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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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15-01-0110:
04宣讲家叶海林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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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我国经济总量目前还比不上欧盟；在军事实力还达不到俄罗斯的水平。
可是无论美俄关系，还是美欧关系，都不能起到塑造和影响未来世界的作用。
而作为崛起速度最快的后发者中国与既有体系的维护者美国之间却形成了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长期维度衡量，中美关系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非常复杂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不要指望通过几年的努力，或是中美两国高层互访，或是中美两国战略上的谅解，实现中美关系彻底的无冲突化。
未来两年，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不会太大，奥巴马不太可能像当年的小布什那样发生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管控”永远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题词。
换言之，管控分歧是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可以说，如果中美关系稳定，那么，当前国际关系基本体系的状态就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恐怕眼下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出现重大变化。
（一）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
我们常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比较主要的，甚至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也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全球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在于，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护者美国与崛起速度最快的后发者中国之间，形成了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体量来看，我国的经济体量显然比欧盟要小，在全球经济事务方面，欧盟和美国加起来的比重更大，也就是说，美欧关系对全球经济维度是主要的；从全球安全来看，不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怎样，俄罗斯仍是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就是说，美俄军事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全球的安全状态。
我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还比不上欧盟；在军事实力上，达不到俄罗斯的水平。
可是，无论是美俄关系，还是美欧关系，都不能够起到塑造和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作用。
这是作为后发者的中国与既有体系维护者的美国之间特有的一种状态。
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之后，我们再去看待中美关系，就需要更具全球视角，而不仅仅从中美双边事务中看待问题。
（二）国际性事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
在中美若干议题中，中美两国单纯的双边事务是比较好处理的，不论是知识产权还是能源合作，中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所需要的成本并不是太高。
中美两国真正会爆发摩擦、产生争吵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地区性或者国际性问题，即涉及到中美两国以外的第三方的问题。
比如近两年的南海问题，尽管有奥巴马总统的访华以及在其他一系列国际场合下中美的交流，但是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峙仍比较明显，分歧也非常大；在东海问题上，中美两国所持的立场依然相去甚远。
这其实就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中美关系的维度变得越来越广的时候，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型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中美两国之间有七十多个双边对话轨道，都是部级以上的，在这些对话轨道范围内，单纯的中美双边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和处理，但是涉及到国际和地区事务，也就是说涉及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恰恰是中美两国激烈博弈之处。
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因为利益方很多，并不只有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也并不是仅仅中美两国愿意做出妥协、达成谅解，就能够解决的，第三方因素作为一个变量随时在影响着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
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但要考虑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要考虑到东南亚盟国的诉求；在东海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和美国同时都能够发挥重要影响。
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
（三）中美关系效力外延的问题。
这就有一个如何转换视角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管控比较有效，而在管控地区分歧方面变得更加困难，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影响整个世界的。
现在至少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状态如何，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就如何。
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有效管控这些分歧，亚太地区和平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维持；如果中美关系不能有效管控这些分歧，那么，整个亚太地区就会发生重大的动荡。
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效力外延问题，也就是由这样一对双边关系影响到中美关系以外的国际关系。
因此说，现在的中美关系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酝酿与考量
金融危机时，美国把中美关系摆放到了突出的或者说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位置。
金融危机以后，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共同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就说明双方都已经认知到中美关系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重要性，但是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解读方式。
我们说中美双方能够在定义彼此的双边关系达成一个概念上的认同，这是一个进步，但要达到一个真正的精神上的认同，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其实，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目前隐含的台词是中美双边关系还没有达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期许，需要继续努力。
（一）中美双方对国际秩序理解的差异。
在国际秩序上，我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实现多元化，尽管不一定能实现多极化，起码认为一个一极的世界是不够合理；在美国看来，一极世界是合理的，并且应该继续维持下去。
对这一问题的分歧成为中美两国需要管控的核心内容。
具体地：
一方面，从中国的立场来看。
所谓“新型”在于中美共同努力，避免出现传统的大国竞争和大国博弈。
就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我们认为这是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
在国际关系中，从过去到现在的几百年时间里面，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去解决两强格局下的世界秩序问题。
无论是当年的“冷战”格局，还是以前欧洲的两大集团的格局，最后都是以悲剧性的冲突收场，要么是一方完全失败，要么是两败俱伤。
我国希望避免和美国发生这样的冲突。
所以说，我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首先是不要重蹈强者争霸的覆辙，而实现前提则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做到平等相待。
在中国人看来，平等相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平等相待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另一方面，从美国的立场来看。
奥巴马从2014年5月开始到9月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公开谈到，美国要坚持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
如果美国是全世界的领导者，那么美国会不会接受一个跟它平等的中国？
显然是不能够的，自然也谈不上对我国平等相待了。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有一点跟我国是有共识的，即：
美国并不希望和我国全面对抗。
同时，美国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应该是中国接受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
这显然不是一个完全基于平等关系的表述。
（二）中美双方关于地区和国际秩序的理念差异成为中美关系核心的争端。
美国认为，美国无论如何应该拥有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看来，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一定条件下，或许可以接受；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是对其有所置疑的。
比如，我国希望美国作为全球提供海洋安全公共产品最主要的国家，发挥其主导作用，避免海上争端成为世界上新的冲突。
同时，我国不会接受美国在南中国海所谓的领导地位，特别是不会接受美国和自己的盟国试图单方面主宰南中国海海上秩序的努力，更不要说东海的中日争端。
换言之，在原则上或者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我国并不是不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美国是不是因此应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领导者？
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差别的。
这些基本的分歧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分歧，也是双方要管控的主要内容。
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说能源、知识产权、新技术合作，包括人权问题、领土争端等都要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
就是在美国看来，未来对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能不能有效地把中国吸纳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且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在我国看来，则是在有效避免和美国全面冲突的同时，不断扩展、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中美两国对于现行国际体系的应对心态。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对当前国际秩序感到焦虑，但并非不满意。
就是说，美国对目前国际秩序的基本状态是接受的，因为这个国际秩序就是“冷战”以后美国一家独大的秩序。
我国对于当前国际秩序，正面的评价和负面的评价都有。
从正面上来说，我国并不想做一个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者，而是希望在现有国际秩序下，不断发展、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同时，我国也认识到，现有国际秩序对我国并不公平，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秩序对我国的遏制和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自然要表达自己的立场，提出异议，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修订现有秩序对我国不合理的限制。
就是说，我国对于现有国际体系基本理解，但想要修正现有体系，让这个体系趋于更加合理；而美国对于现行国际体系的态度主要是维护，希望这个秩序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在这两种要求之下，中美两国在远离亚太地区的问题上，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诸如：
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问题上，在对待伊斯兰国极端武装的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很多，这是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需要，也是符合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总体需求。
但是，中美两国在临近中国地区产生的问题，往往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
这反映出，我国对美国的政策是由两方面决定的。
一方面，在整体上不希望被指控为一个颠覆者或者说不愿意站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立面，因为这样对我国来说，安全成本极高，风险也极大；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可能像美国的盟国那样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的领导。
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说这种希望在两种逆境当中走出一条顺境的心态，是我国对中美关系的考量。
美国同样也存在着两种复杂的心态，即是：
美国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就是当时的苏联；美国没有决心，同时也觉得没有必要在中美之间树立一道“冷战”之墙，因为这对美国来说，成本也极高。
（四）中美两国不可能产生“冷战”局面。
之前，“冷战”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美苏两强各自率领着自己阵营中的其他盟友进行面对面的博弈，美苏之间相互是没有多少来往的。
可见，隔绝是“冷战”的一个重要前提。
中美关系和当年美苏关系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中美之间的联系几乎超过了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联系。
这就使得“冷战”很难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双方都不能够做到所谓的“壮士断腕”，切断和对方的联系。
因为这种切断会给本国社会与经济造成重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打击，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美双方更多希望管控住中美结构性的分歧，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一些适度合作。
这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总的判断。
三、影响中美关系的各个维度的分析
中美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维度下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对于中美关系，不管我们怎么描述它，最后都要回到各个维度的现实问题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维度或者说某些领域中，中美关系的合作水准远远高于其他，而某些领域又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对抗。
我们不能要求用某一个词描述中美关系在不同维度里的具体情况。
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的关系，这些维度相互作用下，才会有一个合作与对抗并存的轴线，这个轴线不会导致中美出现大规模的直接对抗，但是它也不会让中美重新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
我们可以看到，美欧关系、美日关系是体系内部、盟友内部的关系；美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系与体系对抗的问题，就是说，俄罗斯并不接受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美国与中东像伊斯兰国完全是对抗性的关系；美国与我国之间是对抗与合作并存、竞争与协调并存的关系。
具体来看：
（一）军事领域——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中美安全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短版。
在中美所有双边关系维度当中，中美军事关系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其实是最有限的，因为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中主要还是对抗性的关系，至少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在抵近侦察问题上，我国不可能接受，但是美国要推行。
可是，在人道主义救援或是海外非战争的救灾行动方面，包括反恐，中美两国的确有合作。
但是，这些共同点与中美关系在经济、文化领域中的交流相比，其比重是比较小的。
同时，也要看到，中美无论怎样友好，总有一些领域是有分歧、有冲突的，而且在中美两国并不打算掩饰这些冲突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中的一些对峙和对抗恰恰是双方所能想到的成本最低的领域。
中美两国很清楚，双方在军事领域中对抗的程度是有限的，但是至少这一领域可以表达对对方不同意的观点和立场。
换言之，在安全领域，因为中美双方能够更加周密地管控，反而使得中美关系的损害被限制到了一个最小的程度，而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中的冲突可能就是直接对抗性的了。
总之，军事安全领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确不是最积极的一面，但也不是最具破坏性的一面。
它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晴雨表。
（二）经济领域——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双方没有任何一方主张中美在经济领域中应该不合作。
但是，中美应该如何发展，或说中美的经济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这一点，中美双方是有不同看法的。
这涉及到我国对美国出口，以及美元债务问题，这也是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
第一，中美经济领域的博弈还会继续下去。
在我国来看，一方面，我国希望保持与美国密切的贸易合作，尤其是美国是我国一个非常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另一方面，我国希望能够进入到美国的市场，从事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本土开展我国的商业活动。
这恰恰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模式。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仍然需要我国的商品，但美国对我国到美国本土进行投资的态度是有保留的。
美国更希望，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然后，由美国决定如何使用这笔费用，并不是我国直接把钱投入到美国市场，按照我国的意愿去收购美国的企业。
我国一直呼吁，美国对我国要实行公开和透明的态度，对我国的企业要有平等的精神，能够接纳我国企业的投资。
但是，美国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国家安全、国企问题等限制我国对美国的投资。
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依据，
实际上，美国并不愿意接纳我国的经济，特别是资本渗透进美国的生产环节。
就是说，如果我国企业是在美国直接投资，那么我们投资所产生的全部回报都归我国所有；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美国在国内市场去投资，然后按照一定的资金回报率回报给我国，中间的利润差留给美国。
这就是说，我国在美国的外资投资收益率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是不一样。
并且，中美经济领域中的这种博弈还会继续下去。
第二，作为压舱石的中美经济合作，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对于中美在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我们要有一个清醒认知，就是不要认为这种合作仅仅只是一种货物贸易，实际上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未来真正的挑战恰恰不是在双边的货物贸易上。
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在商品的交流方面非常密切，特别是我国是美国特别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输美产品当中相当一部分是订单产品，也就是说是美国企业在我国定制，去供给美国国内市场的。
这部分产品中，我国只赚到了一点加工费。
我们往往在统计上把这些产品全算在我国对美国产品的出口方面，但在实质上它不能反映出中美经济关系的现状。
美国在华投资为中美货物贸易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显然又是伴随着巨大利润的，可是这部分利润却属于美国。
我们不能说，我国每年出口给美国多少商品，就相当于我国在美国赚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无论是商品还是在商品贸易还是在投资方面，中美在合作上都有各自不同的主张。
我国更多的希望是，投资能够自由化，而美国更多希望还是以过去美国向中国借债的名义，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且获得超额投资回报。
（三）政治领域——中美结构性盟友的核心。
所谓的政治指的并不是双方的内政，而是中美两国对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或者国际热点问题看法，这个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无论是在靠近中国的亚太问题还是远离中国的中东、东欧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中美两国的立场通常都是不尽相同的。
第一，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的最大问题是导致零和博弈。
中美能够开展合作的国际问题，往往是一些非传统问题，比如埃博拉病毒、恐怖主义等。
但是，中美两国在传统地缘政治的问题上，立场是不一致的。
诸如：
俄罗斯和乌克兰争端问题、东海问题，包括其他一些传统政治领域，中美两国的距离还是相当远的。
恰恰是中美两国这种对国际体系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中美双方对未来国际格局应该是什么样，存在着完全不一样的认知。
即我国所设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和美国所设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中美两国在面对国际体系的合作方面，双方都会有所保留。
我们在谈论中美关系的时候，往往会说，美国是不是在围堵我国，并且可以举很多的例子；而美国方面则会说，中国是不是在挑战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也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中美双方军事力量的调整等。
美国重返亚洲的确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其军事力量的调整也是在防止我国能够有朝一日挑战或者颠覆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军事霸权。
我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也是有明确指向的，我国遵循军事技术进步的规律，研发我国的武器系统，并且这种武器系统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双方都在进行力量部署，尽管这种力量部署远远没有达到使用的地步。
中美两国进行的军事上的相应调整，只是一种安全防范，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来中美两国陷入激烈“冷战”对抗，甚至热对抗当中去。
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对对方的军事存在完全掉以轻心，或者说认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尽管中美双方并没有为以后长期对抗做出准备，或说下定决心，但是中美双方谋划性的、预防性的军事动作还是会引起对方的不安，从而使这种对峙情绪在不断累积，按照这个逻辑出发，通常会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更多的零和博弈。
第二，中美双方在零和博弈下的考量。
在安全领域中，中美关系是面临这样一个危险的。
那么，如何管控这个危险？
这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关系问题在于，我国能不能说服美国更自信地向我国开放市场，以及我国能不能够维持对美国继续比较强劲的商品出口势头。
对于美国来讲，美国能不能规制好我国的经济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非常重视环境和能源标准的提出与实施，这里面有很明确地针对我国的考量。
就是美国希望凭借着自己在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中和我国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活动，以保证美国在继续从我国获得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避免我国成为美国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秩序竞争者。
四、美国领导人变化对华政策的影响
（一）即便是在中美两国已经商定的事情上，未来恐怕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波折。
最近一次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高调推动了中美能源合作，特别是双方做出减排承诺。
在一段时间里，这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就像奥巴马在澳大利亚所说，连中美两国都能谈成，那么美国和任何国家都能谈得成。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奥巴马在做乐观表示的时候，他跟中国达成的协议，在国内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也就是共和党根本不打算让这个法案过关，而且扬言动用手中的立法权力阻止法案的通过。
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促使我们去思考，除了我们看到在前面我们所说的，中美长期博弈中的规律以外，还要看到中美一些短期的现实问题。
而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奥巴马任期只剩两年，这个变化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对美政策没有大的调整，保持了连贯性；而美国对华政策是有过比较大的变化的。
未来两年即使在中美两国已经商定的事情上，恐怕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波折。
（二）美国认识到完全寻求和中国的对抗是不现实的。
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基本上呈洋洋得意之态势，希望尽快确立对我国的全面优势。
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比较困难。
小布什上台，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中美关系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开始寻求和中国的合作，解决中东问题。
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是由中美以外第三方因素造成的。
在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以后，中美关系又恢复到两强之间面对面的局面。
在这一过程里面，我们特别要关心的是,奥巴马执政的前六年，尤其是前四年，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美国国务卿提出要重返亚洲，尽管这个口号提出以后给各方面都造成了非常多的烦扰，但是整个亚太地区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前两年延续了这样一个过程。
美国继续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政治存在、经济存在，同时美国又要小心翼翼地处理同我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之后，很多人预料，中美会立刻陷入到对抗当中，其实这个局面并没有出现。
这也显示出，美国认识到完全寻求和中国的对抗是不现实的。
（三）奥巴马不太可能主动挑起和我国的争端。
究其原因在于，在奥巴马的功课本上，好的成绩实在是非常有限。
我们来看一看。
在医改方面，奥巴马基本上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在共和党的强烈阻击下，医改举步维艰。
在国内产业振兴方面，可能会实现，但需要时间，可能奥巴马在任期间是看不到的。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除了使美国产生非常多的和中国的争吵以外，并没有能够完全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霸权。
美国的军事霸权始终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并且美国也没有决心在重返亚洲的过程中，跟中国发生一场像美国的一些小盟友所期望那样的全面对抗。
就是说，美国重返亚太方面的成就，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
在美国主导的TPP方面，就是在经济上，美国希望重新返回亚洲，并且在亚洲确立其经济主导权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是进展比较缓慢，并且也没有能够完全中和掉亚洲地区已经存在的一些自贸体系和贸易安排，比如说中国东盟的自贸区、东盟的共同体等。
可见，奥巴马执政六年，他当初提出的很多目标都没有实现。
那么，未来两年会怎样？
未来两年奥巴马实现自己目标的可能性更小，因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国会。
一个没有立法权的美国总统想在内政外交方面有所作为是非常困难的。
既然奥巴马已经不可能左右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在国际问题上，他会更多地放手一搏。
因为处理国际事务、外交事务的权力，传统上被认为是美国总统的保留权力，不太需要国会的支持，但是在内政或者是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国会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四）奥巴马在国际社会上要应对的外交问题，绝大多数是无解的。
奥巴马在外交方面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他不能像小布什时期那样，可以进行大规模单边主义的外交行动。
虽然这种单边主义的外交行动后果很严重，但至少在实施过程中，小布什可以做。
而奥巴马在国际社会上要应对的外交问题，绝大多数是无解的，比如说乌克兰问题。
尽管奥巴马联合西方对俄罗斯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但是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按照西方的设想迫使俄罗斯让步。
因为俄罗斯已经拿到其想要的东西，就是克里米亚。
对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州，俄罗斯更多地是把它作为退出策略的一个筹码。
就是俄罗斯没有表示过，完全支持这两个州的独立，更没有提过要把这个州并入俄罗斯领土。
更多地是用这张牌来敲打乌克兰，迫使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的现状已经是一个具有法理的事实。
而这一点，乌克兰无论如何做不到，欧盟也不会接受。
这时候，双方的对抗就会进一步加强。
在奥巴马任职内想缓和美俄关系，是不现实的；想完全和俄罗斯展开第二轮“冷战”，也不是很现实。
所以，在东欧的问题上，对于奥巴马来讲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中东，面对伊斯兰国的崛起，同样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因为美国不太可能公开大规模地以军事介入的方式摧跨伊斯兰国的统治。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即使大规模的美国陆军部队介入了，打垮了伊斯兰国，也并不意味着消灭伊斯兰国。
这是在阿富汗已经被反复证明过的。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继续常驻，奥巴马就会重蹈小布什的覆辙；如果美国撤退，伊斯兰国就会卷土重来。
这是一个死结。
更何况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叙利亚的问题。
伊斯兰国的这些极端武装分子退入叙利亚，美国要不要越境追击？
如果越境追击了，是寻求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合作，还是直接推翻巴沙尔政府？
这些难题，美国都没有答案。
而且，以目前美国跟自己盟友在整个中东问题上的默契来说，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战略性的决策转变，因此这同样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东海和南海，美国就更不要有指望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能做出妥协的空间非常有限，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期望却是非常高，也就使得美国能做出妥协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之间只能做到管控，不能做到解决问题。
总之，中美关系是多样的，也是多维的。
这就意味着，在中美关系的各个维度当中，有一些维度看上去会是金光闪闪，成就斐然；另外一些维度是短兵相接，刀剑铿锵。
因此，我们不能把中美关系只想象为一种状态，它是许多状态的复合体。
中美两国既需要对双边关系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对中美的未来有信心，同时也要有认真面对每一个分歧的态度，甚至要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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