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涨薪不是时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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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涨薪不是时候
公务员涨薪不是时候
各种重要会议提及公务员涨新已有多次。
不具备前提的情况下涨薪是不负责任的，是改革的倒退。
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递交提案：
建议提高公务员工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目前中央已责成有关部门调研。
他同时表示，公务员的灰色收入也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
何香久被骂得狗血淋头，正是活该，他的提案在向民众的伤口上撒盐，既无程序正义也无实质正义，不具备可操作性。
这边体制内人员养老金特权未解决，那边要求涨工资，下场大多如此。
他应该向全国政协常委、社法委主任孟学衣学习，孟学农先生提到了程序正义：
如果要调整公务员工资，也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水平，依法依规进行调整，老百姓才能接受。
将来还要通过人大预决算，纳入法制轨道。
从经济选择上说，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
既不敢游又不断抱怨，懦弱得可以。
涨薪必须与体制改革相结合。
加薪要符合程序正义，以是否能够提高执政效率作为指标。
目前执政党以雷霆手段反腐是改革的第一步，不是实质性改革本身，反腐如同扫雷，扫雷之后才能革故鼎新。
不进行实质改革，以高薪养廉、基层公务员太辛苦、市长也买不起商品房之类的矫情借口为公务员加薪，即使加得再高也满足不了公务员与大企业管理层看齐、央企与国际大公司接轨的愿望，也解决不了公务员体制内的不公平低效率现象。
无条件提高公务员薪酬，将吸引更多不愿为风险买单的人进入体制尸位素餐，为了捍卫自己的高薪游说权，体制内人员对审批权会看管更紧。
所谓程序正义，第一步是预算的公开与透明，经过人大权力机构的背书，同意之后决定是否上调，上调幅度，哪些岗位应该上调，哪些岗位应该撤销。
现在公务员工资奖金表面上需要多达6个部门层层审批，所有这些审批与公共预算无关，与相关部门的笔杆子有关，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程度、也无法形成明晰的执政逻辑。
需要向纳税人公开的项目包括，各地有多少编制内公务员，有多少协管人员，拨款是多少，如何使用？
分别设置哪些岗位，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审批或者执法权限有多大？
包括工资、福利、经济适用房在内，整体薪酬福利量化数据如何，占财政整体比例，均应该有明白无误的公示，而后经过人大批准施行，由政协建言辅助监督，由监察纪委等部门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形成完整的权力制约、监管链条。
最终由编制部门考核效率，决定薪酬福利改革是否成功，需要在哪方面进行调整。
考虑到中国各地的特殊情况，人情社会与血缘社会形成庞大的关系网，还有必要进一步公示如下内容：
哪些公务员是考试选拔进入体制内的，又有哪些人是靠血缘荫庇进入的。
这并不是过份之举，此前媒体曝光过一些地方政府连串七大姑八大姨进入体制吃皇粮事件，甚至举荐自己的情人进入体制内步步高升，让这些人吃饷是对任何一个文明体制的侮辱。
从有制度开始，通过公开竞争进入的权力人员与依靠关系寄生在体制内的吸血寄生虫有本质区别。
给后者加薪就是剥夺前者的尊严，就是降低执政机构的整体效率。
转引一组数据，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08.9万人，如果包括事业单位人员超过4000万，如果加上国企准官员，可能超过5000万。
如果把减员1000万，以最保守的每年2.4万元工资计，就能节省2400亿，说不定效率还能因此提升。
以何香久委员本人来说，是中国作协会员，沧州市文联副主席，一个国家养了一大批市场不认帐养不活自己的作家，想必属于浪费财政，让这些作家到市场中去游泳节约经费为基层苦干公务员腾出经费，是再好不过。
再说公务员工资低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显性工资与隐性福利，定性基础才好办事。
经常有某市长或某部长“哭诉”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商品房，拜托，请不要继续欺骗大众的感情、侮辱大众的智商了，部长们需要自己买房吗？
市长需要自己买房吗？
中国那么多舒适的经济适用房被谁买走了？
再说，退休之后的养老水平，公务员与蓝领工人有天壤之别。
确实，有些国家公务员工资与养老替代率略高于普通蓝领工人，但公务员绝无购买豪华经济适用房的机会，更无让飞机等待的特权。
全国政协委员何伟说，津补贴占公务员合法收入的大头本身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津补贴不透明，有时工资条连公务员自己都搞不明白——这个月多一项这个，下个月多一项那个。
全国人大代表、宝丰县闹店镇法庭庭长朱正栩说，“很多公务员享受公费医疗，不缴纳养老保险退休金反而很高，这些也是公务员一‘哭穷’就被‘吐槽’的重要原因之一。
”
如此高的隐性福利，目的是为了弥补低工资，现在不说福利只说低工资，只说现在福利下降，不说以前已经获得的资产性收入，是不公平的。
退一步说，即使有的基层公务员薪酬水准整体低下，但以个案为例，要求整体提升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不过是巧立名目弥补最近有所下降的福利而已。
全局与个案有显著区别。
有些人把眼睛盯着个别公务员辞职，如现任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去年9月从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任上辞职，另一位政治明星南沙区副区长孙雷，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官员辞职下海主要原因，或为薪酬，或为实现抱负。
真正想成为企业家、想在经济领域一展伸手的人不会钻头觅缝进入体制。
无法否认，在中国，政府官员依然负有很多经济领域的重要责任，如规划招商等等，这些拥有才能的规划者需要的是展现才能的广阔舞台，而不是高薪。
抱负不同，游泳的场地当然不同。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以每年1美元的象征性年薪，担任纽约市长12年，这是他实现财务自由以后的事，有了财务自由，想实现政治抱负。
看过美剧《纸牌屋》的人清楚，即使最野心勃勃的美国政坛阴谋家，高薪也不是他们的目标，政治地位才是。
话说回来，能够辞职敢辞职的人是九牛一毛，多数抱怨的人不会辞职。
有政治抱负者从政，从事低阶文员者为了生活保障，厌恶高风险，种瓜得瓜，各得其所。
无论是公务员加薪，还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背后的制度支撑都是硬约束的公共财政体制。
软预算是大笔一挥，花多少钱权力机构自己说了自;硬预算则是举头三尺有监管，花钱时绝对不会离题太远。
软预算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喝纳税人的血，而硬预算使纳税人了解税收去了哪里，使用效率如何。
基于以往的橡皮图章经验，有人会质疑目前人大是否能够挺起根植，对权力机构实行财政硬约束，权力机构内部的反腐能够持续多久。
要走出这一死结，无论如何也要把图章变硬，把反腐落实，这是建立公共财政的第一步，也是权力在法治框架下制衡的第一步。
如果撇开人大的约束，如果没有事后的惩戒，中国50年后也不可能打下公共财政基础。
政协委员：
政府让你养猪，你就养鸡就对了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养鸡就对了。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岳福洪痛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
他回忆，自己在当北京怀柔县委书记时，政府召开生产经验交流会。
当时一个生产大队长上台介绍经验，就一句话：
“不听话！
政府让我往东我就往西，政府让我往南我就往北。
”
“当时把我气得够呛。
”但岳福洪坦言，现在想起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几乎是最后一个获得市场信号，如果非要用行政决策去干预经济，那肯定会出问题。
孟学农批官员读博：
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
原标题：
“官员出书老写好的那一半，有失于历史公正”
对话人：
孟学农
全国政协委员
北青报：
你讲到“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
谈及公务员收入，有些收入是隐性的。
譬如说，官员出书。
孟学农：
我非常不赞成官员出书。
还是多留点纸张，给孩子们印点经典读物。
有些人，把助手帮着弄的讲话稿都收进去了。
出书，谁看？
靠这个树碑立传？
现在提倡“低碳经济”，别那么浪费纸了。
北青报：
你不出书？
孟学农：
我要出书的话可以出好几本，但一本都没出。
如果我写点自己的经历，多半会畅销。
北青报：
写2003年？
孟学农：
不写这个。
老讲这个没意思。
我写自己在北京的经历，写那些小故事。
上世纪50年代那个升旗方案，就是我组织一拨人弄的。
还有1993年，正处于计划经济转轨、过渡阶段，北京闹过粮荒，粮店箱子里板结的大米都扫空了。
当时联系产粮大省吉林省，他们的副省长说，支援首都，义不容辞。
这才帮着解决了问题。
1993年那会儿，抓北京的商业，“菜篮子”、“米袋子”，我跑几千公里，去看蔬菜、粮食的产地。
北青报：
也许有人会说，个人出版口述史是对历史的丰富？
孟学农：
写来做什么用呢？
可以写出来供研究部门研究。
一般情况是，老写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自己什么时候走了麦城。
老写好的那一半，不合史实，有失于历史公正。
我看了好多，都不客观，包括一些日记。
回忆录要写得“实事求是”、“落地扎根”，不容易。
北青报：
中青报曾登过你的诗？
孟学农：
我看到了，网上转载上万条。
当然，说好的有，骂我的也有。
我都不以为然了。
非典的时候，骂我骂得更厉害。
有人说应该判刑、枪毙我。
我现在不还在这儿吗。
北青报：
那你对官员读博怎么看？
孟学农：
有些人读什么博士？
图虚名，招实祸。
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
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
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
文/本报记者朱玲
成龙在政协开会10分钟3次被求签名后发作：
可以不签吗
原标题：
欢迎光临文艺26组
本报记者王晶晶白皓张国
这里有成龙、冯小刚、宋丹丹、张国立、宋祖英、陈凯歌、莫言、姜昆、黄宏、濮存昕、宋春丽……这里有来采访的记者，索要签名的记者，求合影的记者，以及一些不明身份的围观人士……
看看莫言长啥样
3月9日是文艺26组的开放讨论日。
整个上午，一个男记者都抱着一沓厚厚的首日封，把这沓首日封放在张国立、冯小刚、成龙等人面前的桌子上，一会儿就收集了不少签名。
“哎呀，还是你有经验，像我这种菜鸟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准备。
”有年轻女记者羡慕地说。
讨论间隙，一位人大秘书组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哪个是莫言啊”。
濮存昕委员正在谈论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这个话题，结果一个胖胖的男记者悄悄走近了他。
“哎哎”，他示意前方拿着手机帮忙拍“合影”的同事，“去那个角度再给我来一张”。
“只要一开放就是这样，里面明星太多，演艺界的都在这儿。
太影响讨论了，大家讲话的分寸啊、深度啊都是有一些影响。
”一位委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成龙委员想好好开会
3月9日上午9点前，成龙就来到文艺26组会场，选择正对大门的位置坐下后，很快就有记者走到他身边，索要签名。
讨论开始时，成龙已经签了比自己文件袋还厚的一沓首日封。
在刚开始的10多分钟讨论里，成龙被打扰了3次，每次都是一沓首日封。
还有一些人拿着手机和卡片机跑到他面前狂拍。
10点27分，成龙终于忍不住发作了，“我可以不签吗？
”他高声对一位“粉丝”说。
他狠狠地皱了下眉头，继续听会。
3分钟后，另一位刚刚进入会场的女士把首日封递到他面前。
11点讨论结束，成龙收好笔记本，快步走出会场，整个上午他没有发言。
门缝看委员别把人看“扁”了
全国政协文艺界别一向是记者爱去的热门区域。
今年第一次小组会前，大批记者候在门口，都被工作人员挡驾。
很多摄影记者只好把镜头对准门缝，噼里啪啦一通猛拍。
由于大批摄影记者挤在门前，工作人员担心秩序失控，好心地把他们带到后门去拍。
后来又撕了张纸，开始给大家发号，引发现场哄抢。
张凤阳：
个别“领导型”委员在大会讲八股套话
张凤阳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张凤阳两会日记（3月10日）
大会发言是政协会议议程的独特设计，人代会没有这个环节。
与相对宽松的小组讨论不同，大会发言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坐着大领导，下面是全体委员，场面很正规，发言人难免有心理压力。
考虑到本土政治的实情，大会发言的时候，观点表达更审慎些，形式上照稿子念一念，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好过分苛求。
也许就因为没抱太高的期望，当我去年第一次参会听到一些委员的个性化发言时，真的有点喜出望外。
我心想，今年提倡改会风，大会发言质量应该是更上一层楼，岂料三场下来，感觉一路下滑，至最后一场，听到个别“领导型”委员的八股套话，实在是坐不住，不由得一声叹息……
平心静气地说，今年多数大会发言质量不错，不少问题从调查研究中发现，有数据佐证，文辞表达也下足了功夫。
略感遗憾的是两点：
1、发言立意偏重于“开药方”，文本形式看起来就是一个稍许复杂的提案。
其实也未尝不可以换另一种思路。
在国家治理中，一些问题政府没看到、没看清、没看全，或者，即使政府晓得问题在那儿，由于种种原因，不太愿意花气力解决，你把它找准，提出来，入情入理地强调一下，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激起现场委员和场外受众的共鸣，效果不也是很好吗？
2、发言形式一律照本宣科，少了些令人期待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西塞罗所称的那种修辞术和雄辩术，咱中国人打小没好好训练过，但如何开题、如何设问、如何铺展，用什么方法使你的演讲引人入胜，也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秘诀，揣摩揣摩还是能掌握一点的。
去年一位年轻的委员，将文稿内容熟记于心，虽未脱背书痕迹，但终究有些演讲的味道，所以引来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
可惜今年没有出现这样的场面。
去年大会发言好像有网络直播。
发言人表现出彩，不仅给自个儿争光，更在全国人民面前给政协争了光。
作为政协群体的一份子，坐在台下的委员们也深以为豪。
事实上，这就是我对今年大会发言满怀期待的原因。
所以不能免俗，“屁股”终究要指挥“脑袋”。
但听到以下发言，我无语了——
某位“领导型”委员的发言稿设有四个工整的小标题：
“政府应当做引领改革的先行者”、“政府应当做勇于改革的担当者”、“政府应当做科学改革的谋划者”、“政府应当做推动改革的实践者”，通篇八股道理，再仔细读一读叙事内容，只能用“空，空空，空空如也”的几何级数形式做评价。
要命的是，这篇发言稿的大标题叫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打造有为政府”，定位也不太准：
你虽是领导，却不过是地方政协的小小“言官”，总理的口气不好随便模仿哦。
还有一位地方政协领导，在大会发言中谈的是“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大事。
我好歹也读过一点协商民主理论，但看罢文稿，实在不明就里。
很多年前，浙江的温岭就在地方治理中搞“恳谈会”，你不晓得怎样结合地方实际创新一些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也就罢了，但总不能貌似郑重地提出宏大“建议”：
将协商民主“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还把这一建议摆在第一条。
我不禁要问：
您的秘书没读过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决定》啊？
葛剑雄委员在日记中批评了个别发言人为求噱头而使用歧视性语言的做法，我深表赞同。
除此之外，我还想表达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以上那些争得大会发言资格的地方政协领导，也许在考核表上填满了显示政绩的栏目——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政协，俺的发言可是多少挑一，牛吧——但是，根本说来，政协的生命力，不在面孔朝天，而在关切落地。
听了某些“领导型”委员的大会发言后，不免要遭受心理挫折，但我对政协在当代中国良好治理的作用和潜力依旧满怀期望：
不仅因为多数大会发言谈的是现今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真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么多未取得大会发言资格却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直言献策的普通委员。
请为他们热烈鼓掌吧！
张凤阳：
政协委员的“吹”与“说”
今天（3.6）下午接受记者朋友采访，最后一个问题很诙谐。
记者朋友问：
张委员，您知道微博微信上最近流行的一个段子吗？
我笑答：
不太会玩那种高科技，还真不知道。
他主动解释：
这些日子北京的天挺蓝，有人调侃说，是“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吹”出来的，您听了别生气呀。
哈哈，怎么会生气呢。
如果代表和委员有本事“吹”出一片蓝天，那可就真好了。
老百姓讨厌雾霾，代表和委员是一样的心情。
今天本组讨论，很多委员都强烈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还应借此倒逼我们的产业升级。
事实上，环境治理问题在去年的“两会”上就被代表和委员反复提及，今年的热度更高。
看一看总理的报告就清楚，政府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在中国的语境中，“吹”有“浮夸”的意味。
以我的现场感受及了解的相关情况，委员的发言是坦诚认真的。
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固应批评，但也不能认为肯定政府治理的成绩就是“吹”。
一年来，“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难道我们不应该报以掌声吗？
所以，我更愿意换一个词来谈一谈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那就是“说”。
以我的认识，民主政治就是“说”的政治。
动不动就拳脚相向，那样的政治很粗野。
民主政治之好，就是让各种观点都“说”出来，借助一套制度化的规则和程序，在一个一个节点上，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或平衡内部分歧。
这样的政治才文明。
但要使这种文明的政治良性运作，得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古希腊人叫做“请提出你的逻各斯”，换成中国式的表达就是请“说”出你的道理。
好的民主政治要求以理服人，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观点之间应进行理性的沟通、对话和协商。
在这个意义上，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就是“说”。
有人可能会调侃，“说”了又没用，不等于白说嘛。
我从第一篇日记开始就一直解释，政协在法理上不是一个决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
委员一“说”政府就得听，岂不成最高决策者了？
那才是自我膨胀的“吹”。
政府对委员的“说”——提案也是一种“说”——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不管听不听，都得给委员做回复，讲清楚道理，让委员服气。
反过来，委员要想使自己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也得抓准问题，出好点子，说透道理，让政府服气。
这样，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就很关键了。
不由得想起古典民主时期的两个公民训练科目：
逻辑学和修辞术。
民主政治允许各种观点都“说”出来，凭什么你的观点就能为多数人接受，变成公共选择？
首先得懂逻辑，不仅为自己的观点做合理辩护，还要有本事找出论辩对手的漏洞。
所以，学会做逻辑分析对参政议政很重要。
但是，单纯的逻辑分析不免有些生硬。
人是情感动物。
要让大家接受你的观点，光做抽象的理性推论不够，还得设法打动人的内心。
这就需要掌握些修辞技巧。
经验表明，能够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进行恰当的修饰，使之入耳中听，沁人心脾，对参政议政也很重。
如果真的做到情理融贯，你的观点就不愁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古代的希腊民主及罗马共和都讲究这些。
接下来的政协会议要进入大会发言环节。
去年的大会发言好像做了网络直播，不知今年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相信看直播的网友们会发现，那些问题找得准，既能以理服人又能以情动人的发言，一定赢得人民大会堂现场委员们最热烈的掌声。
张凤阳：
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张凤阳两会日记（3月5日）
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
政协会议期间，委员应做且必做的一件事是小组发言。
昨天（3.4）的讨论围绕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协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展开，谈的是政协自家的内部事务。
今天（3.5）上午听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下午开始，政协的讨论主题就与人大合辙了。
对公众来说，“两会”已成习惯叫法，在电视画面上，两边的个人发言形式好像差不多——面前摆个话筒，就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某个问题或某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
但实际上，人大和政协的议事方式很不相同，悉心揣摩，会觉得蛮有意味。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
看电视新闻联播或现场直播的观众应该有印象，人代会是按行政区划组织代表团的，如某某省代表团、某某直辖市代表团、某某自治区代表团等等。
这就是“群分”的意思。
但政协就不一样了。
稍微细心一点的观众会发现，电视新闻在说到政协分组讨论的时候，通常是讲某某“界”，如文艺界、教育界、医卫界、民族宗教界等等。
委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按各自的界别结在一起。
这就是“类聚”的意思。
一府两院领导当代表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参加全国人代会的地方代表团团长，自然是当地的人大主任。
在今日中国，地方人大主任通常由书记兼任，是真正意义的一把手。
代表团中，一般还有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以及相关党政系统和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
我时常想，按照本然的制度设计理路，一府两院的领导也当人大代表似乎不太通。
因为，你要对人大述职，自己又是其中的一员，岂不有些自说自听、自说自评的味道吗？
参加人代会倒是必须的，只不过应该扮演被质询的角色。
但中国的现实国情如此，改进要假以时日。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地方领导，真心觉得其中一些人水平很高。
撇开天赋能力不说，有一点我们这类“业余选手”怎么也比不上——政府管理是人家的“实践性”专业。
我要着重强调“实践性”这个限定字眼儿，因为我所在的学院名为“政府管理学院”。
曾有朋友跟我开玩笑：
你们学院很厉害呀，干脆反过来读，叫“管理政府”吧。
我也笑答：
我们不过是一群靠“研究”政府管理吃饭的书生，你想砸我们饭碗啊。
话扯远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参加人代会的地方领导有丰富的党政管理经验，满脑子数据案例，问题看得真切，办法也有操作性，何况还有秘书班子，所以，他们的发言质量，总体来说是一般的政协委员比不了的，普通的人大代表可能就更比不了。
为什么“更”比不了？
你想想，那么多领导端坐在面前，眼睛直盯着你，你不会紧张啊？
反正我会紧张。
脑子先得加速旋转，说些什么好呢？
美言肯定得讲，但净是美言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说了过头话领导不高兴怎么办？
分寸实在是难拿捏呀。
脑子转来转去，突然停摆了，话筒在面前，却张口结舌，恨不得钻地缝里去。
我没资格参加人代会小组讨论，以上情境模拟是我的揣度，可也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人代会上好像真的有类似的场面。
不妨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群分”议事的心理效应。
委员讨论氛围更平等不必看“领导”颜色
政协中也有地方党政领导，比如，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共统战部部长等，但数量比例要比人大少很多。
更重要的是，政协采取“类聚”的议事方式。
这些党政领导一般都归入“中共界”或“特邀界”。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小组讨论，其实就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内部研讨或经验交流，所以，不会对其他界别的委员构成面对面的心理压力。
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总计111人，分为三个组。
我在41组。
本组的委员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高职院校、民办院校和中学，其中不少是校长、书记。
小组召集人就从这些领导中间选任。
大家晓得，召集人的职责不过是主持一下本组讨论，跟真正意义的“权力”不搭界，何况专家教授平时也不太在乎什么领导不领导。
总得来说，“类聚”在一起各界别委员，彼此间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即使像我这样的“场面型”心理紧张者，也可以在平等的氛围中自由表达自己观点和见解，不必有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思想顾虑。
显然，这样的议事方式要比人大宽松许多。
当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专业素养与公共关怀结合起来，自主独立地为良好国家治理建言献策的时候，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空间是不是就跟着拓展了呢？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许可，XX！
）
叶青：
大学生快递脏衣服不可取
叶青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叶青两会观察（3月10日）
今天的一条火爆新闻是——“国家邮政局官员：
大学生寄脏衣成邮政新业务”。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良一爆料：
目前高校的快递业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学生把积攒一段时间的衣服寄回家去，家里洗完之后再通过快递寄回来。
这是一种新业务，类似于这样的业务需求比比皆是。
看到这条消息，作为一名曾经的大学老师和研二学生的家长，我的心情极为复杂。
微博上的反映也十分强烈。
不赞同的声音比较普遍：
——不太相信，反正我周围没有这样的，太奇葩了吧！
——我们的大学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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