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谈语文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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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开谈语文教育

作为《收获》杂志的编审，一位职业文字工作者，他以笔为飞刀，掷向中国的语文教育。

“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说，“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炎迅（发自上海）

感谢有影响力的《中国新闻周刊》关注语文教育，感谢资深记者刘炎迅先生专程来上海采访我，并请我吃饭。

刘炎迅先生新晋老爸，关心孩子和未来的教育。

我们谈了很久，深有感触。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国教育。

下图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给小学四年级讲课时的照片，从该校网站下载，后排坐满了教师和家长，孩子们也踊跃、聪慧、善思。

廖增湖有过三次难忘的作文经历。

　　第一次，女儿乔乔的班主任要求，各位家长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看考试》，优异者选登在校园报纸上。

　　42岁的男人挠破头皮，将自己对考试的恐惧和绝望，写成文章，改了两遍，交给老师。

之后，就没了下文。

　　很久以后，女儿拿回报纸，他“拜读”了被选上的家长文章，都是对考试热情洋溢的歌颂。

他这才知道，此类应景之作，是有格式的。

　　第二次，学校作文竞赛，题目是《我的无烟童年》。

女儿乔乔被老师要求参加，而父亲则得到老师暗示，必要时可以帮孩子捉刀。

　　廖坚持让女儿自己写，末了帮了点小忙，给200字的作文增删了一些句词。

　　后来竞赛成绩揭晓，女儿作文名落孙山。

　　第三次，2007年，他应江苏《现代快报》之邀，写了一篇江苏省同题作文《怀想天空》，结果被资深语文教师判定离题。

　　三次经历不仅难忘，也颇让他尴尬。

廖增湖还有个身份——作家。

在圈子里，他笔名叶开，素来以阅读面宽阔文章不落俗套著称，几部长篇小说，口碑很好，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

如今是知名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审。

　　他苦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算是个职业文字工作者，每年不知要和多少名家大作过招，编改之间，从来都应付自如，颇受好评。

但一旦应对女儿的语文课业，他似乎总显得捉襟见肘。

　　后来，女儿学到三年级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遇到一个问题：

“三国里谁最有智慧？

”女儿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觉得答案应该是：

“孔明和庞统”。

叶开在一旁看了，颇开心：

“孩子是真看明白了。

”但次日老师批改此题时，给了女儿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

　　这太荒诞了。

叶开有些愤怒：

“这么干，简直误人子弟！

”

　　从那时起，他花更多时间留心女儿的语文课本，一看吓了一跳，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这样的课本简直是一堆垃圾。

”

　　他坐不住了，决定向语文课本和惯性的教学方式开战。

“牛奶的三聚氰胺伤害孩子的身体，不好的课文则败坏他们的智力和精神。

”他说。

　　2009年，他的朋友，《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请他开个专栏，叶开正憋着一肚子话，于是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

他给专栏起名“语文之痛”，引起各方关注，而今年前不久，又出版新书，题目直截了当——《对抗语文》。

随意篡改“更光明”

　　42岁的叶开浓眉大眼，头发浓密，微胖，说起语文课本，他的言谈总游离在调侃和愤怒之间，笑容在眉头稍纵即逝。

　　他是广东廉江县人，客居沪上多年。

叶开这个笔名，取自古龙小说，是个放浪不羁武功高强的侠客，用的是小李飞刀，“这种刀的力量是爱，不是恨”，“大家只知道一件事——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

　　古龙的描写似乎恰好暗合了现实中的作家叶开。

　　他以笔为飞刀，掷向语文，熟悉他的朋友都说，这无非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罢了。

　　他最初在博客里写下：

“语文不除，教育已死”。

一时广为流传，与另一句“小学语文教材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一起，声名远播。

　　而现在，博客大标题则更进一步：

“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

　　叶开女儿乔乔使用的是上海本地编写的教材。

1993年之后，原来人教版教材一统江湖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陆续启用多个地方版本的课本。

　　叶开看到的这些语文教材，每本按照不同的主题门类，分成若干个单元，然后往这个道德概念先行的框框里塞文章。

很多文章停留在粗糙的说教层面，语文课变成了思想品德课。

　　叶开说，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思想改造，不是给孩子们的头脑“洗澡”，核心思想应该是认写文字和阅读经典。

　　而好友晓苏则公开说：

“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

”

　　在道德说教单元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会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这样一来，课文的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

孩子们学到的课文，都是已经掺假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

　　巴金的《鸟的天堂》被选入教材后，叶开花了两个晚上，将原文和课本中的修改版做了对比，并一一列出被改动之处。

他的结论是，改得很糟糕。

　　比如，巴金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进了课本后，却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

相比之下，叶开觉得，“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

　　再比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这里的“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间迥异，叶开直呼，“这样随意篡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思维？

”

　　而后，巴金写自己乘船离开，还回头去看“留在”后面的“鸟的天堂”一般茂盛的榕树，课本中将“留在”改成“被抛在”，叶开说，这个篡改更荒唐，榕树都“被抛”了，你还“感到一点儿留恋”？

　　类似细节还有很多，叶开说，原本巴金用得很精妙的一些词句，被改动后，成了“课本垃圾”。

　　12月1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天，叶开正要去参加巴金国际研讨会，他说，还要在会上发言时重提课本篡改一事，呼吁专家们关注基础教育问题。

“不署名”潜规则

　　“我的难过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难过——看到孩子吃了不好的（东西），不仅是没有营养，而且是有毒的东西。

”他说。

　　他将批判当下语文教育的文章，一一贴在博客中。

很多人来留言，他则大多数时候像个坐堂问诊的老中医，与各色人等过招。

　　“我们的课本设定孩子都是笨蛋、无知者、很低级。

”叶开说，所以才会有那些低级的、随意篡改、粗制滥造、幼稚的课文。

　　小学语文教材上海版四年级二册，共8个单元，40篇课文，只有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燕子》署名作者郑振铎的名字，其余都没有作者。

课文不署名，已经违反了《著作权法》第23条的相关规定，即“指明作者姓名”，“支付报酬”。

　　“不署名”就像一把尚方宝剑，被那些教材编撰者拿在手里，随意篡改别人的文章，其中一些被改的面目全非，甚至只是取了原作一个写作主题，其实也可以说是变相剽窃。

但如此之举，俨然行业潜规则，没人出来说破。

　　叶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年级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学期用书有个“诚信”单元，4篇文章，无一作者姓名，如此做法，何来“诚信”？

　　那些无名之文中，有一篇题为《我们家的男子汉》，叶开起初看着眼熟，后来上网一搜，才知道，作者原来正是同在上海的著名作家王安忆。

与原文相比，课本版删去近半篇幅，使得文章内在的叙事逻辑变得单薄，让人看完后不知所云，为何一个小男孩会被作者视为男子汉，只因为很多能佐证的细节都被删除。

　　“这种被改成残疾的文章，再让孩子们去读，有百害无一利。

”叶开说。

我这里有个比喻我女儿记得很深，她说她觉得非常好，就说好像一个穿戴得非常整齐的漂亮女侍者给你送来了一盘鱼刺，说先生您的菜上来了，而且还命令你必须吃掉。

肉都没了，就剩下鱼刺了。

　　另一篇名为《餐桌上的大学》的课文，原来是意大利作品，却被篡改成中国作品。

原文中的父亲晚餐后斟了一杯红酒，听孩子们汇报一天的学习收获，进了课文，文章主旨没变，但细节全部篡改，比如外国男孩费利斯改成中国男孩雨生，红酒改成酒等等。

　　叶开说，教材的编撰者难道不知道，中国人很少有饭后斟酒的习惯，一般是饭中饮酒，真要想改，为何不能认真思量一下，改成“泡了一壶茶”或者“点起一支烟”呢？

“在改装别人的文章时，基本的细节和前后逻辑要通顺吧。

”

　　叶开为了还原语文课本的真相，花了很多个夜晚，逐字逐句翻找原文，自己原本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60万字，也被迫暂停，“不把语文这事儿搞清楚，我还真没心思写小说。

”

　　他还给一篇课文《带刺的朋友》的原作者发去私信，告诉他文章被删改得厉害，期望做些交流，能一起站出来声讨，但对方无意回应。

　　叶开说，后来他看到对方的博客里在醒目位置写上自己某某文章又被某地教材收入，视为一种荣誉，而完全不去过问删改如何。

　　有人看到那些被圈圈画画成大花脸的文章，说叶开太偏执，有必要这么钻牛角尖吗，改就改了吧，你一篇篇去找，何时是个头？

　　叶开不以为然，他说，可以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另一种毒素”

　　12月1日，叶开走进一间茶餐厅，叫来服务员点茶水，然后不厌其烦地问这家店不同茶叶的成色、年份和产地。

　　茶水上桌，他慢慢将小盅奶兑入茶中，稍后点菜，他又反复询问每一种食材的情况。

他说，自己经常在家做菜，女儿很喜欢吃，他对食材很考究，这样的执著和考究，体现在他对语文教材的对抗上。

　　“我对菜比较有要求，从食材，到教材，我都要最好的。

”叶开笑着说，其实生活里大多数时候，自己并不会这么较真，有些东西差不多就行了。

　　比如女儿的成绩，他就看得开，他甚至和女儿开玩笑，考试成绩太好，就是一桩丑闻。

遗憾的是，女儿常常将丑闻带回家。

　　女儿在他的影响下，看了很多书，也逐渐对语文课本挑剔起来，常和父亲一起批判那些“垃圾”。

　　当然，语文课本里也有叶开觉得过得去的文章，比如朱自清的散文，他觉得，这是一位真性情的作者。

　　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被编教材的道德家下狠手“阉割”过，曾有网友指出，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这些经典民歌居然也被指责为轻度“涉黄”，在教材也一度被剪除。

　　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只是结尾处不知为何突然删掉一大段，而使文气大乱，上下不接，令人瞠目。

　　但这样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

　　在同一的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和《背影》，都被语文课堂上“微言大义”的解说了，比如语文老师通常会分析前者说，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

　　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的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

而这一切，自然不会被语文老师解读。

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的训练下，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别人的跑马场”。

　　叶开说，语文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不是特种行业，它应该具有web2.0的特质，需要不断地链接、不断去发现。

　　如果说语文教材出了问题，能够有老师来扳一扳，可能还好一些。

语文老师应该是个救生者的角色，关键时刻将孩子从陈旧的教案中解救出来。

　　但很多时候，“老师是拿个棒子把你敲昏，然后把你灌进去。

”12月1日这天，河南济源市一位高级语文教师，看完《对抗语文》后，给叶开发来短信：

“教师不是单独的一个职业，可能同时肩负父亲或母亲的责任，这样你的体会更深。

”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从教育重镇华东师大毕业时，在作家马原和格非的劝说下，留在上海郊区一个职业中学任教，教基础语文。

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些质疑者所谓的“外行”。

　　“我是有教学经验的。

”叶开说，他那时年轻气盛，脾气很大的。

老教师们说“你上课上得不好”，他当时就说“这是瞎说！

什么不好啊！

大家上公开课比比看谁上得好！

”

　　他的太太也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各地的校长。

“我完全没有脱离过教育。

”

　　“我觉得一个人对现行的教材不满，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语文教师的苦恼之一。

”

　　他以教师的眼光说，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太大篡改，但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

　　另一篇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如此。

这首诗，是教材里的重点篇目，常常被要求背诵，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所以当叶开对这首诗提出质疑时，一位网友坚决捍卫说，他每次读到这首诗，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的爱憎如此分明：

“爱保姆，恨父母”。

　　但为什么呢？

正常逻辑下，谁会恨父母而爱保姆呢？

叶开搜集了几份有名的教案，对课文的核心思想的解读，居然和当年叶开上学时并无差别：

“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

　　对一首诗的理解，限定在标准答案上，这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这首诗在开头段落，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很“正确”，爱自己的保姆很“正确”。

长期课堂标准化灌输的教育，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让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了习惯性情感。

　　叶开说，这样的爱恨逻辑，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

　　很遗憾，课堂上没有老师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

它不在教学大纲要求之列，不在考试猜题之中。

简而言之，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不需要的”。

　　另一篇课本名篇，是孙犁的《荷花淀》，叶开直言不讳地说，这篇文章，让人读到的是一场游戏般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般模糊而近乎不真实的战争。

敌人显得面目不清，小说里仅仅出现过这么一句：

“哎呀！

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

”而战斗也轻描淡写，跟游戏一般毫不残酷：

“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

　　战争极大简略，残酷的现实听命于作家的小说美学：

“觉悟、伏击、荷花淀”。

　　叶开说，这样的文章不该选入语文课本，那些所谓美的段落更不该让孩子们背诵。

首先它“不真实”。

这样的文章，说白了是“文字谎言的堆砌”。

　　韩寒也讲过一句话“撒谎就从作文开始”。

叶开觉得有道理，“我就不让我女儿撒这个谎”。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

”叶开说，比如在浙江，20多位语文老师自发组成研究小组，推出《救救孩子：

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而早在2002年，东北一位基层教师自制语文课本实施教学的案例也被媒体曝光。

而在对抗语文上面，郑渊洁和韩寒也走得很远，前者自做课本，教育儿子，后者拒绝课堂，独立闯荡文坛。

　　冬日阳光寒意袭人，叶开隔着玻璃望出去，若有所思地说：

“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