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思想基础下研究孙子兵法在战争领域中的因变思想.docx

前人思想基础下研究孙子兵法在战争领域中的因变思想.docx

《前人思想基础下研究孙子兵法在战争领域中的因变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前人思想基础下研究孙子兵法在战争领域中的因变思想.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前人思想基础下研究孙子兵法在战争领域中的因变思想

前人思想基础下研究孙子兵法在战争领域中的因变思想

　　《孙子兵法》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因变思想。

这一因变思想，是对当时流行的鬼神星占观的否弃，是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肯定

（1）.其体现了孙子对战争领域的深刻洞见，拓展了《易经》的思维理路，总结了前人诡诈用兵的历史经验。

　　一、“兵无常（成）势”的变易观

　　孙子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强调“必取于人”.而在孙子看来，人的重要作用，表现为其能理性地对待战争这一关乎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置身于“胜敌而益强”的社会现实，孙子主张积极探寻“知胜”之道。

而正是基于对主客、攻守、众寡、奇正、虚实、强弱等矛盾对立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特性的深入剖析，孙子遂提出了他的因变思想

（2）.

　　孙子“兵无常（成）势”的变易观，与其“五行无常（恒）胜，四时无常（恒）位”之天道变易观有着紧密联系。

《虚实篇》曰：

　　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

故兵无常（成）势，水无常形。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恒）胜，四时无常（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在孙子看来，正如“五行”无定向的生克，战争领域也是变化难测的。

这就将“五行”观引入战争领域，并加以改造和发展。

不过，学界对孙子是否具有“五行无常（恒）胜”,即“五行”无定向生克的思想存有争议。

因而，有必要对“五行”说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以证明孙子所处时代以及《孙子兵法》具有“五行”无定向生克思想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五行”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尚书》中。

《尚书·甘誓》云：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这是说，有扈氏轻慢了五行的固有秩序，遗弃天、地、人三者正道，故而要对其加以惩罚。

《尚书·洪范》曰：

“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

”这是说，由于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扰乱了五行的正常秩序与运行规律，触犯了天帝故而遭殃。

《洪范》还对“五行”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这就阐明了五种物质的性质和味道。

显然，这时的“五行”主要是指与生活有关的五种具体物质。

　　春秋战国时期，“五行”观念进一步发展，五种物质性质具体化为“五材”“五味”“五色”“五声”等概念。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孰能去兵？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天六地五，数之常也。

（《国语·周语下》）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国语·郑语》）

　　徐复观认为，“通过《左传》《国语》，来看春秋时代的所谓五行，皆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五种实用资材而言，决无后来所说的五行的意义”,因而，“在情理上，也只能假定五行原指的是人生日用的五种资材；后经社会逐渐傅会演变，扩大而为解释自然现象，及人事现象变迁的法式。

在这种扩大中，不能不受原有实物的限制；虽然如后所说，它已因与阴阳观念的傅合而使其成为五种气（元素）,但还脱不了这种幼稚而不合理的构造”.徐先生的论断虽无大的失误，但其只看到了当时五行观的一方面。

　　事实上，春秋时期的“五行”不仅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五种实用资材，而且由于五行逐渐向五材、五味、五声、五色这些相互转化、相须为用概念拓展，从而被赋予更为广泛和丰富的内涵，并用以解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人体病痛等。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

“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九声”,为五行说披上了礼制色彩。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子与齐侯的一段对话：

　　公曰：

“和与同异乎？

”对曰：

“异。

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

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

　　晏子从五声、五味，导出了“同”与“和”的哲学概念，并以五味、五声的调和来说明心态平和与政治协和的重要意义，因而使五行说具有了深长的人生与政治意味。

《左传·昭公元年》则记载了秦国着名医学家医和的言论：

“天生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

”这就将五行说与人体病理变化联系起来了。

　　到了战国时期，邹衍正式提出“五行生克”说。

邹衍以五行相生相胜来解释朝代的兴衰更迭，提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五德终始”说。

“五行生克”说作为一种正式学说提出来，虽然主要是邹衍的功劳，但类似于五行生克的思想萌芽却早已有之。

据胡厚宣等甲骨专家研究，殷人已有东西南北四方和中央的观念。

卜辞中有“帝五臣”等说法。

庞朴也说：

“‘五’的观念，是殷人的一大神圣观念。

”并且，早在邹衍之前，“五行”说就蕴涵着生克的意思，只不过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罢了。

诚如蓝永蔚所言：

“前人注五行，多侧重于五种物质的名称，而忽略了由它们排列组成的系列之义，不能说不是一种偏失。

既然五行是由五种物质组成的系列，而不仅仅是五种物质的名称，则在它们的本义中自然便已‘包涵’着生克之义了。

其实‘生克’本来也并无神秘意义，如水灭火，火冶金，金伐木等现象，都是生活实践中最直观的经验，反映着当时人们对这五种物质之间的联系的认识。

”　　

　　何炳棣指出：

“五行生克的观念至晚当孙武仕吴期间已经存在，而且已相当广泛地应用于占梦及预测吉凶。

”《左传》载，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即阖庐召见孙武的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即认为，五行皆有“官”（神）,称为“五正”,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史墨提出“火胜金”的观点；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史墨则根据“水胜火”而认为“伐姜则可”.由此可见，“五行的观念成熟已久，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已在逐渐推广应用中。

只是还没有邹衍式的‘五行终始’说---迷信、循环、宿命的‘准’政治哲学痕迹。

”而后来与“五行”相关的“无常”观念，“正是由于观察春秋中晚期旷世巨变而逐渐成熟的”.《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有史墨之言，“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此“无常”观念就是建立在对社会巨变深刻感悟基础之上的。

　　如此说来，到了孙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五行”生克说已是很盛行了。

孙子提出“五行无常（恒）胜”,正是要对这一通行看法加以反驳和推进。

其目的重在说明，战争领域并不像“五行”生克那样恒定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正所谓“战胜不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五行生克”说的神秘性与绝对性，也为其“兵无常（成）势”的变易观提供了有力佐证与过硬理据。

　　简言之，孙子的“五行”说表现为两方面。

首先，他从五声、五色、五味入手，着重阐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引出其军事核心概念“奇正”,以说明“战势”的变化无穷。

《势篇》曰：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

　　恰如蓝永蔚所言，孙子“对五行的阐述偏重于五声、五色、五味，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而且其着眼点在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了‘奇'’正‘的概念。

”孙子之所以强调五声、五色、五味之变，目的是为了论证，正是由于军事领域中主客、众寡、奇正、虚实、强弱、攻守等矛盾对立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与相反相成，而造成了“兵无常（成）势”的局面。

正如法国学者谢和耐所说：

“中国人有关变的一般论述，并不强调对立面斗争的形式，而在论证对立面的互补和调和，这就是包容而非排斥的矛盾作用，据以解释整个宇宙的演变及活动，阴阳的联系及结合，说明生物的生长、发展和衰老。

”[5]177-178其次，孙子从正面明确提出“五行无常（恒）胜”,以此告诫人们不能用五行生克的固定模式来看待战争，而要认识到“兵无常（成）势”如同“水无常形”,进而强调战争领域的变化莫测。

　　二、“因敌而制胜”的能动观

　　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充满变数与偶然性，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并非无计可施，而是可以通过灵活的因应策略而制权达变，以牢牢掌握主动权。

　　从因应对象来看，孙子主张“因敌而制胜”,“因敌变化而取胜”.首先，要“知”敌。

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种手段以探敌虚实，以“知诸侯之谋”.其次，要“备”敌。

在“知”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备敌，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备无患，以逸待劳。

倘若不知敌且不善于备敌，就可能由“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动，而变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与“必擒于人”之被动。

第三，要“随”敌。

在对敌手透彻了解与有效防备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寻找战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最后，还要“动”敌。

即善于通过示形造势迷惑敌手，“能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于挑逗刺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善于诱骗欺蒙，“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利而诱之”;善于通过情报间谍活动牵制摆布对手，使得战由我出，“致人而不致于人”.总之，只有“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为敌之司命”.

　　从因应内涵来看，主要是“因形”与“任势”.先看“因形”.孙子所说的“形”,主要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因素，是一个实力与优势概念。

“形”有静态、动态之分，动态之“形”与“势”相近。

其所谓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与制形。

我方通过主动示形可以调动敌手，“形之，敌必从之”;通过陈师部列加以试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数”“称”“胜”环环相扣的实力基础上，制造“以镒称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而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达到“无形”而“形圆”,使得“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就可“应形于无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再看“任势”.孙子所说的“势”,主要是指战争中能动、易变、潜在的因素，如指挥的灵活、兵力的使用、士气的勇怯等[6]56-62,“势”与“形”密不可分。

孙子主张储备实力，利用优势，制造机变，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其看来，“任势”者，并不求全责备，而是善于捕捉玄机，根据需要而灵活利用奇正、强弱、分合之变，营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险峻之势，使得“齐（怯）勇若一”,以收“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效，从而巧妙地“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

　　从因应原则来看，孙子强调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适宜的行动。

具体而言，首先，要“杂于利害”.在其看来，明智的将帅，一方面能“尽知”利害而兼顾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变迂为直，转害为利。

其清醒地认识到，“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我方“胜敌而益强”,也可使我方虽然“战胜攻取”却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难以收拾的凶险之境。

故而，要通盘考量利害得失情况，采取周全的因应措施，不可顾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

其次，出于长远考虑，为追求“安国全军”之大利、“兵不顿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浅之利、微薄之利、破损之利，孙子强调要贵胜主速。

因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比较小，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一般都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作战篇》云：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故兵贵胜，不贵久。

”长期用兵作战，必然消耗巨大，挫伤锐气，导致国力亏空，军民疲敝，让人有机可乘，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取胜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穷兵黩武。

而速战速决，损耗一般不会太大，往往还能产生“敌不及拒”进而“乱而取之”的效果。

　　三、“必以全争于天下”的整体观

　　孙子的因变思想是以对天下形势与战争领域的整体把握与数理分析为前提的，他注重对战争加以整体把握与数理分析，这深受《易经》蕴含着变易精神的整体思维与象数思维的影响。

（一）《孙子兵法》传承拓展了《易经》的整体思维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到《易经》成书时，整体地观察世界已经成为一种牢固的思维方式。

”《易经》“在本质上决非卜筮迷信之书，它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是古人为了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整体直观的认识，是古人生活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

”

　　《易经》的这种整体思维取向，在《孙子兵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首先，孙子的整体观，表现在重战而慎战的战争观上。

“孙武既注意从战争与社会的联系层面分析战争，又注意从战争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层面分析战争。

”孙子说：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这就告诉人们，国家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与政治的整体状况决定着战争的发动、过程与最终结局。

反过来，战争又对社会整体产生重大影响。

“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的战争规模，会带来“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的巨大消耗，会造成“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的社会影响，会面临“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的莫大风险。

因此，君主将帅须综合考虑，整体谋划，谨慎从事。

孙子还把战争作为一个有着特定结构和运行规律的有机系统来看待，要求人们从“五事七计”方面，对战争进行整体筹划，将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天时、地理、法制、人才等方面综合起来考量，把战争作为一项“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的宏大工程来对待。

　　其次，孙子的整体观还表现在战略制定上。

孙子虽然强调的是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但孙子的眼界非常开阔，其思维并不局限在个别诸侯国范围内。

其倡言“必以全争于天下”与“全国为上”,强调要争取“全胜”“全利”乃至全功。

其认识到，如果立足“破”,不但会“毁人之国”,而且会使本国军民疲敝，容易导致两败俱伤。

相反，如果立足于“全”,“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则可实现双赢共生。

因而，运用智谋而兵不血刃以实现目的为上策，而从外交上孤立敌人、直接用兵作战及攻城陷地则等而次之。

由此，其推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认为“百战百胜”并非最佳，因为“百战百胜”还缺乏整全意识与效率意识，还只是满足于通过实力消耗以取得有限战果，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再次，孙子的整体观还表现在战术运用上。

孙子强调要“专”而不“分”.《虚实篇》曰：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对此，杜佑注曰：

“我专一而敌分散。

”“专”着眼于在特定时空下形成整体合力，而“分”则意味着力量分散而不能形成整体合力。

在孙子看来，如果战术运用得当，我方就可集中力量，从而较为轻易地战胜力量分散的对手。

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意指小的对手若能集中力量，大的对手也会为之所擒。

所以其郑重告诫，“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战线过长，四面出击，整体效应就难以发挥。

　　最后，孙子的整体观还表现在指挥管理上。

按孙子之见，管理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秩序的好坏。

依据科学合理的法令规章进行管理（“治众”）与指挥（“斗众”）,就可使得整体有序，“齐（怯）勇若一”,“犯三军之事，若使一人”,就可激发整体的战斗力而使得“士人尽力”,就可避免“独进独退”“吏卒无常”的随意性，保证战而不乱。

《势篇》曰：

“治乱，数也。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

”《行军篇》曰：

“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硬性的管理制度，辅之以恩惠仁爱，刚柔相济，效果会更佳，可使军队保持秩序井然而意气风发。

而在危急时刻，若能发挥众志成城的整体效应，则可转危为安，“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故此，孙子特别注重“一其志”而“治气”,这样才能如“常（恒）山之蛇”,首尾相顾，全体照应，协调有序。

反过来，要尽量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也就是说，要通过扰乱分散敌军，使其整体效应无法发挥。

孙子“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的整体治军观，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的整体治国观，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孙子兵法》继承发展了《易经》的象数思维

　　众所周知，《易经》重视“象数”推演，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传·系辞上传》）.“象数”的变化，是世界变化的摹写与表征。

根据“象数”的变化，可以预测人生世事的发展，此即“极数知来之谓占”（《易传·系辞上传》）.陈来认为“如果不从《周易》体系的发明的意义来看，而从筮占实践来看，则《周易》的本质与其说是物象的象征，不如说是’数‘的推演。

由《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的说法及孔子用’达于数‘定义筮可知，周代的人是把’数‘看作《周易》筮法的本质特点。

在孔子看来，’数‘的这种意义不仅是筮与卜的区别，而且是’史‘与’巫‘的主要区别。

”可见，以“象数”为基础而注重变易，是《易经》的本质特征之一。

　　《孙子兵法》用数据说话的数理思维也很突出，并对《易经》象数观念有所超越和突破。

其不仅具有序数、倍数、比例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很大程度上将“数”工具化、形式化、理论化了。

这就不同于单纯的认识数、推演数了，而是主动运用并促成数的变化以达到一定目的。

其善于对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而有“五事七计”之论、“知胜有五”之论、“五危”“六过”之论；其从军队编制、管理制度及阵形布局角度来论述“数”,所谓“治乱，数也”“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其从把握分寸的角度来论述“数”,强调“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其从擅长机变及掌握制胜权角度来论述“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其还将“数”作为兵法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关联因素来看待，“兵法：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其主张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大小而运用灵活战术，“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孙子洞悉，在战争领域，随着主客各方种种数量关系的变化，“形”与“势”也会发生变化，战略战术也就要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否则，将沦为“已败者”.

　　四、从“以礼为固”到诡诈用兵的时代潮流

　　孙子的因变思想，不仅源于对战争领域的深刻洞察，得益于《易经》的整体思维与象数思维，其也是顺应从“以礼为固”到诡诈用兵的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

　　人所共知，中国“礼”文化源远流长，夏商周三代之礼虽有损益而相因相承。

孔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礼记·礼器》云：

“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

”可见，三代之礼的具体内容虽由于时代的演进而有所出入，但三代之礼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

至周代，礼已延展到并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吉、凶、军、宾、嘉等各种礼制。

礼成为“国之干”（《左传·僖公十一年》）,“君之大柄”（《礼记·礼运》）,承担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即管理国家事务、规范社会秩序、谐和人际关系的功能。

　　到了春秋时代，总体上仍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是礼“大流行”[1]40-44的时代。

“许多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措施和制度，往往贯串在所举行的各种’礼‘中。

”[12]尤其在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中，都要“告庙”行“礼”.春秋中期以前，大体上也还是讲究“军礼”的。

其时治军以礼，用兵循礼，遵行“征伐以讨其不然”（《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兴甲兵以讨不义”（《司马法·仁本第一》）的正义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不加丧，不因凶”（《司马法·仁本第一》）的仁义原则，战场交锋正大不诈的诚信原则，“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宽容原则。

这在《左传》《国语》记载的宋楚泓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战斗中都有体现。

而由于战争双方遵循军礼，战争的残酷性也较弱，表现出相对温和的一面。

诚如黄朴民所论：

“当时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

换言之，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

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

”春秋首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可谓明证。

　　但是，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以及称强争霸意识的凸显，人们的战争观念也随之更新。

在诸侯之间的征战中，诡诈战术运用日益增多。

郑卫制北之战的奇正之术、周郑繻葛之战的避实击虚之术、晋灭虢吞虞的借道之术、齐鲁长勺之战的后发制人之术，无不充满诡诈色彩。

而到了春秋晚期，“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诡诈作战遂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

　　顺应此时代潮流，《孙子兵法》的战争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在作战指导上，其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其提出“伐大国”“胜敌而益强”,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其肯定了拔“其城”、隳“其国”的必要性，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其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的情况迥然有别；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其主张“因粮于敌”“掠于饶野”“掠乡分众”,这与《周礼》《司马法》所主张的“入罪人之国”而“无取六畜禾黍器械”也大异其趣

　　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不再严格遵循夏商周三代的礼制。

特别是春秋中期以来，人们开始冲破礼制的藩篱，诡诈之术受到推崇，传统“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