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总裁全球金融看门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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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总裁全球金融看门人
IMF总裁全球金融“看门人”
2011年5月15日，美国警方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一卡恩因被控对一名酒店女服务员实施“性侵犯与强奸未遂”正式遭到起诉。
有人猜测这是对卡恩的政治陷害。
作为法国社会党最有力的候选人，卡恩很可能在明年IMF总裁任期届满后取代萨科齐成为法国总统。
民凋显示，卡恩在事发前的支持率高达26％，而萨科齐的支持率仅为21，5％。
这一IMF史上最棘手的丑闻迅速登上全球各大媒体头条，在同期举行的第64届戛纳电影节上，记者和电影人谈论的话题，也从前来戛纳参加《生命之树》首映的布拉德皮特转移到了卡恩身上。
“没有哪部参赛影片能有斯特劳斯一卡恩事件这么吸引眼球”，电影评论家卡甘斯基说，“现实比电影更戏剧，这一事件拥有所有能拍摄成电影的元素：
政治、风流、精神和心理分析”。
卡恩的辞职以及新任总裁的竞选，像一场无心插柳的公关秀，让人们注意到这个成立已有六十多年的国际组织的生机和困境。
而一向以金融领域专家和领导人的面貌低调出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形象也愈发生动醒目。
IMF历史上的11立总裁均为欧洲人。
其中，包括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内，共有5位法国人。
这些总裁俨然组成了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欧洲人俱乐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个神秘角色，很多人甚至没法把它和世界银行区分开来。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像一对“双生子”，它们在同一年由同一个会议协商成立，它们的总部都设在美国华盛顿，很多年来它们在同一幢楼里办公，甚至到现在，虽然它们分别坐落在距离白宫很近的一条街道的两侧，但仍然共享一个图书馆和其他设施，定期交换经济资料，有时举办联合研究会。
但它们的职能却不尽相同。
世界银行负责向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帮助它们发展生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一个确保全球金融秩序稳定的机构。
它们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起，构成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铁三角”。
世界银行负责帮助各国扩大生产，WTO确保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在国家间自由买卖，而IMF则确保在这种买卖过程中涉及的金钱交换顺利安全。
这个看似精妙的布局，是盟国在二战结束前设汁出来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的胜利
1944年7月，二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郡，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就已在紧锣密鼓地召开。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受到了严重的战争创伤，急欲发展经济，摆脱战争的阴霾。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二战中大大增强，工业制成品占当时世界总量的一半，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迫切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的经济新秩序。
欧美尽管出发点不同，却指向共同的目标：
一个崭新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国家之间进行资金往来时所遵循的规则。
以支付为例，当美国将商品卖给英国时，英国必须用美国能够接受的货币进行支付。
在国际金本位时期，这不是难题，当时黄金是各国普遍接受的货币，各国均以法律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则以各国货币的含金量为基础。
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国际金本位体系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一个国家发行的纸币对另一国来说可能形同废纸。
一国难以用纸币向第三国购买，哪怕将来用它向这种纸币的发行国支付，也不得不承担通货膨胀的风险。
当一国的进口商发现本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无法对外购买时，国际贸易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二战前国际间曾形成了三个区域性的货币市场，即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
美元区由美洲国家组成，都将美元视为储备资产，互相之间以美元进行支付。
英镑区由英联邦国家组成，法郎区则包括法国及其殖民地国家，区内分别承认英镑和法郎的中心地位。
但是这三个货币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非常困难。
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各国争相储藏黄金，严格控制外汇。
各区之间实行关税保护，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各国还纷纷采用本币贬值的方式促进出口。
罗斯福新政时的美国，一年中最大货币贬值幅度曾超过50％。
可惜的是，这个魔术般的措施也可以用同样的戏法克服，一旦英镑报复性地同样贬值100％，汇率就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两国产品的出口格局毫无变化，而两国国内却可能由货币贬值而引发通货膨胀。
由于缺乏一个像黄金一样能够被各国所接受的普通等价物，各国的货币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混乱，世界经济在逐渐衰退。
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价格下降了48％，国际贸易额则下降了63％。
由此可见，一个稳固的货币体系是多么重要。
而这个稳固的货币体系显然需要建立在信用基础上。
正如在一个国家，只有公民足够相信政府，政府发行的纸币才能够正常流通一样。
在国家之间，要确定一种公认的储备和支付货币，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能赢得所有国家信任的角色。
这个主角该是谁呢?
英国和美国显然都认为是自己。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虽然正在衰落，但实力依然相对强大。
英国及英联邦的对外贸易仍占据世界贸易的40％，英镑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伦敦仍是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中心。
然而，与会人员都明白，要建立任何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美国的支持根本不可能。
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从战前的145亿美元上升到将近200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
急于在世界舞台一争高下的英美，紧急召集经济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分别拿出了一套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
“华山论剑”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展开。
“论剑”需要谈判高手。
英国代表团中有一位典型人物，他高大驼背，其貌不扬，却总是被人们不自觉地簇拥在中间。
他就是英国财政部顾问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
直到今天，凯恩斯仍如雷贯耳，不仅因为他挑战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经济学理论框架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曾直接促成了美国新政，并将美国从经济大萧条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凯恩斯建议成立国际清算同盟，成员国在联盟设立往来账户，贸易往来都在同盟中记账，不需要支付货币。
记账的单位，可以班柯（Bancor）作为国际信用货币，各成员国货币直接与“班柯”联系，允许各国调整汇率。
凯恩斯声称：
“这种方法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防止因外汇储备不足而影响贸易的发展。
”要知道当时外汇储备不足的正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
可见，凯恩斯方案是从英国当时的困境和需要出发，尽量贬低黄金的作用，意欲建立一个有利于英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制度。
这可以称得上一种韬光养晦式的保守型战略。
而当时黄金储备充裕的美国，则由财政部官员哈里?
德克斯特?
怀特提出建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采取存款制。
由会员国以黄金、外汇，以及本币或政府债券认缴股份，一旦会员国存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从基金中借款。
他提议发行一种名为尤尼他（Unita）的国际货币，要求各国规定其本币与尤尼他之间的法定平价。
在明知欧洲国家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提出让大家凑钱帮助大家的方案，显然是一种傲慢自大的进攻型战略。
这无疑是一场恶战。
其实，会议期间，凯恩斯已经身染沉疴，在严重心脏病的折磨下，他依然“冷酷无情地驱使自己和别人工作”，而怀特也毫不松懈，“每天最多只睡五个小时”。
“凯恩斯计划”坚持各国汇率可调整，“怀特计划”则出招固定汇率制，结果“怀特计划”胜在稳定；“凯恩斯计划”提议记账，
“怀特计划”则以存款还击，后者又胜在储备充足。
双方一出手，胜负自明。
最终，英国被迫接受修改后的怀特方案。
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以及两个附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据此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发展为世界银行集团），并且曾计划成立国际贸易组织。
由于美国国会反对，国际贸易组织胎死腹中，结果以关贸总协定作为推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临时契约。
意气风发的美国就这样构建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这就是国际金融历史上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执行这一计划的专门机构，从此登上世界货币发展的历史舞台，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开始其业务活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会员国之间实行所谓双挂钩制度。
即：
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一方面，美元与黄金挂钩，原则上要求各IMF会员国必须承认美国政府于1934年规定的35美元折合l盎司黄金的官方价格，并把这一黄金官价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
规定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此官价以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
另一方面，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且与美元的固定比价不得轻易变动。
而且各国政府有义务协助美国干预外汇行市及黄金价格，以保持汇率与金价的稳定。
双挂钩制度实际上使美元等同于黄金，充当了黄金的代表或等价物，从而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在这一制度下，各国货币不能直接兑换黄金，而只能通过美元间接地与黄金挂钩。
由于世界各国都要用美元代替黄金作为清偿对外债务和贸易逆差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许多国家都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有的国家甚至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发行的准备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似乎解决了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各自割据的问题，美元脱颖而出，充当了国际货币。
美国凭借其自由的黄金储备，以及各国认缴股份形成的IMF这个巨大的资金蓄水池，来发行世界货币――美元。
如此一来，各国的货币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可能仍是废纸，但美元却等同于黄金，可以通行全球，同时，这也埋下了伏笔和隐患。
这种美元霸权，为美国在全球低价采购原料、高价推销商品铺平了道路。
在客观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维护了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快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缓和了国际收支危机。
在战前，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7％，而战后1948-1976年，世界贸易年增长率平均约为7.6％。
在动荡中转变和挣扎
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之初就尖锐地指出：
“美元特权”把世界贸易变成了美国的仓库，当美国出现贸易赤字时，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为外汇储备减少而苦恼，只需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劳务。
换句话说，“一股独大”的国际铸币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
戴高乐的质疑显露出IMF成员国对美国的不信任，这是维持货币体系稳定的大忌。
对于将本国货币推行为世界货币的美国来说，一旦遭遇信任危机，各国都要求拿美元兑换黄金，将是极大的灾难。
戴高乐并不是唯一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的人。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中写道，“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
于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就要求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与货币储备。
这样做，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积。
美国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
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国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就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
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也就是说，这个体系对美元的清偿力与信心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各国由于信任而大量使用美元，则会导致美元外流，其结果，将是美国逆差带来的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下降。
这个从开头就看得到结局的怪圈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它直指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座通天塔的设计性错误。
而事实也证明了它并非杞人忧天。
从1950年代开始，失去了战争中巨额订单的美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直接增加了巨额军费支出，到1958年美国已经经历了战后两次经济危机，工业品生产下降14％，黄金储备猛降到不足200亿，而国债却增长到超过200亿；国际收支更是来了个大反转，除了1957年，在整个1950年代一直都是巨额逆差，10年平均下来年逆差额20亿美元。
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纷纷抛售。
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美元霸权体系，美国打着保持国际金融稳定的旗帜，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它一起介入到拯救行动当中。
此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救火队队长的是法国人皮埃尔一保罗?
施韦策，他从1963到1973年连续两届担任IMF总裁。
他是著名哲学家、音乐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伯特?
施韦策的侄子，也是前雷诺总裁、现任沃尔沃集团董事长路易斯-施韦策的父亲。
皮埃尔
保罗?
施韦策的名声和成就与其他任何家庭成员比较毫不逊色，在他的任期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从91个扩大到125个。
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美元危机，他可谓殚精竭虑，黄金双价制、特别提款权等做法都是他在任期内推出的。
第一次美元危机始于1960年，伦敦市场上黄金对美元猛涨到每盎司41.5美元，超过官价18.5％，美元大幅贬值。
美国只好召集英、法、德、意、荷、比、瑞七国，组成“黄金总库”，金价上涨则卖出黄金，金价下跌则买人黄金。
美联储与西方14国签署“互惠贷款协议”，借款额超过100亿美元。
而IMF通过了“十国集团”设立借款总安排的建议，签订了60亿美元的借款预约信贷。
总算勉强度过了难关。
但好景不长，肯尼迪总统遇刺，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美元的信誉一时降到冰点。
1967年底伦敦市场又掀起了抢购黄金、抛售美元的风潮。
此时美国总统约翰逊仍然坚持：
“世界黄金产量不足以支持全球货币体系，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提供流动性至关重要。
”这种不削减开支、不解决逆差，一味推诿责任的态度让其他国家非常反感。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IMF的成员国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虽然当时的IMF总裁是法国人，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对IMF和美国的措施并不买账。
战前法郎曾经作为三大货币区之一的中心货币，只是迫于恢复重建的经济压力才接受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法国不愿意再接受英美联手对欧洲的扩张。
1967年6月法国宣布退出黄金总库，其他各国也开始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
焦头烂额之余，美国只得拉拢西德和日本这两个二战的轴心国成员。
这两个国家虽然战后经济已经起飞，但政治地位上一时难以恢复，成了给美国“大哥”出钱的“小弟”。
西德和日本在1960至1970年代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代替黄金储备。
即使这样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势，1968年之后，美元对黄金继续贬值，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又下降了近一半。
此时黄金总库被迫解散，美国决定对黄金实行“双轨制”，即放弃在伦敦金市上平抑金价的努力，让黄金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决定，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只限于会员国政府向美国兑换黄金时使用。
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已经脱开了一钩。
IMF为了补偿美元、英镑、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甚至创立了一种叫做“特别提款权”的账面货币，按比例给各成员国的股份当中增加了账面资金，可以据此获得短期贷款，以应付危机。
无奈美国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它对外面临美元危机，对内承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压力。
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仅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而且加强商品进口管制，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因此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混乱。
在此前后，又发生了三次美元危机，抢购黄金及西德马克和日元的风潮袭击了整个西方金融市场，导致各国外汇市场纷纷关闭。
十国集团举行会议，达成“史密森协议”，决定美元官价贬值7.89％，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由原来的上下各1％扩大为上下各2.25％。
同时，协议还要求美国取消了尼克松新经济政策实施的10％的进口附加税。
但这一举措并未阻止美元危机之下的巨大暗流。
1973年2月12日美国被迫宣布美元官价再度贬值10％，金价升至42.22美元一盎司。
但这时，各国已不愿再继续承担干预外汇市场汇率的义务，而纷纷实行浮动汇率。
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个钩子也断裂了。
这个曾经寄托了美国极大野心的体系，在发挥了十几年作用，又岌岌可危地挣扎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彻底崩塌了。
大船已经倾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能做的只是一些善后的弥补工作。
1972年，IMF成员中的11个发达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20国委员会”，试图研究和拟订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后更名为“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临时委员会”。
1976年，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举行会议，签订了“牙买加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称牙买加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不再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那种看起来精确而稳定的结构，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够充当唯一的储备资产，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可以充当世界中央银行，固定汇率制不复存在，浮动汇率制盛行。
在全球货币体系又一次破碎重组的过程中，区域性货币合作又一次加强，不仅在美洲、欧洲，甚至非洲和阿拉伯地区，也达成了区域性的货币合作组织。
这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30年代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之间的竞争和对峙，历史在前行了很久之后，似乎也只是绕了一个圈。
金融危机的考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于乱世，它的建立就是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
70年代中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IMF失去了这一核心功能。
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的政策，使美国经济终于跳出衰退的泥沼。
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其他国家开始选择更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结果，越来越少的国家需要IMF。
那么是否如福布斯集团总裁史提夫?
福布斯所预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不再是当初成立时的那个组织了，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美国前总统里根早就发现，政府项目或机构是地球上最不容易灭亡的东西。
IMF摇身一变，成了全球经济病患的诊治“医生”。
它的任务不再是帮助某个国家保持汇率稳定，而是试图帮助某个国家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金融市场遭遇连阴雨，大大小小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接连不断。
80年代末，拉美出现债务危机；90年代初，日本陷入金融危机，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恢复元气；1992年，在欧洲共同体“对内相互锁定，对外整体浮动”的管理汇率体制下，发生了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7年到1999年，东南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相继发生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在拉美，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阿根廷危机；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蔓延到全球；2009年，以希腊为首的欧元区国家遭遇主权债务危机。
遗憾的是，IMF开出的“处方”疗效常常不太理想，它总是让“病人”更加贫穷。
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这些处方，就会发现，尽管各国的危机不尽相同，但“老中医”的疗法却是换汤不换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IMF的处方都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翰?
威廉姆森1989年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的十条政策措施（又称“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采用紧缩性政策，对内实行市场经济，对外实行自由贸易，放松对外商投资的限制。
这种做法，具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输出特征，打着缓解危机的旗号，为发达国家的产品和资本对外扩张铺平道路。
正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疗的方法反而使病情恶化，以便更好地迫使病人接受贷款和投资之类的毒品”。
阿根廷债务危机
当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另一位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走马上任，他是IMF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裁，从1987年一直到2000年。
这是一个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艰难时段。
康德苏1933年生于法国南部，早在1972年就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康德苏的前任德拉罗西埃（1978年到i987年担任IMF总裁）在国际债务危机开始以后较好地处理了短期的危机，康德苏的历史使命则是要设法找到一个解决债务问题的长久办法。
所谓的长久办法，IMF自以为是地认为：
它可以以贷款作为条件，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彻底摆脱困境。
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各国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田，其中在阿根廷的推行与实践最具代表性。
i989年年初，债台高筑的阿根廷政府无法接受IMF严苛的贷款条件，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和国际商业银行也拒绝对阿根廷发放贷款，阿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美元抢购风潮，进而引发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失控，时任总统阿方辛被迫提前下台。
梅内姆政府上台后，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立即寻求与IMF的贷款谈判，提出一揽子结构改革方案，包括对公共部门大规模私有化，取消大部分政府补贴，在贸易方面则取消进口的数量限制，并逐一将金融体制和外国投资体制自由化，这几乎就是“华盛顿共识”的阿根廷本土版。
梅内姆政府第一任期内，阿根廷通胀率下降到1.6％，GDP的年增长速度也从1989年的负增长上升到1994年间的7％，一度被西方称之为“阿根廷奇迹”。
但表面风光的数字却无法掩盖阿根廷经济的深层危机：
外国资本全面控制了阿根廷的经济体系，至1999年，阿根廷本土企业已所剩无几，全国一百家大企业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达到一半，阿根廷出口额的90％和进口额的将近2／3由跨国公司掌控。
显然，以此为代价的“经济奇迹”的基础是极其脆弱的，也难以长久。
受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冲击，阿根廷经济出现衰退。
1995年的GDP增长速度再次为负，失业率高达15.9％，外资纷纷撤离，梅内姆政府只好再度向IMF请求援助。
IMF在提供短期融资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开出了与以往相似的药方。
1996年至1997年，阿根廷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
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借贷利率急剧上升，阿根廷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
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结合在一起，使阿根廷一步步陷入困境之中，终于在2001年年底，阿根廷爆发了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初，以“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短期资金大量进出引起泰铢大面积贬值，从而点燃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相继受到冲击，导致货币暴跌、股市大泻。
很快这场金融风暴席卷日、韩乃至整个亚洲。
1998年下半年，这场危机还引发了俄罗斯、巴西等国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
国际金融领域一时间硝烟四起，战火连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场金融风暴的处理方式及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这个自诩为危机国“治本”的医生，在发现东南亚国家的病情先兆上显得反应迟钝，以致延误了时机。
1997年5月，IMF在其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不仅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以使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反而对泰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府的稳健政策多加赞誉。
在危机发生的最初，IMF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危机的性质和可能带来的后果估计不足，因而未能及时提供救援；到了9月，IMF更盲目地以为亚洲金融危机已经接近尾声。
其次，这个诊断理念和手段都相当单一的大夫，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并不熟悉，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几乎来不及望闻问切，就匆忙开出了药方。
这个药方几乎照搬了1994年墨西哥的对策。
但东南亚和墨西哥不同。
东南亚的经济基础比墨西哥更扎实，外汇储备也比墨西哥充足。
墨西哥金融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政府无力偿还外债，而东南亚国家多年来一直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公共债务中很大部分为长期优惠贷款，政府面临的支付压力较小。
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也承认：
“在未能掌握受援国金融状况的情况下，不恰当地要求他们实行过分的财政紧缩和金融改革，结果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加剧。
”
再加上IMF从来都不是一个动机单纯的“医生”，它还担负着推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使命。
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IMF对韩国的贷款条件为例，它要求韩国政府提供贸易补贴，消除进口许可证制度等，这大大降低了韩国的出口竞争力；它要求韩国允许外国投资者建立银行分行和经纪行；放松对外国投资最高股权比例的限制，这又为货币市场埋下了潜在的危险；它要求韩国允许外国投资者无限制地购买国内市场的股权，无限制地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公司债券市场等等。
这些建议甚至为西方投资者廉价收购韩国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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