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的父母谈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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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的父母谈教育
博士生的父母谈教育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曾问他的父亲大仲马，哪本书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这位写过《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等脍炙人口作品的大仲马却脱口而出：
“我最得意的作品，那就是你呀！
”可见，不论古今中外，人们对自己子女的成功，是最为看重，也最感自豪。
这种因子女成功而产生的“得意”，有时甚至超过因自己成功而体验到的快乐。
中国人自古便有重学的传统，父母们最迫切的愿望，便是子女学业有成。
而博士冠是学苑之花，更是许多父母对子女的最高期望。
几乎每一位博士和博士生的求学之路上，都有父母们用心香与思片编织的轻荫。
这种充满挚爱与信赖的轻荫是人世间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它既是在求学的沙漠中学子可以望见的切近的目标，又是学子们在艰辛拼搏之余稍事休憩的绿洲。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有一子一女，儿子现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此，我是有深刻体验的。
假如有人向我提出小仲马向其父提出的问题，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内容的回答的。
成功的子女确实是父母最珍贵的得意之作。
假如有人换一种问法，问我有什么“秘诀”使儿子能顺利进入欧洲文化与学术大本营--巴黎大学攻读博士，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尽你所能，与你的孩子一路同行吧。
生活会给你出乎意料的回报的。
彩虹出自青山里
我的儿子金佳出生于1973年，童年是在距松花江不远的山乡度过的。
当年的生活是艰辛而又清苦的。
我和丈夫属于老三届下乡知识青年中年龄最大的“老高三”，当年温课备考甚至身体检查、填报高考志愿等都已经全部就绪了，不料“文革”开始，升大学的梦想一夜间化为泡影，从此踏上了充满坎坷的插队之路。
也许是因为年龄较轻，也许是因为过于天真，我自下乡之日起，就把“扎根农村”这句口号当了真，不像同时下乡的同伴们那样，把返城当成唯一的生活目标。
我下乡的地方很偏远，是小兴安岭余脉与松花江交汇之处，临江有一带宽约二三十里的冲积平原，再往北便是绵延不绝的深山密林。
我所在的小山乡恰巧座落在平原尽头山峦隆起的半山腰上，早晨起来如果天气清朗，可以在屋中望见远处白带似的松花江水，而黄昏时刻晚风乍起，坐在小院里则可以听到村后大树林深沉的叶鸣声。
说实在话，一些下乡青年事后都喜欢把乡下描绘成可怕的地牢，苦不堪言，我却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名为“兴凤山”的小山村，山水清丽，民风淳厚，是极为可爱的。
我是确确实实做了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的准备的。
几年以后，我结了婚，当上了当地中学的老师，还把家安在了公社所在地的小集镇。
那是一个真正的家，两间整齐又漂亮的泥草房，座落在一个很大的池塘边，房前屋后是足够大的菜园，门外则是通往中学校园的土路。
丈夫也当了中学教师，但他喜欢搞一点文学创作，时常在省内的报刊上发表些小说、散文。
我们要教课、要种菜、要养猪养鸡，要像当地农民一样种口粮田、扒炕抹墙打柴禾，日子很辛苦、很忙碌，也很快乐开心。
就在这期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不久丈夫被抽调到省里编辑文学刊物，家中便只有儿子与我为伴了。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性灵才赋，大体上是在零岁到三岁之间形成的。
我认为这个说法与我的体验是相符合的。
我的儿子之所以在后来的求学之路上，扎实稳健，聪颖透达，与他在山乡的童年有直接关系。
在儿子出生与丈夫回省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尽管儿子还小并不懂事，可我们夫妻二人已把小小的孩子做为家庭里不可忽视的成员来对待了。
乡村的夜晚似乎是格外的长，吃过晚饭，忙完了屋里屋外的活，我们夫妇二人便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把咿呀学语的儿子围在当中，教他说话，教他走路，教他作种种游戏。
一旦我们教学忙起来，或丈夫写作熬夜，我的学生们便会争着抢着把儿子抱到自己家中，与那些善于与不懂事孩童讲话的老奶奶们一块逗着他玩耍。
农民虽然不休星期天，但我们是教师，要算是乡村里的“贵族”，星期天放假。
那时，我们忙于莳弄菜园，便会带上儿子进菜田，看瓜、看果，数花、数豆。
那时，我和丈夫与山乡的农民及农民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我们的儿子更成了大家都特别喜爱的孩子。
我们最留心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与周围农家的孩子一样，决不向他灌输“高人一等”的念头。
让他生活在一种与身处的大自然、接触的乡村人完全融合的天然自在的氛围里。
那时，我们是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我们希望儿子能从小熟知自己出生的土地、自己生长的山乡，作一个“有根有底”的人。
虽然我们也许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我们心中也深知，中国这个古老的大陆文明之国，历来便有“将军拔于卒伍，宰相起于州郡”的文化传统。
数起来，历朝历代成就大事业的杰出人物，出身于都市商埠的几乎绝无仅有，而兴起于荒山僻野的却屡见不鲜。
真正的人格决非塞满机谋巧诈、充斥市侩恶习的市井所能造就。
所以有些人以为我们把孩子留在身边、留在乡村是不明智的作法，劝我们把孩子送回省城老家，我们是连考虑也不加考虑的。
我和丈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常常在一起计议儿子的未来，但说来说去都会回到同一个起点：
让儿子在淳朴诚厚的乡风中自然地成长，让他从幼小时便懂得人生真正的起点。
我们的这种决心不久便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丈夫抽调回省，我和幼小的儿子留守家园，生活和工作的重担完全落在我一人肩上。
乡村的“家”不同于城里的“家”，城里的“家”纯然是一个消费单元，而乡村的“家”则主要是一个生产的单元。
丈夫在家，种田种菜、养猪养鸡，二人可以分担，孩子也可以轮流照护，然而现时这一切都需我一人来操持。
偏偏我的性格又倔强，无论什么事都不肯草率马虎，于是大地菜园、屋里屋外，我几乎是整日整夜地忙碌。
那个时候，我自下乡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苦恼，心情有时也很沉重。
我不知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是丈夫再次回到乡村，还是我们母子能到城里与丈夫团聚。
但我深知，丈夫只是凭自己的才华能力暂时借调去省里，随时会有种种意想不到的风波，我必须坚守乡下这块属于我们三人的“根据地”，再苦再累也不能放弃。
我的这种坚韧和定力，渐渐地濡染了刚刚开始懂点事的儿子，他从来不哭不闹、不吵不叫，虽然只有二三岁，却已经能跟在我身后赶猪哄鸡，拔草间苗了。
每当看到儿子光着小脚丫，蹲在菜园田垅间，认认真真拔掉小草时，我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
但我会迅速抹去眼泪，不叫儿子看见，我不愿意让儿子从小便明白这种生活叫作“苦”。
由于丈夫常常不在家，甚至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儿子对爸爸已变得陌生起来，而好奇心也随着这种神秘感愈加强烈起来。
每到夜晚，乡村极为幽静。
我和儿子坐在炕上，倾听着不远处池塘里一阵又一阵子的蛙鸣，儿子总会问他自己的爸爸，问他现在什么样儿，现在正在干什么，为什么总也不回来？
于是，我便绘声绘色地讲自己的丈夫，讲他的容貌身材，讲他的才能秉赋，讲他的艰苦奋斗，也讲他对我、对儿子的深厚感情。
至今回想起来，也许正是这些个伴着蛙声的真情倾诉，成为儿子最初的人生启蒙课。
假如真是如此，我感到庆幸，因为在那许许多多母子夜话中，我从未有过一丝一毫对生活失去信心、对丈夫失去信心的言语和想法，而每一席话总是令儿子安怡地微笑着睡去。
我想，也许儿子许多日后令同龄人羡慕的品格，就在这僻远山乡的幽幽夜话之中孕育并定型了。
诸如儿子的宽厚，为许多当代青年所没有，而儿子的定力，也为许多当代青年所难及，从儿子的宽厚与定力中，有时我会吃惊地发现当年我独撑家园时那种连自己都吃惊的信心与耐力。
人生的最初三年，是此后一生的预演，而这最初三年的人格启蒙教育，是人生最要紧的一课。
遗憾的是，许多人以为三岁以下小儿，除了吃以外什么也不懂，从而完全忽视了孩子的人格启蒙。
或者以极尽所能、满足孩子盲目的物欲为示爱的方式，结果毁了孩子的一生。
我觉得，我的儿子幼小时虽吃了些苦，但却真正得到了生活的洗礼，在山青水秀、民风古朴的环境中，陶养了自己的心灵，萌发了独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文精神，这是万金难换、得益一生的。
人们都以天上的彩虹为世间最美、也最难企及之物，但如果有人留心彩虹的出处，便会发现：
彩虹出自青山里。
只有蓊郁繁茂的绵绵青山，才会生出七彩灿烂的虹霓，横亘于天上。
这也许就是为人父母者应当解悟的家教第一课。
珍惜天真就是珍惜未来
孩子是一无所有的，他拥有的就是一份天真。
而恰恰是这份天真，为人生不可能再得第二次的财富。
孩童的天真，是至真至美人性的花朵，也是人类未来的最纯最净的温床。
充分享受天真乐趣的儿童，才能有健全的心性、完善的人格和发达的思维。
我觉得，作父母的，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孩子的天真，特别是在孩子四至八岁之间，即学龄前这一段时间里。
大概在1978年夏秋之交吧，也就是金佳五岁时候，我和他终于结束乡村生活，回到城里与丈夫团聚了。
初入都市，对于一个在乡下长大、童蒙未开的孩童来说，当然一下子很难适应。
尽管是个小孩子，但也难免有种种情感与心灵上的震荡。
如何保护孩子尚且脆弱的内心世界，是我和丈夫非常注意的大事。
记得这样一件趣事，由于在乡下时，我总讲他爸爸在哈尔滨，又常给他描绘哈尔滨的景象，“哈尔滨”三个字几乎成为孩子心中的一块圣地。
它代表着亲情、归宿与理想、未来。
及至我们母子真的搬回了哈尔滨，孩子心目中仍保留那个理念和想像中的“哈尔滨”。
每逢星期天，我和丈夫带儿子出外游玩，乘上公共汽车，儿子总是不停地问：
“妈妈，爸爸，我们上哪儿去？
是上哈尔滨吗？
哈尔滨在哪儿？
”问得周围的乘车人先是面面相觑，后来便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些人笑的缘故，不外是笑孩子身在哈尔滨却还这么认真地找哈尔滨，有些土气也有些傻气。
一般人也许会以此为羞，给孩子脸色看，或干脆不带孩子上街了。
我却不以为然，我从不理会别人的反应，倒觉得孩子从乡下生活中带来的这份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十分可贵，决不可以轻易挫伤。
于是每次上街我和丈夫都兴致勃勃地给他讲哈尔滨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同时也不忘讲讲除哈尔滨之外，中国还有许多好地方，世界还有许多好风景。
渐渐地，坐上公共汽车，儿子不再问：
“哈尔滨在哪儿？
”，相反，有时却会突然问：
“北京远吗？
巴黎在哪个方向？
”尽管同样是天真，同车听见的人们再也不感到好笑，而我和丈夫却与回答从前那个“哈尔滨在哪儿”的问题一样，旁若无人地给孩子详详细细地解释北京有多远，巴黎在哪个方向，要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才会到达。
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那么当真地与孩子说这些，也觉得有几分可笑，谁能想到在“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尚未步入正轨，一切都难以预测的年月，与小孩子喃喃碎语的这些天高地远的话儿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可命运偏偏爱开这样的玩笑：
你不经意说下的话儿，恰恰在未来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二十年之后，不但北京有多远成为我和儿子必须关心的事儿，连更似渺茫的巴黎在哪个方向，也成为全家天天议论的常话。
假如当年以孩子的天真发问为耻，形诸于言辞或脸色，儿子对未来的憧憬就会在心灵的痛苦中破碎，他心中保留的将不再是理想的玫瑰色光景，而是挫折与耻辱的伤痕。
当他稍稍长大以后，对去京求学、留洋深造还能有什么兴趣呢？
为人父母者，千万要留意自己的情感，不要为所谓大人的“尊严”去损伤孩子的天真，更不要为所谓大人的好恶，而剥夺孩子的天真。
那几年，丈夫在一家报社当编辑，工作单位离一个大机关的幼儿园很近，因为方便就把儿子送进了这家幼儿园。
这家幼儿园在省城数一数二，名气很大，条件也很好。
位于市中心的院落，几幢别致的欧式洋房，各具专长的教师，使幼儿园里充满了典雅的气息。
我工作的学校离这家幼儿园较远，平时较少去幼儿园，但孩子能有这样好的文化环境，对他气质素养的造就自然是极好的。
有一次我偶然去幼儿园，看见别的孩子练歌的练歌、练舞的练舞，唯独我的儿子与少数几个孩子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剥豆角。
显然，由于孩子回城较晚，插班时，其他孩子早已从小接受了各种文艺体育专长训练，我的儿子没法与他们“共舞”，便被安排做一些不起眼的活儿了。
一时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里，我悄悄地把所见所感都说与丈夫听，丈夫问孩子是否有什么特别的不高兴的表现，我说没有发现。
丈夫说那不妨再观察一下再说。
自此，我和丈夫留心观察，发现儿子对此并无感触，无论在幼儿园在家都兴致勃勃，凡他能做的事，都高高兴兴去做。
特别在一些智力项目上，往往囊锥露颖，有独到的表现。
文艺和体育等类专长项目的落差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情绪。
大约也就在这个期间吧，社会上逐渐兴起了种种“早期开发幼儿天赋”、“早期定向培养幼儿特长”风气，不但社会上五花八门的“特长班”一浪高过一浪，连家庭中也兴起了“小提琴热”、“电子琴热”甚至“钢琴热”。
有许多人劝我，赶快给儿子找家庭教师，学学绘画、学学音乐，有人还推荐了教师。
按我家当时的环境，楼内即有高明的教师，要赶赶潮流、追追时髦没什么困难。
何况也可以帮孩子打开在幼儿园所处的不利局面。
可是，一看到许多孩子早晚背着高过头顶的琴盒、画夹，在父母的挟持下，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情景，我迟疑了。
五六岁的孩子，满脸的疲惫、满目的凝滞，夹在父母之间，仿佛一个刑期无限的小囚犯，实在是太可怜了。
说是“早期开发天赋”，可是实际上，特殊的天赋决不是人人都有，绘画、音乐、舞蹈、体育这些以天赋为基础的特长技能，更不是仅凭愿望就能有所造就的。
作为素质培养的一般性美育，人人都应当学，可是作为谋生立业之图的特殊技能训练，决不是人人可以问津的。
对于一个没有内在艺术天赋的儿童，四五岁就经受特殊技能的严酷训练无疑是一场灾难。
特别是将早期训练与日后职业、赚钱、出人头地等功利目的直接相联的家庭教育，本质上就是在扼杀儿童的天性、无情剥夺儿童的天真。
早早地就把大人们心中的“功利磨盘”压在儿童稚嫩的肩头上，这该是何等的残酷？
我和丈夫反来复去地商议这件事，决心不理会世俗的偏见，留给孩子一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完完全全、纯纯正正的童年。
一切有关特长训练的劝告，一律被我们拒之门外了。
而丈夫则用心弥补相别四年荒疏的父子之情，每天都要给儿子讲一个他自己临时创作的小小故事或者美丽童话。
这些世界上绝无二例的充满善良、智慧和正义感的小故事，在丈夫口中汩汩而出，仿佛深山里不尽的清泉，又仿佛雨后留连天际的云彩，有时连我都听得着了迷，禁不住在儿子睡后，偷偷追问故事的下文，逗得丈夫呵呵直笑。
四岁至七岁的儿子，便在这良好的文化氛围、独有的创造性心灵教育与受到用心爱护的烂漫天真之中度过了。
待到幼儿园毕业时，儿子不但在种种方面与早先进园的孩子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在一些方面更显出了他真正的才具与秉赋。
那时我和丈夫只是感到高兴，还没有对此深思。
今天想来，儿子小小年纪便经受了僻野山乡与都市宝塔两个几乎截然相反的生存环境，既不生骄矜，也不酿自卑，能够保持内心世界的持续性和完整性，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除了他自己的内在潜能得到发挥之外，父母和家庭正确而合理引导与爱护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而这种引导与爱护，智力的成分还在其次，根本的是精心呵护孩子的自然成长。
我要说的是，当你真的想珍惜孩子的天真时，你自己也必须变得天真。
只有如此，你才会懂得天真的价值，也才会懂得孩子的未来。
幼学毋须拔头筹
如何对待刚刚上学的孩子，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主张高位切入、高起高走，一开始就使孩子建立绝对的竞争意识，要在学习上争头名排榜首。
这样才可以保证今后步步登高，考上好大学，谋得好职业。
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孩子尚小，当以启发兴趣、积累潜能为主，课业学习完成大纲规定，与同伴齐头并进即可，毋须非争第一不可。
现在绝大多数父母实际上是按第一种主张办事，于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便花大钱选重点校，七八岁娃娃每天挤车通勤，更有些人则以为进所谓“贵族”学校，“全托”“封闭”教学更可靠，于是便不顾孩子的意愿将其送入那些徒有其名的地方。
我倒觉得，这些家长虽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之心，但这种作法本身却都是来源于对自己的孩子缺乏信心。
这些家长在潜意识中是认定自己的孩子无法在人群中崛起，无法在正常生活中成功，必须采取特殊手段补救。
而这种“揠苗助长”式的前期投入，往往陷孩子于被动，从一开始就产生“学习是为父母”的负重感。
每一天学习都紧紧张张，每一次考试都惶惶恐恐，许多学生排名第二都担心受到家长的责骂。
这在尚未成熟的幼小心灵上该是多么沉重的阴影啊！
我是很不赞成这种心态与做法的。
我觉得小学时期，还是应以涵养心性、启发兴趣为主，让孩子自己产生在学习上精进求深的欲望。
特别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在正常而平凡的环境中逐渐发现自我、塑造自我，最终达到出类拔萃。
我的儿子该上小学了，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其父单位附近托托人进一所市内有名的重点校，一种则按我们当时的住地进片区里的小学。
不巧的是，我们当时住在婆婆家，地点是市区南部接近郊区的地方，片区小学是一所半城半乡的延兴小学。
这所小学我和丈夫都很熟悉，院园四周矮矮的土墙，靠近一排泥土校舍，大概在哈尔滨有这样校舍的小学也只有这一家吧。
怎么办呢？
我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最后还是和丈夫共同做出了就地入学的决定。
我们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过早把学习做为一种负担加给孩子，还是多留给孩子一点自由的空间吧。
儿子只有七八岁，很听话，对自己的新学校一点挑剔也没有，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每逢星期天，我和丈夫、儿子还到那土墙围成的校园去玩，打秋千，爬滑梯，捉蝴蝶，不但丝毫没感到有什么“难堪”，相反倒都觉得很惬意。
曾与佳佳同一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上了“继红”，有的上了“花园”，有的去了“兆麟”这些哈尔滨市的名牌小学校，单位里一些谈得来的同事都劝我赶快给孩子换一所学校，我也曾把这些话说给儿子听，可他很满意自己的学校，很喜欢自己的老师，丈夫是坚决的“保护童年派”，于是“土墙里的小博士”便照常上自己的学了。
“土墙里的小博士”这个雅号，是我和丈夫开玩笑时，背地里给儿子取的。
因为儿子年龄虽小，但从乡至城，大自然大世面都见过，平时兴趣广泛，什么事都愿与我们讨论。
上自天文，下到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问，说起话来，常有一些大出我们意外的见解。
特别有趣的是，每逢说起这些“大事”，儿子总是一本正经，仿佛胸有成竹，不吐不快似的。
跟班上的小同学也是如此，跟城里人说乡下，跟乡下人讲城里，都与一般同龄儿童大大不同，有些精巧的观察、细致的对比，连我都自叹莫如。
儿子特别喜欢看书，年龄虽小，识字不多，却将当时能找到的连环画、儿童故事书几乎全都读遍了。
对于他这些爱好、兴趣，我和丈夫从不加干涉，还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鼓励。
丈夫最愿与儿子“唠嗑”，父子二人谈天论地，有时竟会说上一两个钟头。
有时我觉得奇怪，问丈夫：
“你说的那些，孩子能懂吗？
”丈夫总是极其肯定也略带自豪地说：
“能懂吗？
！
不，我们是平等对话，我还从中得益匪浅哩！
”丈夫这话不完全是夸张，比如，我们夫妇都不大注意汽车，而儿子却感兴趣。
在他二叔带他外出去玩时，他就借机问街上汽车的事。
后来，有次我们上街漫步，儿子就指着每一辆在我们面前驶过的汽车，介绍汽车的名称，出产地，用途，什么“普契奇”、“华沙”、“嘎斯”，滔滔不绝，真叫我“刮目相看”。
再比如，天上的云彩，我们早习以为常了，但每逢黄昏散步时，他总能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出什么“积雨云”、“高层云”之类的名称。
我和丈夫都认为，儿子的广泛爱好和热切求知欲，也是一种无形的学习，更是一种可喜的收获，它的价值和意义，决不比那几个打在卷面上的阿拉伯数字小。
对于课堂内的学习，我们并不像一般的“优秀家长”那样，天天监督孩子做作业，日日检查本子上的分数，分数稍有降低便形诸颜色。
一般地讲，我和丈夫的确时常与儿子说到功课，但多数是问问进度，谈谈心得，评议评议课业内容。
对于考试的分数，只要在全班占中上游就给予鼓励，决不为一二分的得失、名次三五位的进退责难孩子。
说心里话，我一直觉得，文化知识的学习不是体育比赛。
体育比赛只有一个第一，只有一个冠军，它不能容许许多人并列在冠军台上。
而文化知识的学习，并没有那样的排他性，学校里班级上按各科总分排名次，并不能说明一个孩子的全面的知识素养。
逼着孩子在小学低年级就为一二分、排头名拼命，结果是窒息孩子内在的广泛求知欲望，即使真的在考试中连拔头筹，也很难保证各科知识全面加深难度之时会有真正的优势。
相反，低幼时期广泛吸收各种知识，充实丰富头脑，积累思维材料，虽然未必在一时的考试中拔取头筹，却有较为发达的大脑和较高的智商，当课程进入高难阶段时，就会悠然显露出雄厚的实力、占据不可逆转的优势。
这一点，已经为许多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所证明。
我看见身边许多人在孩子刚一上学时便使足劲儿“看住”、“管死”自己的孩子，在小学一、二、三、四年级这些孩子确也曾一路领先，可到了五六年级便感困难，上了初中，尤其到了初二，便后力不济、一落千丈，再也无法与实力较强的孩子竞争了。
我的儿子快快乐乐地当了几年“土墙里的小博士”，在排名榜上并未显山露水，但我们都对他有十足的信心，相信他不久就会有所表现。
“小博士”之称，当时虽并未当真就意味着确立了今后培养他攻读博士的具体目标，但也暗示了我们夫妇推许赞赏他博学勤问、广泛求知的心性，并相信他必会在求学之路上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念。
不想那时半含戏谑、半含疼爱的称号，二十年后竟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至今我和丈夫偶尔谈及此事，还会感叹一番。
到了四五年级时，我的儿子因我们搬入新居，转学到了南安小学校。
这仍然是就近入学，并非特殊择校。
不过，幸运的是这所小学虽非著名的重点校，教学却十分扎实认真，师资水平也相当强。
自此开始，我的儿子才真正步入了竞争性求学的艰辛途程。
而我们也自此改变了对孩子的要求和家教方式。
我们觉得，孩子虽然还不算大，但在心性、智能、见识、基础知识乃至体魄种种方面已做了充分准备，现在迎接“十年寒窗”的考验，该是时候了。
一切从严的时候到了。
踏入小舟才看得见沿途风景
对于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人们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论更是各有成见。
我从自己切身的体验中领悟出一个道理：
其实不论何种教育制度，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孩子们面临社会的选择，这也是无可逃避的。
因此，中国古代的“十年寒窗，秋闱大比”也好，现行的初高中六载攻读，全国七月统考也罢，无非都是一种汰选。
将即将进入社会的青年群体区分出高、中、低层次的小群体，然后凭个人机缘成其事业。
这种区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企图在自我组织的人类社会中求得人与人的绝对一致、绝对均等，不但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完全具有破坏性的。
别说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就连原始部落在青少年成年之际也要以一系列考验、测试，来确立每个人应有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父母大都错误地认为升大学的竞争是孩子与书本的拼搏，是与试卷的较量，或换句话说是与文化科学知识的较量。
这是一种极其有害也极其可悲的误区。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什么，学多少，在小学结束后就根本不再重要了。
人们安身立命所需之基本文化知识，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
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赞佩中国老的体制，即把小学分成初小与高小。
初小四年，亦即人生开蒙去昧、省身立命之必经之路，高小二年则有通算达智、圆心养性的能力了。
这四至六年的学习内容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确实有用、不可或缺的。
一入初中，所学种种就已根本脱离了实用目的，而根本是一种区分人材的外在工具了。
试问一百个人里面，究竟有几个人在日后漫漫的人生之路中，用上了所谓的“韦达定理”、“欧姆定律”、“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呢？
百无其一二啊！
那么为什么还要学这些东西呢？
无非是为了沙里淘金，找到并保证这百中之一二能继续深造，最终成为有用之高层专门人材。
国家之所以规定九年义务教育制，无非是为了将竞争的起点拉平，给每个人以三年之久的自我测试机会。
这是公平的。
但人们很少省悟到这一点，不明白中学六年所为何用？
平时只知抠书本、数学分，不知真正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对于这一点说穿是很残酷的，但不说穿是更有害的：
孩子的竞争对手，不是书本，不是知识，而仅仅是他的同龄人。
也就是他身边或远在各地各校的同级学生。
明白了上面这个根本的道理，许多困惑就会迎刃而解。
譬如择校，许多家长千方百计地托人、大手大脚地花钱，要让自己的孩子上重点中学。
这并没有错，中学和小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面对残酷竞争与汰选，上不上重点中学大不一样。
但一般的父母只注意择校、择班、择师，以为只要名校名师重点班就万无一失了。
其实这其中恰恰忽略了一个最根本最重要也最起作用的抉择：
择生，即选择适当的同学。
只有合适的同学群体，亦即合适的竞争群体，才会激发孩子最大的潜能。
这一点，我是经过刻骨的教训才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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