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河北日报赶考西柏坡感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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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河北日报赶考西柏坡感思
赶考——西柏坡感思
来源：
河北日报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编者按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正是在这里，孕育成熟了诸多独特的经验和智慧；正是在这里，取得了诸多决定性的胜利；正是在这里，发出了响彻历史的“两个务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更多正能量。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来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当地群众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
“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
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
”
当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国扎实深入地开展，我省作家李春雷潜心创作了报告文学《赶考》。
作品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西柏坡工作、生活的特殊历史片段，给我们描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更向我们形象地阐述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真理：
“人民，是永远的江山！
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
今天，本报选登这篇报告文学，以期大力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迎接新的“赶考”。
应该说，国共谈判破裂之后的1947年，是中共历史上极端危机的时期。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进攻。
1947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全力进攻中共的核心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其气焰之汹汹，大有巨石击卵、饿虎扑食之势。
而中共在延安周围的部队，不足3万人。
黑云压城，岌岌可危，千钧一发。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
中央军委紧急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地区阻敌十天至两个星期。
但面对20倍于我的强敌，阻击部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3月18日，中共中央被迫撤离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延安。
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在配备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线，昼伏夜出，餐风宿露。
3月底，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在彭德怀部队的掩护下，留守陕北，但改名换姓，各取代号为李德胜、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刘少奇、朱德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向华北方面转移，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
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山西省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但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形势便发生了神奇变化，云开日出，天翻地覆。
从1947年3月离开延安，到1949年3月移师北平，胜利到来之快，大大出乎世界之预料。
盛衰之理，胜败之道，个中玄机，其谁得知？
见证这一奇迹的，就是太行山中一个小小的村庄——西柏坡！
历史的选择
其实，历史的脚步选择在西柏坡驻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随着形势变化，中共总部机关曾设想从延安迁出后，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
但迁到哪里呢？
先是凝眸淮阴，后来聚焦承德和哈尔滨，随着战局危急，又倾向于晋西北、晋冀鲁豫或晋察冀。
匆匆忙忙的枣林沟会议，对中央工委的落脚之处并没有明确，只是约略而言“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但到达晋察冀之后，按照中央“停留一段时间，了解和解决该地区军事行动问题”的指示，确定暂时留驻。
在此期间，聂荣臻曾盛情挽留。
时任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后来追述：
“这时晋察冀领导同志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
会后向中央作了请示，毛主席回电批准留晋察冀。
”
西柏坡村始建于唐代，原称柏卜村，古时因村北的坡岭上松柏苍翠且与东柏坡村相对居西，故取名西柏卜。
民国年间，改为现名。
选择这里，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县是红色老区，群众基础好，是著名“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故乡，也是风靡各大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乡，更是保卫中央总部的“平山团”的故乡。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
太行余脉由西南而东北，峰峦起伏，山岗连绵，地势险要。
而西柏坡的东西面各有一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马蹄形腹地，将小村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军事专家分析说，背靠大山，面临平原，能攻能守，可进可退。
若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占领石家庄，控制京广铁路，进而向南北延伸，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
当时的西柏坡村，是什么样子呢？
只有85户，325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
村民大多是贫农和中农，只有一户段姓地主，有文化，很开明，与村民相处融洽。
小村的东部，是一座小山岭，岭前岭后散落着几户人家。
若征用这一片地方，岭下开挖防空洞，四周办公住宿，不啻是一个既隐秘又安全的机关场所。
于是，通过村长与村民商谈，老百姓十分配合，爽快地答应了。
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委，是1947年5月进驻的，对外号称“工校”。
耕者有其田
当年，各解放区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其实，农民们并不在乎头顶上的“天”，他们最在乎的是“地”——脚底下实实在在的黑土地、黄土地或红土地。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诉求。
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作为其“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
应该看到，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
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
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
少数干部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关于这条著名的恶石沟，很多史料记载其位于西柏坡村外。
其实，这条沟就在小村中间，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时干涸，只在暴雨时节才咆哮几天。
沟的西侧是一片椭圆形麦场，空荡荡的，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那天一大早，麦场上的石块和粪便被清扫干净。
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
面对主席台，排放着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
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热。
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
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早早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
为了躲避国民党封锁，东北局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
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烧烤着。
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
围观的山雀、鹌鹑和斑鸠们，看着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调的陌生人，格外兴奋，在树枝上和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叫嚷着。
几个战士悄悄地走过去，狠狠地往树上投掷石子，鸟儿们猛地意识到闯祸了，便赶紧闭嘴，惊慌地四散飞逃。
当时，刘少奇一直在闹胃病，虽然天气燥热，却仍要用暖水袋焐着肚子，1.75米的个头，体重竟不足50公斤。
此时的他，已经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顿的时候。
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
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麦场上的小凳子们聚聚散散。
代表们真实地反映了各地情况，提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密切。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
“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
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
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5日，刘发电：
“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
9月6日，毛泽东回复：
“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
”
……
无形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历史风云，酝酿着民族命运……
一抹曦光，静静地涂染在西柏坡上。
那是中国的未来！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做“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
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这个简陋的会场，喊出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
平分土地！
这句话像一粒火种，经太行山的山风一吹，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
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
到处是烧地契、量土地、埋界桩的火热场景，到处是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
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土改，的确是一场扭转乾坤的大运动！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
“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
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
梨花小院
“中央大院”的主要工程是在山腹内开掘一条300多米的防空洞，在空地上新盖几间普通办公房和一个机关食堂。
对于租用的13户民房，则是简单修缮。
由于没有大兴土木，以至于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毛泽东搬来之前，考虑到他在延安时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杨尚昆等人专门请来绥德工匠，仿造了三间窑洞。
毛泽东参观后，感觉有些“奢华”，执意让给和刘少奇挤住在一个院内的朱德。
而他自己，则另选了一套刘少奇隔壁的普通民宅。
院子里有猪圈、磨盘和鸡窝，卫士认为不够雅观，请示拆除。
毛泽东说：
“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老乡还要用呢！
”于是，只填平猪圈，其他设施都原物保留。
院内有一棵梨树。
转眼已是仲夏，梨子在悄悄地长大，前天像豌豆，昨天似酸枣，今天已是鹌鹑蛋大小了。
北屋门前还有一棵楸树，树荫下是一面旧磨盘。
夏天的夜晚，毛泽东时常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围坐在磨盘周围，谈论战局和时局。
一盏煤油灯默默无语，几只小飞蛾围绕在周围，细细地谛听……
山风爽爽的，吹拂着小院里昏黄的灯火。
火焰熊熊燃烧着，虽然摇摇晃晃，却也脚跟稳定，把一座简陋的土舍映照得流光溢彩！
大房间，玻璃窗，暖墙壁，年过六旬的朱德总司令的住房条件是最“豪华”的。
本来这所房子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但毛泽东说朱总司令年龄大，又和刘少奇挤住在一处院子里，不方便。
这个窑洞是独院，相对比较安静，房子也宽敞，适合老年人居住。
朱德知道毛泽东的好意后说，任弼时虽然年轻，但是身体不好，更需要安静，还是让他住吧。
而任弼时坚持说，一定要请总司令住下才合适。
虽然朱德再三推让，但在众人的坚持下，不得不住进了这座相对宽敞的窑洞。
朱德虽然住上了“豪宅”，却没有独享。
由于西柏坡没有招待所，每逢外地的领导人来中央开会或办事，他总是请到家里留宿。
有一次，王稼祥、朱仲丽夫妇来到西柏坡，又被朱德请到了家。
由于客人是夫妇两人，且是远道而来，他便执意让王稼祥夫妇住在自己的大床上，而他和老伴康克清，却用四个凳子两张床板，另外搭起了一张大床。
人们总是用晋察冀的“乌克兰”来形容西柏坡。
其实，这个“乌克兰”，是指包括西柏坡上下若干公里的滹沱河流域。
这条开阔绵长的“V”形谷地周围，有数不清的山头，奇形怪状，像一群群列队的武士，密密匝匝地拱卫着。
山壁为屏，白云为幕，日月为灯，全然是一处迥异于外界的江南水乡。
毛泽东等人落户后，中央各机关也陆续迁至附近，绵延数十里的河谷，布满了星星般的部落。
中共中央办公厅驻夹峪村，组织部驻南庄村，宣传部和中央电台驻北庄村，社会部驻东、西南泥村……
在此前后，这些村庄陆陆续续修建了上千间住房，开挖了几十眼窑洞。
而更多的村子则相继开办了面粉厂、榨油厂、酱油厂、豆腐厂……
但是，当时的绝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中共的首脑机关。
不过，他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这群人的异乎寻常，他们的语言虽然南腔北调，但待人和气，满脸微笑。
看看他们的军装，土黄色的，石灰色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和亲切，那是大地的颜色，那是石头的颜色，那是树皮的颜色……
于是，村民们便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踏实和安宁。
正轨
土改运动中，一些“农会”代表批斗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
一些地方对民主人士无情打击。
还有不少基层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没收和破坏。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主流向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
党内有识之士早早发现了这些问题。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绥远所属各县“左”倾现象向中央报告并建议：
“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
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
”
1月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习仲勋的意见：
“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地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
1月20日，毛泽东再次转发习仲勋的报告，并批语：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
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
1947年11月，任弼时开始集中精力，对兴县钱家河周围30多个正在土改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
1948年1月中旬，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任弼时正式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关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他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
“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是有功劳的。
现在打蒋介石，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
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拥有较完备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
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
因此，错定中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
”
对工商业政策，任弼时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任弼时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
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
演讲的最后，任弼时特别气愤地讲到了“打人杀人问题”。
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
……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
“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
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
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
”
从已披露的党史文件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土改”的工作方法和对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的原始意见并不一致，他们曾有过多次的讨论，甚至争论。
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对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见：
“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
”
刘少奇复电毛泽东：
“因为现在运动已向前发展，如发那个指示，不独无益，而且有害。
”
1月18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陈毅、贺龙、陆定一等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定名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亦称“中央一月决定”。
同时，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
”
但是，这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在反复征求各地意见后，断然改变了自己的思路。
3月17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
“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
“中央一月决定”此后再没有下发。
毛泽东大度，刘少奇虚心，任弼时认真，三人同心，使土改工作尽快改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取得了最佳效果。
战争与命运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大伙房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次会议最闪光的亮点是，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用五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
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
的确，此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
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虽然在数量上仍属劣势，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对方，战斗力更是大为增强。
与此同时，中共各大解放区日益巩固、发展、壮大，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特别是解放区已经全部完成土改，广大农民踊跃参军。
所有的征兆表明：
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辽阔的东北地区，背倚苏联，在中国地图上是一个犄角。
毛泽东把大决战的起点就选在了这里！
当时国民党部署在东北的兵力主要是卫立煌集团，计14个军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靠空运补给。
而我东北野战军总兵力达103万人，控制了95%的铁路运输线。
毛泽东提出了夺取锦州、“关门打狗”的战略。
10月15日，锦州攻克。
10月19日，长春守敌投降。
10月27日，辽西大捷。
11月2日，夺取沈阳。
至此，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累计歼敌47.2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在兵员数量上正式超过国民党军队，从而使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质变。
路透社评论说：
“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20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
英国《泰晤士报》则预言：
“中共占领东北后，将出现一个‘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势’。
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
1948年4月8日，中央军委收到一封“抗命”电报。
毛泽东十分震惊。
年初，为了推动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中央军委做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于1月27日亲自致电粟裕：
“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南下……”
但身处第一线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战略构想。
经过深思熟虑，他斗胆向中央直陈：
“以华东野战军目前状况，最近即行出动渡江南进比较困难。
”他建议先在中原打几个大歼灭战，尔后南下。
鉴于以上不同意见，毛泽东于4月21日电请粟裕前来面谈。
粟裕快马加鞭，日夜兼程。
4月30日，赶到毛泽东住处。
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院中央，同粟裕长时间握手。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欢迎你！
”毛泽东激动地说：
“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
粟裕说：
“是的，十七年不见了。
”
17年前，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参加三次反“围剿”，屡建奇功。
抗战时期，他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解放战争打响后，是他，最早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和莱芜战役的胜利，为扭转战局立下首功；去年，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中，又是他，在孟良崮击毙张灵甫，赢得最漂亮一战。
大将归来，怎不喜笑颜开！
毛泽东说：
“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
你们辛苦了。
”
粟裕说：
“主席，我向你负荆请罪来了！
不知我的电报是否干扰了中央的决心？
”
“中央的决心如果是正确的，你粟裕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干扰不了。
这次请你来，就是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
会上，粟裕敞开胸襟，详细汇报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
他认为，以10万人进军江南，转战数省，面对异常强大的敌军，无后方支援，减员不会少于一半，剩下的四五万人难以对付敌人，同时也未必能吸引敌军主力回防，反而会分散兵力，削弱中原战场。
与其如此，不如逐鹿中原，集中兵力打大仗，将国民党主力部队歼灭于长江以北。
粟裕情绪激昂，言辞滔滔。
突然，他发现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火盆中的木炭“噼噼啪啪”爆响着。
毛泽东侧身仰躺在藤椅里，出神地盯着房梁，夹在手中的烟头上滞留着长长的一截烟灰……
粟裕只好站起身来，怔怔地看着大家。
毛泽东猛地回过神来，大声说：
“粟裕，今晚我请你吃辣子鸡。
”
……
之后发生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正是淮海一战，决定了国民党彻底败亡的命运。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在辽沈取得胜利，淮海战役即将收官之时，中共中央又把目光转向了华北。
傅作义集团50万兵力，沿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别驻扎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500多公里狭长地带，摆成一字长蛇阵。
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立足固守，同时随时可以南逃或西撤。
必须把傅作义集团就地消灭！
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
“望你们立即命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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