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的地理散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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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的地理散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北宋诗人的地理散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散布地理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常常利用的一种方式，用来研究某种类型的人、事、物的地理散布，通过地理散布的分析，去发觉事物背后某些带有本质性或规律性的东西。
散布地理也是一种定量分析，但它又与纯粹的定量分析有所不同，定量分析重在以数字说明问题，而散布地理那么将数字与地理结合起来，通过地理散布上的数量、范围和结构、关系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分析，去研究文化地理问题。
本文尝试用地理散布理论来研究北宋诗人，要紧想解决如下一些问题：
了解北宋诗人的地理散布状况，并通过诗人地理散布的分析，了解北宋诗歌进展与地理之关系，研究北宋各地域文学之状况，亦欲借此来研究宋朝文学进展中的某些问题。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只是就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并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一样的意义，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以确信处，比如依据老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籍才比较适合呢？
是父、祖，仍是曾祖、高祖？
本文统计尽管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阻碍，因此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形，比如韩淲（1159-1224），祖籍开封雍丘，其父韩元吉（1118-?
）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关于诞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淲来讲，其意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大得多。
职是之故，将韩淲划入信州上饶似更合理些。
同时，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本文临时只能以今日之省份来统计北宋时期诗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复到宋时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中又给分析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只是从所做的分析来看，仍是能够发觉和说明一些问题的。
关于人文学科来讲，定量化的分析永久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一
先从动态化的地理散布提及。
为分析之需要，试将北宋分为四个时刻段：
第一期：
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第二期：
仁宗时期（1023-1063）；第三期：
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第四时期：
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
各期时刻大体维持均衡。
但诗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难整齐划一。
本文那么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为其人所属之时期。
这是划分时期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因具体情形又不能不略有调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叉，情形也比较复杂一些；再如北宋建国之初，许多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宋，而北宋末那么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宋，这都是难以处置的。
诗人之分期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因此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960-1022）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前代相较转变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诗始变。
试将本时期诗人之地理散布作一统计如下（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能够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者均未列入，这后一部份人数亦相当可观，四个时期别离为：
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
另外，表中所列“科第”一类范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科和三舍赐及第身世者。
据表1所计，依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二十个省份分为五组：
第一组为河南、福建、浙江，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第二组为江西、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间；第三组为陕西、山西、湖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京、上海、辽宁，人数约在10人以下。
本期第一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散布之范围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份，这差不多确实是北宋时诗人散布的最大范围（据《全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时期诗人散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
尤其是北方几个省份，如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天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域在此前的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人显现，而今那个地址却出了诗人！
尽管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轻忽。
造成这一散布状况的一个重要缘故是晚唐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
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割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域不能幸免，即便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
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汉刘氏（刘知远），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身世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以后裔。
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诗》中收录的一些边缘地域诗人或少数民族诗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从义（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窦仪（914-966），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赵文度（914-974），蓟州渔阳人，《宋史》卷四八二有传；马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970）前后为沙州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等。
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
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主流文化来讲。
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
由于割裂和争战，旧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当中心也被打破，本来集中于两京（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之士子亦不能不离开曾令其神往、依恋的都城，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闻名诗人韩偓，京兆万年人，挈家入闽往依王审知；崔道融，荆州人，避乱来闽；韦庄，京兆杜陵人，入蜀受聘于王建；诗僧贯休，婺州兰溪人，初献诗吴越王，又投荆南成汭，后入蜀依王建；欧阳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投蜀。
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医生、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
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
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②。
可见诗人之分流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形。
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朝三百年来之一统文化慢慢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
从晚唐五代文人的地方境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些文士远走异乡时，在孤单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异域，在经历过量年与“异质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以后，新的文学生命也正在孕育当中。
宋朝文学承五代以后，也自然承继了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从这一点来看，未必不能够说是宋朝文学之幸。
再看各省之散布状况。
在第一方阵中，河南为宋朝立国之基，亦为宋王朝国都之所在，其诗人数处于“三鼎甲”之状元亦在情应当中。
但这仍是表面现象，从更深层来看，应与此一地域之历史背景有关。
在那时人（乃至后世人）心目中，梁、唐、晋、汉、周五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所在（只要看一看史书中大多将此五代帝王列为本纪的事实即可了然），五代至后周时经郭威、柴荣的南征北讨、整顿改革，已初步显示出北方统一之气象，经济慢慢恢复，社会趋于稳固，又沾了些“皇都”、“京畿”的地利，文人也就较他省为多，文学也较他省发达。
须附带提起的是另外两个诗人数比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陕西，此二省可能都与后周或赵宋王朝有些关系：
前者为赵宋皇帝著籍之地（赵匡胤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时尽管一直战事不断，但亦有好文之主，如曾为魏博节度使后为邺王的罗绍威，据史书记载确实是“喜文学，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
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镠客，绍威申南阮之敬。
（罗）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心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
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③。
至于陕西，本为唐王朝京都之所在，自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收复秦、成、阶、凤四州，陕西亦大部份纳入后周之版图④，其文化也自有难以磨灭的传统在。
福建、浙江紧随河南以后，排列第二、第三位。
此二省与四川都是五代十国时较为富庶之地，亦为那时文人荟萃之所。
福建，盖古闽越之地，唐末五代初，王潮据闽，“乃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乂”⑤。
至宋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
……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
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及第第者尤多”⑥，其文学之盛，由来已久。
又据《福建通志》载：
“闽文章为天下传习久矣，四子六经之传注，绍先圣而诏来学，为闽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马、班、韩、欧，卑卑无高论矣，然此不能够文言也。
唐相常公衮始以文章诲闽人士，闽号能文者自欧阳四门始，其后陈通方、王鲁复、许稷、盛均、黄滔、翁承赞之徒，各擅才华，驰驱百氏，终唐之世，咸以词赋争鸣。
宋兴，名儒辈出，其羽翼经传，表章道学，与夫经济政事烺烺炳炳功垂天壤者，详具人物传矣，第二犹得以雕龙绣虎之技帜树艺林，故观人文于闽，犹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
”⑦两浙为《禹贡》扬州之域，东南际海，能够通商，土地肥沃，有鱼、盐、布帛、粳稻之利⑧。
五代之时属吴越，吴越王钱镠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尊奉北朝，与他国修好，因此两浙在五代之时以弱国而独能保境内平安，正如叶适所说：
“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现今天下之半。
”⑨由此可见，福建、两浙占天时、地利、人和，其诗人之多、文学之盛亦属必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宋初时文学比较发达的地域，安史之乱时，玄宗避难，已将盛唐文化带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入蜀；后蜀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有诗才”⑩，“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
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
昶好文，有功后学，诚未能够成败论。
尝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11）。
说到刻书，还应该提起对五代西蜀和宋初文化发生过重要阻碍的毋昭裔刻书，据史书记载：
“毋昭裔，字河中，龙门人。
博学有才名……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
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
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
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
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
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
”（12）宋初时尚有《开宝藏》、《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三部巨著的刊刻。
依常理而论，四川本应有更多的诗人或文学家，但宋太祖到真宗三朝，四川诗人数仅列位第八。
这第一可能与北宋初蜀中政局的不稳有关。
宋平孟蜀后，将其府库之积尽输于京师，又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止商旅私市布帛，岁贡之数又加倍，因此在太祖、太宗之时便接连发生了全师雄、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以招架新王朝的暴政（13）。
这不能不对四川文学产生阻碍；另一方面，也与蜀中士风有关，蜀中士子虽好读古文，却以淡泊名利为尚。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此一情形至真宗朝仍然如此：
“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
”（14）后得张咏奖掖，两川士子方奋起家荣乡之志，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为南唐属地，是五代时文化较发达之地，但宋初方内附不久，因此名列第四（15）。
江苏从来为文人荟萃之区，但在五代与宋初时，淮东、淮西（包括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域）一直处于南北争战之要冲，诗歌无立足之地，因此很难与孔孟之邦的山东较一日之短长。
二
仁宗时期（1023-1063）为北宋诗歌转折之一大关捩，其转变于表2可见：
第一，与表1相对照，总人数已有了转变。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其诗人总数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为多）；而仁宗一朝约四十年，诗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先人数二分之一弱），说明仁宗朝右文风气在慢慢形成，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其二，第一期诗人之地理散布呈均匀状态，涉及二十个省份，除豫、闽、浙三省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数相差无几，说明北宋初期虽已成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当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时期，诗人地理散布却显现愈来愈集中之趋势：
所及省份由原先的二十个减少到十七个，而十七个省份中，闽、浙、苏、豫、赣、川六省诗人数即近600人（598人），约占全数诗人总数（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详者，下同）的%，即四分之三强；而其余各省之数仅为169人，约占总数（767）之%，即四分之一弱！
而且这一状况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其内部略有转变。
从文化史和文学史来看，第二期这一地理散布之转变正标志着北宋至仁宗时期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的慢慢形成（尽管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从各省散布看，一些转变也颇堪注意。
其中转变较大者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
河南已从原先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为第四名（尽管与第三名的江苏相差无几）；四川与山东之转变正好相反：
四川由原先之第七跃升为第六，几为山东人数之倍，直逼江西；而山东那么由原先之第六降为第七，不仅名次下降，再从数字来看，其转变更大：
山东本来与江西、江苏及四川处于伯仲之间，而今不仅与赣、苏相差差异，即与四川亦不侔矣！
河北由原先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尽管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与第二组之江西、江苏人数相差并非大，而现在却已减少为苏、赣各省人数之三分之一弱！
山西由原先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那么由原先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从整体趋势上，本期诗人的地理散布是北方诗人数在下降，南方诗人数在上升，其中重要缘故可能与仁宗时期对待南方人的态度与政策的改变有关。
赵宋建国，以北方为基，后平南方诸国，遂混天下为一。
但长时期的南、北隔间，统一的表象并无改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成见，听说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条祖训确实是“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邵氏闻见录》卷一）。
这一条在赵宋建国之初还不成为大问题，但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数和入仕人数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会被提出来，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关乎南、北关系的矛盾冲突。
比如宋真宗欲以王钦假设（江西新余人）为相，却碰到了时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县人）的强烈反对，真宗只好作罢，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年（1017），王钦假设才登上相位（16）。
又如寇准（陕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为北方争状元事（17）。
北方人与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较量如此猛烈，一方面说明真宗朝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成见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说明南方的势力也愈来愈壮大，令北方人明显感到一种要挟和压力。
到仁宗时期，两边力量的对照已经发生了转变。
据程民生统计，北宋时实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
据表应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
这是从整个北宋来讲，若是按分期来看，南、北方的转变对照可能更为明显，仍引程民生所作统计为证：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数量分析表（19）：
这一转变是鲜明的。
能够想象，在这鲜明转变的背后，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士人群体。
尽管在此以后（乃至在其后的几个时期里）都可能会有北方人卑视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不同所致使的必然结果，而与现在的意义已截然不同。
南方愈来愈多的人参与到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里，不仅在改变着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变着北宋的文化和文学格局，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可能都与这一地域文化的转变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诗人地理散布状况如下（见表3）：
从时刻跨度与人数比例看，第三期与第二期大体接近（第二期为四十年，第三期为三十六年），而人数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
说明北宋文学已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整体上看，人数在继续维持两极分化之状态下，又有了些新的转变，比如前六省之人数为618人，占总数的%，比上期的%降低了4个百分点；前三省情形那么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数为333人，占总数的%，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数已上升至389人，占到总数的%，上升了3个百分点，说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学中心的基础上，又有所进展和强化。
再看各省情形：
河南继续下滑，已从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至第五，人数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那么由原先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苏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先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诸省中转变较大的一个；湖南由原先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陕西由原先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肃那么被挤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慢慢兴起的地处南方的上海。
上述各类转变或是在预料当中，如河南、陕西，看似有所起落，其实并无转变，如山西，虽下降了三名，但从其人数来看，与上期并无太大转变（上期为11人，本期为15人），故没必要讨论；而第一应专门予以关注的是福建，在第一方阵中已遥遥领先，超出浙江30人左右，超出江西60人左右，这是前两期中不曾有过的情形。
福建何以能异军突起？
缘故安在？
本文在分析第一期诗人地理散布时已经指出，闽、浙两免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何以能维持长久之进展和增加，这就不能不从本期之历史中去寻觅答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人口的增加。
吴松第指出：
福建本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域，曾长期地广人稀。
唐天宝元年（742），全区著籍户口仅90686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只有户。
“通过唐后期五代的开发，至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户数约达万户，为唐天宝元年的5倍，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千米户。
”“入宋以后，福建一直维持比较高的人口增加率。
在这方面，路治所所在的福州为此提供了例证。
据《淳熙三山志》卷一○和《元丰九域志》的数据，计算出福州的户年平均增加率是：
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景德四年（1007）为%，景德四年至治平二年（1065）为%，治平二年至元丰元年（1078）为%，各时期的增加率都不低。
福建在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1078）的户年平均增加率达%，证明那时各府州的人口都有相当的增加。
只是，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区的人口都维持着较高的增加速度，福建的增加率只居全国第十一名。
但是，当元丰以后大部份区域的人口增加显著放慢时，福建的增加速度却不曾下降，元丰至崇宁元年仍维持着较高的年平均增加率，因此增加率在各区域的序次上升至第二位。
”（20）人口的持续增加可能是保证文学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蔡襄那时就说：
“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
甚乎其盛也哉！
”（21）虽不无夸耀，但大略也是实情。
四
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诗人地理散布状况如表4：
从各省情形看，浙江与福建仍然高居前列，二省之和为319人，占本期总人数的42%左右（第一期闽浙二省占全数诗人数的24%，第二期占30%，第三期占35%），这似乎都说明浙、闽二省在诗史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只是与上期相较，二省位次正好相反，浙居前，闽居后。
只是，若是考虑到科第的情形，闽以154人而有95人有功名，比例约为62%；而浙165人却只有86人，约占52%，又比闽少了10个百分点。
那么，也能够说二省并未有高低之分。
本期是北宋建国以来诗人增加率最快的时期。
从总的数量上看，本期只有765人，似乎比上期减少了近100人，可是不妨来看看四个时期的人、时之比：
第一期六十二年，诗人523人，人、时之比为比1（即平均每一年有人）；第二期四十年，诗人767人，人、时之比为19比1；第三期三十六年，诗人858人，人、时之比为比1；本期只有二十五年，却有诗人765人，人、时之比为36比1，比第三期增加了12个百分点以上，比第二期增加了近1倍，比第一期增加了约倍。
从第一期到第四期是一条明显爬升的增加曲线，正清楚而形象地刻画出北宋诗歌进展的运行轨迹。
本期单位时刻里人数比例的大幅增加，不排除统计时技术上所造成的误差（在南北宋交替之际，诗人之划分实难把握），只是从全然上来讲，仍是文化发达的结果。
此处能够举科举一事为例，据王明清《挥麈前录》记载：
“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
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罢了。
盖天下未混一也。
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
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
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
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
然五路举人，尤其疏略。
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镈卷子，神宗大笑曰：
‘这人何由过省？
’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
上命降作第五甲末。
自后人益以广。
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到八百五人。
盖燕、云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
”（22）从国初的9人当选，到此刻的万人赴南宫试和805人正奏名殿试，其间不同已不能够道里计，文学的繁盛亦由此能够想见矣。
五
如前所述，诗人占籍及其地理散布的研究自然不可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腕；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方式仍是能说明一部份问题，比如文学史常讲北宋诗歌的进展经历了形成、进展、鼎盛等进程，这一说法自然不错，但给人的感觉未免抽象而空泛。
若是从北宋诗人地理时空的散布来看，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见上节）；又比如研究者常说南方文学之盛，亦可由上面所列数字取得更为直接而强烈的印证。
只是，诗人地理散布研究之意义或许并非在这些具体的说明上，乃至也不在于可否解决问题上，而是它可能提供的研究线索和所隐含的某些问题，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
上文已就诗人占籍及其地理散布进行了一些分析，但这显然还不是它所提供给咱们的全数内容，比如从诗人总数来看，北宋时期占籍可考的福建诗人共507人，占全数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比浙江诗人数多出个百分点（浙江为470人，占总数的%），但福建的科第人数却比浙江多出个百分点（福建为339人，占科第总数的%，浙江为255人，占总数的%），而浙江的诗僧数却比福建多出近7个百分点（浙江为82人，占诗僧总数的%，福建为60人，占总数的%），闽、浙两省的诗僧总数为142人，占全数北宋诗僧人数的%。
又如苏、豫、鲁，其诗人数别离列于第三、第五、第七，而其诗僧数却别离列于第五、第十、第十二；与此相对的是赣、川、皖、湘，诗人数排列第四、第六、第八、第十，而诗僧数却排列第三、第四、第六、第七。
这都是超级值得研究的现象。
诸如此类甚多，难以细述，下面试拈出两个问题来略加申说。
1.关于诗人数量、散布与文学繁荣、高潮的问题。
从上面所描述的四个时期的诗歌进展来看，增加曲线直线上升，至北宋末达到最高点，不管是从诗人散布的范围，仍是从人、时之比例，都无可争议地证明徽宗、钦宗时（也包括南渡初在内）是北宋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
这似乎和一样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描述很不同，缘故可能有两个：
一是北宋末期大诗人少，因这人们可能在成心无心间轻忽了诗人大量存在这一文学事实，二是在关于如何明白得“繁荣”的涵义上有所不同。
在笔者看来，文学繁荣并没必要然意味着文学高潮，二者有时能够取不同的步伐，这其中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也有一个诗史意义的问题。
比如北宋初，诗人的地理散布超级广，列于《全宋诗》中的人数量也不算少，但现在的诗歌不仅从“量”上与中、后期无法相较（初期诗人作有5首以上者已经很少，至于像后世动辄几十卷上百卷的诗作更是百不一见），从“质”上更不能望后来者之项背，因此宋初诗歌仍处于不发达时期。
但宋初诗歌的不可轻忽处不在于其量之多寡、其质之高低好坏，而在于它从各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带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巴蜀文化、八闽文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这些不同的乃至是“异质”的文化与中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才成为北宋诗歌和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才是宋初诗歌价值之所在。
北宋末的情形与宋初又有所不同，诗人数量庞大，散布普遍，诗歌数量又超级多，不能不说是诗歌繁荣之盛世。
但与第二、第三期相较，本期明显缺少诗歌“名家”、“大伙儿”，如谢薖，有诗七卷；李彭，有诗十卷；汪藻，有诗五卷；王庭珪，有诗二十六卷；周紫芝，有诗四十一卷；曾几，有诗九卷；洪皓，有诗三卷，这些人在宋朝诗歌史上能够算得上几流作者呢？
其实讨论或品评这些人为几流作者或许意义并非大，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诗歌现象所能引发出来的试探。
文学高潮有文学高潮的意义，文学繁荣有文学繁荣的意义。
北宋末年诗歌正在走向普泛化、通俗化和世俗化，诗歌慢慢从内在的情感体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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