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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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

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

编者的话：

开基创业并达到盛世好比爬上坡，清朝为此历经几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连续奋斗，才迎来康乾盛世的伟业。

但在进入盛世之后，清政权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奢靡贪腐之风兴起且越来越甚，导致很快由盛转衰，并在内外打击下越滑越远，直至最后灭亡。

清朝走过的盛而骄、富而奢——骄必怠、奢必贪——贪必腐、腐必败的历史轨迹无可置疑地表明，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走向灭亡。

今人当从清朝盛衰演变的历史中认真吸取教训。

　　清朝以少数民族崛起于关外而后入主中原，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社会经济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康乾盛世。

但是就在国家鼎盛之际，统治阶级放弃了文治武功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反而因富而奢、因盛而骄。

而奢侈必然导致贪婪，骄傲必然走向懈怠，最终因贪婪而腐化，因懈怠而落后，使盛世如过眼烟云，很快滑向衰落。

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刮得英勇无敌、剽悍善战的八旗子弟成为挥金如土、战则必败的败家子；也使原来简洁高效的官场变得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文治武功俱废。

结果是清王朝因腐化而衰败懈怠、落后挨打，最后在不间断的外国侵略和内部变乱中彻底覆亡。

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反映了腐败消解国家统一意志和前进动力、导致社会灾难和王朝倾覆的不变真理。

清朝的兴起与康乾盛世的鼎盛

　　清初，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足以傲视汉唐的康乾盛世。

清朝的兴起和康乾盛世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从顺治到乾隆前期的统治者推行了较为得当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其中清初政治的简洁廉明是清朝兴起和迈向盛世的关键因素。

　　清朝于关外白山黑水之间的崛起强盛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创业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1583年）到建立后金政权（1616年），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从建政到入关问鼎、底定中原（1645年），也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清朝以区区十几万人的少数民族能够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兴起并君临中原，得益于其精兵简政、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和威猛善战的八旗兵，即所谓“马上得天下”。

清朝入主中原后能使统治很快臻于治境，出现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经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的康乾盛世，则主要依靠清廉高效的政治体制、适宜的民族统一政策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

　　因为是“小兵临大国”，清初统治者保持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勤奋与谨慎，也充满了新兴力量的勃勃生机。

在政治上，清初统治者非常注意笼络人心，争取大多数汉人的合作。

与朽败、贪腐、黑暗的晚明社会政治相比，入关的清朝代表着希望和新气象，清军不仅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且还受到群众特别是士绅阶级的欢迎。

尽管有剃发、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但是清朝迅速废除明朝“三饷加派”等苛捐杂税，实行“满汉一体”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治经济政策，这些都极大地赢得了人心，使自己的统治稳定下来。

　　清初的国家机构还带有关外满族人简明廉洁的传统，军政机构精干、高效。

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就比明朝的内阁六部精简有效得多。

清初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清朝文献通考》卷39，康熙29年、康熙49年）。

一个不那么追求奢华、排场的最高统治层，其工作效率和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统治机构的精干使政府开支可以大大减少，清政府可以实行轻捐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人民的负担也得以减轻。

清初统治者目睹了明末战乱连连、生灵涂炭的惨象，亲身经历了创业建国的千辛万苦，深知创业打天下的艰难，因此他们能够兢兢业业、清正廉洁、励精图治。

　　面对因为长期战乱严重破坏而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的残破的社会经济，清王朝采取了变更土地产权（即实行更名田）、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

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

1645年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恢复到6．08亿亩，1754年增加到7．08亿亩。

加上不在册耕地，到乾隆年间全国耕地实际上在10亿亩左右。

清代人口从1651年的6000万增加到1691年的1亿左右，1761年达到2亿，1801年达到3亿（孙毓棠、张寄谦：

《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

另据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人口占世界总数的35．5％（（美）A•麦迪森：

《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实际上这时清朝已经走向衰落，如果以179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中国的比重还要高得多。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清朝社会财富和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储丰富。

1777年（乾隆42年）国库存银多达8182万两，成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有力见证。

　　清朝入关从顺治到乾隆中期，经过4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耕地和人口成倍增长，中国历史进入自唐宋以来又一个高峰———康乾盛世。

在清初100多年的持续上升和繁荣时期，清朝战胜了内外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清朝的国力和声威也达到鼎盛。

一个空前广阔、统一、繁荣、强盛的大清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腐败

　　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疯长，正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

当朝廷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自我感觉良好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

衰落紧随鼎盛，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惊人地相似。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繁荣，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

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

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

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

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

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开刀，补充国用。

同时，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后，是非正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

这些不正常的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亡的端倪。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

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

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

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

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

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

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

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

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

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

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

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

在清王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着国家机体的健康。

雍正时期曾经锐意改革积弊，实行“耗羡归公”、大幅提高官员薪酬（“养廉”），借此整顿吏治，并以铁腕手段打击贪污、追赃索赔，使贪腐之风一时有所收敛。

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

并且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

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

1757年，发生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

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

同年又发生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

案发后，恒文被赐令自尽，蒋洲被诛，郭一裕充军。

随后又有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的“盐引案”，贪污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后3人均被诛。

但是此后贪污大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178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望前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60多人，王望等22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靳尔谨自尽。

并且此案还案中套案，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

1782年又发生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国泰于案发后自尽。

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因索贿被诛。

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

虽然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炽，因为乾隆和和即是贪污腐败的总根子，他们惩贪，实际上借机“宰肥鸭”，乘机大捞一把，其结果无异于纵贪。

这些大案要案不过是贪污腐败案的冰山一角。

上述案发被诛督抚，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当数不胜数。

和在乾隆庇护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价值达1亿两，相当于当时政府2年的财政收入。

就连其两个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

故当时有民谚称：

“和跌倒，嘉庆吃饱。

”

当时官场明明十分腐败，可乾隆还一味装聋作哑，粉饰太平，不听劝谏。

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乾隆，劝谏道：

“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

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

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赵尔巽：

《清史稿》卷109）。

乾隆看后大怒，先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美名，免去死罪，降职处分。

　　在这种只听好话不听规谏、讳医忌药、官官相护、上下包庇、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的风气下，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红人，位极人臣，其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清朝中后期就是由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其后果可想而知。

　　腐败还是引起清王朝军事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直接原因。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的保证。

到乾隆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而来的是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

清初的八旗兵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入关时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为底定中原和统一全国立下了丰功伟绩。

但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八旗和满族因种种优渥与特权而退化、腐朽，失去了先辈威猛凛凛、英勇善战的气概。

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

此后，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甚至敲诈勒索，蹂躏百姓。

原来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和坐吃山空的败家子。

后来，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

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军队。

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由于八旗和绿营均因腐败而退化，丧失战斗力，到白莲教起义时，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乡勇和团练。

到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中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

清朝从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内乱，清朝局面日益失控，腐败也日甚一日，军事、政治、财政权力逐渐外转下移，中央权威日益缩减，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内部腐败的侵蚀下，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覆亡的不归路。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

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

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

1796年2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

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万万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

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关的史料很多。

揭露官场黑幕更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热点。

这个时期的贪污既是历来末代专制政权的痼疾，又是改革不完善带来的新问题。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历史现象。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普遍性是晚清贪污活动的首要特点。

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

下层官吏的贪污中饱非常普遍。

“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

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

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

”徐珂编撰：

《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中华书局1981年。

此一个案极其平常，但真实地披露了省、道、州、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例（所谓“费”均归私囊），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

京官普遍受贿。

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民众，他们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的。

主要形式有三：

　　一是节庆送礼。

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

送冰炭敬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成为清代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至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庆贺送礼，则往往成了明目张胆的行贿。

例如，1907年庆亲王奕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便“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4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是一万两。

二是办事有“例费”。

给皇帝上奏折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关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

此外，各种报销——大至一次战争的军费，小至某项工程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

否则就会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

“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

”徐珂编撰：

《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

官员的例费收入，没有因国遭大难而稍减。

　“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

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

”“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