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哀下的平和冲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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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哀下的平和冲淡

“物哀”下的平和冲淡

    知堂老人一生往来徘徊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译介，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载，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

钱理群认为：

“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

”

（1）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就是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精粹--“物哀”。

翻开知堂老人的美文创作，在谈天说地，描草木鱼虫，记身边琐事，叙故乡风物这些情物的描写下，文脉深层却总是涌动着一股淡而郁结的“物哀”诗情。

（一）“物哀”--日本美学观阐释

“物哀”（もののぁはれ）是日本古已有之的美学思潮，不仅深深浸透于日本文学，而且支配着日本人精神生活的诸多层面，《古语拾遗》从古代原初歌谣来考察，认为“啊”（ぁ ）和“哟”（はれ）这两个感叹词组组合而成的。

“这种感叹，最初是通过对人和自然其后发展到对人生世相即对现实的接触--认识--感动的过程而产生的。

由于“　 ”这个感叹词与日语汉字“哀”字同音，就以“哀”字标出。

”

（2）

“哀”有着感叹的意味，但因为日语是暧昧的语言，“物哀”包含的含蓄内容更有“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等诸多因素，需放入具体语境中细加揣摩品味。

如《万叶集》中上宫圣德皇子出游竹原井之时，见龙田山死人悲伤作歌一首曰：

　　　　 汝在自家中

　　　　 妹子手中抱

　　　　 旅途卧草枕

　　　　 游子实可怜（ぁはれ）（卷3-415）

　 这首歌唱出了对爱妻的眷顾与离别的悲苦，幽哀之情，寂寥中含蓄同情，恰如其分地将“哀”的情致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哀”将悲芳凄与同情的感情浑然为一体。

而真正将单纯感叹的“哀”发展到具体充实的“物哀”的是《源氏物语》的著者----紫氏部。

据日本学者上树菊子，大川芳枝的统计，《源氏物语》中出现“哀”多达1044次，出现“物哀”13次（3）紫氏部将“哀”（ぁはれ）之前加上了“物”（ものの），这样就将主客观合一了。

“物”是客观存在，“哀”是主观情感，两者“物心合一”其中“物”（ もの）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风物，更可以为社会世象，人情百态，总之是以现实之物触内心之“哀”，大大丰富了“哀”的情感范围。

这种“物哀”之情包含着赞赏、亲爱、喜爱、可怜、共鸣、同情、悲伤、怜悯、壮美、感动、失望等诸多情绪。

这样“物哀”写尽人生世象，人间世情。

值得指出的是，“物哀”并不是中国人望文生义而得到的“悲哀”之感，“悲哀”只是其中一种情绪而已。

叶渭渠先生在其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就提出久松潜一博士将“物哀”特质分为五大类，“一感动，二调和，三优美，四情趣，五哀感。

而其最突出的是哀感。

”（4）这五类情韵我们都能在周作人的散文中寻见清晰的影子，而其中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卷之后的哀感余绪缱绻流转而挥之不去。

对于“物哀”，叶渭渠先生认为“物哀”的思想结构是重层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

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

”（5）知堂先生的散文在对以上三个层面“物”的感动书写之下，更有“哀”之情的抒发。

他或悲哀，怜悯，愤懑或愉快，亲爱，同情。

将“物哀”之情挖掘入至情至理之处。

而本人认为“物哀”情绪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笼在知堂小品中的，就内容而言叶渭渠的三个重叠层次可以加以概括，而风格上除了国人公认的“平淡冲和”之处，更有丰富的“物哀”内涵加以补充。

（二）“哀感”--“物哀”的灵魂精髓

在人生观，社会观上周作人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在对国民党政权的“政党政治”的幻灭，对五四先驱者所寄予希望的“民众政治”的幻灭，以及对知识分子自我责任幻灭后，他就躲进“自己的园地”里了。

对于当代，他失望地抱着历史循环论的基调。

在《历史》一文中他写下：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有进步。

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

‘僵尸，僵尸’！

我完全同感于阿尔文夫人的话……”（6）《伟大的捕风》中，他将幻灭感归结为：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为虚空之虚空欤？

传道者的厌世盖无足怪。

”此时周作人对世相虚无失落下的悲哀与平安时代的紫氏部，清少纳言等人无师自通了。

写下诸如《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典型表现“物哀”之情的作品女性们，婚恋中，她们承受的是一夫多妻制及娶婿婚姻制度。

看似繁花似锦的表面下，却是社会以及女性心中的不安与动荡。

《源氏物语》就围绕着光源氏对诸多女性的不伦爱恋，大量抒发了女性悲苦怜悯、同情的感情，同时对世相，人生发出一种深深的共鸣与哀愁的感叹。

与《源氏物语》一起被誉为平安王朝文学双璧的《枕草子》，也是由周作人译介而成的。

周作人的虚无无常人生悲哀感与平安王朝的女性们“物哀”精神潜流就这样达到了合流与共通。

在论及他的知识结构是知堂言：

“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为多，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

”气质与情韵上与日本文化的不可分割，导致周作人散文创作特别是小品文中有一股“汉魂和韵”的“物哀”感。

1930年周作人运用了小品散文的形式致书废名，写下了《关于蝙蝠--草木虫鱼之七》。

在看似抒闲情逸致的草木鱼虫描写中，“物哀”情绪中特别是“哀感”情致渗透如篇章精髓里。

是年，张勋复辟，周作人思想中“我常想中国的历史多是循环的，思想也难逃此例。

”（7）不幸得以证实。

于是对历史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悲哀感油然而生，周作人这个曾在五四时期自诩为“启蒙者”知识分子有着梦醒之后无路可寻的彷徨感，这是身份的失落与失语的焦虑双重打击下的幻灭感。

按照中国士大夫惯常的方式，周作人寄情山水，放情田园，纵情老庄，奢谈禅佛，“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搜集邮票，刻木刻书，坐箫箫南窗下”（8）在《关于蝙蝠》中，知堂老人在看似平静的谈天说地中，带着历史残败之哀叹之感，“看蝙蝠时的心情，也要仿佛感着一种萧瑟的微淡的哀愁那种心情才好。

从满腔快乐的人看去，只是皮相的观察，觉得蝙蝠在暮色中飞翔罢了，并没有什么深意，若是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来看，便自然有别种的意趣浮起来了。

”虽是引用另外日本《俳句辞典》的只字片语，但却也包蓄着知堂老人无奈的赞同，与虚空的世事悲鸣。

与此相通的是《源氏物语》第二十回“槿姬”那一段：

“他回想往事：

在这老婆婆青春时代，宫中争宠竞爱的女御和更衣，现在有的早已亡故，有的零落飘泊，生趣全无了。

就中象尼姑藤壶妃子那样盛年夭逝，更是意料不到之事。

象王公公和这源内侍之类的人，残年所余无几，人品又毫不足道，却长生在世间，悠然自得地咏经念佛。

可知世事不定，天道无知！

他想到这里，脸上显出感慨的神色来。

”（9）

而“感慨的神色”为丰子恺先生所译，叶渭渠先生则翻译为“物哀之情”

这样的情绪深浸于其中，散落在《故乡的野菜》《乌蓬船》《北京的茶食》《端午节》《饼斋的名号》《谈土拨鼠》《鬼子》《金鱼》……篇目中，一种感怀世事，对风物高蹈，低徊的态度油然而起，超然物外，淡然旁观的俳句意味半隐半现地流露在闲适与超然中。

“俳句趣味”的寂寞怜惜诗情是挥之不去的。

这样周作人就将“哀”由初级的“哀感”推向重层的高级阶段—“趣味”。

“趣味”是“物哀”多层含义的一种演绎形式，而这种“趣味”在周作人小品文中的具体风格表现就是“平淡冲和”的“徘味”。

　　　　　　　　 （四）幽默——“物哀”中带“笑”的情韵

正如本居宣长所诉“凡高兴、有趣、愉快、可笑等一切都可以称为‘哀’”。

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诉却正证明了“物哀”的丰富内涵性。

周作人留学东洋六年中，体验到中国文学缺乏的“滑稽”与“冲淡”品质。

这种淡淡的诙谐带给读者是“有趣，愉快，可笑”的“哀”的情韵。

可以讲这种“幽默是“物哀”的母题下的一个子题。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比较了周作人与鲁迅两人的幽默时言：

“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

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

”周作人的幽默是种旷达与坦荡，是智慧上的演绎与精神上的松驰。

周作人欣赏日本随笔作家中，明治时代的户川秋骨是颇多用诙谐手法的。

“户川是英文学者，我所喜欢的却是他的随笔，虽然他的英文写的论文也是同样的有意思，他的文章的特色我曾说是诙谐与讽刺，一部分自然无妨说是出自英文学中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学里的徘味，自有一种特殊的气韵，与全受西洋风的论文不同。

”

（24）这种带有日式“俳味”的幽默是周作人心仪的，也是将其付诸于文字的。

在《麻醉礼赞》《上下身》《元旦试第》《谈“目连戏”》《风纪之柔脆》中知堂老人妙婉微讽，博得不期然之会意苦笑，让人深感“物哀”情致不知不觉辍笼于知堂老人笔端。

知堂老人文字里笑中含泪，喜中含哀，将“哀”（ぁはれ）可含“喜”的趣味表露无遗。

“物哀”这一感觉式的美，是只能依靠心性才能理解感悟的，表层上的“哀感”情绪有知堂推进到令人愉快欢笑诙谐的俳味深层去。

将“哀”的重层性更向纵深推进。

　　　　　　　　 （五）“物哀”变奏——“感动”“调和”“优美”情味

叶渭渠言：

“‘物哀’是客观的对象（物）与主观感情（哀）一致而产生的一种美的情趣，是对客体抱有一种朴素而深厚感情的态度作为基础的。

在这个基础上主体所表露出来的内在心绪是非常静寂的，它交杂着哀伤、怜悯、同情、共鸣、爱怜等种种成分。

”（25）久松潜一将“物哀”分出五个层次，在上文论述了“哀感”与“情趣”之后，对于“一感动，二调和，三优美”，这三种“物哀”风致笼罩在知堂小品中，弥漫与谈天说地的悠然淡雅文气里。

初恋，是铭心刻骨萦绕心间的情结，淡雅而清涩的滋味象含着一枚橄榄，淡泊而悠远，杂糅着少年的清涩。

周作人在1911年回忆初恋对象杨三姑娘时，带着岁月留下的“感动”，调和着平淡冲和的“物哀”意绪。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

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端详她了。

”清丽的文字流转出历经时间消弭残留下的清涩“感动”与“调和”之美，这样的文字是“优美”而雅致的，“我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恋慕。

”（26）知堂老人明白浅显地梳理着自己的少年怀春心绪，就如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们与知堂老人在苦雨斋中，围炉夜话，品上一盏清茶，听他恬淡平静地讲述陈年心绪直到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他仍写诗怀念她。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27）在从容不迫，谦和宁静的记述中，怀佳人逝去带着怅然若失的感动。

没有呼天抢地的

　　　　　　　　 （六）禅佛之道——知堂小品与“物哀”交汇之地

周作人对于自己是“老和尚投胎所说”的传说一直颇为喜欢。

他在1931年1月30日《书赠杜逢辰君》诗中，漫笔出自己禅佛弟子的心态：

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

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

对于禅佛的偏好更可见于林语堂编的《人世间》转载的“五十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29）知堂由五四时代摇旗呐喊的猛将发展为隐于凡尘的俗家禅僧，与时代政治，生活经历的变迁不无关系。

他失落于社会责任之后，失落与若子生命逝去之后，深深的生命悲哀无常感沉浸于他的思想中，隐逸的消沉情绪常哀鸣与灵魂深处。

这种心境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流露出的“物哀”情感相交汇，形成周作人小品的思想根源。

日本学者重松信弦认为“紫式部对佛教教义进行思考，加深了哀，（源氏）恐惧自己的罪业，观察人世的无常，思量宿世的命运，出家的念头又加深了引起这些想念的事情所培育的哀。

”（30）在佛教中，紫式部发现了人性的心性及其潜在的深沉的哀，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碧云寺闲居期间，终日捧读佛经，在禅佛思想关照下，彻悟着无常的命运，思索着“大乘菩萨忍辱等六度难行，净土及地狱的意义”，“听般若堂里和尚击罄的声音，觉得是一种清醒的力量，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

”（31）周作人的“物哀”情绪由佛教交汇共通。

神道教是日本本土的宗教，它注重现世的生活，是关注生命，生存的宗教，以最好的方式阐释着此岸的世界。

神道的“现实本位”“自然真实”是“物”（もの）的根底。

而佛教则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外来宗教，它注重彼岸的世界，与心性的功能，佛道的“皆心所作”，“心生则种种法生”佛教的悲观宿命说，生命无常情绪进一步深化了“哀”（ぁはれ）的内涵。

可以说物哀是神道与佛教融合的产物。

本居宣长也承认“佛道中也有物哀的深邃的一面，紫式部并不是因为要树立自己的主张而偏向佛道，而是因为自古以来世间有忧愁之事都改其形为僧形，进入佛道，所以此道有许多深沉的物哀”（32）这种盛者必衰，会者定离的菩提之理也是周作人人生领悟。

在禅佛精魂上，知堂小品与日本传统美学理念水乳交融在一起。

体悟到“物哀”感的还有日本禅僧兼好法师的《徒然草》，1925年4月13日，周作人在《语丝》杂志上发表《《徒然草>抄》14篇，兼好提到“死亡的到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近在眼前。

可是人们却每天追求物质生活，愚蠢地忘记了它的存在”（33）这种“物皆幻化”的禅师无常感深深打动了知堂的心境，引起了他的共鸣，将这种“物哀”感在其散文中浅吟低唱，反复渲染。

于是我们看到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自由而且写意”生活的看客，《寻常人》中对生命逝去的敏感悲鸣者。

禅佛是“物哀”思潮的来源之一，也是周作人灵魂支柱之一，两者相融汇就形成了知堂小品中挥之不去的厌世思想，悲哀心境，“物哀”情绪。

在“苦茶庵”中读佛经，写散文的知堂，笔端时隐时现的徒然悲哀感，让我们不难理解1937年后，知堂任伪职的行为了。

相信“物哀”不但贯穿于他的小品文中，更是人生哲学的一个主题。

他的艺术趣味甚至影响到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七）结语

“物哀”是日本艺术美的精神源泉，是日本作家执著追求的艺术趣味，是日本国民共同偏好的审美倾向。

这种规定了纯粹的美学意识同样规定了深受日本文学淫浸的知堂散文，使其小品文主体性和自律性中散发一股难以莫名的“物哀”美。

这种以“哀感”为基调的情绪，交杂着日本“俳句趣味”“感动”“调和”“优美”等等变调复奏，包含着哀伤，怜惜，同情，爱怜，怜悯等感动因素。

对于周作人这位学贯中西，思想庞杂的文化巨人来说，选择“物哀”情绪这个切口来理解他的审美趣味，人生哲学，生活选择，艺术思维不失为一条良径；以佛教来阐释知堂小品文与“物哀”的思想渊源不失为一种良方。

知堂小品里“平淡冲和”气韵里显出的日本传统美学“物哀”美充分体现了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东瀛岛国风土的熏陶下，培养出他崇尚物哀，幽寂风雅的气质，在传统儒家中庸隐忍的思想的影响下，支撑出他温和敦厚，平淡冲和的风度，这样的气韵神情化入小品文中，流转出“物哀”的美学体验。

经过知堂的艺术锤炼，升华出一种独特的对外界毫无抵抗能力的“物哀”感染力，深深浸润了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