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形势和任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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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形势和任务
反腐败的形势和任务
下面对反腐败的形势作一些介绍，仅供大家学习时借鉴和参考。
在介绍形势之前，先介绍一下认识形势应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政治的观点。
认识反腐败形势，要坚持政治的观点，就是通常讲的政治立场问题。
对形势的看法，一般来讲，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就是对问题的看法有些偏激，也是认识水平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敌对势力看我们的腐败，就是一个立场或政治问题了。
比如“6.4动乱”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被西方国家站在对立面进行攻击的结果。
关于腐败问题，不仅是中国有，国际上其他国家也有，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有。
如意大利90年代以来搞“廉洁运动”，政府中高级人员就有3000多人，逮捕600多人，由于牵扯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得搞“净手运动”，就相当于我们的自查自纠来减轻或免于刑事追究。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鲸吞民脂民膏50亿美元，他逃亡美国时携带了300箱行李，其中22箱比索新钞，278箱珠宝、黄金、证券等。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执政32年，聚敛财富30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全部财产的40%。
所以，认识反腐败的形势，必须坚持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本质上把握反腐败的规律和特征。
2、历史的观点。
从政治学角度讲，各个历史朝代都存在腐败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开明的君主，秉公廉洁的清官，但整个社会是一个腐朽奢靡透顶的社会，因为皇帝就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分子。
从经济学角度讲，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消极腐朽现象。
我把它比作生物学上讲的一种“寄生物”，在寄生物与寄主的相互关系中,寄生物可以表现两种特性,寄生性和致病性。
植物针对寄生物的寄生性和致病性，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寄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表现出抗病性和耐病性。
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因为具有“同向性”，不会产生政权更迭；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需要更强的耐病性，否则就会被“寄生物”所取代。
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型时期，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平均国民收入正处于1000---3000美元期间,按国外经济学、社会学的一般规律，正是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险期,在这个时期存在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日益严重，对腐败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果处理不当，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所以，要注意防止四种倾向：
一是无害论。
有的认为在这个时期产生腐败，有它的必然性，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自然解决，这是不对的，如果任其发展，必将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失去执政基础；二是对立论。
有的对中央的部署、指示精神认识不高，理解不深，把反腐败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担心抓腐败会影响经济工作；三是速胜论。
有的存在急躁情绪，想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果欲速则不达；四是悲观论。
有的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已无可救药，怀疑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解决腐败问题的能力。
这些错误认识，与中央精神是相悖的，要引起高度重视。
3、要用统一的观点看形势。
我们看形势要有统一尺度，不要搞双重标准。
大家知道，韩国的几任总统都因贿选而下台，金永三上台后，把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卢太愚都因受贿被送进监狱，有的人评价说，韩国体现了法制精神。
当中国政府惩处了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郑筱萸，而有的人则说中国连高官都腐败了，真是无药可治了。
这就是双重标准。
西方敌对势力就是利用腐败问题来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说我们的腐败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宣传只有按照他们的议会制和多党合作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千方百计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侵略，如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
一、关于反腐败的形势
正确认识形势，是科学决策依据，也是作好工作的前提。
对当前的形势，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概括了三句话：
第一，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明显。
第二，形势依然严重，任务依然艰巨。
第三，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我就围绕着这三句话来讲一讲形势。
（一）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日益明显
反腐败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日益明显，主要看三点：
一看态度，从十四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每年都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反腐倡廉工作，总书记每年都要在中央纪委全委会上讲话，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国务院每年都要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总理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专门部署。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依照这种形式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所以，反腐败工作的力度是不断加大；二看成果，每届党代会期间都有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反腐败斗争成果，十二大以后至十七大的五届党代会，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78万件，每届有75万件左右，而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占3%以上，其中，省部级干部有378人，地厅级干部有8000余人。
如近年来查处的成克杰、胡长青、郑筱臾、陈良宇等，既打了苍蝇，又打了老虎，群众是满意的；三看走势。
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这既是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反腐败斗争走势的精辟概括。
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1、开辟了一条反腐败的新途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反腐败斗争新途径。
开辟途径：
就是开始寻找达到目的地的方法。
开辟即启动。
（1）形势追溯。
80年代是我国的腐败滋长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
有些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阳奉阴违，拉帮结派；有的搞“关系学”，搞特权，谋取私利；有的弄虚作假，抬轿子吹喇叭，投机钻营；有的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是非不分，不敢坚持原则，做老好人。
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2）工作措施。
党中央在工作上突出抓了四件事：
一是恢复和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二是纠正“三招”、“三转”的不正之风；三是整顿党风；四是成立了政府监察机构。
（3）理论成就。
一是在认识上，提出了“生死存亡”论。
这一论断的提出是陈云同志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为整顿党风，倾力抓好党风建设所作的战略性思考。
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问题指出：
“这股风来得很猛。
如果我们党不引起注意，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对解决这些问题缺乏清醒认识，认为党的纪律抓得太紧了，太严了，会妨碍安定团结，把抓党风建设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甚至看成是同发展经济、搞好安定团结相对立的。
针对这一现实状况，为引起全党同志对党风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陈云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二是在工作方针上。
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反腐败方针；三是在工作布局上，提出了有什么问题抓什么问题的要求，重点是领导干部；四是在工作目标上，提出了实现根本好转的目标。
虽然提出的要求过高，但出发点是好的。
这些重要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2、探索出一条反腐败的新路子。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
探索出路子：
就是已经找到了达到目的地的途径。
探索即在启动后去寻找。
（1）形势追溯。
90年代是腐败发展泛滥期，当时腐败已发展到资金流量领域，从经济发展状况看，社会为了奔向“市场经济”实行价格“双轨制”，导致了“官倒”的大量出现，譬如，倒土地的倒土地，倒钢材得倒钢材，名为商品交易，实为批文交易，全国上下“倒爷”横行。
当时的两次房地产潮，海南、北海的房地产一度炒到天价，海南各大宾馆人头涌动，一张图纸，几个公章飞来飞去，说是土地交易，实质是图纸交易，而图纸交易的核心则是权力交易，这种权力交易更离不开腐败的润滑。
这时社会就用“腐败”二字来代替“不正之风”或“严重的不正之风”，问题的严重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社会腐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腐败行为主要表现在诸如商品、信贷和外汇指标等等“流量领域”，所以，属于资金流量型腐败。
据原国家统计局统计，当时社会为此损失了6000亿左右，在这些损失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通过“官倒”转移到私人手中，在这个时期，中国“催生”了一批私有经济和私有资产的“原始积累”。
（2）工作措施。
在工作方面抓了四件事：
一是面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
从十四大以后，中央纪委每年要召开全委会，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总书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反腐败斗争成为全党的一面旗帜；二是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增强了反腐败斗争的合力；三是逐步建立健全了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提供了组织保证；四是建立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党抓反腐败的良好局面。
（3）理论成就。
一是在工作方针上，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二是在工作布局上，总结了三项工作一起抓的反腐败工作格局；三是在工作目标上，提出了“努力把党内违纪违法行为和腐败现象逐步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目标。
关于目标问题，中央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使理性目标逐步符合客观实际。
从此，反腐败斗争逐步从侧重遏制转向标本兼治，为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庆的反腐败斗争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3、走出了一条反腐败的新道路。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进一步探索走出了一条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道路：
可供人通行的大道。
走出即经探索实现了。
（1）形势追溯。
21世纪初的腐败处于相持控制期，腐败已发展到资金存量领域，属于资金存量型腐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9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即进入到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等）、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这就使中国的腐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就将它称为“权力资本腐败”。
（2）工作措施。
在工作方面抓了四项事：
一是建立体系。
2005年颁布了《实施纲要》，制定了中长期规划；二是拓展领域，突出在“六项改革”、“四项制度”的深化和完善；三是构建和谐。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要在具体工作中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四是重心下移。
中央在加大惠农扶农力度，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把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了突出位置。
（3）理论成就。
有四个创新：
一是工作思路上，把反腐倡廉工作推进到反腐倡廉建设，这就将过去只是作为一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有组织、有机构、有目标、有任务的完整体系；二是工作方针上，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基础上，增加了“惩防并举、注重防范”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预防”的战略方针，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是在工作布局上，由着重治理经济领域的源头，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全方位预防和惩治腐败；四是工作目标上，有阶段性目标到提出2020年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目标，为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为什么说形势仍然严峻，我们了解一下当前违纪案件的特征就可以知道它的严峻性。
1、违纪违法案件居高不下。
从1982年十三大开始到2007年的十七大，前后25年，违纪案件居高不下，椐统计，25年的违纪案件总计达380万。
其特征：
一是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数量起点高。
其中，全国最高年份有87万，最低的也有65万，平均每届达到76万件，每年平均达到15.4万件，每月达到1.26万件。
党的十二大期间（1982-1986），全国纪检机关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650141人，其中，省部级领导74人，地厅级领导653人；十三大期间（1986-1992.10），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874690人，其中，省部级领导110人，地厅级领导1430人，县处级干部16108人；十四大期间（1992.10-1997.6），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腐败案件731000件，其中，省部级领导78人，地厅级领导1673人，县处级干部20295人；十五大期间（1997.9-2002.9），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腐败案件861917件，其中，省部级领导98人，地厅级领导2422人，县处级干部28996人；十六大期间（2002.12-2007.6），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677924人，其中，省部级领导18人。
2、奢侈浪费问题屡禁不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车使用、公款接待等职务消费中的不正之风，也是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突出反映在“三公”上：
一是公车私用。
据全国政协委员的调查披露：
我国现有公务用车约400万余辆，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资约3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而且公车不“公”日益严重，根据测算，其中仅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另有三分之一领导用，三分之一司机用。
二是公款吃喝。
据调查，全国每年吃喝超过3000亿元，如广东省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在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
三是公款旅游。
据网上披露，全国每年公款旅游超过3000亿元，香港凤凰卫视评论，中国仅官员每年出国考察耗资近2000亿元，属世界各国所罕见。
3、违纪违法的性质趋于严重。
一是涉案金额逐渐增大。
如前几年的湛江、厦门两大走私案，涉案金额数百亿元，国家税收损失超过百亿元；二是涉案人员越来越多。
如前案卷入的党员干部分别达到数百人，沈阳团伙腐败案仅涉及的厅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就有17人，襄樊团伙腐败案仅涉及的主要领导干部就有就有74人，武汉中院涉及主犯17人。
4、腐败案件出现了新动向。
（1）向集团性发展。
1995年以后，一些腐败分子正从个体腐败向团体腐败渐进，亲亲相隐，官官相护，构造壁垒，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有的甚至与某些黑恶势力勾结，从而形成腐败团伙“窝案”，加大了查处难度。
集团案件一般都是围绕“一把手”展开。
如孙楚寅、马德等，另据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上海调查工作》第四份报告披露：
上海以陈良宇为首的市、区、局、县级高干用匿名、假名、化名在银行开设1322个账户，共有金额986亿余元，比武汉市07年财政收入还多三分之一；陈良宇匿名账户53个，共有金额近3亿元。
据统计这类集团案件目前达到了90%。
有三大危害：
一是形成程度不等的“既得利益集团”，取证难；二是围绕“一把手”展开，突破难；三是涉及人数多，处理难。
（2）向期权性转化。
现在不少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
不再是当即攫取现实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
其现实表现主要为失职渎职，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政府采购、工程发包等项工作中，有意向开发商“放水”。
有三大危害：
一是欺骗性；二是诡秘性；三是延续性。
（3）向积累性过度。
权钱交易在升级。
权钱交易是以权谋私在新形势下的恶劣发展。
谋取的对象，从过去多属实物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从对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对物的积累，发展到对私人资本的积累。
以获取货币和积累私人资本为目的腐败更为贪婪，如成克杰等。
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程度不等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上海陈良宇等。
他们捞到第一桶金以后，又千方百计把赃款“漂白”，有的通过原关系老板进行投资，有的通过自己家人或亲戚直接办企业，使资本增值。
有三大危害：
一是权力的二重性更加明显；二是官员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三是侵害群众利益更加严重。
（三）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从客观上分析，滋生腐败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1、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存在的弊端和制约监督机制的弱化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因素。
一是权力过于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
党政官员仍控制着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资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等。
权力过分集中后就容易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个人领导就会导致过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就会无限制地膨胀个人意志。
二是体制存在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为我们的党和社会增加了活力，但在这种改革是不完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良体制不仅使体制问题难以彻底纠正，相反会因体制所固有的正反馈机制而出现恶性循环”。
三是权力管理失控。
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
即一边是权力运作不规范，另一边是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导致违法违纪合法化。
如：
吏制腐败。
一是跑官要官：
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书记成了帽子工厂的董事长，组织部长就是总经理；二是带病提拔。
如陈良宇在1990年九月，任黄浦区委副书记，至2002年10月，曾有523件针对陈良宇腐化堕落、骄奢淫逸、袒护严重违法乱纪同僚、为亲属谋取非法利益等的举报信件，但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边腐边升现象。
1991年至2006年5月期间，何闽旭利用担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浙江省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安徽省池州地（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余元。
何闽旭早在8年前就走到了仕途的悬崖边。
遗憾的是，何闽旭却漏网未查，被交流到池州任地（市）委书记。
2005年6月，何闽旭因“招商引资成绩显著”升任安徽省副省长。
像何闽旭这样“边腐败边升官”的案例，比比皆是，而东窗事发又往往“事出偶然”；三是任人为亲：
使用自己熟悉的人，如机关干部到下面提拔任职；提拔亲近自己的人，如秘书现象；推荐自己圈子的人，如老同学、老同事、朋友、战友和“买友”等。
司法腐败。
司法机关既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织机构，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所以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它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
司法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
社会上有顺口溜：
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一年拒贿三十次，还有三十进腰包。
案子一到手，吃喝天天有。
烟酒有人供，红包有人送。
所以，群众痛恨之极的说：
“法院深似海，腐败大如天”。
2、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腐败滋生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开放性和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及商品交易和流通的平等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效应。
这种负面效应使一些公职人员产生对商品金钱顶礼膜拜的心理，外化为权钱交易行为。
特别是一些以工资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公职人员，现阶段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不平衡心态，在思想上萌发权钱交易的念头，一旦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会把权力作为私有化了的商品进行“寻租”，换取金钱。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旧的计划体制和新的市场体制在发挥有效调节作用的同时，他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叠加在一起，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为一些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如：
工程腐败。
一是土地出让滋生腐败。
为什么房价中央多次调空都降不下来？
因为地方政府控制着土地，房地产商控制着房子的建造销售，用来牟取暴利。
现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已经成为合作者了，群众说“房地产开发商背后个个有靠山。
二是工程招投标掩盖腐败。
是什么原因使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呢？
一是招投标制度设置的问题。
《招投标法》设定的规定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计划管理模式，它把变量与定量相颠倒，以价格单键，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这就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可趁之机，如围标、串标、泄标等现象都是围绕权力开展的违法违纪活动；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弊端。
因为工程付费是纳税人的钱，由政府委托小部分人来打理，从工程发包、施工、监督、完成，一切都是非透明的，出资者不管造价中间水分多大，都不会感到可惜，因为不管是谁得到这些工程，他们都可以得到“投资”的汇报。
四是监督成了违法的保护伞。
招投标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着违法的行为，并且使其合法化，有的总结工程建设：
“交易深似海，弊病大如天”，一点不为过。
医疗腐败。
现在医药实行统一采购，实际在利用职权集中搞腐败。
医生得不到好处，就采取乱收费，乱涨价来增加收入，有的医生还通过药商代理，收受红包。
医德丧尽，百姓遭殃。
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经济现象，当前已经成为诱发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主要表现。
我国现在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商业贿赂占百分之八十，据透明国际组织统计，我国的商业贿赂问题在世界仅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
而今的商业贿赂现象已经蔓延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
如，要到北京争取项目就得“跑部钱进”，要升迁就得花钱去买官，就是本来很正常学校购销课本也要给回扣，送儿子当兵也要给红包，演员想演主角成名也要跟导演睡觉等等，都成了不可更改的潜规则。
边缘腐败。
现有法律和纪律无法立案处理的行为，称为边缘腐败。
“边缘腐败”的存在，使本来就不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更加重了“腐败黑数”的含量。
“边缘腐败”的几种表现：
一是利用掌握的稀缺信息资源牟取暴利。
如有的领导干部掌握着政府的稀缺信息资源，他们会暗中把这些信息透露给“自己人”由他们进行投资、操作，获取由于国家法律或政策等发布的时间差所带来的信息优先的利益。
“自己人”获利后，再把利润的一部分以各种方式“回报”给他们。
例如：
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朱某案例；二是利用人事任免权买官卖官。
有的领导为了培植自己的亲信，在选拔干部时，通过划定范围和设定标准等方法，将官帽兜售出去，从表面看似乎是公开的，而实际是已经交了定金“预定”的，只是通过合法的形式而已。
“边缘腐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权力监督和制约的难度和成本，严重影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三是利用决策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成克杰为港商出让土地降价从中获利，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为情妇征地案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3、从文化层面上来看。
从系统的角度讲，文化是有层次的，一般地说，文化可以分成“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次，也就是物质文化的层面、制度文化的层面和心理文化的层面。
用物质表达的意念，如给予廉政的官员一个奖状等，但不一定会让别人去刻意追慕学习；严格的制度要求也不一定发自内心地臣服，只有心理情感的接受才是最彻底的接受，当一种理念成为心理机制时，遵循这种理念的行为才可能是真正自觉的，这是带有本质性的文化接受。
廉政之难，就在于它很难做到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
教育训导、监督机制、奖惩措施，这一切都是外在的，是矛盾的外因。
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
细究当今的社会现象，会发现确实存在着一种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空气，在物质、制度和理念的层面上，都不同程度地形成和孳生着一种激促腐败的不良文化。
这种文化的消极影响，使社会价值观念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大幅度的偏畸。
有些邪说已经被编成段子、顺口溜甚至名句格言。
它们的影响所致，就像细菌般地弥散向社会，导致“笑廉不笑贪”、“羡腐不羡廉”的咄咄怪事。
这就是“腐败文化”在起着想象不到的作用。
腐败只是一种现象，背后却是文化心理的扭曲，因此必须用文化的手段来矫治。
4、从社会层面上来看，贪官腐败有受腐朽意识支配的三大诱因。
一是权力的扩张力。
权力是把双刃剑，当权力被人格化以后，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就容易僭越，使职权扩张为特权，而且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支配，所以，孟德斯鸠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一观点已经成为政治领域中的牛顿定律。
阿克顿勋爵同样认为：
“权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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