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的社会心理性质及其功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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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的社会心理性质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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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的社会心理性质及其功能

陈汝东

一、修辞的社会性质

修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

据说最早的一篇修辞论文出现在公元前三千年，是一篇写给埃及法老胡尼（Huni）的长子卡扎莫尼（Kagemni）的关于如何把话说好的建议书。

这篇论文是写在羊皮纸碎片上的。

第一部修辞学著作大约诞生在公元前2675年，是霍代波·巴达为埃及法老的儿子写的指导书，书名为《格言》。

[1]我国有记载的修辞研究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漫长的修辞研究历史中，人们对“修辞”做了许多解释。

这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修辞即演说或辩论的技巧。

纵观数千年的修辞研究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观点，就是把修辞作为一门技术、一种工具。

古希腊早期的诡辩派给修辞所下的定义就是“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

”[2]而亚里士多德虽然“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3]且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

"[4]但其本质上

主义语言学的兴起，修辞性质的“语言化”倾向更趋明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但同时也限制了修辞研究的深入。

这在汉语修辞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我国本世纪初到八十年初的修辞研究，就基本属于结构修辞学的范围。

这同研究者对修辞性质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

“语词修饰说”“语辞调整说”“美辞说”以及“词语选择说”“言语最佳组合说”等等，都是这一修辞定位的代表。

3.修辞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言语交际行为。

随着修辞研究视野的扩大，人们开始立足于言语交际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修辞现象，把修辞置于社会结构关系和社会人际互动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逐步加深了对修辞性质的认识。

西方当代修辞学已把修辞扩展为：

人们运用话语促使他人形成一定的态度或引发一定的行为的交际行为（KennethBurke,1950），一种语境行为、符号行为、互动行为、社会行为和策略行为[7]和“一个由说写者和听读者参与的交际过程”[8]。

事实上，修辞就是一种积极地、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言语交际行为。

[9]

从修辞观的演化历史可以看出，人们越来越重视修辞的社会属性，越来越重视修辞作为一个由说写者和听读者积极参与的言语交际行为和过程的社会属性。

修辞所关涉的中心是处于社会系统和文化背景中的人。

离开了人这一修辞主体，修辞将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修辞学必须从修辞的社会性出发，研究社会冲突、交换、竞争、合作中的言语交际行为模式和法则，以及社会化过程中的修辞行为规范等问题。

二、修辞的心理性质

语言作为心灵的表现符号，从产生那天起就同人类建立了心理的契约。

语言体系中各种因素的内涵和语言运用的各种过程，都是这个契约的具体条款和各项具体条款的实施。

修辞作为人类积极能动的言语交际行为，它也是由交际双方积极参与的、以语言为表现形式的心理互动行为和过程。

修辞的心理属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修辞是一个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心理运作过程。

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这两个系统都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心理运作过程。

修辞行为的心理过程的特点在于：

第一，这个心理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具有一定的行为指向性。

第二，这个心理过程的运作媒介是话语。

修辞行为区别于其它行为的标志就在于，它既不是绘画的，也不是音乐的，而是言语的。

修辞的功能是通过话语输出和话语接受而实现的。

2.修辞过程受各种心理因素的制约。

首先，修辞过程表现为一个由一系列个性心理因素参与的动态系统。

这些个性心理因素包括稳定性的（如性格、气质、审美心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和暂时性的（动机、需要、情感、情绪、态度等）。

其次，修辞主体的心理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它每时每刻都会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审美心理、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等。

另外，修辞还受修辞主体思维方式的制约。

这些个性心理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时常以各种方式左右人们的修辞行为，其中各个变量之间的互动，也会不时地改变修辞系统的平衡，影响或改变人们修辞行为的方式或效果。

3.修辞是一个心理互动过程。

修辞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修辞心理属性的互动性。

修辞行为的有意识性和有目的性确立了其心理指向性：

影响、控制对方的思想、情感或行为等。

修辞行为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心理互动的性质。

话语建构主体从修辞认知（包括对修辞手段、交际对象、语境等的认知以及对自我角色的知觉等）到话语建构过程，都具有明确的心理指向性。

如果离开了心理指向性，修辞行为将不成其为修辞行为。

在修辞过程中，如果上述某个环节带有非指向性，忽视修辞行为的目的性或忽视话语接受主体的特点，言语行为将是盲目的。

话语理解过程也是如此。

修辞主体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从辞场认知到话语的理解及反馈，同样具有明确的心理指向性。

话语理解也是以心理互动为前提的。

三、修辞的社会心理功能

修辞观不同，修辞研究的指向以及对修辞功能的认识也不一样。

“技巧观”的修辞研究指向，是为人们提供修辞手段、修辞方法，重视修辞的说服功能。

“美辞观”，则重在追求语词的修饰、调整，突出修辞的审美功能。

这两种观点各重视了修辞功能的一个方面，但不全面。

修辞具有说服和美辞功能，但这两者并不是修辞的唯一功能。

只有把修辞放置到人类言语交际的视野中，才能正确、全面地把握修辞的社会心理功能。

我们认为，修辞作为人类的一种积极能动的言语交际行为，具有以下四种功能：

1.信息功能。

所谓信息功能，既传输信息的功能。

人们精心组织话语进行交际，实际上都是以信息传输为基础的。

修辞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话语信息正确、准确、适切、有效。

可以说，修辞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互动过程，是修辞主体间信息生成、发出、传输、接收、反馈的运动过程。

修辞过程中信息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话语，二是话语之外的其它辅助手段，如语气、表情、姿势以及辅助动作。

修辞过程中的信息也可以分为客体信息和主体信息两种。

客体信息指话语中所蕴含的被陈述对象的内容，即话语中所体现的修辞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如教科书、布告、通知、说明书等话语所传输的信息。

主体信息指修辞行为所传达出来的修辞主体的社会心理信息，如言语动机、角色、态度、情感、需要、性格，以及审美观念和道德观念等等。

2.情感功能。

什维策尔曾说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语言有两个基本功能：

交际功能或交往功能和情感表达功能或思想表达功能，两者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

”[10]这里所谓的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实际上就是人们积极能动地使用语言传达情感的功能，也就是修辞的功能。

无论是日常谈话，还是文学创作、戏剧影视表演，话语中除了客体信息之外，还有相当的情感成分。

这些情感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说服、影响、改变或左右交际对象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性质。

修辞双方通过态度和情感互动，最终实现社会控制，达到协调人际关系的目的。

古典修辞学一向被视为理性的，但这只是就其同哲学和逻辑学的关系而言的。

归根结底，它仍是“情感”的。

说服是通过修辞主体的情感输出和接受者的情感认同而实现的。

正如埃德（L.S.Ede）和朗斯福德（A.A.Lunsford）所说“古典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把人看作是将理性和情感统一于话语之中的语言运用的动物。

”[11]

3.控制功能。

人们通过修辞进行社会互动，就意味着相互间的行为控制。

这既有个体间的相互控制，又有个体对群体的控制，也有群体对群体的控制。

社会生活需要人们的社会行为趋于有序化，言语控制是实现社会生活秩序化的重要手段。

大到国家的政治事务，小至个人交往，均需通过修辞来实现。

古典修辞学把修辞称作说服人的艺术，就体现了那时人们对修辞的社会控制功能的认识。

十八世纪，康帕拜尔（Campbell）在其《哲学和修辞学》一书中，第一句话就把修辞界定为一个能动的改变听众的过程，也是立足于修辞的控制功能的。

因为，“在说话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个确定的目的，或者说说话人企图在听众身上所产生的某些影响。

”[12]现代修辞学多重视修辞的表达功能，或者说信息传递功能，而对修辞的社会控制功能重视不够。

这影响了人们对修辞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

4.人际功能。

修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

[13]修辞行为互动的目的就是协调人际关系。

正如豪斯·杰拉德所说“修辞是一种用以协调社会行为的交际活动。

唯其如此，修辞交际才清楚地表明，它是实用的。

其目的就是影响人们在某些急需处理的具体事务上的选择”[14]，以达到人际互动的目的。

在这一点上，修辞行为同其它社会行为具有同样的功能，而且具有协调人类其他社会行为的功能，所不同的是修辞行为的实施主要是以语言为媒介的。

语言性赋予了修辞行为独特的个性。

在修辞过程中，人们利用语言符号建构切合语境的话语，达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修辞行为的上述四种功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的。

人们通过修辞传递信息，进行情感互动和社会控制，以达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合作的目的。

综上所述，修辞首先是建立在语言符号的运用基础上的，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语言符号的选择、调适，也不是为了美化语言而美化语言。

修辞是一种言语行为，是一种与社会以及修辞者的心理密不可分的言语交际行为。

正确把握修辞的语言性、社会性、心理性及其社会心理功能，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解析、研究和运用。

我们的修辞研究，将不再在分析、归纳和阐释辞格等修辞手段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兜圈子，而是从语言、社会和修辞者三者之间的共变关系中，归纳、概括和阐释修辞交际的社会心理规律，在真、善、美三个层次上构建起科学的修辞理论体系。

注：

[1][5]JamesC.McCroskey.AnIntroductiontoRhetoricalCommunication.NewJersey:

Prentice-Hall.INC.，EnglewoodCliffs，1968.

[2][4]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第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3]《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第3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6]GroupμJ.Dubois,F.Edeline,J.M.Klinkenberg,P.Minguet,F.Pire,H.Trinon.AGeneralRhetoric.BaltimoreandLondon:

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1,p.15.

[7][14]GerardA.hauser.IntroductiontoRhetoricalTheory.NewYork:

Harper＆RowPublisher,1986,pp.7,2.

[8]JamesL.Golden,GoodwinF.Berquist,andWilliamE.Coleman.TheRhetoricofWesternThought.Kendall/HuntPublishingCompany,U.S.A.,1989,p.2.

[9]陈汝东《论修辞的社会心理原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0][苏]A.Д.什维策尔《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第8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

[11]EssaysonClassicalRhetoricandModernDiscourse.SouthernIllinoisUniv.Press,1984,p.45.

[12]ErikaLindemann.ARhetoricforWritingTeachers.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p.45.

[13]SonjaK.Foss,KarenA.Foss,andRobertTrapp.ContemporaryPerspectivesonRhetoric.Illinois:

WavelandPress,1985,p.243.

（发表于《修辞学习》1999年第3期。

与发表稿有文字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