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与文化讲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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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历史与文化讲义
贵州历史与文化讲义
贵州山地文化特征
一、贵州的自然环境
1、土地：
17.6余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1.8%
2、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和常态地貌是贵州三大地貌类型，其中喀斯特地貌最为显著
3、喀斯特即岩溶地貌,是发育在以石灰岩和白云岩为主的碳酸盐岩上的地貌。
贵州省处于世界喀斯特发育最复杂、类型最齐全、集中分布面积最大的东亚喀斯特区域的中心部位，碳酸盐类岩石出露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3.6%。
喀斯特环境下的乡村，呈现出的景观特点是：
以形态各异的喀斯特峰林峰丛、溶蚀低地、石柱及色彩斑斓的洞穴、峭壁为主，果园、农田和民族村寨星落分布，构成充满宁静、闲适、朴素的田园情调。
同时，民居建筑（石建材的房屋）、耕作方式、生活方式（喜酸、石木用具等）等都深深地打上了“喀斯特”的烙印。
荔波喀斯特最醒目的景观是锥状喀斯特，最典型的类型是峰丛喀斯特和峰林喀斯特。
作为世界遗产提名地，荔波喀斯特满足了世界自然遗产的多个标准。
峰丛景观与峰林景观呈有序排列，展示了相互地貌演化与递变；具有特殊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与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包含众多特有和濒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代表了大陆型热带-亚热带锥状喀斯特的地质演化和生物生态过程，是研究裸露型锥状喀斯特发育区喀斯特森林植被的自然"本底"及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平衡的理想地和天然试验场所；区内9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丰富，其中主要是水族、瑶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
人与自然的和谐荔波茂兰，是至今保存着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上，因地处中亚热带南缘，加之喀斯特地貌生境复杂多样，森林生态空间广阔，蕴含着丰富的动植物种类及遗传种质资源。
各种森林植物、各类动物及部分大型真菌，共有4000余种。
除有大量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外，由于岛屿状的喀斯特地貌和特殊生境，产生了许多新的特有物种，是亚热带喀斯特地貌上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块宝地，是一个巨大的生物资源"基因库"。
丹霞地貌，由侏罗纪至白垩纪红色砂岩构成，集中分布在贵州北部的赤水市和习水县，两县、市面积为4928.9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8%。
丹霞环境下的乡村，呈现出碧水丹山、果园、渔塘、农田、村寨星落分布的景观特点。
常态地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23.6%。
主要分布在黔东南的天柱、三穗、锦屏、台江、剑河、黎平、雷山、榕江、从江等县以及铜仁地区的梵净山和黔西南州的望谟和册亨，岩石主要由变质岩或碎屑岩构成，土壤较厚，林木生长条件好。
常态地貌环境下的乡村，呈现出绿色生态中的木架构村寨、果园、渔塘、农田等星落分布的景观特点。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下降，最高海拔2,900米，最低点海拔173米，平均为1,000米。
有87%的山地，10%的丘陵，河谷坝子仅占3%，没有平原。
省内河流水系发达，乌江干流由西向东横贯境内，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741条，乌江、红水河（包括南、北盘江）、清水江，都柳江、赤水河五大水系的流域面积均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河网密度大，分布较均匀。
河谷深切，地形破碎，是贵州自然环境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形成贵州农村聚落村寨小而散、民族文化千姿百态而又保存完整的环境条件，有数万个村寨散布其间，大多依山傍水，环境优美。
全省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34.9%，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到2004年底，全省建立了130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7个，省级3个）、69个风景名胜区（其中，国家级12个，省级57个）、46个森林公园（其中，国家级15个，省级21个），这些丰富多样、具有吸引力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拓展了贵州乡村旅游的空间，丰富了贵州乡村旅游的内涵。
贵州气候温暖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具备了在乡村中开发度假旅游的气候优势。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名符其实的山国。
“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
”（王阳明《重修月潭寺公馆记》）境内山峦起伏，绵延纵横。
大娄山横亘于北，乌蒙山阻断于西，武陵山绵延于东北，苗岭纵横于中南。
群山之中，乌江、南、北盘江、清水江、赤水河等大小980多条江河咆哮激荡，横冲直闯，把一片高原切割得沟壑林立、支离破碎。
境内海拔高差悬殊，最高的赫章县韭菜坪高2900·6米，而最低的黎平水口河出省口则仅147·8米。
这使贵州地形具有垂直带幅宽、山地多、平地少的特点，地形组合复杂，有山地、丘陵、盆地、沟谷、洼地，以山为主体。
全省土地面积中，山地占87%，丘陵占10%，坝地仅占3%。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地格局，中山峡谷地势、切割较深的河流，制约了人们的视野。
在全省土地面积中，喀斯特地形占73.6%，土地贫瘠。
全省土壤构成主要是黄棕壤、赤红壤、红黄壤、黄壤、红泥土、黄泥土等，成土母质以石灰岩及红土层为主，土质或坚硬板结，或疏松不深，肥力低，不贮水，不利于植物生长。
斯图尔德指出：
“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
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
”⑴生态环境对文化形态有强大的制约作用。
“靠山吃山”的贵州人不能不直面恶劣的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受着大山制约的贵州各族人民，在陡削的大山中孕育和发展了独特的山地文化，形成了区别于周边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性格差异等文化特征。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考察贵州山地文化的特点，对贵州地域文化怎样应对和选择适应自己的文化思潮，及自我认识和开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贵州山地文化有那些特征呢？
一、立体农业经济模式：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类为了生存，一方面，顺应环境；另一方面，又要运用聪明才智，充分利用环境，改造自然。
在复杂陡削的地形中，因地制宜，发明了不少利用土地的方法。
梯田由于开垦所需劳动强度大，而土地利用率较低，被森波儿女士（Semple）称为“拚命农业”（Desperateagriculture），由此命名可见其艰难程度。
各种类型田的产生，与水利的各种兴修方法密切相关。
大山造就了独特的山地农业，也充分展现了山地人的聪明才智。
农、林、牧、渔多种经营，除粮食作物按地势高低因地制宜的安排外。
林业上也根据土质、地势栽种不同的树种。
“山顶松、山腰桐、池塘河边柳丛丛”、“肥土点柏香、黄土种青 、背风槐花满坡香”，即是林业上的因地制宜。
黎平等地侗、苗群众还发明了“林粮兼作”经济方式，“种之法：
先一二年必树麦，欲其土之疏也。
杉历一数寒暑乃有子枝。
叶仰者子乃良，撷而蓄之，其罅而坠者弃之，美其性也。
春至，粪土束刍覆之缊火焫之。
乃始布子，而以枝茎午交蔽之。
固其气不使速达也。
稚者曰杉秧，长尺咫则移而植之，皆有行列，沃以肥壤，欲其茂也，壮而拳曲即付翦刈，易以他栽，贵在直也。
”⑶使清水江流域在清代成为著名的产林区。
侗族还善于利用塘田养渔。
在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山坡，则大量发展牧业。
牛、羊饲养与出售已经成为大量山区农民重要的经济支柱。
同时，为更好适应环境，在不同地区采用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与精细农业相结合。
在田坝和坡度小于25度地区，采取精耕细作，一年两熟或三熟。
在喀斯特地貌出露严重、易于石漠化地区，则采用刀耕火种形式。
（吴正彪在对罗甸县木引乡的实际调查和研究后认为，对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不应一概否定，要区别对待。
如坡改梯在当地就造成了植被的大量破坏，使石漠化加剧。
⑷）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贵州劳动人民智慧的凝聚。
但不容讳言，贵州农业始终处于两极发展状态，“耕则不以牛具，以木锹播殖”，或“以渔猎为生，出则皆执雀箩”，“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先进的农业开发并存。
据有关专家研究，苗族大多数是在清中叶对苗疆开禁以后才大量采用牛耕。
虽然苗族养牛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主要是用于祭祀，“砍山吃饭”的游耕种植，以草木灰为主，不施农家肥。
靠天吃饭。
虽然铁器的使用在西汉时已传入，但生产工具却长期没有大的发展和变化，始终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⑸几乎都是经验形态的农业实用技术，而不是经过精心研制的科学形态化的技术。
而黔北部分地区早已使用牛耕。
生产工具较为先进，与毗邻的巴蜀处于相差无几的经济形态。
自然环境的恶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形成了自给自足的溪峒经济。
所谓溪峒经济，“是指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个社会被压缩到一个小家庭之内，农业、畜牧业、林业、手工业强固地结合在一起，被封闭在一个小天地中。
”⑹水族谚语“耕地为餬口，养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种姜、葱、蒜，为换点油盐钱”即形象化写照。
溪峒经济几乎可以不依赖外界作自我回旋，自我平衡。
长期低水平的物质生产适应了简单的文化形态，造成超稳定形态的文化结构和“内循环”的文化发展，使文化缺乏创新机制和富于发展变化的内在活力与动力。
造成贵州经济发展的滞后，背上了“老、少、边、穷”的包袱。
因此，要发展贵州文化，就必须发展贵州经济，既要继承传统的因地制宜，又必须改变封闭落后的生产观念。
二、二元的人口素质结构：
经济决定意识，落后的山地经济使贵州人的性格、文化具有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贵州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耿直无华、个性倔强；另一方面 ，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生活线上，使他们不善算计、目光短浅、封闭狭隘、满足于现状、不求进取、重土少迁、乡土观念极重。
由于贵州文化带有移民特征，大量的中原文化随着移民迁徒而传入，使部分地区文化相对发达，某种程度上甚至得风气之先。
明清时期的三状元、一探花、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即是明证。
“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就充分肯定了贵州文化的成就。
在移民文化冲击下的本土文化，由于缺少正统束缚，身处绝境而义无反顾地吸纳、顺应、改造，具有敢闯敢干精神 ；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不为旧框所囿的冒险胆略；不甘落后、奋力拼搏的思想；打开山冂、迎八方风雨的气度。
如奢香开“龙场九驿”，拉开了封闭贵州的重山叠嶂；王阳明的龙场悟道，跳出了引经据典，以经解经的窠臼，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创立了“心学”；黎庶昌的《上穆宗毅皇帝书》、《西洋杂志》中表现出对西方精神文明的赞赏、办洋务学堂；公车上书贵州签名者96人，仅次于广西，等等，都显示出在贵州文化熏陶下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品格和胆识。
同时也说明了贵州文化只有打开山门 ，接纳新鲜血液，才能结出繁枝硕果。
但是，山地文化使山民们背上了传统的重负。
如紫云宗地乡麻山深处的一处苗族村落，在保持传统文化上可称“原汁原味”：
村民们只能结结巴巴说几句汉语，其住房严格说只能叫茅棚，四壁透风，衣服为粗布，十分褴褛，靠刀耕火种来勉强维持生活，贫困程度使人震惊。
而当地的山洞人，祖祖辈辈居住在暗无天日的山洞里，与外界基本隔绝，与任何意义上的现代化都毫不沾边，但他们从不抱怨。
当政府要他们搬迁到现代化的聚居地时，却毫无例外地不愿意，他们不能理解，怎么会有比住在山洞里风餐露宿更令人惬意的生活。
⑺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溪峒经济长期形成的狭隘封闭所致。
同时由于土地贫瘠，粮食种植品种单调，因而在饮食结构上，多以大米、包谷为主食；在蔬菜上品种单一；肉食以猪、鸡、羊、牛（牛很少菜牛，多是因老、弱、残、病，不能劳作者才食用）为主。
猪则许多农户一年才杀一头年猪，一年四季几乎都以辣椒、蔬菜、酸菜佐食，只有逢年过节或有客人来时才有荤菜。
单调的食品种类制约了人们的需求，低水平生产与低水平需求的循环，使人们在物质文化上满足于低水平的维持温饱。
缺乏更高的精神需求，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在历史上，贵州较长时期人口偏少，据乾隆年间（公元1749年）统计，全省编入保甲的人口不过307万左右，即使加上土司地区的人口，估计不会超出500万，每平方千米平均29人左右 。
地广人稀，以及气候适宜。
在今天的贵州，“越河谷暖亚热带、河谷亚热带、山原亚热带、高原凉亚热带、山地凉亚热带、山地暖温带、山地温带等7个气候带。
构成了山地灌丛、山地常绿落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等多个垂直植被形态。
孕育着维管类植物250科，1543属，5593种，分别占全国同类植物的71%、49%和21%。
另外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仅陆栖动物就有102科，366属，699种，占全国同类动物种数的33·4%。
”⑻而这些众多的资源仅在占全国国土总面积1·84%的贵州大地上生存。
在水土流失、石漠化严重的今天尚且如此，在古代未被破坏时，山地资源更为丰富。
这丰富的资源，恰好使贵州人在对生物资源的利用上，形成不顾后果的短期行为观念。
兼之长期处于较贫困的生活境地，对资源习惯掠夺式开发，目光短浅。
生产力低下造成的多子多福观念，地域的封闭，教育的落后，造成人口急剧增长。
贵州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贵州6岁以上人口中，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高达1428·45万人，占总人口的43·2%。
15岁以上成年人，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4·27%，毕节高达30·1%。
罗甸县在送85名民工到广州打工时，近一半是文盲，连表格上的字都认不全。
高数量与低质量并存的人口特点，使贵州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重枷锁，使贵州资源开发形成非理性开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变成了“靠山山崩、靠水水流”的惨痛局面。
传统的生存观和发展观以及开发模式（以资源为导向、以人力为动力、以单一经济效益为目标、以能否满足当代人眼前生存需求 为标准⑼）严重地制约了贵州向现代化迈进，戴绍康小说《在故乡的密林里》已经深刻揭示了这一社会现实，转变文化观念已迫在眉睫。
三、大杂居、小聚居的社会环境：
虽然各个民族都生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但由于山大坡陡，平坝较少，土地承载负荷有限。
因此，人们居住分散，一般是以同一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
一个村寨几十户或几户人家，形成相互依存的血缘集团。
侗族人建村立寨遵循依山傍水和聚族而居两个原则，“村是根来寨是窝，鱼靠水养村靠坡。
村离山坡要枯死，人离村寨不能活。
”⑽民族村寨如此，汉族村寨在移民过程中，由于大多是“挈室而来，渐招亲故”，以同乡为纽带 。
村寨构成仍然以血缘、亲戚为主。
屯堡人就是典型。
另外，由于贵州各民族的关系在较长时期不太融洽，少数民族受汉族歧视，汉族则担心少数民族的报复和反抗，因此对外人的防范意识强，要求家族内部必须团结，共同对外，家族关系十分牢固。
如仡佬族在婚丧大事上，其家族人员无论远近，既使数百里之外，也要赶来参加。
⑾由此，在贵州续谱牒、吃清明会等形式非常普遍，一年一度的“清明会”、“吃牯脏”是整个家族最盛大的节日，其内容已不是简单的“慎终追远”，而是凝聚家族势力的必要手段。
使中国传统的宗法意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
对血缘关系的重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造成整个地域分化为若干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小集团，削弱了地域的内在凝聚力，给人一盘散沙之感。
使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
在贵州各地林立的各种会馆，就是这一精神实质的外在表征。
在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自然环境恶劣而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小细胞，使社会表现为是以家庭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任何个体首先是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存在，而不是以社会的一员而存在。
这从许多地方在公共财物分配上以家庭为单位而不以人口为单位可以证实。
因而，个体的独立性普通受到膜视，个体的创造性如果不符合家族的利益则可能遇到扼制。
而在以氏族血缘关系构成的家族中，在以家族村寨组成的社会中，个体的需求、愿望、理想和追求都是微不足道的。
造成个体独立创新意识常常泯灭在群体意识的汪洋大海之中。
而且，每个个体在以家族各房各支系构成的血缘宗法体系序列中，有固定和相应的位次，形成上对下的支配和下对上的顺从。
敬上、唯上、畏上使独立创新意识极大削弱。
人们的行为主要由社会舆论和习惯法来控制，社会舆论即社会裁判，它通过群体对个人行为的评价来迫使个人的行为符合传统习俗规范。
而更造次的行为，则利用习惯法来制裁。
贵州各民族的如苗族的“鼓社、理老”、侗族的“款”、水族、布依族的“榔”、仡佬族的家族规约石碑、汉族的乡规民约等，就是民间习惯法最完整的表现。
“口水淹得死人”和习惯法处置的严厉，使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谨小慎微，一步一趋。
对传统的极端尊重，“法古”心理的深入人心，造成保守因循。
流传千余年的习惯法，即使在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仍然是人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如1988年，三都水族自治县一女青年未婚先孕，家族中不少人认为这是违反族规、败坏家风之事，主张按传统“榔规”严惩，将犯事男女沉塘处死。
后来虽然因怕触犯刑律而未通过，但仍按老规矩，杀猪请全寨老小吃饭，以示洗寨谢罪，搞得倾家荡产。
⑿传统宗法观念在人们意识之中是很牢固的，亲族集团的意识深入人心。
造成文化整体价值取向的整一化和凝固化。
贵州山地文化仅是贵州文化构成的一部分，但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贵州文化表现出较强的二重性。
大山不仅造就了贵州人民的性格和文化，提供了贵州人民生存的环境，同时也制约了贵州人的视野及生活方式。
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如何在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建构一座桥梁，重铸民族文化精神，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传统，把握现在，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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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文化资源大省，拥有夜郎文化、土司文化、屯堡文化、古镇文化等，还有沉淀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原生态民族文化。
贵州有过很多辉煌的过去。
文学方面，贵州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群是举世瞩目的，以何士光、叶辛、李宽定、顾汶光、石定、李发模、廖公弦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为首的贵州文坛，曾在国内搅动一池春水。
歌舞方面，贵州是原生态歌舞的海洋，民族音乐舞蹈资源丰富，取材于苗族音乐元素的歌曲《读书郎》、《铁路修到苗家寨》等传唱一时。
长期以来为国内外音乐人称道不已的天籁之音侗族大歌、苗族情歌，带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让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为之倾心。
美术方面，贵州的山水民情，通过董克俊、王振中、杨长槐的画，惊人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戏剧方面，《蔓萝花》、《秦娘美》、《七妹与蛇郎》、《苗岭风雷》、《四渡赤水》等，在国内外各种演出比赛中获得各种大奖。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贵州文艺的声音似乎不那么响亮了。
第一章先秦及秦汉时期的贵州
第一节夜郎地区的社会
《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糜莫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
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最大。
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此皆巴蜀徼外蛮夷也。
”这里，司马迁把当时分布在今滇、黔、川西一带的部落方国就其居住区域、经济生活、社会习俗划分为夜郎、滇、邛都、昆明、笮都、冉駹、白马等七个族群；按其经济生活分为“耕田，有邑聚”，“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或土著，或迁徙“为特征的三种类型。
但就其族属源流关系看，大体可分为濮人和氐羌（即夷）两大族系，其中夜郎、滇、邛都属于以“耕田，有邑聚”为特征的濮人族群。
夜郎族群的分布在牂牁郡全境及犍为郡南部，约今天川南、贵州西部及滇、桂、黔边一带。
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自战国以来形成了数以十计的部落方国，见于记载的有夜郎、且（音几）兰、僰、龞、句町、漏卧、同并、进桑，以夜郎势力最大，所以我们将这一地区称为“夜郎地区”。
夜郎始于何时，已无从确考。
《后汉书》、《华阳国志》记载“庄蹻入滇”曾“伐夜郎”，至迟在战国晚期已有夜郎国的存在。
夜郎的本土地域，《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记载，而“牂牁江”据多数学者的考证，即今天的北盘江。
夜郎族属的分布区域大致在今天的贵州大部分、滇东及桂西北。
夜郎归附汉朝后，汉王朝按其统治地区的大小，统治势力的强弱，分别授以王、侯的封号，这样，王朝通过封赐将这些部落方国正式纳入行政建制，并通过他们对当地各族进行统治。
而地方王侯也借王朝的封号和支持，提高自己在本地区的地位，但对王朝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二节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
一、秦汉之际贵州高原的形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开始对“西南夷”进行经营。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命常頞约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秦通五尺道是以巴、蜀为基地，作为经营“西南夷”的通道。
其路线，始于今天川南的宜宾，经高县、拱县、筠连，入云南过盐津、大关、彝良、昭通，又入贵州过赫章、威宁，再入云南走宣威到达曲靖。
秦在“西南夷”地区设置官吏，基本上是在五尺道沿线。
经过汉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强盛，于是在北伐匈奴，西通西域的同时，积极开发西南夷。
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在出使南越时，了解到夜郎位于南越西北的牂牁江上游，沿水道可以直通南越的统治中心番禺（今广州）。
唐蒙带兵来到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双方达成协议，设犍为郡，在夜郎置吏。
使夜郎地区纳入到统一的行政建制。
元朔三年，汉朝因急于应付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权衡利弊后，放弃对西南夷的经营，只在南夷地区设置南夷、夜郎两县。
元鼎六年，南越王赵胡反汉，汉王朝从福建、江西、湖南进行讨伐的同时，命巴蜀、夜郎一起讨伐南越。
且兰抗命反抗，杀死汉朝使者和犍为太守。
汉朝平定南越后，率兵平定且兰。
夜郎归顺汉朝，正式受汉朝封为夜郎王。
汉王朝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遂以夜郎、且兰为中心建立牂牁郡。
牂牁郡包括今贵州西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
到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为争夺土地，发生战争。
汉王朝派陈立为牂牁太守。
陈立斩杀夜郎王兴和其岳父翁指。
使统治贵州数百年的夜郎政权，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直接纳入了郡县体制。
二，汉代夜郎地区的经济开发
元鼎六年，设立牂牁郡后，为保障官兵的粮饷供应，汉王朝采取了“募豪民，田南夷”的措施，从今川西南一带将一批豪族地主连同其依附农民一起，迁徙到今滇黔的一些地区进行垦殖。
大批移民的移入，增加了人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夜郎地区的社会发展。
三，边郡的特点
汉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郡县，因系初设，故被称为“边郡”或“初郡”。
牂牁郡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边郡”虽已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但只不过是一些政治、军事据点，广大地区仍由当地土著王侯统治。
这种政治格局，被后人称为“郡国并存”或“郡国兼治”。
这些新设置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郡县与内地的郡县相比，建制上虽然大体一致，但由于民族、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具有许多特点。
首先，边郡的区划基本上是以原有族群、氏族、部落的居住范围来划分的。
比如，牂牁郡基本上属于夜郎族群的分布区域，越嶲郡基本上是邛都族群的活动范围，而益州郡除以滇为代表的靡莫族群外，还包括散处于今滇西的嶲和昆明族群，到东汉则将后者另置为永昌郡。
其次，在“郡国并存”的原则下，“土流并治”逐步形成定制。
西汉时期，因边郡军事频繁，即以太守主兵事，统一军权，而以长史辅助太守管理民事。
第三，边郡由太守主兵事，而士卒由内地郡县征调戍守，兵士多营田。
利用士卒就地屯垦。
其办法是在边地选择“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然后招募内地农民。
这些屯戍边地的移民，在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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