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鲁迅小说的特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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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鲁迅小说的特色

第十二讲鲁迅小说的特色

（一）

几年来，研究鲁迅小说的特色的论著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探讨，前面各讲在论述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基本内容，它与外国文学及我国古典小说的关系时，也多次接触到这一问题。

但为了便于学习和掌握，我们仍从总的方面对之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即从整体上看，鲁迅的小说有这样一显著的特征，情节单纯，蕴含丰富，篇幅短小，意味深长，有历史的深度，哲理的警辟，诗的意趣。

下面从艺术构思，艺术表现，语言等三个方面分别做一些探讨。

鲁迅创作小说在艺术构思时，高瞻远瞩；熔古铸今，以“立人”、“吃人”为中心，着眼于人们心灵的改造，所以开掘深、立意新。

在文艺创作中，鲁迅是十分强调艺术家的独创性的，每次创作都必须有新意。

他说：

“是个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做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所以，鲁迅在竭力创造新形式的同时，更着重于从平凡的普通生活中提炼、升华出一种新的思想境界。

同样的题材，相似的内容，由于他锐利的观察、剖析，深入的发掘，却可以翻出与众不同的新意来。

“五四”时期，提倡劳工神圣，不少有进步思想的作家竞相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其中人力车夫是颇受关注的题材。

诗歌，小说、戏剧对之均有所表现。

胡适、沈尹默、叶圣陶均写有《人力车夫》的诗篇（前二者写于1918年，后者写于1920年）、陈绵写有短剧《人力车夫》、郁达夫写有小说《薄奠》、鲁迅则写有《一件小事》。

六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还是《一件小事》意味深长，更耐人咀嚼。

上述那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点是作者们从人到主义出发，以同情、怜悯的态度描写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车夫这个描写对象只是处于消极的、被同情的位置上。

但《一件小事》却截然不同，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人力车夫不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人物，而是处在积极主动的位置上，它不是令人同情、怜悯的可怜虫，而是令人赞美、崇敬的高达艺术形象。

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中国，十一哥破天荒的创举，因此，作品有深度、有新意、艺术上也不落窠臼。

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讲“我”这个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人力车夫进行鲜明对比，从对比中揭示出“我”同人力车夫思想境界高下、美丑的巨大差别。

从对比中现出劳动人民崇高的品质，高达的形象，并榨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心理和“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是《一件小事》高于其他同类作品，显示思想深度和“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主要方面。

其次，作品前后将“一件小事”与当时所谓的“文治武功”“国家大事”进行对比，指出“国家大事”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却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从而肯定了“一件小事”，否定了“国家大事”，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立场。

这是《一件小事》高于其同类作品的另一方面。

再次，作品通过“我”与车夫的对比，不仅使“我”看出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教我惭愧”，而且，“一件小事”成了促进“我”前进的动力，它“催我自新”，“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

由此可以看出，《一件小事》所表现出的思想境界，时代精神，是当时同类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题为《一件小事》，其实却是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大问题。

再如，同是描写个性解放的题材，胡适的《终身大事》与鲁迅的《伤逝》的思想差距，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独幕剧《终身大事》的情节很简单：

阔小姐田亚梅从日本留学归来同家中同样阔气的陈先生相爱。

但是亚梅的父母却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田太太的理由是观音菩萨和算命的瞎子先生说二人结合“婚姻不到头”，因为“蛇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

田父不同意则是因为两千五百年前，田陈本事一家，所以，“两姓祠堂里都不准通婚”，如果通婚即是犯了“祠规”。

但是，田亚梅没有遵从父母之命，她留下字条，暂时出走了：

“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做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

暂时告辞了。

”

《终身大事》提出了“五四”时期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田亚梅的出走表现出对封建包办婚姻、对封建迷信以及旧的习俗的不满和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五四”时期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精神。

但是剧本的反封建内容确实相当浅薄的，艺术形式也比较简单，既没有什么尖锐的戏剧冲突，也灭有什么动人心弦的情节。

矛盾的解决也是轻而易举的：

田亚梅“暂时”出走了，而且走得很阔气。

但是，人们知道五四时期，像田、陈这样经济条件的青年男女是极少的，能有小汽车的阔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此他们的情况没有典型意义。

他们有钱、有地位，不会像子君和涓生那样。

其次，田亚梅只是暂时告辞了父母，并未与封建家庭决裂。

可以设想，她度完蜜月后即会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祈求宽恕和谅解。

如果陈先生没有汽车和钱，田亚梅又坚决从他而去，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悲剧的结局。

而这时当时的胡适不会也不愿意考虑的。

不仅胡适，即便是当时大多数作家在创作中也很少接触这一问题。

个性解放就是一切，离家出走即是目的。

鲁迅的《伤逝》中提出的问题就深刻得多了。

就当时社会的大多数青年女子来说，她们出走后会怎样？

出路在哪里？

社会能允许她们这样继续生活生活下去吗？

《伤逝》形象地揭示出：

没有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离开了政治、经济上的解放，鼓励地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主，以为只要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即可实现腐女解放，这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

同时，作品还指出：

“人比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如果“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也难免导致悲剧的结局。

作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深切的指出：

中国的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日出》中的陈白露是前者，《伤逝》中的子君是后者。

这两条路同样导致灭亡。

在描写农民的题材中，《阿Q正传》是别具一格的，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在人们眼前同样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关于这一典型的创新，我们无须多谈。

这里只想指出，《阿Q正传》中，对旧中国农村中阶级关系描写的准确性和深刻性，不仅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即是从当时整个思想界来看，这种认识和反映也是难能可贵的。

它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认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仍有着巨大的意认。

《阿Q正传》创作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

这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马克思列宁注意正在逐步传播，而社会上改良主义、议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

即使在党内，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要不要农民参加、农民阶级有没有革命要求等问题的认识也很不一致。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张国铸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完全否认农民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

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

”一九二三年七月，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也说什么“中国农民所受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加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运动。

”他还认为地主、富农和贫农的生活并非相去甚远。

因此，他提出要通过教育与宣传限田、限租、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等改良主义办法，来解决农民问题。

张国铸、陈独秀的文章向人们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

一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是否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

农民和地主在经济地位上有无差异。

而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有无政治兴趣，有无革命要求？

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党内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要完满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鲁迅当时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斗争的洗礼，正在总结经验教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和基本力量。

他在《阿Q正传》中不同程度的接触到了上述根本问题，用艺术形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通过阿Q这一形象，准确的，深刻的揭示了农民阶级的劳动本质和他们所处的极其悲惨的社会地位。

他们在政治上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在经济上受地主阶级的严重剥削，在精神上受地主阶级的疯狂毒害。

在地主阶级的淫威下，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姓什么的权利，阿Q仅仅说了自姓赵和赵太爷是本家，就被赵太爷打了一记耳光，还被地保敲去了二百文酒钱，阿Q也没有恋爱结婚的权利，仅仅因为向赵太爷的女佣吴妈“求爱”，便挨了秀才的一顿大竹杠，并订了五个苛刻的条件。

阿Q没有钱，便将棉被当了二千文钱“履行条约“，又将一顶毡帽作抵押，作为孝敬地保的四百文酒钱，阿Q的工钱被赵家吞没了，布衫也被赵家没收了。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阿Q被剥削的一无所有，除了瘦骨伶仃的身子外，只剩下一条万万不能脱的裤子。

阿Q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广大农民群众血泪生活的一个缩影，张国铸之流说中国农民是”小地主式的农民“，这不是无知便是说谎。

广大农民群众所处的悲惨生活地位，必然激起他们改变现状的革命要求。

作者按照显示生活的逻辑，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农民对革命的向往，当辛亥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而是百里文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的时候，阿Q意识到革命对自己有好处，于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终于在未庄大声喊出了”造反了！

造反了！

“这震撼人心的声音。

鲁迅从这样一个精神收到严重迫害的落后农民身上，看到了他们所处的悲惨地位而必然产生的革命要求，足见作者对农民阶层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

过去曾有人怀疑过阿Q的革命要求，而鲁迅却十分肯定的回答：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若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当然阿Q的革命只是农民自发的造反要求，如何将农民的这种自发的革命要求引上正确的革命轨道，这就是革命领导阶级的责任。

然而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却没有这样做，他们让知县，举人，假洋鬼子之流混进革命队伍，使辛亥革命遭到失败，有造反要求的阿Q却被枪决了。

作者通过《不准革命》《大团圆》等章节，形象的揭示出现代中国革命如果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甚至牺牲农民的根本利益，必然遭到失败。

作者通过对阿Q的阶级本质以及旧中国农村阶级关系的准确而深刻的描写，如同一面镜子一样，找出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这在二十年代初期，确乎是难能可贵的。

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开掘深，立意新，主要是因为他在构思时高瞻远瞩，熔铸古今，他是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从现实与历史血肉相连的深度来认识、分析、发掘事物的内在本质，铸造艺术形象的。

鲁迅在谈到他为什么写小说时曾说到除了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外，主要是为了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

说到病根的问题，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与许寿裳一同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这一重大问题，探讨“旧社会的病根“国民性的病根”等说明，鲁迅认识、思考、分析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时，从不就事论事，目光短浅，他总是高瞻远瞩，从根本上去探讨问题的本质，然后寻找解决国家、民族出路问题的药方。

旧社会的病根是什么？

鲁迅当时认为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对人们的严重毒害，即是所谓封建礼教、仁义道德“吃人”的问题。

国民性的病根何在？

鲁迅认为是在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群众精神的愚昧、麻木，思想的保守、落后。

封建礼教、仁义道德“吃人”、群众愚昧、麻木保守，落后等都是属于精神范畴的东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不进行经济变革、社会政治革命是不行的。

但是意识形态、精神思想的变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变革的理论，就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就不可能振兴中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点精神，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就失去了思想支柱，终究难免衰败。

正因如此，所以鲁迅提出要振奋国人精神，唤起民族自觉，改革国民性，并号召人们起来扫荡这个“吃人”的旧社会。

这在当时的确是高瞻远瞩，有伟大的战略眼光的。

早在1907年写作《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即指出：

改革中国社会“根底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封建注意统治的旧中国却在“吃人”。

因此，在《灯下漫笔》中，作者又指出：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

“立人”，“吃人”这是鲁迅考虑中国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也是他们创作时进行艺术构思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围绕这一中心，着眼于人们心灵的改造，而改造人们心灵的目的是在改造社会，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就站的高，看得远，开掘深，即使是描写同样题材的作品，他也往往能翻出新意，高人一等。

鲁迅小说历史的深度,l立意的新颖和它的另一特点哲理的警辟密切联系着的。

作者在深入观察，认识现实生活时，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受。

这种独特的发展一感受通过提炼、升华，渗透在人物性格或整个作品的形象中，甚至成为作品的灵魂。

它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使读者从中认识到某些生活的真理，读后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这种发人深思的哲理常常以言简意赅的警句形式表现出来，如《故乡》的结尾。

“我”由与童年好友闰土隔膜，想到下一代宏儿和水生，“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由此引出哲理式的结语：

“我想：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露；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一段话语妙双关，含义深刻，不仅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而且给人以创造新生活的能力和力量。

从结构来看，有了这一警语使结尾奇峰突起，全篇境界为之一新。

又如《在酒楼上》“我”与吕维甫邂逅时，吕维甫对我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停在一个地方。

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实在可笑，也可怜。

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也飞回来了。

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又不料你也回来了。

你不能飞的更远些么？

”这一丰富有哲理意味的谈话，形象地概括了吕维甫这一类知识分子所走的生活道路。

这些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小受封建教育的熏陶，读的是“子曰诗云”，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曾经燃起过他们改革现实的热情，一时颇为激烈，“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致打起来。

”但是，他们缺乏思想武装，经不起旧势力的打击、迫害，几个回合便使他们败下阵来，消极，颓唐，回到原先的地方仍然教起“子曰诗云”来。

像蜂子或苍蝇绕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来了，这可说是提起全篇的纲，有事凝结全篇思想的一个聚光点，它形象，深刻，富有诗意和哲理。

而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诗意，发展这里，正事鲁迅艺术构思中的又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