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晚清史忽略的提督誓死抗击八国联军肚肠流出战死沙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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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晚清史忽略的提督誓死抗击八国联军肚肠流出战死沙场
一个被晚清史忽略的提督：
誓死抗击八国联军，肚肠流出战死沙场
一部晚清史，我们记住过不少大人物的名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我们也会记住一些在一线的将官名字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刘步蟾……但有一个人的名字，他只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闪而过他是一名提督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却足以让我们掩卷长思【今日由头】1900年7月9日聂士成殉国11900年7月9日，凌晨5点。
天津，八里台。
5000余名清军士兵的双眼，直直盯着前方。
在黎明前的雾气中，渐渐显露出了敌人的影子——6000多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士兵。
空气死一般沉寂。
直到一颗炮弹从八国联军的阵地飞来，在清军的阵地炸响。
一场生死决战，终于拉开帷幕。
清军阵营里，走出一位身穿黄马褂的年长高官。
这实在是一幅非常诡异的画面——生死大战，作为本方的最高指挥官，是没必要穿得那么正式且醒目的，即便要穿得如此，那也没必要亲临第一线。
眼看对方的人数和火力都要超过本方不少，考虑到本方士兵已经多日激战，人困马乏，有部下劝那位黄马褂指挥官请求增援。
但那位指挥官却拒绝了：
“没有增援！
打！
”部下低下了头，他们知道：
指挥官是没打算活着回去了。
这位指挥官，叫聂士成。
他当时的官衔，是直隶提督。
此时此刻，聂士成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会被逼到这一步。
聂士成。
看上去像一个肥头大耳的贪官，但看下去，你的印象可能会改观2聂士成，1836年生于合肥北乡岗集三十铺村。
说他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倒也不虚，只是练武的不是他父亲，而是他母亲——这位在家乡有名的烈性女子，据说70岁的时候仍能和年轻后生们一起举石锁。
母亲给聂士成留下了两句家训：
第一，聂家人不能手心朝上（指不能乞讨）。
第二，聂家人没有孬种。
聂士成在26岁的时候，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军。
在他戎马生涯的前半阶段，算是跟对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他最早投效的庐州军营，跟的是团练大臣袁甲三。
袁甲三是谁？
他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个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
项城袁氏？
和袁世凯有什么关系吗？
没错，袁甲三就是袁世凯的叔祖。
当然，以聂士成当时的资历，和袁甲三是攀不上什么交情的，他所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本事立军功。
聂士成没有赶上打太平天国，但碰上了镇压捻军。
他从军的第一年，就升到了“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但封的是五品顶戴（“把总”一般是七品）。
1863年，袁甲三退休，聂士成改跟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整个晚清历史上也赫赫有名的淮军名将：
刘铭传。
刘铭传跟了刘铭传之后，聂士成一路转战南北，主要打的是捻军。
到了1868年他3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记名提督了（清朝的“提督”为从一品，从理论上讲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
“记名”的意思是你的战功到了，但因为你的年龄、资历、位置空缺等各种原因，先给你个待遇），他立下的战功可见一斑。
一个武将要能不断升迁，靠的只能是立军功。
对聂士成来说，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两场战争。
一场战争，是中法战争。
1884年，法国海军在孤拔的率领下进犯台湾，台湾巡抚刘铭传一面死守台湾，一面向清廷求援。
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愿去的情况下，聂士成主动请缨，率800人租用英舰“威斯利”号从台南登陆，在关键时刻增援了刘铭传，决战基隆，将孤拔舰队赶出台湾本岛。
另一场战争，是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聂士成随叶志超率军支援朝鲜。
在朝鲜，聂士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军在摩天岭正面阻击日军。
他充分利用地形，设疑兵，搞突袭，杀敌无数，取得甲午战争中清军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
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日军依旧无法攻克摩天岭。
清政府奖励在甲午战争中摩天岭阻击战上立功人员的档案，此档案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
《清史稿》中记载聂士成在摩天岭一战中击毙日军名将富冈三造，但此人在之后日俄战争中还有出场，应是错误。
这两场战争之后，聂士成已经名列“后淮军三杰”，官授直隶提督。
1899年，受痛于甲午之败，清廷决定建立新式军队，命名为“武卫军”（董福祥统领“武卫后军”、宋庆统领“武卫左军”、袁世凯统领“武卫右军“，荣禄坐镇“武卫中军”）。
而聂士成统领的是“武卫前军”，基本上全都配备了近代陆军的火器装备，在“武卫军”分支中的战斗力仅次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那一年，聂士成已经63岁了。
但等待他的，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一场痛苦折磨，乃至屈辱。
31899年，就在聂士成执掌“武卫前军”的这一年，一个由底层贫苦人民发起的社团，在山东开始崛起。
这个社团，就是义和团。
聂士成是从心底里反对义和团的。
在他看来，这伙“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不会帮助抵抗洋人，还会扰乱国家的根基。
义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
不过，当时除了聂士成态度鲜明外，其他手握重兵的权臣对义和团的态度都很暧昧——因为慈禧的态度一直在变。
最明显的，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最恨义和团的，但在他主政山东期间，却一直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曾假模假样请来几个义和团的“大师兄”，让他们表演“刀枪不入”神功，然后假装不知，用洋枪将他们全部击毙。
最终，他不剿不抚，而是把山东的义和团最终都撺掇去了北京城。
但聂士成不愿意。
1899年4月，义和团破坏了保定铁路，聂士成随后奉命保护铁路，被义和团杀伤数十人。
性子火爆的他索性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500人。
他也请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但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在当场拆穿“大师兄”先放弹丸后塞火药的把戏之后，直接将“大师兄”枭首示众。
一时之间，聂士成的军队专杀义和团，而义和团的拳民也专等聂士成的部队士兵落单而群起围杀，双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义和团号称“刀枪不入”当时整个“武卫军”的总指挥荣禄曾专门把聂士成找过去痛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荣禄的意思是，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看不明白？
但聂士成却依旧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信：
“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
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
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拳变余闻》，（清）罗惇曧，引自王树增《1901》）但是，最终问题还是来了：
朝廷最终觉得义和团“民心可用”，而义和团也愿意承诺“扶清灭洋”，但他们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必须杀掉聂士成。
当时得宠的端郡王载漪不断劝慈禧“顺从民意”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但慈禧在这件事上却不糊涂，始终不肯答应。
因为慈禧自己心里清楚，真正打起仗来，要靠的还是聂士成和他的“武卫前军”。
所以，慈禧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是：
戴罪立功。
4为什么是“戴罪立功”？
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城下。
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聂士成其实也是很有意见的。
聂士成虽然是武将，但在武将中属于比较心细的。
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料到中日很可能有一战，所以花了八个月时间，游历东三省以及与俄国和朝鲜的交界，行程23000余里，写了四卷《东游纪程》（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他才对地形那么熟）。
他喜欢用客观数据说话，所以也深知英法德日列强的强大，知道以大清之国力，是万万不能与之同时开战的，否则国家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聂士成又是一个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
与当时装傻的袁世凯不同，与立刻签订“东南互保”表态“不参合”的张之洞、刘坤一也不同，战端一开，聂士成肩负直隶提督之职，守护京畿之责，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
而且，聂士成手里掌握的“武卫前军”，确实堪称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
全军13000人，配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各类其他长短枪12000支。
此外还拥有7.9毫米口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大炮60余门。
这样一支军队，若论武器装备，确实已经不亚于八国联军了。
武卫军6月11日，八国联军先遣队逼近天津东面的廊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与义和团奉命联合阻击。
必须承认，义和团的团民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但遭遇八国联军机枪的扫射，死伤惨重。
聂士成的正规军作为督战队，对逃回来的义和团民众进行了机枪扫射，与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
随后，聂士成的正规军在义和团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与八国联军交火，配备不亚于对方火力的清军很快就压制住了对方，最终八国联军只能撤退。
虽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但确实是聂士成的清军和义和团成功阻击了八国联军。
但是，在论功行赏时，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知道慈禧的心思，把功劳全都划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没有任何封赏。
“廊坊大捷”画作到了六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十次，战斗力剽悍。
有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
“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但与此同时，一起配合的义和团由于组成成分复杂，还是暴露出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弱点，在打洋人的同时，却也趁机四处劫掠。
为此，聂士成一边杀洋人，却也在一边镇压义和团，杀了1000多义和团民众。
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津战场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场景：
人数占劣势的八国联军团结一心，拼死要突破防线，去北京保护自己国家的使馆；而人数占优势的清军和义和团却相互倾轧，往往在打洋人之前，自己先要厮杀一番。
很快，清廷发来了电报，称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
给他的处分是：
革职留任。
这应该是当时朝廷上“主战派”载漪操作下的电报。
（载漪为何主战，为何支持义和团，可参看《【6.21】117年前的今天，中国向全世界“宣战”》）此时在前线厮杀多日的聂士成，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义和团恨他，朝廷怪他，洋人也要杀他。
他到底是在为谁而战？
而更让聂士成倒抽一口冷气的，是战场上的变化：
八国联军中的日军从天津南面占领了纪家庄，而英国和俄国的联军冲破了聂士成部队的左翼。
作为大清帝国在京畿地区的唯一也是最后一支精华力量，聂士成的部队被压缩进了狭小的八里台地区——他们被包围了。
此时的军机处来了一封上谕，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考虑到聂士成的处境，而是对他之前的苦战做了一个定论，并下了新的命令：
“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
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
”（《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接到上谕后的聂士成，反而倒平静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自己的打算：
“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
”51900年7月9日的凌晨，聂士成知道，最后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慈禧向之前被排斥到广东的76岁李鸿章发出了一封电报：
“火速北上，办理外交事务。
”在这个时候把外交经验丰富的李中堂大人再叫回来，目的再明显不过了：
老佛爷头脑发热过了没多久，就准备和列强议和了。
当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寻找台阶下的时候，为她拱卫大门的提督聂士成，却已经没有退路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士成还得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
义和团的一部分拳民跑到聂士成的家里，去抓他的母亲、妻子及女儿了。
聂派兵追赶，而他部下有一个营里的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有串通，他们大喊“聂士成要造反”，开始袭击聂士成的军队。
而在营帐外，正面的八国联军的炮弹已经打了过来——背面，还有500日军包抄了上来。
腹背受敌。
聂士成骑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昂首来到了本方阵地最前线旁的一座小桥上，督战。
子弹横飞，炮弹爆炸，但聂士成在小桥上一动不动。
清军看到本方主帅亲临一线督战，顿时血气上涌，无人后退一步，子弹打完了，就与冲上来的洋人肉搏。
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聂士成部队越打越少，弹药也已所剩不多。
此时，如果有援军能赶到的话，八国联军的几轮攻势被压下去，战况可能会有所改观。
但是，应该是最最不缺人力的大清帝国，此时此刻却不会有一支部队来支援聂士成了——大家都揣摩出了老佛爷心思有变，所以都在按兵不动地观望。
聂士成也完全可以撤退的，但他一动不动。
一个时辰之后，清军阵地出现了要崩溃的迹象。
1900年的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激战此时的聂士成，转身进了自己的营帐，但不久之后，又走了出来，骑上马，再次站上了小桥。
再一次走出来的聂士成，换上了全套崭新的武官服。
尤其醒目亮眼的，是他穿在身上的明黄色的崭新黄马褂——那是在1891年平定热河金丹教叛乱时，皇上亲自赏赐的。
黎明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去，八国联军阵地上德军的指挥官库恩，一眼就认出了对面阵地上的聂士成——他曾在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中担任过骑兵教练。
库恩不希望看到聂士成战死，他让一个士兵过去传话，希望他投降。
没有悬念，士兵带回来的，是聂士成的断然拒绝。
新一轮的炮击和射击又开始了。
聂士成的明黄色黄马褂，毫无疑问成了战场上最显眼的靶子。
很快，聂士成的战马就倒下了，他立刻又换乘上了一匹，再倒，再换，一共换了四匹战马。
等换到第四匹战马的时候，聂士成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他勉强骑在马上，双腿在空中摇晃。
这时候，聂士成所站立的那座小桥也已经失守了，他带队开始试图收复小桥。
一发炮弹炸开的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
但他依旧骑在马上指挥冲锋，直到中了三颗子弹——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还有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终于倒了下来。
主帅阵亡，清军全盘崩溃，八里台失守。
6故事并没有结束。
德国军队冲上来之后，指挥官库恩第一时间找来了一条红毯子。
他用红毯子盖在了聂士成几乎已经惨不忍睹的尸体上，包裹起来，送还给清军。
不过，清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返回的途中，遭遇了义和团的伏击——他们要抢到聂士成的尸体，戮尸泄愤。
帮清军赶走义和团的，是洋人的士兵。
直隶总督裕禄上奏朝廷，希望能赐聂士成抚恤，但遭到了载漪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终，慈禧下的诏书是：
“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之后调过去的补防的清朝守备将领，再也没有一人愿意像聂士成那样拼命。
1900年7月14日，天津城在八国联军的围攻下终于沦陷，通往北京的门户洞开。
此时，离慈禧向列国“宣战”，也就过去了21天。
【馒头说】我在今年的各地分享见面会上，经常会举一个人做例子。
那个人叫丁汝昌，北洋水师的提督。
每次我拿他举例，其实也会想到聂士成。
两个人都是提督，一个是水师提督，一个是陆军提督。
虽然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地，但这两个人归根结底，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可能都看得清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只能眼睁睁地接受。
晚清这段历史，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愿意去多看，因为太屈辱。
而看的时候，又会很生气：
当时的这些人，脑子都是怎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去，处在他们所在的位置，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至少我觉得我不能。
在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门一开，我们从泱泱天朝大国，忽然就变成了落后的“蛮夷”，这确实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甚至无法想象的，哪怕是当时最顶尖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难免陷入迷惘。
所以，曾国藩有曾国藩的谋划，林则徐有林则徐的想法，李鸿章有李鸿章的主张，左宗棠有左宗棠的决断。
而再往下一个级别，很多亲临一线的指挥官们，给他们腾挪的空间就小了很多，有时候就两条路：
要么贪生怕死，要么以死殉国。
丁汝昌选择了服毒自杀，而聂士成虽然战死沙场，但他的那种方式，其实也是自杀。
有时候，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一个微小的个体，真的很难改变潮水前进的方向，他所能做的，可能也只能是献出自己的生命。
1905年，在当时已当上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的力主之下，清廷决定为聂士成“平反”，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号“忠节”，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两边有对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如今的天津，还有一处“聂公桥”。
终于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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