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全传》研究概况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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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全传》研究概况述评
《水浒全传》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水浒全传》研究
从1921年2月,瞻庐在《新闻报》连续发表《水浒》考证系列论文开始,一直到1948年9月间,终于戴望舒刊登在《学原》上的《一百廿回本〈水浒〉之真伪》,其间20余年据不完全的统计,报刊共登载的有关《水浒》考释文章有35篇之多。
这些文章大体上可分为,作者与版本考、小说人物考、与小说有关的历史人物考、事实考、地理地名考、杂考几个方面,大多是注重实证的静态研究和依凭直觉的微观考察,缺乏动态分析、缺乏思辨。
除去《水浒》考据学研究外,小说的整体综合研究、小说的人物研究,也有一些成果。
萨孟武在1934年出版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李辰冬在1945年出版了《〈水浒传〉研究》;张恨水在1947年出版了《〈水浒〉人物论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编辑出版的《解放日报》和《胶东大众》报刊上,还曾报道和刊出过解放区的“水浒”戏研究及有关消息多篇。
（参见蔡天心:
《宋江与〈乌龙院〉》,《解放日报》1944年1月4日;岩基:
《逼上梁山》,《解放日报》1944年1月8日;兰钰:
《看〈大名府〉后》,《解放日报》1946年2月28日;《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排演长篇史剧〈三打祝家庄〉》,《胶东大众》1946年8月30日）
建国后的《水浒全传》研究
一、作者研究
谁是《水浒全传》作者?
早在50年代初期,刘冬、黄清江、丁正华、苏从麟认为,苏北白驹施耐庵是小说作者。
（参见《施耐庵与〈水浒传〉》、《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文艺报》1952年第21期）但何心、戴不凡不同意这种说法,提出异议。
（参见《水浒研究》第20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小说见闻录》第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近年来,《水浒》著作权仍有争议。
刘冬坚持旧说,仍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作者。
（参见《施耐庵生平探考》《中华文史
论丛》1980年4辑;《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明清小说研究》1辑）张惠仁、欧阳健、王春瑜、卢兴基、姚恩荣、王同书、章培恒、张丙钊,也都认为施耐庵实有其人,写过《水浒》小说。
张国光则认为,施耐庵“此人实不可考”。
此外,他还多次阐发经鲁迅提出的“托名说”。
（参见《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武汉师院学报》1979年1期;《鲁迅的“施耐庵”为繁本〈水浒〉作者之托名说无可置疑》《水浒争鸣》1辑;《续辨“施耐庵文物、史料”之答客难》《水浒争鸣》5辑）黄霖、严云受、王晓家、刘操南,都不认为《施氏族谱》中的施彦端就是施耐庵。
二、主要思想意义研究
有关《水浒》思想主题研究
1.农民说
路工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
（参见《〈水浒〉——英雄的史诗》《光明日报》1953年2月1日）宋云彬认为,“梁山泊上成千成万的‘喽啰’”“是失掉了土地的农民。
”（参见《谈〈水浒传〉》《文艺月报》1953年3期）王利器认为,《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
（参见《〈水浒〉与农民革命》《光明日报》1953年5月27日）张默生、戴不凡、冯雪峰等,都持此论,只是表述上略有差异。
2.投降说
毛泽东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参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李希凡认为: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它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
”
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因而“
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人义。
”（参见《〈水浒〉的“
民日报》1975年11月5日）
3.忠奸说
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
”（参见《评〈水浒〉应该一分为二》《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1期）侯民治认为,“作品也写到农民造反”,“使他们投降,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通过宋江等人起义的故事,来颂扬忠臣良将。
”（参见《论〈水浒〉的主题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79年1—2期）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
“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之主要依据。
”（参见《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水浒争鸣》2辑）4.
市民说
伊永文认为,《水浒传》“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着重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反抗思想和行为。
”（参见《〈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天津师院学报》1975年4期）王开富也认为,《水浒》“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参见《〈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3期）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水浒》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农民;“替天行道”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泊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
”《水浒》还“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并“表达了市井细民的憎和爱。
”（参见《水浒新议》第11、16、23、36页。
重庆出版社。
1983年版）
此外,还有的研究者不同意上面几种说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如,黄瑞云认为,《水浒》前后两部分缺乏有机结构,不应是统一的主题,一是英雄谱,一是叛徒传。
（参见《从对〈水浒〉成书的过程谈对〈水浒〉的评价》《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1期）王齐洲认为:
“《水浒传》主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
”（参见《〈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水浒争鸣》1辑）章皆淳认为,宋江的思想不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官逼民反也不是整个《水浒》的主题。
《水浒》告诉人们受招安是死路一条。
（参见（〈水浒〉的主题是反投降主义》《昭通师专学报》1983年3—4期）汪远平认为,“《水浒》的复仇思想内容,并非只是局限于某人
某事,而是基本笼罩全书,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
”（参见《〈水浒〉复仇主题及其美学意义》《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
三、“招安”问题研究
贺远明认为,“《水浒传》写宋江等对统治阶级存在着幻想,以及梁山泊英雄被宋朝统治者招安后终于被害的悲惨结局,也正显示了被压迫的农民和统治阶级的斗争没有妥协的余地,妥协只有获得更悲惨的命运,这样的结局既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能使人消除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对人民有更有力的教育作用。
”（参见《对张默生先生“谈谈〈水浒〉”的意见》,《西南文艺》1953年12期）冯雪峰也认为,受招安之类的事情,“是一种历史现象,由各种历史的具体条件所造成,它的表现和意义也各有不同”,“所以要具体地去研究”。
“受招安现象一般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但绝不能一切的受招安都看作出卖革命。
”（参见《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3—11期）丁力认为,“宋江主动受招安,有两种思想支配他:
一种是民族思想,一种是正统思想。
”“在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受招安也是人民的愿望”,“受招安表现了宋江的
妥协性,而妥协性又受了阶级和时代的限制”。
所以“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思想水平要求宋江,怨他不该妥协、骂他是投降主义,出卖了农民革命。
”（参见《关于宋江受招安的问题》《文艺学习》1957年2—3期）肖兵认为,招安的结果,是作者对“宋江的同情。
”（参见《宋江论》《文艺月报》1957年3期）杨柳却认为,“把宋江的接受招安说成是‘历史条件所规定’,此外并不涉及宋江的主观意图。
显然这种忽视主观能动性而片面强调客观的做法是欠妥的。
”（参见《论宋江的典型形象》《作品》1957年8期）
南谷认为,“招安和反招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水浒》“百般美化赵宋王朝推行招安的反革命策略,着意鼓吹起义农民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对农民起义的恣意诬蔑。
”（参见《农民起义史上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光明日报》1975年10月9日）钟谷认为,受招安,就宋江而言,“是他混入梁山以后作为推销投降主义的诱饵而一贯鼓吹的思想”,他“没有一日停止过对起义军的思想腐蚀。
”（参见《评投降派宋江》《天津日报》1975年10月16日）
吴组缃认为,“作品里所写受招安及其惨痛的悲剧结局,正是作者自以为给义军找到的‘最好的理想道路’。
”（参见《谈〈水浒〉》《文艺报》1978年2期）孙一珍认为,“受招安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参见《〈水浒传〉》主题辨》《文艺研究》1979年3期）王文彬认为,招安有“理”。
“招安是宋元时期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必然产物。
招安政策的实施,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参见《关于〈水浒传〉与“招安”的再认识》《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3期）梁国辅则也认为,小说“后半部‘赦罪招安’的思想倾向也是反封建统治的,它和前半部‘官逼民反’的思想倾向不但不对立,而且和谐统一,它是前半部‘官逼民反’反封建思想倾向的继续和
发展,是《水浒》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见《“赦罪招安”的反封建思想倾向与〈水浒〉评价》《长春师院学报》1984年1期）郭豫适认为,“说宋江接受招安,是受了民族意识的支配,不如说主要的还是受了忠君思想的支配”,“小说对宋江等人接受招安的描写以及其悲剧作为水浒英雄的结局,还是写得比较自然、比较合理的,因而基本上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参见《关于〈水浒传〉后半部的评价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4期）郭英德认为,受招安,“归根结蒂应为梁山泊农民革命运动的内在矛盾所决定”。
这“标志着梁山泊农民革命性质的根本改变”,“实质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别动队了”。
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了‘受招安’的悲剧结局所揭示的客观意义。
”（参见《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水浒争鸣》4辑）凤胜、羽军、徐棻认为,《水浒》“通过宋江形象及义军受招安的处境,批判了投降主义思想。
”（参见《〈水浒传〉宣扬了投降路线吗》《四川文学》1979年4期）陈辽认为,“《水浒》的糟粕,则集中表现在它宣扬投降主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参见《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6期）刘烈茂认为,“《水浒》主要倾向”是“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和歌颂投降派。
”（参见《评〈水浒传〉应怎样一分为二》《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1期）
四、“忠义”问题研究
冯雪峰认为,小说标榜的“忠”的实际内容,“是反对贪
义”,则除了他官污吏、反对地主恶霸、„„。
他们实行的“
们相互间亲如兄弟、誓同生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如仗义疏财,劫富救贫、„„以及誓向迫害者报仇雪恨,等等。
”（参见《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3—11期）张友鸾认为,“替天行道”的“道”,“只不过是封建社会
忠义’之道”,“用‘替天行道’四里大家所共同承认的‘
个字贯穿全书,我们应该意味到其中所含的阶级意义。
”（参见《炎“替天行道”及其它》《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3期）张政痕对“忠义”作了考释。
他认为,标榜“忠义”的“忠义军”,是北宋末年北方民众的抗金武装组织。
小说里的“忠义”,是从这儿“偷来”的。
忠义,曲折地反映了梁山泊英雄忠于国家和人民。
”参见《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1期）
李希凡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忠义”观念的小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调和起来,使农民起义军逐步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走上奴才主义的受招安的‘正路’。
”（参见《〈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人民日报》1975年11月5日）
五、宋江形象研究
张政痕从史学的角度对宋江作了审查和考断。
他认为“宋江不征方腊”。
（参见《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1期）
戴不凡认为,“扶危济贫、仗义疏财,这是宋江受众好汉尊敬的基本原因”,宋江“除了他具有很高的智慧和谋略以外,主要的就由于他讲义气”,“他必竟是数百年前的一个英雄,他不可能有象我们一样的阶级意识。
”（参见《谈〈水浒〉》《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冯雪峰认为,“要了解书中宋江最为内心的性格,不可忽视作者所布置的吟‘反诗’这一段情节及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宋江“有其仁厚的一面。
”,“也有其雄才大略的一面。
”（参见《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
《文艺报》1954年3—11期）聂绀弩认为,宋江“这个人比较复杂,内心矛盾多,是不容易刻画的”（参见《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人民文学》1954年5期）刘中认为,“对宋江的描述,除了抽象地说他为江湖上人称为‘呼保义’、‘及时雨’外,并没有一些更多的具体事实来说明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及在上梁山前的一些革命斗争事迹。
”“一诗一词”,是宋江在“浔阳楼醉后”“发出的牢骚”,不能“说明宋江的革命反抗性”,小说对宋江的描写,“甚至是不真实的,因而也是失败的。
”（参见《谈“水浒”中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5年3月6日）李骞却认为,《水浒》“作者不但真实的刻画了宋江的形象,而且主要是在农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刻画了宋江的形象”,不能“只根据宋江上山前的情节或只根据作者所写的宋江形象的消极面来论断作者在创造宋江这一形象的成败。
”（参见《读“谈〈水浒〉中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5年5月8日）张文勋认为,评论宋江,要“按其家庭出身以及社会地位所必然给他带来的思想和性格发展上的曲折而艰苦的过程”来全面分析,至于“一诗一词”,“更不能释为只是‘牢骚’而巳。
”（参见《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光明日报》1955年6月12日）苗得雨认为,宋江“不只是阶级斗争的英雄,也是民族斗争的英雄”,他的言行“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思想与要求。
”（参见《关于宋江》《文史哲》1955年1期）丁力认为,“宋江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典型的,不打倒皇帝,也不想自
己当皇帝。
”（参见《关于宋江受招安的问题》《文艺学习》1957年2期）李永先认为,“宋江投降以后,更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葬送农民起义的叛徒面目”,“这是评价宋江形象的关键所在。
“（参见《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吗》《文史哲》1965年5期）
毛泽东认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度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参见《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
李玉昆认为,宋江“有他进步的一面,曾经对革命作出过贡献”,不可全面否定。
（参见《宋江的道路》《河北大学学报》1978年3期）孙一珍认为,“宋江的一生是全忠仗义的一生,为
实现其保国安民的愿望而英勇奋战的一生。
”（参见〈水浒传〉主题辨》《文艺研究》1979年3期）唐富龄认为,宋江性格具有双重性、分裂性,“在他身上,既有正在滋生的与重‘义’相联系的反抗因素,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与‘忠’、‘孝’相联系的守旧因素。
”（参见《宋江形象的分裂性、统一性及其他》《水浒争鸣》1辑）刘敬圻认为,宋江形象的出现,“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市民力量和市民意识的萌发与躁动”,“还标志着古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正在发生裂变。
”（参见《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求是学刊》1985年1期）
出处:
《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霍林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P1129----1134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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