棋是以最抽象的形式来体现“战略”本质的，因为一切偶然的条件都被排斥在外，只剩下两种对立的力量，即黑与白。

它们在维持自己的生存与不败中周旋、争夺；与国际象棋不同，每一个围棋子没有规定的身份，故没有僵死的规则，因此，对弈双方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幻化出无穷的走势，尽量变化莫测，造就混沌难明、虚实未判的局面，将对方抛入举棋不定的尴尬境地，只有将对方逼于此种境况，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战略就是“随时随地吸收各类能量以维持生存”，同时“随时随地辐射各类能量以消灭灾害”。

这两个“随时随地”指明弈者要让其棋形永远处于运动状态，并且在运动中保持无穷变形之势（针对敌方），而在这种“无穷变形”中则保持着，准确地说，是隐蔽着“我方”的“不变性”，只有在“我”隐蔽地保持住这种“不变”时，“我”的生存才能是圆满的。

因此，从围棋中获得的这种战略思维形式必定是普遍的和永恒的，这种普遍永恒的东西既是围棋的逻辑亦是水的逻辑：

水、围棋（另外，还有音乐），此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形式上的抽象性，正是这种抽象性成就了它们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在运动中保持“变”与“不变”的幻化之势，则赋予这种逻辑形式以复杂性和神秘性（这是一种与西方的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迥然有别的逻辑，它体现了另外一种心智和对世界的理解；这也是一种辩证法，但是一种与西方，如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可同日而语的辩证法）。

因此，这种普遍而永恒的战略逻辑因其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关于生存的逻辑，故不仅仅限于军事，而是人与其社会的全部关系，作者说：

“战略天地正好是整个世界本身，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有战的成份”，而且，人就生活在敌意的海洋中。

所以，生存就意味着要从不败立足，不败则需要战略逻辑。

作者总结道：

“所谓形，就是生存之形，生存原理是战略逻辑的核心原理”。

这样一来，生存与军事战争一样就成了一个紧张的事件：

由于，“我”必须随时随地保持一种“无穷的变形”才能满足我的生存的圆满性，那么，所谓“战略逻辑”就会蜕变为“心计”：

天天算计着“我”和“他人”之间的利害得失，以便自己在对立中保持着优势。

如果是这样，人或社会就失去了“实体性”，或“尺度”，或者说客观原则。

老子《道德经》立论的一个根本立场就是彻底消解掉古代儒家文化中那种对个体的沉重的“实体性规定”，并在相反的立场上，提出了“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

这种主张旨在抽掉“人”的“仁义”担当，即把“人”从“仁”的“目的性结构”，即“义”中解放出来，还原到“自然无为”那种“无目的性限制”、“无方法论规定”却又能成就万事万物的生物状态里。

中华励志网

在这种自然状态里，“人”不再承受任何外在的压抑与限制，似乎显示了老子一种普遍的菩萨之心，但却隐含着一个最自私的目的心：

这就是对自己而言的“无不为”。

这意味着，“无为”是一种“方法”，即一种“反方法的方法”，唯有这种“反方法的方法”才能保证“我”“无忧”“无患”，即“生存的圆满性”。

“无为”即解除掉外在的“仁义”规定，或人的“实体性”、“尺度”，是为了达到自我的“生存的圆满性”，即“无不为”。

老子的这个思想的获得正来自水的启示，即之所言：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此所谓善，决非伦理学含义上与“正义”概念，或者说与人的道德目的性相关的善，而是洞悉世事后所形成的处世应物而左右逢源的一种能力或意识状态，即方法论上的善，即“善于”。

要做到“左右逢源”，就必须本身无定性，无定性就是不将自己固定在某一价值或“义”之上导致自我束缚，从而时时运用一种标准来与外部世界发生交往关系，这样就会僵化（贬义地说），或理想化（褒义地说），丧失掉应时而动，应物而变的机灵状态，即“善于”的状态；因为，当我们坚持一种“义”的时候，就会为自己的义去“争”，即“为”（水的“无为”就是“不争”），这样就会使自己暴露在外，自己的意图，不论是正义的还是不义的暴露在外，就会有“忧”，这就不“善”了，因此，这种“外在化的主动之为”恰恰是一种与水相反的思维或行为。

要做到“无忧”，即“无不为”，则必须像水一样：

“处众人之所恶……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忧”。

惟“心”不受任何“义”，即不接受任何“实体性”的规定，才能“善于”起来，如此体现了“水的逻辑”的善即是“上善”。

有此种“上善”便“几于道”。

因此，“道”的含义，就是“应物而变”，不固执于“一义”；不固执于一义，方能“无为”、“不争”，故而能“成”，即“无不为”。

显然，水的逻辑即是“道”的逻辑，即“无为”逻辑、“不争”逻辑，但正是这种表面上的“负”的逻辑，或者说，“消极柔弱”的逻辑、无定性的、无定规的逻辑能最大限度地、最安全地达成自己的目的，即老子所谓：

“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这意味着，表面的“无”隐含着实际的“有”。

这“有”是一种不关心普遍的实体性道德，或客观原则的有，即“私有”、“利己之有”。

显然，老子为圣人提供的是一套不同于儒家文化的治国之策，或谋略，用棱撄的术语说，就是“战略”。

这种战略，抽掉了正义性概念，美的概念以及德性概念这样一些人生存于世而必须的实体性规定：

要达到治国的目的，则必须抛弃一切人道的绝对价值，所以，老子一再强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以及“去自见”、“去自视”，“虚其心，实其腹”等等。

老子的这种思想在三个方面给中国文化以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艺术、军事和为人。

在艺术方面，对应命题是“无法而至法”（艺术创造论）；军事方面则是以孙子为代表的战争谋略论；在为人方面，则是一种不讲客观普遍原则的城府论（即生活谋略论），这种做人的取向以明哲保身为目的，常常以圆滑甚至油滑为表现；直接培养了一种没有正义感、不为人先的旁观者的人格。

中国人先天缺乏公民意识，其根子就在老子上述“水的逻辑”，或“无为逻辑”：

一种只讲利己之事功，而不讲精神的绝对价值的逻辑（关于老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此处不便详论，略）。

棱撄撰写的这本《战略的深度》，显而易见是承续老子的思想发端成形的，然而，却并未止于老子水的逻辑，而是有所创造，这个创造体现在，作者在这种逻辑的运用里发现了一种自我设立、自我限定的精神因素，这就是“正义”和“最高之美”，即，在普通智力相同的情况下，只有那具有正义感和美感，或者说“通透了最高之美”的战略家才能达到这种战略逻辑所蕴含的境界：

“有些历史人物，其个人的精神境界有着或多或少丑恶的地方，最多者如希特勒，这会导致他们全部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加起来达不到最高之美，本来是必败的，但却有可能暂时不败，甚至暂时大胜，这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暂时离最高之美也很远。

但是时间延长之后，他们还是必败的。

蒙古帝国不是最后也败落了吗？

看待历史就需要这样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和日常人物也需要这样的眼光。

只有达到了最高之美的人格境界，才会达到艺术和战略的最高境界，才有无穷的力量，才是永远不败的。

这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精神原则。

要仰视战神的人格。

那同时也是诗一般的人格。

对于战略局面来说，全点化、无穷变形、极偏圆满便是最高之美，而对于个人来说，最高之美又是指的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人要洞悉人性的一切恶点，并从自己的精神中彻底摒除它们，于是自己便能随时雕去他人身上的恶点，这雕刻刀的动作千变万化，是谓“全点化、无穷变形”。

更进一步，自己还能重又采用诸恶点，只不过对诸恶点重新协调运用的结果恰是转化成了诗境，这就是更高明的刀法，也即“极偏圆满”。

此时，这个人便成为战神。

他对于人性和对于战场用的是同一套思想。

他的雕刻力量使一切人对他产生归属感，归属感就是美感。

”（第71条）

显然，作者将精神的绝对价值，即正义和美充实到水的逻辑里，改造了那种只讲利己事功，而漠视人的绝对精神价值的逻辑，使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逻辑获得了一种自我评价的规定性，即，这种“无为”逻辑并非“无不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无不为”的。

在这里。

我们发现，人道与天道原来并非“合一”：

“自然”的天道在用于人间世时无法避免要浸染上精神的色彩，一旦浸染上精神的色彩，精神的绝对价值就一定会在其中起作用，它有自己的运动方向，引导人反省而完美地运用这种“水的逻辑”，而不是相反。

这就是棱撄这本书在哲学上有贡献的地方。

这一贡献表明他跨出了传统道家体系的局囿，开出了一个新的思维天地。

在这个意义上，或可名之为“新道家”。

其“新”体现为，在方法论上，继承了老子的“反绝对性”的思维传统，即，无为和柔弱胜刚强的“水的逻辑”；但在目的论上，却引入了精神的绝对价值原则，客观地说，是揭示了其中蕴含的绝对精神原则。

正是这后一点导致了一个与《道德经》中相反的结论的产生：

“战略理论的最终景观在于双方成美、双方不败、双方之爱，这正是世界的最终景观所在。

”这就是说，“双方”皆在自我意识的根基上获得一种明澈性的存在，而不是老子那种愚民的治国谋略：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

很明显，棱撄在“水的逻辑”里强调精神的绝对价值，一方面超越了老子的客观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它又绝不同于儒家的那套价值学说。

因为，儒家的绝对精神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棱撄的绝对精神价值在美。

在其跋中，他有一个对一百条战略逻辑的总结，完整地阐述了其要义：

“不败的，当然是美的！

这符合‘美’的基本性质，无可置疑。

于是美的存在也无可置疑。

因此，美是一种能够自我成全的东西，而这又进一步符合了哲学上对‘本体’的定义。

于是新的本体逻辑将能够产生出来，并消除种种逻辑谬误，这就是哲学第一部分的工作。

”这种以美为评价标准的“本体逻辑”显然是古代儒生们不可想象的。

然而，若从理论的起点来看，棱撄的思考方式与古代儒生的思考方式却又显示了一致性：

我们知道，传统儒学起于对“两个人”之关系的思考，然后，总括为以“仁”为核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世界”。

棱撄同样发端于对“两个人”之关系的运思，不过，他是用“两个人的‘我’”来表述的，认为，这种“我”对“我”的关系便构成了整个世界，即“战略世界”，而不是“礼仪世界”；他说：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战略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的‘我’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种相互关系便构成了整个世界。

描述世界只能由此去描述，而不能从单“我”去描述。

所以战略当然是哲学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兼具数学与人文的双重特性。

人在战斗中必须动用自己的全部内涵（并求其顶点）去争取优胜，那么战略研究就是人的全部内涵研究。

抛开战略去研究人，则只能是研究虚幻的人，这是哲学史上的长期病症。

事实上，人正是因为存在着对抗才去奋力追求成为美的，以图优胜。

否则只会怠惰，成为丑。

”古代儒家从“两个人”的关系，建立起了以“仁爱”为本质的“礼仪世界”；而棱撄却从“两个人”的关系中看出了“斗”的“战略”本质，试图建立一种逻辑，导向一个双方不败的“美的世界”。

尽管棱撄所得出的是一个迥然异于儒学的理论，但是，其运思方式却仍保持着东方式的考察问题的习惯，这似乎体现了东方思想家的一种思维的根性。

另一方面，虽然，作者在这里采用了西方哲学惯有的概念，即“我”，或者说“自我”，但却仍旧走的是东方式思维的内在理路，这就是，不在“自我”与“非我”或“他”，即主体与客体之间运思，而是在“我”与“我”之间，或者说，在两个主体之间发问。

因此，彼此所构成的绝非“知”的关系，而是“用”的关系，其指向在“能行”，而不是“能知”。

也许正是立足于这种“用”的关系，才产生了东方的中国式的哲学，亦显示了“中国的智慧”。

并且，作者的上述研究进路，正好说明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这就是，将“体”纳入“用”的世界里来认识，在“用”的世界里揭示“世界”的意义；似乎这样才尽到了哲学研究的真义（西方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正是从此扭转了西方的哲学传统）。

而西方传统哲学恰恰与此相反，则是将“体”从“用”中分离出去揭示所谓“世界”的意义，方才认为尽到了哲学的真功（不过，这种分别仍是有限的、相对的，例如，黑格尔的理念论与柏拉图的之间就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从这点可看出，棱撄的这项研究是中国式的，而非西方式的。

如果说哲学的工作，无论中国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其旨皆在描述世界，不同则在于，中国的哲学倾向于“切于用中”描述，西方的哲学则偏于“超于用中”描述。

棱撄的本书写作过程本身亦是这样一种特征的显例。

作者在跋中说道：

他研究哲学完全出于其真实生活的需求，并未把哲学当成纸上的学问。

他说：

“正是在真实的生活需求中，我感到了战略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十六年来用了每天四分之一的时间来思考战略逻辑，把它当成哲学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认为哲学对整个世界的描述工作应该是由战略逻辑来描述的，只有它才能描出生活世界的真相。

”正是在生活中切己地体会到了战略之于人的真实意义，作者才找到了哲学的言路，才将战略研究作为描述世界的切入口。

所以，棱撄的这个哲学文本是一个“活”的哲学文本，而不是那种学院式哲学“死”的文本。

所谓“活”的哲学，就是那种“切己”的哲学，例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和庄子等人的著述；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现代的大哲人海德格尔、福科等等，他们的哲学都是诞生于“切己”问题的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已被各种事件和各种观念弄得失去了主心骨，尽在概念上，在所谓的学科的严谨性上都着圈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当然，作为一本关于战略思维的书，尽管它是从哲学的层次给于研究的，但其中一些术语对于专业的哲学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这本书就有两种价值：

从实用性来讲，适合于军事家；从体系内核来说，却仍旧是哲学的。

而这正是作者著述的出发点和用意所在。

只不过，由于他发现蕴含在军事中的战略思维最能充分体现“世界”的大全性质，从而借助对战略的研究达到对“世界”的完整的描述。

因此，在作者看来，其所完成的主要是一个哲学研究的课题（作者称，是其哲学工作的第二部分），而非仅军事的课题。

由于本书的写作类似维特根斯坦的格言警示语，作者说是“撷取十六年来的日记观点汇聚而成的”，“只是纲要”（跋），所以，尽管与传统哲学相比，运用的是西方哲学概念式的分析方法，但由于仅仅是“观点汇聚”，使本来孕育其中的更深刻的思想不能在思辨性的逻辑因果关系中更为全面地、透彻地被揭示出来，故减弱了本题固有的力量和价值。

虽然如此，本书仍旧是成功之作，我们期待着本书在今后的再版中呈现出一个完全的面貌，并期待作者的另一部分哲学写作早日问世。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