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国人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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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爱国人物
为香港回归呕心沥血
――记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
身在异邦，心向祖国
――记钱学森
赤胆忠心为人民
――记孔繁森
用文学之笔沟通中国与世界
――记翻译家叶君健
从码头工到发明家
――记“抓斗大王”包起帆
走出黄土地
――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山村教师王思明
生命立起的丰碑
――记原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
功垂中华
――记新加坡籍华人陈和景
痴情土地的农民儿子
――记香港“抽纱大王”翁锦通
圆梦者之歌
――记弱智幼教工作者孙淑君
动人的微笑，真情的奉献
――记北京市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
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口述香港回归
摘自：
《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鲁平口述、钱亦蕉整理）香港三联书店
香港回归12周年之际，《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鲁平口述、钱亦蕉整理）披露了一些当年鲜为人知的史实，引人关注。
鲁平，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现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本文摘编自该书。
千古罪人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
两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
他带来了一套足以引发震荡的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
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
其主要措施有:
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
这套方案不仅让中英之间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彻底化为泡影，而且也让香港的平稳过渡遭遇到了严重困难。
他这是个“三违反”的方案。
一个是把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变为直接选举，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为了平衡参与，立法会里应包括香港各界的代表。
例如商界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应在立法会辩论时反映商界的意见。
而彭定康的方案把功能组别议员的产生扩大到由公司和企业的全体职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用这种办法产生的工商界议员很可能是一个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一般的职员，因为职工的人数自然比老板的多。
这是不合理的嘛。
区议会议员，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选举，彭定康改为全部直选。
原来分四个部分，由400人组成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也被他全部推翻，变为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
事前也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公布了。
我们发表声明:
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
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
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
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
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
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根本就把原来我们的直通车方案全部推翻了，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
他拼命推销这个方案怎么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行。
那个时候我压了一张牌没打，什么呢？
这个直通车方案是我们跟英国互相经过外交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这里面有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为证明，有文字为据的。
我估计他不知道有这七封信，因为他跟外交部关系不好。
最后我就把这张牌打出来了，我说，彭定康先生，有个中英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你知道吗？
他听了，问旁边的人，有吗？
旁边的人说，有。
他真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很强硬，他还坚持自己那个方案。
彭定康在北京与鲁平等人的会晤气氛很紧张，鲁平最后说:
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奉陪到底。
彭定康走了，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开了记者招待会。
当时他很气愤，他的话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彭定康这个方案提出来，是个“三违反”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了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整个破坏了我们平稳过渡、破坏直通车。
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车的，我们这个直通车是得人心的，他这个是不得人心的。
“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这个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
”“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
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
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
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
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虽然彭定康和鲁平的会面不欢而散，但中方做到仁至义尽，还是和英方进行了17轮的谈判。
到了第17轮，彭定康单方面中止了谈判。
1994年6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局通过。
彭定康要通过他的政改方案，到最后一刻还少一票，他通到梅杰那里，找来怡和，对它在香港立法局的代表下了死命令，要他对彭定康的方案投赞成票（他原来是反对这方案的）。
结果方案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差强行通过。
在鲁平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香港立法局辩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在北京。
那时候有的立法局议员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我做工作，我说我怎么做工作，电话里。
他们那个时候就差一票。
这个给我打电话，那个也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也很难的，我怎么帮。
当然我们希望它通不过，通不过对彭定康是个很大的打击，对他的威信的打击。
但是通过了，我们也不担心，不怕。
另起炉灶。
彭定康的方案有着深刻的背景，当时，中方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好了两种准备:
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
你彭定康作为一个港督，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
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
另起炉灶！
既然不要“直通车”，我们就只得另起炉灶，成立筹委会的预备机构和临时立法会。
1994年，港澳办的墙上挂上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牌子，而中英的谈判日趋紧张，“另起炉灶”让鲁平的工作压力大大增强。
鲁平变得更加繁忙，这时候一场生死的考验悄然降临到鲁平的身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还得不到香港人的理解。
特别是这些舆论，不向着我们。
我每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就把昨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饭盒里热一热，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吃。
这个时候，香港报纸就来了，我就一边看香港报纸，一边吃饭。
越看越生气，都是骂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胃就不好了。
1994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要我做个胃镜检查。
我说我太忙了，没去理它。
到了1995年体检的时候，他说不行鲁平，你这次一定要做胃镜。
做胃镜，旁边不是有个屏幕嘛，他就指给我看，你看有这么一大块黑影。
他说，当然还得去化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你要动刀。
他说你在家里等着，化验结果出来就给你动手术。
我说不行，我明天要去香港出差。
我在香港的行程都安排好了，都向外面公布了，我不去怎么跟人家交待。
1995年5月，鲁平从港澳归来，在北京进行了胃癌切除手术。
因为考虑到会影响香港回归问题，手术是秘密进行的。
只是到了回归后多年，这件事才被人们所知道。
当时我换了一个名字住院，我的病历上就写了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很多香港记者到北京来打听，北京医院说没有这个人，鲁平不在我们这里。
我动完手术以后做化疗，做化疗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我的头发都掉光了。
医生说你要休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来第二次化疗。
我说我不来了，怎么可能呢？
我的工作怎么处理、怎么交待啊？
后来我就没再做第二疗程。
但是我再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看出来，整个人都变形了，头发都没了。
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住了。
鲁平中年就已满头白发，以前香港人给他起了“鲁白头”的外号。
这次大病之后，鲁平再出现在大众面前，显得虚弱而憔悴，但是为了回归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还是挺过去了。
信心问题
由于港英政府的对抗态度以及舆论影响，香港回归前，部分香港人出现了信心问题；国际社会也存在误解，《财富》杂志还做了一个封面专题，叫《香港已死》。
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解决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预委会、筹备会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参加。
我们还聘请了一大批港事顾问、区事顾问，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的香港人，使他们认识到:
“一国两制”不是口头说说的，而是国策，是不会变的。
我们还推动香港人成立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帮助香港人了解我们的政策。
另外一个，《财富》杂志以《香港已死》作为封面专题。
我们看了，不但得对香港人做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做。
于是推动香港人成立了“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专门到各国去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我们和香港朋友一起到欧美、东南亚各国，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阐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美国国会找他们一些议员谈，这些议员都是美国亚洲委员会的，应该是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的。
我们去跟他们解释对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讲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们财政也是独立的，司法也是独立的。
我说将来这个香港，一个钱也不用上缴给中央，我们也不在香港征税。
这些议员听了很吃惊，说，真的吗？
我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不相信。
我们的《基本法》早就公布了！
照理这些议员是管香港、管亚洲的，他们应该很了解，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了解。
当时，鲁平针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曾提了一个设想:
在一个中立国家如瑞士设立一个保险公司给香港人投政治保险，如果企业由于香港回归的政治原因而造成什么损失的话，我们包赔。
对于这个政治保险，我们和银行、保险公司都研究过，他们觉得可行，可惜因为时间比较仓促，这个问题最后没有落实。
因为这样的措施可以帮助解决信心问题，有这样的作用。
而且，如果包赔，我们是必赚的，百分之百赚。
你保多少我赔多少。
你保一亿我赔一亿，你保一百亿我赔一百亿，稳赚的。
因为我们有信心，绝对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让任何企业有任何损失。
这11年来逐渐地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的政策，所以很多移民到外国去的香港人，1997年以后纷纷都回到香港来。
信心问题当然现在还有，但与1997年相比就大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还要做大量工作，尽量减少香港人的顾虑。
在政策上多给香港人一些倾斜。
我想现在很少有香港人会担心香港会变成社会主义了。
美国的《财富》杂志也承认当时讲香港已死是错误的，做了检讨。
赤胆忠心为国家人淡如菊成楷模
来源：
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
钱学森，一个响亮而又荣耀的名字。
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
他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被人们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钱学森早年曾留学、工作于美国，在此期间，他创立了工程控制论、稀薄气体动力学理论，并提出了高超声速流动的相似率。
钱学森在赴美前说：
“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这句话，贯穿他整个留美生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远在海外的钱学森于1950年初获得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欣喜若狂。
在回国之前，他对导师冯•卡门说：
“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那是机会到了，我应该回到祖国去！
”但回家之路远没钱学森想的那么简单。
他被美国强行扣留，从早到晚，无论是吃饭还是出行，都有人盯梢。
他的大量珍贵手稿被美方夺走。
美国国防部次长金贝尔说：
“他（指钱学森）知道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
我宁愿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让他回红色中国去！
”
机会终于还是到了。
经过五年的漫长斗争和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中国。
金贝尔得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
他边拍桌子边大声咆哮：
“放钱学森回国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
钱学森回国后，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赤诚的爱国之心，投入到新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工作之中。
江泽民评价说：
“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爱国主义，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
”
钱学森的一生对金钱看的非常淡漠。
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个方面都还很落后的中国，就是为了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他的知识与智慧建设祖国，使国家强大，人民幸福。
他多次请辞“院士”；多次把自己的稿费与他父亲落实政策的补发工资上交国家；3年自然灾害期间，同大家一样，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一份定量；他善于发现千里马，时时惦记着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他居功不傲，以“普通一兵”的姿态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科学家钱学森的写照
钱学森的一生是辉煌的，也是淡泊的，他那胸怀坦荡忠心报国的优良品质无一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人民日报》发表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1995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孔繁森的感人事迹，随即传遍千家万户。
孔繁森是山东聊城人，从1979年开始，他三次进西藏工作，先后担任过岗巴县委副书记、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
他关心群众疾苦，深入调查研究，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全地区106个乡，孔繁森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阿里地区经济的发展，凝聚了他的全部心血。
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孔繁森收养了三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他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还经常接济贫困群众，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
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要求献血。
孔繁森恳求护士说：
“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
请帮个忙吧!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
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1993年6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西藏工作会议后，回家看望94岁的老母亲，当时大女儿正准备结婚，女儿恳请他参加完婚礼再走，但他心里放不下西藏的工作。
谁知，这一去成了他与家人的永别。
1994年11月，孔繁森在新疆塔城考察工作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0岁。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遗物：
一是他仅有8块6毛钱；一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一位藏族老人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喊：
“孔书记，您不该去呀!
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
《人民日报》介绍的孔繁森的光辉事迹，感染了亿万藏、汉同胞，人们赞誉他是“领导干部的楷模”。
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孔繁森家属和事迹报告团成员时说：
孔繁森同志是我们全党的楷模，我们要像学习焦裕禄、雷锋一样，大力开展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
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追授孔繁森“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
一个学习孔繁森的热潮在全国迅速掀起，至今方兴未艾。
叶君健――从牛背上走来的著名翻译家
为拯救中华而跨入文学殿堂
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由于家贫，他从六岁开始就与牛为伴，闲时，在村祠堂中从私塾先生处学些儒家经典。
父亲在外地当小店员，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
叶君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贫穷并未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
农忙时，他帮家中割稻、摘棉、割草喂牲口，农闲时，识字、背书、写字、填词，如饥似渴地读新诗和散文。
因此，他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学根底，而且同时又接受了新文学思想的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根基。
1922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红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
叶君健的大哥当了农会会长，二哥在武汉参加了店员工会，连幼小的叶君健也参加了小学的童子团，开始受到了革命的洗礼。
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避他乡削发为尼，二哥逃到上海又当上了小店员。
这时仅有14岁的叶君健，既受到革命的感染，也饱尝了动荡饥饿之苦，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的二哥把他带到上海。
原是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学点数学、英语等知识，以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谋生职务。
刚到上海，他虽有了八年私塾的学历，但也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
学校里教的数学和英文等课，对他都是陌生的。
尤其是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
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人，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而且两年间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使同学们为之侧目。
这位从封闭式的山村骤然来到十里洋场的少年，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都市，结合在乡间看到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罪孽，使他那淳朴、童稚的心灵萌生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
就在他感到气愤而又感到没有出路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三省。
上海“左联”和文艺界的爱国志士，掀起了宣传抗日救国浪潮，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一样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同时也吸引着叶君健。
他寻觅，阅读左联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著作。
他决心背离父兄为他苦心设计的人生之路，投身到以抗日战争为主的文学战线上来，奋笔疾书，为拯救中华而战!
从此，一步步跨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叶君健中学毕业后，在1932年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专攻外国文学，开始了他最早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
早在1931年，他发现新读过的一些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大都是以世界语转译成中文的。
世界语无形中起到一种被压迫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用，使他萌生了学习世界语的愿望。
恰好，此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上学必须自己交伙食费，为筹得这笔钱，经人介绍，他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蒙光》固定的撰稿人，又尝试着用世界语创作了处女作《岁暮》。
这篇小说通过一对贫苦夫妇失业后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作品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而奠定了他以世界语为主的独特的创作方式。
大学毕业前，他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被遗忘的人们》。
书中描写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已被世人淡忘，但作为人们苦难生活的见证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
叶老以这两部小说为发端，开始了他用外语写作和翻译的工作。
《被遗忘的人们》这篇小说于1937年出版不久，日本世界语学者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东方惟一的一篇有分量的世界语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在所著《透视》一书中说到世界语文学作品时，也认为这本《被遗忘的人们》，是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此后，叶君健成为惟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了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
走上世界文坛
叶君健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在国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
1936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
抗战爆发后，他由日本返回中国，在湖北隋县列山中学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
发起并参加了筹建“中国文艺界抗筹协会”的工作，后来又参加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
从笔译、口译到英语广播，大多由他负责。
这期间他接待了不少世界知名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师，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英国小说家易休伍德和诗人奥登，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和卡巴等。
武汉失陷以后，叶老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对外宣传。
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人。
他还有意识地选译了不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寄到纽约、伦敦、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
他把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语，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新任务》和《中国抗战小说集》两本书。
1940年，叶老由香港返回重庆，受聘到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英文、欧洲戏曲和英国散文。
在此期间，他埋头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有欧美作家写的反法西斯作品，如捷克作家海姆的小说《人质》和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月亮下落》。
此外，还有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近代作家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古典大师的作品。
当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影响，重庆文化活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叶君健当时翻译了这么多国外进步作家的作品，这是他在当时惟一能做的非常实际而有益的工作。
正当他集中精力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时，一件新的重大任务降落在他身上。
那就是1944年叶老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到英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一年。
他奔波于英国各地，向英国各阶层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艰苦卓绝的事迹以鼓舞英国人民的士气。
使人们的思想为之一振，在繁忙的六百多场演讲间隙，叶君健运用英文创作小说，在英国报刊上发表。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作为对叶君健战时服务的酬劳，英国文艺委员会拨出经费，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
在学院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他应英国《读者文摘》杂志之约，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八篇小说并结集出版。
这部名为《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书一出版，就以其充满生活气息的题材和独特的中国艺术风格，引起英国评论界的关注。
他也因此无形中进入英国作家的行列。
这以后，他又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山村》。
这时他已逐渐了解和熟悉英国和欧洲文坛名人的作品，他面对这个过于看重传统和门第的欧洲文坛，没因自己的肤色和贫困的出身而妄自菲薄，从他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实际出发，用质朴的笔调和感情尽情地描写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国和中国的贫苦人民的风土人情，把他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深理解，渗透在《山村》这部小说里，使英国的读者从中真正体会到中国式的革命特点及其意义。
这部长篇小说于1947年7月由英国“山林女神”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英国书会评为当年英国最佳小说，并被编入国际世界语协会《东西方文化丛书》中。
人们开始对这个来自中国小山村的青年、这个神秘的国度，以及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事实刮目相看。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山村》已引起西欧，东欧，北欧以及许多东方国家的注意，目前先后在英、美、法、意、西班牙、瑞典、挪威、冰岛、瑞士、荷兰、印度、印尼等2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在不断重版，可谓经久不衰。
《山村》到了1982年才由作者翻译成中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作者又完成了它的续集《旷野》和《远程》，形成一部名为《寂静的群山》合集。
当这三部曲宣告完成时，英国的一个威望极高，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费伯”出版公司闻讯后，很快和他签订协议出版这三部书。
和几十年前《山村》的出版一样，这部合集小说的出版，同样引起欧洲出版界的极大关注。
在小说的封底，出版社引用美国的评论说“在叶先生小说的朴素和简洁中蕴藏着深厚的激情。
这种激情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文化升华。
作者在他略带抑郁的幽默感中，最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精神的核心。
”又说，“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
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叶君健，在他一生中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中国，作出了无可置疑的重大贡献。
叶老在四十年代至今不倦地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此外早在四十年代初，他不顾反动势力的威胁、封锁，将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及其它进步的，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在英国出版。
以后他又用世界语翻译了中国抗战小说集《新任务》，以及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反对侵华战争的剧本《三兄弟》，用英文翻译了一本中国近代小说集《三季》。
这些译作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战结束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8年应毕加索、居里夫人、阿拉贡的联合邀请，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同时他也是“世界和平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作为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49年7月，参加了第3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结识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儿媳万达・柴门霍夫。
1948年他在英国参加世协会时，听到祖国即将解放的喜讯，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叶君健上百万字的译著《安徒生童话全集》，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引起了丹麦女王的赏识。
1988年8月，丹麦女王玛格利特二世将丹麦国旗勋章授予叶君健。
非常巧合，安徒生也因他的童话创作为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而获得同一勋章。
在授勋仪式上，丹麦驻华参赞安德森说：
“叶教授有着跟安徒生同样的背景，都是贫寒出身，但却很努力自强。
安徒生是我国人民最崇敬的作家，叶教授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安徒生全部作品，在中丹文化交流史上是一项杰出的贡献。
丹麦勋章在丹麦代表一个重要爵位，相当于爵士”。
解放以后，叶君健虽多次出国，但没有一次是以政府部门的名义或以其它代表官方的名义派出国的，都是以他在国外学术界的威望受到相应国家的邀请而出去的。
在每次参加这些国际交流时，他都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1977年冬天，他应邀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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