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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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

1工业化水平的评价标准与方法

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标准主要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

工业化主要表现为：

（1）一般来说，国民收入中工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乃至占主导地位；

（2）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3）在二次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4）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不断提高；（5）在上述指标增长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基于此，有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空间结构等多方面来衡量。

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根据代表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可比性原则，我们选择了人均GDP，一二三产业产值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一二三产业就业比等五个指标来衡量我国地区工业化进程，各个指标的阶段划分标准如表1所不。

根据上述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和相应的标志值，我们选用加权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一国或者地区工业化水平和进程的综合指数，再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结果进行检验。

为了准确反应工业化各个阶段的特征，选择阶段阈值法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最终可以计算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

通过国家或者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可以判断国家和各个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我们用“一”表示前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为0），“二”表示工业化初期（综合指数值大于0小于33），“三”表示工业化中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33，小于66），“四”表示工业化后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66小于等于99），“五”表示后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100）；“（Ⅰ）”表示前半阶段（综合指数值未超过该阶段的中间值），“（Ⅱ）”表示后半阶段（综合指数值超过该阶段中间值）；“二（I）”就表示该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

2中国工业化水平的评价结果

到2005年，中国全国、四大经济板块、七大经济区域和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综合水平、所处阶段如表2所示，括号中的数字为相应的工业化综合指数。

从全国看，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表明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地区已经过半。

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l8，表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经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

到200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了26，这表明1995到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

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是50，这意味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阶段。

也就是说，“十武”期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接近5。

单独的计算表明，在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33分，如果认为从工业化初期步入工业化中期，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的话，那么，“十五”期间的2002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转折之年。

从静态计算，如果在未来中国能够保持“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N5，到2015～2018年，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

即使按照“九五”和“十五”整个10年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3.2推算，到2021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将达到100，中国将实现工业化。

从板块和经济区域看，到2005年东部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了78，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东北地区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45，进入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而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水平指数为30和25，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

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水平整个一个时期，环渤海地区也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

我们的评价分析，清楚量化地标明了各个区域板块的工业化水平差异。

从省级区域看，到2005年，上海和北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天津和广东则进人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浙江、江苏和山东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

这7个地区都属于工业化水平先进地区，都高于全国的工业化水平。

而辽宁和福建两个地区则与全国处于相同的工业化阶段，同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山西、吉林、内蒙古、湖北、河北、黑龙江、宁夏、重庆等8个地区虽然也处于工业化中期，但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低于全国工业化总体水平。

陕西、青海、湖南、河南、新疆、安徽、江西、四川、甘肃、云南、广西、海南等12个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比全国水平落后一个时期。

贵州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刚刚踏上工业化进程，而西藏处于前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开始其工业化进程。

总体上看，到2005年，全国有2个地区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经济总量占全国8.3％、人口占全国2.6％、土地面积占全国0.2％，也就是说我国已经有2.6％的人口实现了工业化；天津等5省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其经济总量约占全国40％、人口约占全国25％、土地面积约占全国4.7％。

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25％的人口已经步人工业化后期；辽宁等10个省市处于工业化中期，其经济总量占全国27％、人口占全国28％、土地面积占全国13.5％，我国大体上有28％的人口处于工业化中期；陕西等13个省市区处于工业化前期，经济总量占全国25％、人口占全国44％、土地面积占全国68％，这意味着我国将近一半的人口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西藏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可以说，从地区工业化进程看，到2005年这一个时间截面，我国大陆版图内包括了工业化进程的所有阶段，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落差巨大，不仅有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上海、北京，还有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西藏。

如果在一年内人们有机会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中国各个地区，就可以体验到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演进的整个工业化历程。

3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征

我们分别计算了1995、2000和2005年三个年度的中国全国及各个区域的工业化水平。

通过比较这三个年度的我国工业化水平的变化，我们可以动态地分析“九五”和“十五”这十年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征。

第一，1995—2005年的l0年间，中国全国和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

相对于“九五”期间，“十五”期间则是大幅度的加速工业化时期。

东部地区的工业化速度依然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中国地区之间工业化进程的差距继续加大。

广东是“九五”以及1995-2005年这l0年间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地区，而山东、江苏并列成为“十五”期间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地区．江苏则是“十五”比“九五”工业化加速趋势最明显的地区。

1995～2005年，中国整体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持续提高，年均提高3．2，整体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十五”期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要高于“九五”期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相对“九五”期间，“十五”是加速的工业化期间。

虽然各地区增长速度有快有慢，但四大经济板块和绝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都在持续提高。

如果将各地区“十五”期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与“九五”期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相比较，也可以看出四大经济板块和绝大部分省市区（湖北省和黑龙江省除外）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在“十五”期间都在加速提高，这说明，这十年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加速工业化。

但是，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度不同。

在四大经济板块中，工业化速度最快的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但“十五”期间比“九五”期间的工业化加速趋势，西部地区要比中部地区明显。

七大经济区域中，1995-2005年，工业化速度排序依次是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中部六省、大西北、东北三省、大西南，“十五”期问比“九五”期间的工业化加速趋势，环渤海地区最为强劲，其次是珠三角地区，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分列第3、4位，而东北三省位居最后。

在“十五”期间东部地区的先进省份继续加速领跑，而一些西部和中部省份开始发力追赶。

上述我国工业化速度分析表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整个“九五”和“十五”期间，虽然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在快速推进，但总体上仍低于先进地区的工业化推进速度，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

l995年工业化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为44.5，排名后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为2.9，相差41.6点，而到2005年，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提高到76.6，排名后l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提高到19.4，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到57.2。

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缩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二，在整个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各个地区都在向着工业化高级阶段发展，由于各个地区工业化起点和发展速度不同，使得处于不同工业化时期的地区数量发生不断的变化，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中国各地区的数量分布形状从倒扣的碟形向金字塔型、继而向橄榄型分布不断演进。

1995年，30个省市区中，24个处于工业化前期，3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只有3个地区攀升到了工业化后期，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中国各地区的数量分布形状类似于倒扣的碟形。

到2000年，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地区数量减少1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地区变为5个，后期阶段的地区变为2个，后工业化阶段的地区变为1个，整体上呈一个金字塔状。

到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演变为典型的橄榄型，工业化初期的地区减少到12个，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地区分别为10个和5个，这构成了橄榄型的中部，有2个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1个地区仍在前工业化阶段，这分别构成了橄榄型的两个尖部。

从长远发展趋势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更多的地区实现了工业化，整体形状向倒金字塔型演进。

第三，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主要得益于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九五”时期和“十五”时期来看，在“九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十五”期间，工业结构升级代替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我国及其绝大部分地区工业化推进的主要动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从以工业数量扩张为主逐步转向工业质量提高为主。

第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长期、普遍表现出工业化与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就业结构相背离的结构特点，这与中国的独特的国情和工业化战略有关。

改革开放前的片面工业化，在完全农业化的社会里根植了庞大的重工业体系，使绝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都呈现出工业化与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就业结构相背离等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问题在工业化指数上的体现就是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就业结构等分指标的得分与综合得分之间的偏离。

改革开放以来，结构失调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我们通过构造偏离系数计算表明，1995年，。

全国的人均GDP和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偏离最为严重。

而产业产值比则远远超越全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结构和产业就业两个指标与工业化指数最为接近。

2005年，人均GDP指标和城市化率指标偏离程度继续缩小，三次产业产值比例指标的偏离程度大幅度地缩小，而工业结构指标偏离程度大幅度地反方向扩大，三次产业就业指标偏离度继续扩大。

总体上看，虽然城市化率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但在不断缩小，而产业产值比虽然仍高于工业化综合得分，但2000年以后偏离度在大幅度缩小；人均GDP已基本与工业化同步。

工业结构领先于工业化进程的程度在不断加大，而产业就业结构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大。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经验

虽然工业化进程有着其共同的规律，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其工业化进程时都有着其特殊的国情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国情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人口众多、但人均收入很低的农业国为经济背景，二是以大量的农业人口、典型“二元结构”为社会背景，三是以从长期的封闭的计划体制、采取“渐进式”战略转向开放的市场体制为制度背景。

从经济背景看，虽然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后进国，但由于计划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具有很好的始点，而人口众多又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从社会背景看，虽然大量的农业人口加大了工业化的难度，但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从制度背景看，“渐进式”改革战略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外开放为工业化提供了获得国外先进生产要素（技术、资金等）、利用后发优势的机会，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不断改善我国的经济激励机制。

一定工业基础、巨大国内市场、“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后发优势等，构成了中国工业竞争和推进工业化的“要素组合优势”。

但这种“要素组合优势”并不必然导致成功的工业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有赖于实施能够充分发挥这些“要素组合优势”的工业化战略。

归结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这也构成了我国工业化的四方面经验。

一、建设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保持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

工业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它还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过程，同样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影响工业化的进程。

因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基本要求，是经济发展可以持续的根本性前提条件之一，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就没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没有工业化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危机，我国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汪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不受影响。

经过20余年连续的、高速的工业化，终于使我国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

因此，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证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既是我国历史的教训，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的经验。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会产生各种新的社会经济矛盾，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环境和资源制约等，这些矛盾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会引起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冲突，进一步可能导致各类危机。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强调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也是基于这条宝贵的经验提出的正确的现代化战略。

二、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高级化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第一产业产值比从1978年的27.9％下降到2005年的12.6％，第三产业产值比从1978年的24.2％上升到39.9％，而且扭转了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战略”而造成的工业结构失衡，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是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和实施的科学工业化战略的必然结果。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但仍不是工业强国，存在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问题。

根据这种国情，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2002年又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战略，指明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

新型工业化是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在新的形势下产业结构升级任务的一种战略。

新型工业化战略并不是要违背原有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而是要尽量避免传统工业化道路下伴随着工业发展而产生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分析，我国现在进入了重化工时代，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不仅是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工业经济大国，发展重化工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大国战略的重要支撑。

但是，我们提出新型工业化战略，并不意味着重化工业因为具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而不易发展，而是提出我国发展重化工业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路径，依靠信息技术、节能技术以及环保技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使重化工业也能够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三、坚持“内外双源”发展，构建全面的工业化动力机制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可以划分为“内源性工业化”和“外源性工业化”，前者主要是依靠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企业家才能、自主技术和自由资金积累等）来推动的工业化，而后者是依靠国外要素供给来推动的工业化。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为我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内外兼具”、全面的动力机制。

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国内丰富、强大的动力源。

这具体表现在市场化改革逐渐松开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被压抑与控制的能量。

这经历了自1978年起第一轮农村改革对农村的各种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1984年以后城市改革对国有系统的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以及1992年以后国有系统之外的各类资源、要素、组织力量及其能量的释放，最终形成了国有、个体、私营等各种国内经济成分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格局。

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再到加入WT0，在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逐渐吸引大量的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了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那么，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我国更强调自主创新，强调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利用世界资源，包括技术、资金、市场、能源和原料等，通过“内外双源”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

四、尊重地方发展经济的创造性。

探索正确的区域工业化模式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各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非常典型的有三种：

一是“珠江三角洲模式”，二是“苏南模式”，三是“温州模式”。

这三种模式被认为是不同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

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以发展外向经济为主的改革模式，苏南模式是以发展乡镇集体所有经济为主的改革模式，温州模式是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的改革模式。

同时，这三种模式也被认为是不同的区域工业化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是外资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苏南模式是乡镇集体所有资本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温州模式则是民营资本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苏南地区实施“三外（外资、外贸、外经）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苏南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向珠江三角洲模式转化，发展成为所谓的“新苏南模式”。

应该说，这三种工业化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地区，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允许地方发挥创造性，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是我国工业化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

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为各地区探索自己的工业化模式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课题组负责人：

陈佳贵；执笔：

黄群慧）

（2007年9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