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研究回顾 朝向一个可能的视角和框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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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研究回顾朝向一个可能的视角和框架

农民工问题研究回顾

朝向一个可能的视角和框架

摘要：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社会群体。

尽管距农民工进城已有几十年历史，许多研究仍缺乏对农民工群体基本的认识，以致该研究领域呈现出比较混乱的局面，影响了研究的推进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文章在考察农民工基本群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的“融入”、“融合”之争和相关的理论框架，提出以“适应”视角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来研究流动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恰当性和可能性，以期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和推进新的研究上提供一点启发。

关键词：

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新制度主义

ResearchReviewonMigrantWorkerIssues:

TowardsaPossiblePerspectiveand

Abstract:

Migrantworkerisaspecialandimportantgroupintheprocessofthe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ofChina.Ithasbeendecadesofyearssincetheappearanceofmigrantworkers,whilemanystudiesstilllackabasicunderstandingofmigrantworkerswhichleadstoachaosandevenfabricatequitesomefakeproblemsinthisfield,beingofnohelptobothsettlingthepracticalissuesandpromotingacademicresearch.Therefore,basedonaninvestigationonthebasicgroupcharacteristicsofmigrantworkers,theauthorreviewsthedisputebetween“assimilation”and“integration”andrelatedtheoreticalframeworkinexistingliteratures,putsforwardan“adaptation”perspectiveandnewinstitutionalismtheorytostudythefloatingmigrantworkers'urbanadaptationgiventheirappropriatenessandpossibility.Theauthorhopestoreachagreementsonsomebasicissuesandinspirenewstudiesthoroughthispaper.

Keywords:

Migrantworker,Floatingpopulation,Urbanadaptation,New-institutionalism

改革开放以来，数亿万计的农民离开他们曾赖以为生的土地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事产业工作，形成当下社会转型时期一个备受瞩目的农民工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监测调查，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相比去年增加274万人（中国网2014）。

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在促进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国家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进程中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市民权问题和冲突犯罪问题等。

围绕这些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彰显了目前研究存在的张力，加之研究者在相关概念的界定和操作化指标上的分歧，更使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

这不仅使得相关研究缺乏对话和比较的基础，也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农民工群体基本特征的考察和对现有研究视角、理论框架的回顾提出一个未来研究的适应视角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以期为推进农民工问题研究提供一点启发。

一、农民工群体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农民工现象的长期存在确为不争的事实，对农民工群体的鉴别在实践上也并不困难，但“农民工”概念却是一个模糊的东西，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指称对象。

“农民工”一词最早由张雨林教授提出，继而被政府和学界广泛使用。

国家首次在法律法规中使用“农民工”概念是在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该规定认为农民工即农民合同制工人。

根据《人口科学大辞典》的定义，农民工指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镇地区或乡村社区的企事业单位从事第二、第三非农产业活动，户籍在农村，原则上家中还有责任田的农村劳动力，简言之，即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农村劳动力（向洪等1994：

656）。

而陆学艺则把农民工视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称之为“新产业工人阶层”，包括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人员和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陆学艺2013）。

同时，也有学者（如艾君）指出“农民工”的提法本身是有问题的，认为它不仅含有一定的歧视色彩，也不符合士农工商等职业划分中“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属性而存在的事实。

但为了保持学术研究的一贯性，本文仍采用当前学界主流的做法，用“农民工”指称拥有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

我们认为，真正的农民工问题研究有赖于首先对农民工群体基本特征的考察，其相关的分析和结论也应该建立在这些基本特征之上，不然问题的真实性是存疑的。

第一，农民工群体在户籍和职业上的二重身份性。

从常规职业来看，农民工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进到城市从事第二、第三非农产业，不占有生产资料，主要靠工资收入为生；从户籍状态来看，农民工仍保持农村户口，在家乡占有责任田或宅基地。

目前不论政府还是学界都有许多人把研究目光聚焦到农民工的职业身份上，认为只要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不断创造制度环境将其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及市民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这不仅背离了农民工真实的意愿和福祉所在，也是一种典型的主体性缺失和服膺于研究本身的立场观点。

所以我们的目光还应该放到农民工的户籍身份以及与之相伴的土地上来。

由于农民工还是农民，家中还有土地，因此即便长年在城市务工，他们也能在经济危机、产业结构失调和任何厌倦城市生活的时候回到家乡，或伺机进城务工或就此在家养老，从而避免沦为“深陷城市的人”。

户籍和田地是农民身份最明显的标志，已有不少调查表明多数农民工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和老家的田地举家迁移到城市中，即便新生代农民工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不会放弃老家的田地（江立华和谷玉良2013）。

同样，根据笔者前不久参与的一项农民工调查，在排除缺失、“无所谓”、“说不清”，老家有田地的访问对象中达53.9%不愿放弃自己的田地；即便有机会，也有28.2%的访问对象明确表示不想把户口迁到城市（其中45.7%表示无所谓）。

第二，农民工群体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驱动性。

根据泽林斯基的人口迁移转变理论，社会发展会经历传统阶段、前转型阶段、后转型阶段和现代阶段，在前转型阶段和后转型阶段都有大量的非永久性迁移人口（Zelinsky1971）。

从农村来看，由于人口规模和生产经营技术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却难以在产量上获得质的提升，农业生产面临“内卷化”问题，劳动力过剩越来越严重。

从城市来看，工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duallabormarket）使得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的次级劳动力市场难以吸引当地劳动力，加之教育培训的普及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提升，进一步加剧了其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以减少潜在劳动力的方式）。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对农村家庭而言，理性的资源配置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输入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而把其他成员留在家中以避免举家进城带来的高额成本。

由于农民工的参照群体更多是家乡的人而非当地人，对他们而言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条件不仅是能接受的，也是其增加收入、维持家计、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尚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填补城市劳动力市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农民工问题绝也非仅仅改革户籍制度就能解决的中国特有问题，其背后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面对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第三，农民工群体在实践上的流动性。

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使得经济活动中的风险预期多数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当中，一旦经济波动、市场萎缩，厂商就会裁减相应部门的劳动力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因此农民工雇佣的临时性和非合同化现象普遍。

当然，为适应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农民工也会主动寻求就业机会。

由于入职门槛和自身的期望相对较低，农民工不但能在不同厂商、不同行业之间，甚至在全国各个地区之间也能自由流动，只要有招工、只要收入还算理想他们都可以考虑。

另外,城市和农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与之相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习俗、文化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异文化未必都是他们所向往的。

而对于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而言，留下来、融进去也并非易事，即便排除户籍制度的限制，经济实力和社会网络仍将是其定居城市、融入城市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两道壁垒。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身份认同和未来定居意愿上，有49.7%认为自己仍属于农民、农民工，排除缺失和“无所谓”、“说不清”，仅有12.7%表示愿意迁移到曾有过务工经历的城市，而达57.3%倾向于回到老家或老家所在的县城和乡镇。

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结合其二重身份和受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性，城乡之间的来回流动才是其当下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真实的实践状态。

第四，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的多元性。

如果从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算起，农民工进城已有30年历史。

这30年来，农民工群体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同质到逐渐分化的发展过程，结合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些农民工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种分化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首先是不同代际间的分化。

新生代农民工在认知结构、就业形态、利益诉求和抗争形态等方面与其父辈相比都有很大差异，且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和更新一代农民工的出现，不同代际间的农民工将会呈现出更多差异。

其次是不同行业或岗位间的分化。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不同的行业比如建筑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和特定行业内不同的岗位比如管理岗位、技术岗位、一般岗位之间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等方面相去甚远。

再次是不同地区间的分化。

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对待外来劳动力的政策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往往也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

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的多元性或最终体现在“是走还是留”的问题上，所以不管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应当区分迁移性农民工和流动性农民工。

针对前者应该着重探讨如何重新设定城市落户条件，并开展相应的制度改革以确保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打拼在城市站得住脚的农民工能够尽快融入城市社会；而对后者则应在尊重其流动意愿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以改善其城市生产生活、促进其社会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他们在家乡建设中的作用。

二、流动的农民工：

“融入”、“融合”与“适应”

目前学界关于农民工融入、融合或适应的研究虽然很多，争论也比较激烈，但争论的焦点更多集中在“融入”和“融合”上，有关“适应”的争论还比较少。

而且现有文献中由于缺乏对相关概念的深入研究和细致考察，许多时候“适应”只是被当作“融入”和“融合”的同义语使用，因此每个概念的意涵以及相应的适用对象和理论假设目前尚不明确。

“融入”和“融合”之争源于西方移民问题研究。

法裔美国学者克雷夫科尔最早于1782年提出熔炉论（theoryofmeltingpot），他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将继续把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李明欢2001）。

这一观点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在帕克看来，融入（assimilation）是一种不可逆的社会过程，此过程中外来族群不断抛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行为模式，最终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获得与主流群体一样的生存和发展机会（Park1928）。

他认为社会融入包括四个阶段：

起初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相互接触；继而是二者在劳动力市场、居住空间、公共福利以及其他社会资源上的相互竞争；竞争的结果是种种基于种族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人们对此的感知、习惯和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种族之间的任何互动和联系都将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从而推动种族关系最终进入融入阶段（Park1924:

p506）。

戈登认为，外来移民的融入过程包括文化融入、结构融入、婚姻融入、身份认同、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公共事务融入等七个维度。

在文化融入上，移民一般是被动接受、习得当地主流文化的单向过程，其中，美国移民文化融入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则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白人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人（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WASP）的中产阶级的文化模式”的核心文化（李树茁和悦中山2012）。

虽然类似观点在后来确实面临不少批评和责难，但还是吸引了不少追随者，使得“融入”一度成为理解移民问题特别是美国移民问题的主要概念。

然而，随着美国作为“大熔炉”的观念逐渐受到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的挑战，融入概念在解释移民问题上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

在贝瑞等人看来，外来移民并非单向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在适应、认同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保留原有的传统和习惯，相应地当地文化也允许外来文化作为城市新文化的一部分与之共存，二者相互适应、并行不悖（Berry1997，Phinney1990）。

甘斯批判了芝加哥学派的直线融入论，并提出了曲线融入论（bumpylinetheory），他认为即便随时间推移，外来移民也并非全都能融入当地主流文化，比如有的会融入主流文化有的会融入边缘文化、贫困文化，而后者（及其后代）只有通过改变其经济状况、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才可能最终融入当地主流文化，而这并非人人都能做到（H.J.Gans1992a,1992b）。

此外，他还通过一项关于来自乡村的意大利人如何适应波士顿生活的研究得出，在新环境中大多数人维持着许多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做法使他们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且保护了他们与其他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联系（H.J.Gans1982:

p33-40）。

费希尔认为，城市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的亚文化群体构成的组合体，每一群体中人们共享某种亲属关系、民族起源或社会阶级之类的一些因素（Fischer1975）。

周敏基于不同移民群体在社会融合上的差异提出了区隔（segmented）融入论，她同时强调文化心理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的重要性，认为融入不仅依赖移民自身的文化和心理因素，也受其在社区中的社会网络、主流社会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分层取向等因素的影响。

本地成长起来的移民二代要有选择性地认同对自己有利的主流文化，充分动员社区和族群的力量才能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盲目追随所谓的主流文化只会越来越陷入社会底层（Zhou1997）。

总之，贝瑞的文化多元论、甘斯的曲线融入论、费希尔的亚文化论以及周敏的区隔融合论都认为外来移民并非必然地融入当地主流文化，而更多的是逐渐作为城市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也即是说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合并不以消除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而是一个社会多样化和差异化的过程。

基于此，李树茁等把这类移民问题研究的视角称作“融合”（integration）视角。

总的来讲，“融入”是单向的，是指移民群体在经济、行为、文化和心理上都融入到迁入地主流社会体系中，而“融合”是双向的，表示迁入地文化和迁出地文化融汇到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意的文化体系。

融入视角预设外来移民都将放弃原有的传统和习惯，希望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体系中，而忽略了作为主体的移民自身真实的意愿及其相应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和决定论色彩。

基于移民融合的新情况和相关研究的推进，阿尔巴等人把移民社会融入定义为“种族差异以及基于种族差异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的消减”（AlbaRichardandVictorNee2003）。

这一定义以差异的消减为要旨，允许主流社会体系的调整和改变以适应原先被排斥在外的少数族裔文化，克服了传统融入概念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迈向一个多元并存的城市新文化。

虽然“融入”和“融合”曾一度是西方移民研究争论的焦点，但近年的研究基本上摒弃了“融入”概念，研究者多采用更多维度的、双向的和平等视角的“融合”概念来讨论移民社会问题。

回到国内的农民工问题上，目前学界主要还集中在“融入”和“融合”之争。

杨菊华等认为，尽管“融入”概念有一定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暗含了一种不平等的文化和行为主从关系，即迁入地文化为主、迁出地文化为辅，当地人传统和行为方式占优势，外来者传统和行为方式处于弱势，但是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而“融合”概念和多元文化论本身最初是一个政治主张，是作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提出的，旨在对抗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以欧裔白人为中心的、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

主观意愿上外来者无心传播家乡文化而更多的是对城市主流文化的向往，客观上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外来文化也无力与城市主流文化相互融合（杨菊华2009）。

因此他们认为“融入”概念比“融合”概念更适合于农民工问题研究。

而在李树茁、悦中山等看来，在“融入”视角下，不但学界一味地围绕农民工如何单向地在经济、文化和心理等方面融入城市开展讨论，相关的公共政策也容易认为其融入水平的提高必然改善其福利状态。

他们认为，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的方向性是值得讨论的，所涉及的问题即农民工是否单向地放弃家乡文化而去追逐城市主流文化，农民工城市主流文化的习得是否必然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但是根据其实证数据，农民工在习得城市主流文化的同时并未放弃家乡文化，其城市主流文化的习得也不一定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所以他们认为“融合”概念更适合农民工问题研究，相似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指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差异的消减（李树茁和悦中山2012，悦中山等2012）。

虽然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

“融入”概念照顾了城乡文化和行为间客观的主从关系，但其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和对农民工融入过程中的真实意愿和福利所在的主观建构值得反思。

相反，虽“融合”概念从双向的、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城乡文化，摒弃了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但多数城市中的外来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仍处于弱势，对这一客观事实的忽视也使其容易面临责难。

笔者认为，不管是讨论融入还是融合问题，其前提是要留下来来的对象，比如国际移民、水利工程移民等永久性迁移群体。

而近年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不管是基于“融入”、“融合”还是其他的视角，都发现由于城乡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传统习俗、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农民工往往是处于“流而不迁”的状态，绝大部分农民工进城不过是为“打工挣钱”，而非“落户安家”。

如前所述，虽然有不少研究冠以“适应”之名，但并未对“适应”概念详加考察，也并未真正贯以“适应”视角来开展研究。

在《社会心理学词典》中，社会适应也称适应，是指“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环境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或态度的过程…它包括一系列自主的适应性行为，通常表现为顺应、自制、同化、遵从、服从等具体方式”（时蓉华1988：

219）。

通过这一过程个体得以掌握当前社会的文化、习俗、制度和行为规范，能够根据社会环境在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具体而言，农民工城市适应就是指农民工进城后，在面临生产生活环境全面转换的情况下，逐渐掌握城市文化和行为规范，在心理和行为上做相应的调适，通过更好地按照规范允许的方式行事以改善自己在城市生产生活中的福利。

朱力认为，农民工城市适应包括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几个层次和方面（朱力2002）。

“适应”概念容易与“社会化”、“同化”等概念混淆，的确从内容上看它们有着许多重叠的地方，但“适应”更具一层积极主动的意义，强调个体行动者在社会行动中的主观能动性。

所以，从“适应”视角来看，农民工并非一味被动接受城市异文化的同化，也不是把自己和城市社会完全隔离起来，而更多是在现行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内主动地采取一种有利于其城市生产生活的权宜策略，它是一种实用主义（pragmatism）取向的理性行为。

从农民工长期的实践来看，改变自我、融入城市、进而与之相互融合也并非多数人的选择，而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建立新的初级社会网络，形成“‘城市中的村庄’与‘城市中的老乡’这一特殊的居住场合与社交圈子”。

据笔者的调查，不管是结伴进城、就业帮扶、生活关照还是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他们获益最多的均来自家人、亲戚和老乡等初级社会网络。

这种初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能够使农民工迅速进到“我群体”之中，经济、文化、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能够帮助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样，特别是对于初到城市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既能更好、更快地达到打工挣钱的目的，免于沦为城市流浪者，也不至于在打算离开城市的时候面临不必要的羁绊；但是另一方面，过密的社会网络也限制着社会交往，客观上保护了农民工原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成为其真正融入城市的阻碍因素。

虽部分研究能够就此双重作用达成共识，但多数的还是偏向视其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碍因素，而非现行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下促进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能动因素，压抑了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对于流动着的农民工而言，“适应”概念不仅能够弥补“融入”和“融合”在方法论上的不足，也更符合其长期流动的社会事实和相应的实践特征。

更重要的是，以“适应”视角来开展研究还能找回农民工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还原其城市适应的权宜性、策略性和流变性等面貌。

三、朝向新制度主义：

一个可能的理论框架

目前学界已有研究中解释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理论框架大致呈现出现代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下，农民工适应问题更多的是身份转换问题，即由农民转化为有着现代化人格的城市市民的问题。

比如周晓虹认为，一个具备现代素质或现代性的人也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顺利适应城市社会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周晓虹1998）。

所以，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其实质就是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以及由此获得现代性的过程（江立华2004，潘泽泉2011）。

当然，也有学者把农民工适应问题视作农民工在社会生活技能、社会规范和个性气质等方面的再社会化问题（朱虹2004，马雪松2007）、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刘传江2006）或农民工城市性的获得问题（王兴周和张文宏2008）。

总之，在此理论框架看来，农民工传统的习俗、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是其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想要取得突破，有赖于其市民素质的提升和现代化、城市性人格的塑造。

社会网络理论则主要聚焦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城市适应的影响。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对于个体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社会支持，包括物质帮扶、信息网络、地位获得、情感慰藉和其他可调动的资源。

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与质量的社会网络对个体的社会支持各有不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说认为弱关系相对于强关系更能桥接“他群体”，为个体提供“我群体”中不易获得的对个体发展而又相对重要的信息资源（LinNan1999）。

如前所述，由于农民工在进城后的社会网络仍然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主，其规模小、密度高、同质性强，所以在此理论框架下，农民工要更好地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体系需要不断拓展其次级关系，从乡土性的初级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嵌入到都市性的社会网络中去（曹志刚2009，悦中山等2011）。

制度主义理论则聚焦阻碍农民工城市适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