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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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
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缺一不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谈教育改革
近日，就目前社会上普遍关心的大学生就业难、高中文理分科和大学教育等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
记者：
现在很多人在总结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在于高校的年年扩招。
对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吴德星：
这种观点我不同意。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你想想，全国有13亿人口，可全国的高校入学比例，把职大、成人、电大等教育都加进来，也就是30%，如果单算普通大学，那就连这个比例也达不到了。
大学生之所以出现就业困难，一部分是因为金融危机冲击，企业岗位容纳减少了，但真正的原因还是就业择向的问题。
现在大学生对岗位的期望值很高，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个对未来发展有利的位置。
这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更是由国家发展不均衡造成的。
大的环境没构筑好，学生在自由选择职业方面余地小，我认为这是核心问题，而且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
实际上，我国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才是真正最缺乏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又都是贫穷落后的，所以导致没有人愿意去。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要靠我国逐步地解决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问题。
记者：
最近，国家在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时，很多专家参与了讨论，其中就有人提出不要再进行文理分科，如何看待文理分科的问题？
吴德星：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分不分科并不重要，关键还在于考试制度。
如果现在是把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作为基础教育的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教育，就不应该再分科，这是教育规律。
但从现实角度讲，改革会给大家带来不小的麻烦。
因为学生在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按照这个基本定向走了，突然间要改革，有点措手不及，这可能就是出现50%的网友反对分科的原因。
核心问题是要彻底改革考试制度。
现在我们还用过去的办法衡量一个学生，一切都以分数为导向，这就导致素质教育费尽力气还是搞不上去。
记者：
据了解，你一直坚持把精英教育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是这样吗？
吴德星：
是的。
实施精英教育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然选择。
这首先需要我们避免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就是把精英教育和贵族教育等同起来。
事实上，新形势下的精英教育绝不是传统的“贵族教育”，也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精英。
精英教育强调的是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科专业、一流的科技创新、一流的支撑条件和一流的管理，让全体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的全过程中得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全面教育、能力培养和个性培养，使学生真正具备成为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的潜质。
精英人才是我国宏大人才队伍中的核心人才、骨干人才，是各条战线上的领军人才。
其基本特征是：
更善于追求深入的开放式思维，对于事物和未知领域有着强烈的兴趣；勇于面对风险和挑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对既定目标的实现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知识、理论和实践基础扎实，独立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强，具有深厚的发展潜力；具有运用知识与技能，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中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可以看出，精英教育实质上就是通过高质量的培养，使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奠定未来成为学术精英、管理精英和科技精英的潜质和基础。
这也为学校的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记者：
那么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有什么关系呢？
吴德星：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大众化高等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应立足精英教育。
两者都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要求学校在国家推进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总体形势下，更加重视精英教育。
记者：
现在许多高校都一窝蜂追求“大而全”的发展模式，没有自己的特色，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吴德星：
当前，高校发展中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学校的定位问题。
中外高等教育历史和实践证明，真正办好一所大学，就必须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模式与路径不可能是唯一的，而应是多样的。
大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长期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办学特质和独特风格。
简言之，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在大学发展中，大学特色是大学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之所在，特色就是核心竞争力、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效益。
大学特色来源于大学的本质与规律。
只有遵循大学的本质与大学的发展规律，大学才能办出特色。
大学特色不会自然形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大学要形成特色就必须在正确办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不懈追求、长期积累，经历一个从探索到实践、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完善的过程。
同时，特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过程。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
3月5日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王树国和东北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赫冀成做客本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的在线访谈，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的质量问题。
不能用精英教育来衡量大众教育的问题
近几年来，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在下滑。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高校大扩招，录取分数线降低了，质量自然就下滑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代表说。
他举了一个反证：
如果仅用录取分数线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志之一，有些发达国家宽进严出就不能理解了。
因为学生在入学时不需要分数，质量好坏的关键在学生毕业以后的发展。
“之所以形成这种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从精英型高等教育转变成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人们可能还会用精英型概念来理解大众化的问题。
”他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代表与赫冀成代表的看法相同。
在他看来，社会之所以感觉高校质量下滑，一是前一段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学校由于扩招或者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摆在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学生家长面前，他们感受到现行教育与原来的精英教育完全不一样。
因为以前学校数量有限，而且办学规范。
现在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大学，这些大学在办学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经验的积累还是基础设施、教学规律的掌握方面，与原来的老牌大学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还是拿原来的清华、北大、东北大学、哈工大这些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学校，而这些学校由于基础所限或者是发展的能力所限，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
给社会直接的反映是现在的教学质量不如从前了。
”王树国代表说。
扩招过程正处于师资力量新旧更替阶段，也是社会形成高校质量下滑印象的一个原因。
当时，有些年轻教师刚走上讲台，而现在，师资队伍已经逐渐走向稳定。
另外，社会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学生。
王树国代表说，前一阶段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在培养层次上没有清晰的划分，老百姓把所有的层次当成高层次来统一对待，高等教育培养的模式和老百姓的期望值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老百姓自然就会感觉到反差比较大。
对于社会的误解，两位校长的态度都很明确：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向社会、老百姓、学生阐述这样的问题。
但是高等教育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有老师上课、有学生学就可以了。
高等教育很复杂，千头万绪，社会了解的并不多。
我们每个方面都和国外的一流大学有差距，都需要继续去努力。
包括“211”工程在内的100多所学校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这批学校质量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
高校和政府都要耐得住寂寞
日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校长到东北大学开国际会议，一定要参观东大的学校食堂。
看完以后这位日本校长非常惊奇：
一顿午餐，各种食物加起来100多种花色。
食堂一日三餐，每天有两万多学生同时就餐。
“这种事情在我们那儿是不可思议的。
”这位校长特别感慨。
对中国高校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与国外大学相比，中国高水平的高校承担的任务要繁重得多。
比如说科学研究，国外名牌大学主要做基础研究，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手段就是前沿性的论文。
中国的大学在人才培养的同时还承担了科技创新的上中下游：
基础研究做不好不行，技术开发做不好，转移不到生产力不行，另外还要求最好还能培育出高科技产业。
这还不包括诸如医疗、招商、就业等问题。
王树国代表认为，高校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公益性事业，不是盈利性事业，它所要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培养人才，一些高水平的学校还要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纯粹的公益性事业，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
育人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动：
以学生为例，从四年本科、两年硕士到三年博士，加起来就是9年。
毕业后走向社会，还不知道这个学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还需要社会的磨炼。
对于这样一个长周期的活动，王树国代表最担心的就是短期行为。
比如说，今年一个项目立下去两三年就要出大成果，或者今年给你钱，明年要出高水平的论文。
老师们已经非常可怜了：
兢兢业业工作，承担很大工作量，同时又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比如他们的科研经费得不到稳定的保证，他们在整个育人环节当中没有相应的待遇等等。
“在这样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你给老师提出了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要求他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沉下心做研究，实际上我们有时做校长真的觉得挺为难。
看到老师那么辛苦，我们其实心里也挺心酸的。
”他说。
在相对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有所作为。
在前几天刚刚召开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团队就因为坐了十几年的冷板凳拿下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赫冀成代表希望社会给高校两个好环境。
第一是政策环境。
高校就是高校，高校有它自身的规律和使命，不能什么事都能干。
他希望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时候，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是能够遵循教育规律。
政府各个部门不能光考虑自己这个行业、这个部门对高校有什么需求就出一条政策。
这样的政策多了，弄得学校无所适从。
第二是舆论环境。
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学不是象牙塔封闭在那里。
中国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转型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在大学里都会有反应。
赫冀成代表说，大学如果出事，我们一定要有责任感去解决它，但是千万不要太关注大学，社会上最好对大学多些理解和支持。
“我们的政府能不能耐得住寂寞，真正为了国家的未来，从今天开始，不为了三五年业绩的表达，纯粹是为了民族的未来，舍得下工夫给教育一个稳定的环境。
”王树国代表建议。
大学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文化
这几年很多学校的硬件建设，比如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与过去相比，都有了飞速的发展。
“学校的硬件建设发展起来了，要提高质量就必须加强内涵建设。
”王树国代表说。
在他看来，中国的高校与外国名校相比，最大的差距是在内涵建设。
这个内涵包括培养人才的基本环境和整个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也包括整个育人的过程当中，那些比较完整的或者有比较符合育人客观规律的细节上。
比如说学校的氛围，每一个老师的言谈举止，甚至包括食堂员工对学生的态度，宿舍员工对学生的态度，可能都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学生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和反思。
赫冀成代表则把这个内涵总结为一句话：
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
很多人不理解：
大学怎么会没有文化？
赫冀成代表解释，大学有知识，但知识和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在他看来，大学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就是要构建大学的精神家园。
目前不少学生和教师没有对事业追求的价值观，功利主义地做一些工作，这是人文精神的缺失。
科学家之所以有所为，都是源于对事业的追求，而不是对分配的追求。
而科学精神更好理解。
舆论在惊呼学术腐败，实际上学术泡沫多于学术腐败。
在一个充满学术泡沫的国度、国家和民族很难做出重大创新。
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学生或者教授，可以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多的东西，这绝对不是科学态度。
而科学精神的培养并不容易，关键是合理科学的政策导向。
我们不能像逼工分一样逼他发表多少文章，这样是不能把大师逼出来的。
好的大学一定要有大师。
但是大师应该从哪里来呢？
从外边花钱聘？
自己培养？
做好自己的事情，外边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够主动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来？
王树国代表说，这些都是培养大师的不同渠道，但是最根本的渠道还是源于我们自身，我们要用现有的师资培养出真正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者、大师，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途径。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载人航天。
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完成了中国几代人的飞天之梦。
“由此可见中国人不是不能做到，关键是不是我们能够完善一个或者是构造一个真正能够孕育出大师级人才的土壤，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培育学生，学校还有一个职责就是要为真正成长成为大师级的人才，构建一个好的环境。
”王树国代表说。
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在中国
1月14日，是2006年全国硕士招生统一考试的第一天。
今年全国研考报名总数为127.5万人。
去年，报考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达到117.28万人。
而今年，考生又增加了10万多人，表明“热”持续升温。
左手是研究生教育大面积扩招，研究生数量骤增，右手却是我国大学在国际中心期刊的论文发表量的持续走低，科技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
当精英教育异化为教育，沦落为附庸风雅之举后，研究、做学问也就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庸，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成绩造假……等等也就层出不穷。
本科生扩招，研究生扩招，博士生扩招......大学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我们现在讨论的已经不是是否应该扩招的问题，而是扩招以后如何保证质量的问题。
想让大众教育的“产品”跟精英教育的“成果”做直接的比较那是不现实的，排除所有的客观因素，只看学生本身，也就不是一个层次和水平的。
大众教育的成效不应该是把扩招后的大学生直接跟扩招前的大学生比，学生不一样了，老师也不一样了。
他的成效应该是这样来衡量的，大众教育中精英的大学生是否依然是精英，还是也沦为教育生产线上的一个普通的产品，原本就不是精英的学生，在国家和家庭都投入了更多教育成本的情况下，是否学到了知识，发展了自己，有了更多的机会。
我想，对于后者，现今中国的教育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前者，本应是象牙塔里的精英，是不是成为大众教育的牺牲品了，是值得探讨的。
中国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是一个比较偶然的过程，起因是大家都知道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比较荒谬的理由却启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是偶然的起因总是为后来的发展不利埋下了伏笔，没有为这个革命式的变革做好充分的准备，政府和高校没有做好经济和制度的准备，学生大幅度扩招，却没有经费的相应增长，实验没有条件做了，那实验课也得搬到大教室里讲，老师做学生看。
学生多了，师资没有增加，不是说教师数目没有增加，而是没有成比例的优质教师的增加。
所以，面对扩招，高校茫然失措，政府哪里有洞哪里补：
没有校舍——盖；学校没钱——贷款+增加学费；学生上不起学——助学贷款；贷款不还——？
就傻眼了；高校乱收费——审计风暴，审计之后呢，问责，杀鸡儆猴。
学生多了，找不到工作——扩招研究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扩招博士，博士找不到工作——？
莫非扩招博士后？
大学教育质量下降——评估，评估带来了高校的造假风暴——？
怎么办？
有法律制约吗？
没有，有政策规定吗？
没有。
大学几乎成为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场所。
当然，很多问题是整个中国的制度环境使然，并非大学自身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充分暴露了中国高校扩招是打了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
究其原因，在于：
政策制定者没有搞清楚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这两个基本的概念。
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并不是一个数字上的区别，也不是本质上的区别，笔者认为，大众教育应该是能够包含精英教育的大众教育，而不是吞噬精英教育的大众教育。
中国应该有烟台大学，聊城大学，鲁东大学这样的执行大众教育职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应该有英国和欧洲大学那种见钱眼开的市场精神，有有教无类的生源意识；也应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这样保留象牙塔风范的大学，他们应该有普林斯顿，哈佛耶鲁那种傲骨，有唯学术是尊的风气。
而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变成清华北大。
对于前者，政府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经费和生源压力，对后者，政策应该赋予他们更多的学术和经费资源，对于二者，都应该给予更多的自治权。
这样的制度和经费安排才能给予两类大学以广阔的成长空间，才能给两类学生以更好的发展机会。
不是把精英学生当成大众学生来培养，也不是把精英的期望强加在普通学生身上，指责他们质量太差。
除了制度和经济上的准备，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那就是大众和学生自身对“大学生”这个身份的期望值的调适，就是心理落差的挑战。
很多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时候遭受了挫折，甚至有些人选择了自杀，“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几乎变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甚至成为有些地区不重视教育的重要诱导因素，大学面对就业率的压力，也做出的种种疯狂的举动，其中不乏媒体的广泛参与，大肆渲染。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学生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而这个满意度的指标，是参照精英教育来定的，而显然就业市场没有可能给予大众教育的毕业生和精英教育的毕业生以同等的对待。
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媒体在报道社会丑闻的时候，喜欢加一个“大学生---”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乍一看似乎是大众媒体在妖魔化大学生，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大众对于大学生一直有一个比较高的期望值，有一个在精英教育制度下天之骄子的期望，而现实似乎是大学生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并不尽然。
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宣传的领域，加强对大众教育下种种需要转型的心理状态调整，对大学生需要，对人民大众也需要！
《大学有问题》序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大大增加。
教育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对于教育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但是，就如“眼球经济”如果不注意其内核的建设，很容易转眼就成为泡沫经济，“眼球教育”也同样孕育着危机。
我国过去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其焦点是外延规模的扩大，很多事例十分刺激人们的视神经，先是在教育产业化为主的观点支撑下，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按每年30%的增速扩大，大多数高等学校在过去几年时间中，学生规模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接着是各类在国人看来新鲜的教育项目，诸如MPA、工程硕士、EMBA，接踵面市。
具体到大学办学者身上，追求“眼球效益”的事例也不鲜见，为了近期的显示度，对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畸形追求在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本不应该出现“炒作”字眼的平静校园里，“作秀”也成了家常便饭。
教育需要理性的回归。
在精英教育时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更多是外部的，是站在城外看城内的风景，只要能把子女送进大学门槛，就把风景放进了家中。
如果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那么，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品种的增加，就是最大的教育进步，就是最大程度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而且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教育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平。
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绝不是单纯地增加教育资源那么简单。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度过了其规模快速扩张期，而且这种扩张，已使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
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扩张，也同时影响着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
在大众教育时代，大学已不再是炫目的风景线，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选择接受适合自己的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面对选择，高等教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确定位，二是提高核心竞争力。
每所居于不同层次的学校，从北大、清华这类名牌，到大批民办大学、高职高专，均面临这一问题。
教育者应该做教育的事。
当外观视觉上的吸引力降低时，所有问题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内部。
中国高等教育将从数量时期全面进入一个质量时期，将从注重外延发展到打造内涵实质。
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的人们，开始试图关注大学城内的风景，关注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关注整个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
这是一个对教育问题议论鼎沸的时期，无论是教育圈子内的人士，还是教育圈外的市民，对于教育，都发表着自己的感知和见解。
这是教育的幸事，也折射出教育的不安。
毫无疑问，教育将一直吸引人们的关注。
但教育不能一直“招惹”人们的议论，来自市井小巷对教育问题的议论，体现出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也深刻反映出我们教育模式、体制的不成熟、不健全。
一个成熟的教育体制，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不该引发如此众多的议论，当然，也正是这如此众多的议论和民声，促使教育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个月前，我的朋友，文汇报教卫部主任、《每周演讲》主编王捷南先生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稿。
案头的这本书，让我有机会亲历高等学校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热点现象与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社会民众所议论、所关注的。
作者充分而立体地展示了来自教育前线的第一手信息与资料，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争议，还有矛盾……对于教育的发展来说，这十分可贵，因为它有助于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展开系统、科学的思考。
摘要：
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按功能分化，而不是趋同。
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作为两个体系，既是概念层面的划分，也是操作层面的划分。
绝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有清晰的定位，或者属于精英高等教育，或者属于大众高等教育。
有质的差别的教育应该在不同质的教育机构内完成。
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关系既是冲突的，又是和谐的。
我们既要防止精英高等教育压抑大众高等教育，又要防止大众高等教育消解精英高等教育。
关键词：
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与以大众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名和实的问题，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与由于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错位、比例失调造成的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与定位问题，政府管理政策单一造成的高等教育机构趋同问题等等。
从粗到细合理地分类是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可能的方法。
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先后分析过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教育的过渡阶段”，认为“精英与大众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两个发展方向，而且两个发展方向不完全一致”，并提出“大众和精英是高等教育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并存的，不可互相代替的”。
按照潘先生的观点，在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内存在着两个子体系，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标志的精英高等教育体系和以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为标志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
两个体系的划分，宏观上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分工合作与分类指导，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保护精英高等教育体系的“优秀”，实现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平等”；微观上有利于院校准确定位，学科、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培养目标、服务面向、质量特色、治理结构与院校发展目标的统一；还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和国际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
一、概念的分类还是操作的分类概念是对事物特有属性的理性认识，是分析特定事物的特别的思维形式。
同一类的事物的一组相关概念构成关于这类事物特别的观念、标准、思维方法，也就是说这类事物的概念体系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概念构成的整体，反映着一类事物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信念框架，或者研究范式。
只有清晰把握一类事物的相关概念，才能深刻理解这类事物与其他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区别。
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那么标志是什么？
如果认为仅仅是毛入学率15％或50％的数量问题，我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高等教育，也会拖垮精英高等教育。
连马丁·特罗本人也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些数字。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精英高等教育扩大化，或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转型甚至消失？
显然都不是。
追问答案，我们需要区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许多重大概念差别。
精英高等教育的理念不少源自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如思辨哲学、唯理论、认知主义、形式教育论、要素主义、永恒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基础可大致归结为认识论，主旨是高深学问，目的是选拔和培养优秀学术人才。
对精英高等教育而言，可以用淘汰一万个技术应用人才的高竞争性选拔方式来培养一个爱因斯坦。
世界一流的学科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追求。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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