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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摘要：
本文从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预期进行分析，通过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低于经营性收入不确定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财产性收入比重增大，收入多元化降低了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通过对不同来源收入不确定性的消费函数分析，发现市场经济改革后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负影响，并且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经营性收入。
关键词：
农村居民消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f014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176x（2012）03-0123-07
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渠道来源逐步多元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
现阶段，对农村居民来说，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其中，农业经营性收入受到自然风险的影响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改革后，还进一步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给农民经营收入带来很强烈的不确定性。
打工收入，主要是临时收入的性质，不确定性也较强。
收入不确定性除了导致居民的谨慎消费行为外，还会引起居民信心不足，进而抑制其消费需求。
对居民收入的构成进行分析，被认为对研究居民收入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鲜有学者进一步将居民收入的内部构成与居民消费结合起进行分析，特别是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和收入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并对其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分析。
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来分析其不确定性并探讨其对消费的影响，能够在分析农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以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研究上更具有针对性，挖掘分析的深度，从而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另一方面，因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常常在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时被忽视，而这两类收入涉及到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政府对农村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等高度相关。
因此，从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分析能够进一步拓宽和细化对农民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研究的广度。
一、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在预期时一方面要考虑可以预见的即将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参考已经发生的情况。
行为主体往往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对未来预期进行判断和推断。
因此，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大，说明收入增长的不稳定程度大，那么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不确定性就越强。
（一）不同来源收入的波动幅度
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
转移性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
一般情况下，是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
由《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9年）历年中的数据，并以1978年为基准年，剔除物价因素后的数值计算得出我国农村居民三种不同来源年收入。
经过计算，1984—1991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5%，经营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98%；1992—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078%，经营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1%。
可见，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最大且稳定性很强。
特别是在1994年后（由于改革效果的滞后性），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经营收入，不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而且除了2003年，其他年份都比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更快更稳定。
直到2008年，经营收入的增长率才首次高于工资性收入，这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的结果。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非常大。
这部分收入从1991年后才开始迅速增长，但是其波动非常大，到了1997年和2000年又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可以看出，在这三种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所占比重最小和不确定性最大的收入。
但是2004年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率开始上升较快，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其增长率分别为29%和24%，甚至大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这也是由于国家财政开始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的原因。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改革的重点要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提升是得益于政府对“三农”的重视。
2004年以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惠农支农补贴，以及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断提高，转移性收入的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这对“缓冲”农村居民的谨慎性消费心理、提高对未来消费的预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不足以表达农民收入的波动，或是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感受，只有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能够用来度量收入的不确定性。
下面根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状况对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1］。
用农民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来度量收入的不确定性。
其计算公式：
vgy=（gy－gy）/gy）
（1）
在式
（1）中，gy为农民收入增长率；vgy是农民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gy为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均值。
本文假设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理性经济人一般会根据前几期的收入来预测下一期的收入，gy则正可以反映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是理性经济人预期下期收入的重要依据。
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反映了收入增长率偏离均值的程度，vgy绝对值越大，说明收入增长率偏离均值越大，稳定性越差，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也越大。
并且vgy的值可正可负，当实际收入大于农民预期收入时为正值，当实际收入小于农民预期收入时为负值。
由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重较低，所以对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分析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主要分析对象。
1．家庭经营收入不确定性的分析
本文使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来度量家庭经营收入的不确定性。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vgyf=（gyf－gyf）/gyf）
（2）
在式
（2）中，gyf代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gyf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的均值；vgyf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
计算得出，在1992年前，vgyf绝对数的平均值为267，表明收入增长率偏离均值的程度为267%，这个数值非常大。
1992后，vgyf绝对数的平均值为069，小于1992年的267。
因此分析表明，1992年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
2．农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分析
本文使用农民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来度量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vgyw=（gyw－gyw）/gyw）
经过计算得出，其农民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绝对数的平均值在市场经济前后分别为100和034。
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改革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
对比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率波动指数，由表1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虽然不确定性也很大，但其稳定性还是比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得要大。
可见，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是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三）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与收入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增加，传统经营性收入比重降低，其他收入比重慢慢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进而降低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资产组合理论说明，风险厌恶型的经济人为了达到风险较小而预期收益较高的目的，应该以不同的风险资产形式持有其财富。
一般说来，购买多种风险资产比购买一种风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较小、收益较稳定。
同理，农民的各项收入都具有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如果排除政策因素的影响，只有一种收入来源的农民其收入的不稳定程度要大于收入多元化的不稳定程度。
由图1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
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1816%上升到2008年的389%；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744%下降到2008年的512%，下降23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进行的统计监测调查表明，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由图1也可以看出，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由此可见，虽然经营性收入仍是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很明显，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正在呈多元化发展，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知，农民的收入来源开始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上升。
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分析，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比单一的收入来源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要小，所以从收入来源的变化分析，农村收入的稳定性在提高，收入的不确定性在降低。
二、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一）经营性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1．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
自然环境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条件、土壤肥力和病虫害等因素。
如前所述，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对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来自自然界的干旱、洪涝、病虫害等各种因素和灾害都会影响农业生产活动［2］。
我国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为严重，主要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水灾、风雹灾、冷冻灾和台风等。
从1985—2008年，我国农业年均受灾面积为4795763千公顷，成灾面积2558142千公顷。
1994年、1997年、2000年、2001年和2003年成灾面积均超过30000千公顷，其中2000年成灾面积最大，高达34374千公顷，占播种面积的22%。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相应的数据计算得到。
所以，受自然灾害影响，农业自然灾害频发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丰年农民的收成好，经营收入高，灾年农民的收成少，收入下降。
因此，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受自然环境的不确定影响而不稳定。
农业的自然环境风险可以用农作物成灾面积比重来衡量，农作物成灾面积越大，自然环境风险越大。
2．市场的不确定性
农产品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相比，风险性较大。
农产品市场风险主要是指农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的转变和农业经济政策变化等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或者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3］。
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带来家庭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市场不确定性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农民家庭经营成果——农产品能否转变为货币，也就是农产品是否能卖出去的问题。
农产品供过于求、品种、品质结构不适应消费者需求或是滞后于消费者需求都是形成农产品销售风险的主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就曾出现四次全国性的“卖粮难”，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4年、1990年和1996年，都是因为粮食大丰收，而前一年国家进口了较多数量的粮食，造成粮食供大于求，农民卖粮难。
市场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农产品卖出去了，投入和产出的货币数量关系又如何，也就是是否能赚钱的问题。
这一方面可以从市场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来。
1992年，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的生产从由政府命令转向由市场确定，农民开始拥有经营自主权。
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过去政府统购统销转为以市场为中介实现产销平衡，农户依据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及价格信号自行做出决策，农民的经营收入也因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而具有不确定性。
而农产品价格受到农产品供求状态、农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国家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造成农民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据统计，2004—2006年，每亩粮食的实际收益分别为382元、329元和320元，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种粮效益偏低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对未来的家庭经营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感受。
首先，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带来农民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农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周期长，有季节性。
从耕地、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因此，在短期内，农户来不及对供需变化做出反应，无法赶上瞬息万变的市场。
农产品生产决策决定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在短期内生产是无法改变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使得农产品市场多处于买方市场的状态之中；此外，农产品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加上农户的适应性预期的作用，农产品价格呈发散型蛛网波动。
农产品市场本身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价格发挥着对农产品生产的调节作用，也就是本期的生产活动是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决定，本期生产状况又会影响下一期的价格。
这样，周而复始，其结果是歉收时价格飞涨，丰收时又会价格暴跌，造成农民收入忽高忽低。
经济学理论将这种现象称为蛛网效应。
在农产品市场中，蛛网效应使得农产品价格上下波动。
其次，我国农业产品信息化建设落后，信息流通不畅，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蛛网效应相对突出。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民信息较为闭塞；而且中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不具备对市场信息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往往喜欢“跟风”。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平等”和“数字鸿沟”非常明显，这几年农村的信息网络基础尽管有较大发展，但仍很薄弱，大多数农户甚至农业龙头企业，在计算机和网络的配备水平还跟不上实际需求。
此外，我国涉农信息网站普遍存在信息雷同、准确性不高和时效差的问题，尤其缺少对农户的市场指导性信息，农民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滞后。
同时，我国农户信息意识不强，整体素质偏低，利用信息的能力不高，无法利用信息进行预测和寻找市场需求，更不要说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了。
目前，多数农民仍是根据过去的信息和当前的信息确定自己生产的产品品种，其生产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容易“跟风”，导致同一区域的农民总是容易生产同样的农副产品，从而导致供给过多，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下滑，而农作物稀缺价格上涨时，又没有办法及时进行市场供应，即便是少数农民没有随潮流进行生产或者正好赶上了好的价格，大多数也是碰运气撞上了。
因此，加剧农产品市场的风险，给农民经营收入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
此外，和所有其他市场的产品一样，农产品同样面临市场竞争。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农产品还面临很大的国际竞争风险。
我国的农产品整体质量比较低，优质产品较少，农残超标；并且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国外还利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削减我国农产品出口额。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使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不仅需要判断国内市场的变化，还要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和挑战，加大了农产品市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农民生产经营活动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源增加，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从而加大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市场风险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衍生物，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农产品市场风险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买方市场的存在而长期存在。
农产品价格风险由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波动来衡量（2000年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统计改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由图2可以发现，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常大，特别是从1990—2000年这10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由1991年的97上升到1994年的1399，达到30年的最高值，之后又迅速下降，到1999年，达到30年的最低值878。
短短5年，发生了指数30年来最高到最低的波动。
虽然同期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发生了同样的波动，但是比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波动平滑许多，也同样说明了由于农产品市场的特殊性，给其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风险。
（2）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动带来家庭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与其他行业的生产者一样，农户会在其生产经营中面临产品价格波动和要素价格波动的风险。
农户作为生产者，同时还面临着来自产品要素价格波动的风险，带来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动，从而带来家庭经营收入的不确定性。
过去农民种一亩地其生产成本就几十元，现在，由于农药、地膜、化肥和电力等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其生产成本少则百元，多则几百元。
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来源于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
而生产资料对农民来说具有刚性的特征，即农民对于物价上涨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采取缩小生活消费的办法消化物价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这样便会使农民对于不确定性的感受大大增强。
据吉林省农科院院长岳德荣在2008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粮食直补和农资直补，农民1公顷能得到1200元，而1公顷得用1吨化肥，复合化肥价格从2007年的2000元/吨涨到3000元/吨，二氨从1吨3000元涨到4400元，只化肥一项就可将两项直补全部消化。
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冲抵了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造成许多农民增收困难。
由于粮食成本逐年增加，而粮食价格10年每斤才涨了8分钱。
目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仍然没有下降的迹象，这说明未来农民生产的成本仍有上涨的趋势。
此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扩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因而使农民搞种植、养殖业获得的纯收入下降。
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也导致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
农产品生产成本的风险由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波动来衡量。
从图2可以明显发现，这三条曲线，相对而言，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曲线最陡，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曲线最平滑。
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波动明显大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波动，大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波动，这说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要大于其他行业的市场风险。
由于家庭经营的农产品出售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农民所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要高于其他经济主体的从业人员。
（二）农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非农就业是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
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民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具有暂时收入的特征。
此外，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打工所得的收入是不稳定的，产生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在收入分配体制和就业体制改革后，原有的大锅饭式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复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很明显。
再加上乡镇企业改革，集体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急剧上升。
虽然这种改革影响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城镇居民，但无疑仍然有部分农村居民受到这种改革的冲击，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心理预期。
另外，尽管农村居民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收入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传统农业生产效率已近极限，科技资源的落后使农业产业不能得到升级，乡镇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缓，造成农村居民的收入难以得到快速的提高，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流入地的限制，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减少，这也增加了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不确定性。
此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用工体制不健全，农民工进城务工一般带有盲目性，在进城和实际就业之间会有一段较长的寻找和等待过程。
农民工的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才竞争的激烈，使进城的劳务工的就业压力很大。
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统计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返乡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分别占2
4%、148%、658%、111%、4%和2%，其中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占到829%。
这说明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工越容易回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有利于加强就业的稳定性。
农民就业的工资水平较低。
而且工资被拖欠现象严重。
2008年被拖欠工资的返乡农民工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58%。
其中，保留工作只是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中有44%被雇主拖欠了工资，而需要重新找工作的返乡农民工中有8%被拖欠了工资。
受金融危机影响，因企业关停而返乡的农民工中有13%被拖欠了工资；因企业裁员而返乡的农民工中有57%被拖欠了工资。
这些都造成农村居民面临巨大的收入不确定性［4］。
此外，农民工是非农产业中劳动权益保护状况最差的一个就业群体，并且其就业企业往往是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中小企业；农民进城务工往往遭遇一些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切实的维护，农民工工资偏低、被克扣和拖欠，劳动条件差，享受公共服务少，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等问题相当突出。
面对这种现状，已进城的农民工缺少对就业的稳定感；而且在企业经营状况变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最容易被抛入失业者的队伍，从而给农户带来收入损失。
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保障，经常会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这又加大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三、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民往往为了预防未来的收入风险而减少开支。
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农村居民不得不牺牲当前消费，推迟购买耐用消费品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甚至导致农民子女辍学，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严重降低。
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负面影响会更加严重。
詹姆斯曾经用比喻的说法来说明各种风险对收入极端低下的农户所可能造成的损害：
“农户处在水深及颈的状态，稍有细波微澜就可能会给农户带来灭顶之灾”［5］。
不确定性是指人们无法预料和难以测度的变化。
奈特将概率型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把非概率型随机事件定义为不确定性。
换言之，奈特认为能够理性预测的变化不属于不确定性，不能够理性判断的变化才是不确定性［6］。
根据这一理念，不是所有的收入变动都属于收入不确定性的范畴，只有那些预测之外的非概率的随机波动才属于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的范畴。
假定农民实际收入为ty，预期收入为ey，un为预期外收入，也就是不确定性收入的部分。
通过上面的假设，我们可以推断出：
eyt=（gy+1）·yt－1
tyt=（gy+1）
·yt－1
unt=eyt－tyt=（gy－gy）·yt－1
=－vgy·gy·yt－1
设立农民不确定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率影响的消费函数：
δlnc=α－β·vgy
其中，β表示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系数。
由于该模型的假设比较简单，所得数学函数关系并不能具体体现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但可以简单地用于说明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有没有影响，并可用于比较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改革前后对消费的影响。
结合前文对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分析发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下降，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要大于工资性收入。
由模型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不确性均不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显著，1992年后，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每增长1%，消费增长率要下降008%；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每增长1%，消费增长率要下降011%。
可以综合得出这样的结论：
改革后，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而消费对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加敏感了，并且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更大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也是工资性收入，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90%。
可见，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加对降低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感受和扩大消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四、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各个方面，但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制度稳定农民的收入预期。
首先，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保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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