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化理性化世俗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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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文化理性化世俗化
中国政治文化的理性化与世俗化
——闫曼悦之“文化政治理论与实践”研讨发言
一、政治与文化的关系
（一）假设文化与政治的正相关关系
究竟文化与政治是什么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看法。
制度决定论者虽然他们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提及文化的因素，但他们始终认为政治制度对文化起决定性作用。
他们认为文化是内生性的，制度是外生性的。
制度总在影响着态度和信念，文化是制度运转的结果，反之则不然（skocpol，1982，jackmanandmiller，1986）。
然而通过历史，这种观点过于简单。
比如瑞士的联邦结构权力极度分散，它由七人联邦委员会组成，这是因为瑞士的民族多样化导致这些制度的产生。
有时候是制度塑造文化，有的时候则是文化塑造制度。
本文是研究文化政治理论，因此也着重梳理文化决定政治的观点。
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在此不多赘述。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强调与政治有关的情感、认知、评价等心理因素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区分了直接制约民主制度的政治态度以及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非政治态度。
他们认为，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就是一种复合型文化：
“它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它既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又有现代文化的特征，”而且现代公民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文化，而是一种平衡各种社会角色和成员生活的一种综合文化。
在这本书中，阿尔蒙德提出假设，他把政治文化看成是自变量。
而将民主的稳定看做变量。
即先有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民主的政治结构。
派伊用文化分析视角解释了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化历程的悖论与困境。
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人很难建立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制度。
因为中国大部分的传统政治文化都是建立在儒家的信仰体系之上的，并一直延续到近代，继续束缚和制约着中国马列主义领导人，让他们无法如愿尽快的扭转这一体系。
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未来的国际冲突不是超级大国的冲突，而是文明和文化的冲突。
他定义了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的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
他认为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差异更加显著。
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使民主运转良好，又是什么使民主失灵。
他针对意大利境内的多个地区政府检验他的假设，认为那些具有高水准的“公民共同体”地区中，民主的运转状态最佳。
地方政府之间运转的差异不在于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是在于文化的因素。
文化的规范与习惯强化了市民社会，即使遭到外来的破坏，文化的基础依旧存在，影响政治发展。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中认为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领导人和公共舆论这种不可预见的政治因素，而且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在过程和结果上都不会与其他国家相同。
英格哈特延续了阿尔蒙德的假设，他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中说：
“文化是一个在社会内部普遍共享的态度、价值观和知识体系”。
他把文化定义为“某个社会的民众中已经被内化了的信念、价值观、知识和技能，它是对进行强制和交换的外部系统的补充。
”他在这本书中调查了43个国家的价值、社会信任等变量，他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仅拥有相当持久的政治文化品质，而且这些品质还具有政治、经济的后果。
他把文化视为内在原因，文化体系支撑经济或政治体系的合法地位，只有该国民众已经一套内化的规则和规范，该国的政治体系才能行之有效合法化、且生存下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学这倾向于将政治文化看成是剩余变量，在其他理论解释不通的情况下，就用政治文化来解释，同时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使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边缘化。
这一时期的研究很多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
达尔认为制度决定论是浅薄的。
他在《民主理论的前言》提出，如果说美国是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这是本末倒置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是民主的，宪法才保持下来，这听起来似乎不对，但实际上却正确的多。
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
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认为一个国家由威权政体转化为民主政体，包括一些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适当的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减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以及容忍妥协的政治文化。
但是只具备客观条件，威权政体并不会自动的变成民主体制。
（二）政治与文化没有多少关系
在公共理性学派兴起之后，在许多对政治文化理论进行的批判中，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过程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文化和政治与经济之间没多少关系，有些甚至直接将政治文化认为是一种边缘化的研究。
二、政治文化的理论与政治文化的表现
（一）政治文化理论的来源
1、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
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实践的需要。
二战以后，随着美国在全球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需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了结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政治发展的趋势。
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都注重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但无法难解释政治实践中所有的问题。
比如政治制度大体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国家最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因此对他国的政治文化分析用以预测未来政治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这也是政治文化兴起的背景。
2、政治文化的理论来源
许多教材和著作都将政治文化概念的产生界定于20世纪中叶。
事实上这是一种旧观念的新方法。
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促成政治稳定和变革的心态”。
政治文化既然如此久远，但政治文化的专门研究直到20世纪才兴起。
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此，理论的来源以及历史脉络，可以更好的了解政治文化到底是什么，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
以及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没有人将政治文化专门作为一项研究进行。
在这里通过两个人的观点来梳理政治文化的理论来源。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的兴起来自于三种思想相互吸收的结果：
（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学理论。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的一些分析方法也来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针对个体，而《菊与刀》将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强调童年对人的重要影响扩大至整个日本社会）
（2）来自于韦伯、帕累托、杜克海姆为研究的欧洲社会学。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之间的关系，强调宗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韦伯在《中国的宗教：
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这种研究方法体现地更为明显，他同时还对比了新教伦理与儒教和道教伦理的差别，以及儒教和道教伦理对中国经济和现代化的影响。
帕累托则对逻辑、动机、剩遗物的解释，杜克海姆的宗教社会学也影响了政治文化的兴起。
（3）调查研究，以及抽样、访问和数据分析更为尖端的技术的成熟发展。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二战期间跨学科研究的盛行，调查研究方法广泛地运用于传统的学科中，在政治文化的许多研究中，可以看到大量使用社会学、统计学等方法。
布林特在《政治文化的谱系》中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来源于三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1）是法国社会学传统（孟德斯鸠、洛克）。
法国社会学是通过他们的研究，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条件下的不同政府行使的社会学差异的工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调查了一国的气候，人民的生活方式，被允许的自由的程度、居民的宗教、国家的财富、人口和商业，以及国家的习惯、习俗和传统这些特征。
国家的制度结构、文化气质和物理环境构成了“法的精神。
”这一脉中还有卢梭、贡斯当、托克维尔等等。
法国社会学者们认为特定政体中个人的动机和意图，只有在社会规范和规则指导下的行为才能呈现其意义。
（2）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从康德到韦伯）。
德国文化哲学认为历史有自己的逻辑，政治文化被看成是人类意识与劳动在世界上的历史扩散和客观表达。
布林特认为，政治文化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康德的哲学革命。
康德批评经验主义，他认为心灵是知识的居所，而世界则是心灵的镜子。
人类心灵的结构是世界的裁判者，人类心灵的能力赋予证据以意义，赋予经验以秩序。
他关注人类知识与经验结构的认知和主观方面，对德国传统中的政治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观点影响了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韦伯。
（3）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文化科学。
帕森斯和希尔斯根据韦伯的行动理论，开展了对行为的主观取向的系统研究。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阿尔蒙德、派伊和维巴等政治学家建立起了政治文化研究的美国科学路径。
布林特将这种路径定义为对个人关于其政治体制的信仰、情感和判断的研究。
这种研究是对个人关于对其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的分析，更进一步地说，是对具体政治对象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的研究。
在测量个人对政治体制的态度时，美国政治学家开始采用新开发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证技术。
由此可见，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量化分析的发展以及二战之后的跨学科交叉对理论有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二）政治文化的理论
1、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论
（1）理论分支
这里按照将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简单划分为这几种，政治心理、政治符号、政治偏好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
政治心理：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将文化概念视为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在他看来政治文化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政治系统。
”他们最关注的是是人们对其所在的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以及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价值和态度。
因此他们用“政治文化”一词来表示人们对政治的认知、感情以及态度。
阿尔蒙德之所以将心理取向看成政治文化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深受帕森斯的影响。
在阿尔蒙德之后，大部分政治文化研究者都承袭了阿尔蒙德的观点。
然而也有对阿尔蒙德提出异议的。
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解释文化的作用。
他通过对五国政治文化研究，发现政治系统中的成员的态度与该系统的特色和运转相关，特别是参与性政治文化，文化有维持和改变政治系统的作用。
政治符号：
洛威尔·底特默（dittmer对阿尔蒙德提出过直接的批评）就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符号的系统。
他认为政治符号是政治文化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政治文化可以通过符号语言系统进行理解。
在政治文化系统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精英操纵的符号（传播功能），民众对这些符号进行解读，并加以反应。
政治偏好：
维尔达夫斯基（wildavsky）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感情，因为政治文化是社会内生的，植根于本民族、本国的历史与结构，而不是外来的政治偏好。
当一个人在做某些决定时，他的选择其实是文化的选择。
没有价值可以脱离社会关系。
人们是在决策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文化，并且在不断的加强、修正和拒绝现存的权威关系中，教导他们偏好什么。
意识形态：
布鲁姆和威尔逊认为政治文化可以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将政治文化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政治思想，实际上忽略了文化的多元性。
（除非像朝鲜那样的极端例子，如果进行国别研究，实际上是很难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概括政治实践中的政治文化）
（2）研究维度
合法性
对权力与合法性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这项研究来自于韦伯。
韦伯认为统治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依赖于统治者的政治文化。
动机决定着统治的类型，虽然服从的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动机决定着统治的类型。
因此韦伯将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类型，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
他指出，合法型统治具有合理的性质，这一类型“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
”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则是“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
”
韦伯用历史的方法对这三种合法统治类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传统型的政治合法性是依靠习俗、习惯，比如世袭的君主制；魅力型的统治则常常是革命型的领袖依靠个人能力而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形式。
而合法型的统治是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样式，比如官僚制。
“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固定的、通过规则即法律或行政规则普遍安排有序的、机关的权限的原则，职务工作至少是一切专门化的职务工作，而且官员职务的执行也是根据一般的、或多或少固定的、或多或少详尽说明的、可以学会的规则进行的。
”
类型
合法性的来源
特性
范例
合法型
合理的制度、规则、程序
法治性、制度性
现代官僚制
传统型
遗传下来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性
任意性
世袭君主制
魅力型
个人能力
非理性、革命性
革命领袖
韦伯潜在的意思是西方的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就是合法性转型的过程，古代希腊的自然政治观建立在自然的合法性基础上，中世纪的合法性则来自于宗教，韦伯认为中世纪创造了所适合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
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完成合法性的转型。
在此之后对合法性的研究很多都受到韦伯的影响。
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也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走向了多级和多文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回答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人到底属于哪种文明。
人不仅要认同传统，也要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自己的文明。
有学者认为，“某一特殊的政治文化只有当它被视为更大文化范畴的一部分”时才能被理解。
因此学者们将政治文化的研究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
通过文化来解释国际政治关系。
在此之前，汤因比列举了20多种文明，斯宾格勒列举了历史上的8种文明。
亨廷顿将当代文明划分成七种文明，他认为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也是同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分离，有被文化统一在一起。
在新世界里，最普遍、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就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在过去，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发生在文明之内，但现在文化“类同的社会将会彼此合作。
”当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暴力就有升级的潜力。
亨廷顿在这种假设之下，对他划分的七种文明的发展变化、基本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得出的某些结论也得到了验证。
民主
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还有一个维度，即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
dalton对政治文化与民主态度的关系进行研究。
他对东西德统一后的几个月内对东西德人民进行调查访问，发现东德人民对民主积极的态度高于西德人民。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不同层次的政治支持与民主稳定之间的关系。
亨廷顿则在《第三波》中得出结论即政治文化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因素。
他认为“民主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新民主政府的绩效或效能及其合法性上，换句话说，即精英和公众相信民主体制之价值的程度”。
英格哈特通过调查，发现政治文化是解释经济发展与民主制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因为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行了民主制，而另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同前者相当的国家并没有实行民主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不同。
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普遍分享的态度价值和知识体系，并且将此一代传给一代。
人际之间的信任感、对生活的满意度和是否赞成革命的变迁作为指标。
人际关系的信任是组织团体的先决条件，而团体的形成又是民主游戏规则能否被遵守的条件。
2、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
中国学界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显然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
在这里将中国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
（1）广义范围的研究：
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
朱日耀认为：
政治文化有三个层次，政治思想层次，是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政治心理处于浅层次；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欣慰方式是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基本要素。
徐大同认为，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
”
王惠岩认为政治文化是：
“长期积累的由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多层次的政治认识。
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理性认识和政治情感的综合产物。
”
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
“作为一种主观意识领域，政治文化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具体地讲，包括了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
王浦劬认为政治文化包括两个层次即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
俞可平把政治文化的结构划分为五个部分，他认为：
“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
作为政治取向模式，政治文化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人们的政治认识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
政治认识就是人们关于政治的智慧和知识；政治态度就是人们表现在政治问题上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如对政治参与是积极还是消极；政治信仰是对政治目标忠诚与否，政治情感是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或反抗的心态；政治价值即是对政治目标的判断和评价。
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这五个方面密切相关的，并且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层中有某种规律性的联系方式，它们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
”
（2）狭义范围的研究：
政治心理。
国内学者在做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时候基本持政治文化即政治心理的定义，沿用阿尔蒙德的概念。
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这三个维度进行界定。
政治文化无论是从狭义概念还是广义概念上理解都各有弊端。
狭义概念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便于实证研究，尤其是容易对各种量化指标进行设计，然而文化是一个广阔且有外延的概念，如果仅仅将文化定义为政治心理，似乎失去了政治文化本身的意义。
而如果将政治文化理解为广义的概念，正如有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批评那样：
政治文化的概念太过于含糊，它似乎无所不包，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加进去，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
因此在使用政治文化概念时候必须小心谨慎。
（三）政治文化理论扩展
1、网格-团体文化理论
网格-团体文化理论是玛丽·道格拉斯于1982年提出的。
现在在西方社会科学分析中广泛用于制度分析。
“网格”表示人类生活被习俗和规则所限制的程度，其功能是缩小以个人协商为基础的生活范围。
分为“高网格”和“低网格”。
如果父母根据他们所喜爱的流行歌星或体育明星给孩子起名字，那他们处于低网格模式中，如果父母根据与宗教或家族惯例给孩子起名字，那他们就生活在高网格模式中。
在“低网格”下生存的人们所受到的文化规则约束较少，而生活在“高网格”下的人们反之。
“团体”则表示个人选择受团体选择限制的程度，其结果就是将个人整合入集体中。
团体也分为“高团体”和“低团体”模式。
比如，如果生活在共同挖掘一种资源的社区中（修道院、嬉皮士），这就是高团体模式。
而如果生活混居杂乱，就处于低团体模式。
团体-网格文化理论综合了阿尔蒙德个人-整体的系统路径和政治偏好、社会互动的观点。
英国学者胡德[1]认为关于“好政府”的争论集中于一点，就是法治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取的，而不是通过智者的判断和就事论事的交易。
一方面应该通过严格的管制规则对公共组织及其操作者进行约束。
另一方面管理者应该能够自主管理，评判标准应该看结果而不是过程。
网格-团体理论两个向度所构成的矩阵可以界定出文化理论中的一些组织类型。
他通过该理论对公共管理组织的四种类型进行划分，用以国家层面的公共管理进行分析。
网格
团体
高
宿命论方式，
低合作，以规则制约的组织方式
等级主义方式
社会一致，以规则制约的组织方式（如军事组织）
低
个人主义方式
组织处理协商和交易的原子化方式
平等主义方式
高参与结构下，控制每一项决策
这种方式有效地用文化理论解释了政府的行为，分析公共组织的内部运转、外部监督以及组织采纳的方式。
这种理论考察“责任”与“授权”的修辞。
他认为这些词汇具有修辞力量，被赋予一种观念，而相似的修辞则表达了群体共同的偏好。
比如在出现公共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回应可以用这四种方式进行归纳。
宿命论者强调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期的影响，将原因归结为命运无偿，补救措施则是最低介入和临时性的反应；个人主义的回应则强调作为自私的理性选择者的个人，将原因归结于过分集体化和缺乏价格信号的错误激励机制；等级主义者则强调如果有足够多的专家知识，更多的协调、程序预测和权力配置，本可以避免出现大问题，他们将原因归咎于不遵守既定规则，缺少职业专家。
补救措施则强调更多的专家和更严格的程序，以免重蹈覆辙。
平等主义者却可能认为，正是权威和专家不守规程的操作和管理，导致整个体系的运行出现问题。
现在流行“治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概念，治理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强调更多的组织和个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治理现代化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现代价值理念，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公共组织可能引进了这些概念以后并没有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这些技术成为官僚逃避责任的新手段。
用网格-团体文化理论则可以解释公共组织的行为和态度、价值倾向和修辞动机。
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方式提出了批评。
首先，网格-团体的文化分析方法提供了一套更广泛的分类系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软科学。
奥斯特罗姆认为科学中的多数理论有两个特点，首先可以说明因果关系，即x发生变化、那么可以预测y也将以特定的方式发生变化。
其次即便没有对某一现象的发生原因提供解释，理论也能够表达经验的普遍化。
但这种分析框架解释偏好如何与正义、谴责、组织等相关观念群联系，并生成它是对上述观念进行系统联结的理论。
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不免流于表面化。
2、新政治文化
克拉克[2]在1983年提出了新政治文化一说。
他认为当代两大新型的政治潮流，可以通过“新政治文化”理论进行观察分析：
（1）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的转化；
（2）阶级政治向“新政治文化”的转化。
这些政治变革的核心是公民权力与权利的上扬，以及与之相对的传统政治力量的式微。
其主要表现为：
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环境保护、妇女、人权等新议题的社会运动与更为直接的参与性民主运动相结合。
例如，反伊战争运动和反世界银行运动，提倡全球环境保护等，政治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再截然分开。
其次，以比尔·克林顿为代表的高层政治领袖直接向一般公民发出参与民主进程和政治进程的诉求。
他们通过媒体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将复杂的政策问题向普通公民阐释清楚，扩大普通人对政策焦点的探讨和辩论，并使少数派边缘群体更加合法化，政治影响力得到提升。
再次，20世纪后期倚重经济的传播逐渐减少，传播过程发生重要变化。
不仅表现为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传播逐渐增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将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通个人和群体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当下由道德准则、反侍从主义和公民行动主义紧密混合的新的政治形势以新力量。
克拉克认为“新政治文化是一个理想中的类型,就像资产阶级这个类型一样。
具体的、个体的公民和领导人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能够和这个类型匹配。
我们并没有把新近的政治发展动态一网打尽。
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解释一切的新动态,而是解释那些基本的要素,能够做出分析的要素”。
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对于文化议题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社会学倾向于提供一种科学式的对于文化的解读,但是如何从对文化的界定开始就开始充满争议,更不用说提供一个纯熟的操作化框架,回顾西方社会科学界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虽然对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社会这样一些词语耳熟能详,但是对于我们精确地认知整个西方工业社会的变化只是提供了一种认知的框架与方法,并没有对政治与文化做出详尽的解释。
新政治文化则避开这样一种研究缺陷,相当纯熟地选择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变化对新政治文化进行操作化的测量与观察,令人信服地提供了解释当代西方宏观、中观、微观政治生活的分析框架,对于测量指标的选取、对于数据分析的精细、对于数据分析与理论建构的对应非常有参考价值。
三、政治文化：
理性化还是世俗化？
政治文化的理性化是可能是指三个方面的理性，一个是强调技术治国和科技理性，一种理性是指公共选择中的理性人，还有一种是精英主义和官僚主义。
强调技术治国和科技理性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
公共选择中的理性人是指人都是自私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表现为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所形成的政治文化。
精英主义表现为一种威权形式。
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权威对社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则是一种对传统政治文化中宗教、信仰等对称的概念，即一种走向大众和民主的文化。
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
世俗文化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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