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ocx
《论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编号
本科生毕业论文
论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ConcerningMoYan’snovelofthefemaleimages
学生姓名
马宇龙
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号
0762134
指导教师
周国良
分院
语言文学分院
2011年6月
内容摘要:
当代的著名作家莫言拥有自己独特的女性人物画廊。
她们各具特色：
坚忍，叛逆，野性。
本文主要就莫言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比较，通过她们奇异的生命形式解读其独特的生存形式，从而引出对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
莫言女性形象魅力
Abstract:
Contemporaryfamouswriter,moyanhasitsownuniquefemalecharactergallery.Theyeachcharacteristic:
fortitude,rebellious,haggard.Thisarticleistypicalofmoyan'sworks,theimageofwomen,Strangelifeformsbytheirtounderstandtheuniqueexistenceform,thendrew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femaleimagemoyan'snovelfurtherdiscussed.
Keywords:
MoyanFemaleimagescharm
目录
一、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溯源1
二、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特点2
（一）女性的强势形象2
（二）女性的叛逆形象4
（三）女性的顽强形象5
（四）女性的反抗形象7
三、莫言女性形象的创作意义8
注释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莫言是新时期一位风格独异、卓有建树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对人生的洞察和对人性的剖析独显深度，使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他建构了一个个充满生命张力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他所建构的女性形象，是对于传统的女性形象的颠覆，他通过自己所描绘的女性世界，重新叙述了历史，言说了历史中的女人。
莫言力图找回女性失落的历史与自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女性王国，描绘了女性的各种生存状态，这些女性形象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且每一个都性格鲜明。
一、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溯源
莫言作品中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冰清玉洁的孟喜喜、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她们都是在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
在她们身上你无法用传统道德来评判对或错，她们所做的都顺从于蓬勃的生命激情和自由解放的灵魂。
上官鲁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生劳苦养育了九个孩子，但是这九个孩子全是“借种”而生，他们的亲生父亲有她的姑父于大巴掌、土匪密探、江湖郎中、和尚、败兵、教堂的牧师等。
这些集“美与丑、善与恶、贞洁与淫荡、鲜艳与颓废、悲剧与喜剧”于一身的女性，她们身上无不充满生命力的强大光辉，她们是鲜活的丰满的个体。
在苦难中品尝着欢乐的女性把生命特征发挥到极致，甚至把自己的一生凝结成一段不朽的传奇。
这些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在莫言作品中有《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檀香刑》中的孙眉娘，《白棉花》中的方碧玉，《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等，她们在作品中的光彩无疑是超越了那些平庸懦弱的男性，她们生前活得轰轰烈烈，死后成为人们心头永不磨灭的传说。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因此分析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都不能忽视渗透其中的作家主体意识。
莫言也不例外。
关于女性，莫言坦言自己是女性崇拜者，他小时候见过很多美丽的女人，她们坚持按自己的性情活着。
这或许就是他的创作源泉之一。
他笔下的女性敢爱敢恨，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勇于追求自由的爱情，具有坚毅的品质和在苦难中生存的耐力，努力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她们面对外来的压迫，敢于抗争，不惜一切代价守卫自己的精神家园，在生命的广阔天地中恣意地遨游，让自我的叛逆个性尽情地飞扬。
宽容、隐忍、坚韧、野性、反叛、勇敢，都是莫言对女性人生最美的赞歌。
无论是男权文化的压抑，还是苦难的侵袭，抑或是乱世的冲击，都不能打垮这些坚强的女性。
她们极尽所能，或挣扎，或反抗，在历史和命运的夹缝中以独有的英姿傲然挺立，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
她们颠覆了以往女性的传统定位，不再是作为男人的附庸，把一切封建伦理道德都踩在脚下，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人性的力量。
莫言站在一个男性作家的角度审视女性的生存境遇，寄托了他对女性的理想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包含了对男性中心、夫权主义和失去人性的社会的批判。
他对女性进行了一番热情的歌颂，把反抗苦难、敢于挑战男权世界的女性送上了“神坛”。
这对现代女性张扬主体意识，肯定自我价值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
之所以形成对异性的崇拜，还与作家所处的社会转型期有关。
莫言的全部创作都处于改革开放时代，也就是中国社会由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多种成分相融的市场经济时，一方面到来的冲击强烈敲打着作者敏感的神经，另一方面作家内在的精神也经历着裂变。
急剧的冲突、变化造成了转型期的性别主题往往具有超长性。
青年作者李军曾指出，转型期的性别主体特点便是“面向异性存在。
”
二、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点
（一）女性的强势形象
女性强势形象的塑造源于男性形象的退化。
“退化”主题是莫言创作背后一个基本的着力点。
这一主题最早出现在《红高粱》中，莫言通过描写家乡的高粱品种的变迁，提出了这一批判：
“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
”[1]莫言通过对作物物种退化的批判间接表达了对人类生命力退化的批判。
在父辈的强壮及其辉煌的历史面前，子辈显得软弱而又委琐。
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诸如余占鳌、罗汉大爷的男性的英雄主角，同时也塑造了一批英勇的女性形象，而且在这类女性形象周围往往又存在软弱的无能的男性形象，他们在身边强大女性形象的衬托下显示出一种男性种族退化的焦虑。
《丰乳肥臀》中铁匠世家上官家是“母鸡打鸣公鸡不下蛋”。
婆婆上官吕氏身材高大肥胖，作为打铁匠的妻子，真正铁匠家掌钳的，光着脊梁抡大锤的是她，她的丈夫上官福禄只是欺世盗名的铁匠世家的后人，在强悍的她的面前，丈夫和儿子都软弱得不堪一击。
《白棉花》中作者借马成功之口说出：
“多少缠绵曲折的男女爱情故事，都沉痛地证明和宣告：
女人的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而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起来。
”[2]方碧玉和李志高在棉花垛中幽会被抓后，李志高垂着头，方碧玉却渐渐昂起头。
紧接着方碧玉的公公国支书来挑衅，一棍打到方碧玉的腰上，方碧玉摇摇晃晃地跌倒了却一声没吭。
此时的李志高却是躲在暗处哭泣，并且已经投入了公社团支书的妹妹孙红花的怀抱，紧跟着又从棉花厂调动到了公社通讯报道组。
在强势女性与退化的男性势力的共存的背后是莫言关于“种的退化”的意识，纯种高粱在消失，越来越多的杂种高粱不堪一击。
莫言在作品中对此最直接的描述表现为对被阉割的、退化的男性形象的表现上。
《狗道》中“我父亲”豆官只有一个睾丸，《丰乳肥臀》上官寿喜没有生育后代的能力，于是上官鲁氏只能到处借种才生下儿子上官金童。
上官金童则彻底丧失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性欲望，成为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的乳房上的无用的男人。
这就标志着男性力量和男性地位的丧失。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中的吕乐之的“自阉”，《生蹼的祖先们》“我”在奇怪的幻境中目睹了四百名男孩集体被阉割的情景，想象到自己也被“阉割”了：
“在稠密温暖的黑暗里，我苦苦地思索着：
我究竟被阉割过还是没被阉割过？
是仅仅从精神上被阉割了还是在肉体加精神都被阉割了？
”在文中，莫言为那些勇敢地去爱去恨的女子自豪着，同时唾弃着那些猥琐、软弱的男性。
虽然在许多作品中女性仅仅是作为次要角色出现，只是作为男性的陪衬，但是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光芒也成为小说中人性追寻的亮点。
莫言用他尖锐泼辣的笔点亮了在男权社会中近乎隐形的女性世界，一个世界中的女性的魅力甚至超越了男性种族，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莫言在文中运用这样的叙事策略寄托了对“种的退化”的深刻反思，两者相比衬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男性种族退化的民族危机。
在现代社会进步与生命力退化的同步进行中，他缅怀着先辈们旺盛的自然生命力，渴望在这些生命力旺盛的女性身上寻找到击退退化的武器。
同时，莫言的笔下出现的女性形象大都是身材高大、健壮有力，有着丰满的乳房和饱满的臀部、善于生养的。
莫言在笔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健康的壮美的女性的赞美。
如写《爱情故事》中的女知青何丽萍身材高大，小弟看到她两只乳房把军便装的两只口袋高高挺起，郭三老汉说她奶子高高的，腚盘宽宽的，而且她还一胎生了两个小孩，震惊了高密县。
《白棉花》中方碧玉会拳脚功夫，干起庄稼活样样拿手，她有一对趾高气扬的乳房，如同喜马拉雅山。
写《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二姨太迎春大眼直鼻，额头宽广，长嘴方颌，一脸福相，更兼那两只奶头上翘的乳房和那宽阔的骨盆，一看就知道是个生孩子的健将的女人。
作品中作为母亲的女性，她们对于亲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孩子，女人可以做出最大的牺牲，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欢乐》中的母亲肚皮变成了紫色，肚脐眼积满了污垢，乳房是泄了气的破皮球，肋条像弓一样被岁月压弯了，母亲的瘦脖子、尖下巴还有破烂不堪的嘴。
这是一个丑陋的却真实的母亲形象，正是这样一位母亲为了让儿子进补习班考大学，到县城挨家挨户地乞讨来一堆沾满大肠杆菌、痢疾杆菌、麻风病毒、肝炎病毒的纸票和硬币。
（二）女性的叛逆形象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是处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无力争取生命的自由。
她们的生命从属于支配世界的男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随子”，她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色彩可言，在男性话语权强的社会中她们一直是失语的群体。
20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解放了大批女性，引导她们追寻自由、实现自我解放。
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女性来说她们在思想上的无知、落后，在生存环境的险恶、束缚下仍然过着苦难而艰辛的生活。
在莫言笔下，我们终于发现这些勇敢反抗的女性在追寻自我欲求的满足中彰显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
她们本来也是温顺的女子，但是在男性强权的强大压迫下不堪重负的她们终于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开出了一朵朵绚烂的生命之花。
这在莫言作品中突出表现为她们对爱情的无所畏惧的追求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
《红高粱》中的戴凤莲，年仅十六岁，由于父母利欲熏心，被迫嫁给单家有麻风病的儿子，这与她的内心期望显然是悖逆的，她始终憧憬着能倾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现实的安排却是这样的残酷与荒诞，富有鲜活生命力的女性要与一个麻风病人结合，显然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
但在男性话语占主导的社会，一个柔弱女子的心声是极为单薄的，她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只能顺从父命，一切以男性的意志为转移。
鲁迅说过：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男权社会这种压抑人性，毁灭人的正常情感的不合理秩序已严重危害到女性生存的诉求，因此，戴凤莲此后所有的叛逆、反抗与对传统伦理的挑战便充满了充足的人生理由——在迎亲的队伍中，戴凤莲与轿夫余占鳌相识，并与这个颠轿、勇杀蒙面盗救她的轿夫暗生情愫，两心相悦。
三天后，在回门的路上，又被余占鳌劫进高粱地，在孔子的故乡，在那片如火的高粱地里，大胆地与余占鳌野合。
及至回门归来，单家父子被余占鳌杀掉，她则公然与余占鳌结合。
由此可见，戴凤莲在此已不再是传统文化所规引的“贤妻”与“淑女”，而是一个不屈从命运的安排，勇敢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大胆追求自由爱情，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将传统的伦理道德抛到九霄云外的奇女子。
“在她的灵魂中，渴求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由和解放的本能需要，是一种归于自然的人类本性的需求。
”基于现实的环境，戴凤莲扭转不了那个社会对自己命运的不平安排，但她能把握住命运转折的关头，去尽力争取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
她的反叛正是对男权社会强烈地抗争，并通过叛逆换取了自己的生存。
我们没有理由说她淫乱，没有理由说她放荡。
虽然这只是最原始的人性要求，但却是人性最本质的表现。
《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是个有勇有谋的奇女子，也是不甘心自己被许给大队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的命运，在棉花垛中偷偷幽会，献身给多才多艺的李志高，对于她的死，人们更多的是同情，甚至最后有人相信她并没有在清花机事故中死去，可见方碧玉的敢爱敢恨已经留给愚昧麻木的人们太多太大的震撼。
《金发婴儿》中的紫荆，因为丈夫的冷漠而和黄毛结合。
《食草家族》中四老爷勾搭上了穿红袄的小媳妇，就嫌弃四老妈，四老妈在丈夫的冷漠中与锔锅匠通奸。
通奸被抓后四老爷要休妻，四老妈显示出的不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而是一种无畏，痛斥四老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作者还写到四老妈在被休回家时“如菩萨端坐莲花宝座那般的雍容大度端庄富丽馨香扑鼻”。
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于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地追求自我欲求满足的女性的赞赏，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一种生命激情的展示。
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胆小、软弱、卑下、受欺凌、依附于男性不再是中国女性的代名词，她们身上显现出的女性对于自由、对于新生、对于人性的追求，闪烁着女性自我解放的光芒。
（三）女性的顽强形象
莫言在《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中说：
“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惋的痛苦。
”莫言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开始记事，就几乎是靠吃野菜才能勉强逃脱饥饿的魔爪，怪异的性格，使之常常遭到毒打，对他而言，苦难就是世界的形式。
但农村中女性的生活往往是最苦的。
莫言的不凡，就在于他善于把自己的处境与那些苦命的女人相联系，以独到的眼光观察与反射她们的生存境遇与命运变化。
因此莫言的笔下涌现了一个个在苦难处境中顽强生存的女性形象：
戴凤莲、上官鲁氏、孙眉娘，对于她们来说，苦难既是一种不幸，又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对待苦难，她们或者勇敢地反抗，或者坚强地忍耐，或者智慧地应对。
而在她们身上一旦形成这种性格，就会产生一种生命能量，出现坚定的信念，这种能量与信念，往往让男性望尘莫及。
莫言小说中的母亲在自己的人生道路都或多或少地经历着坎坷和不幸,遭遇着充满了苦涩的命运。
在压抑和苦难中艰难地生存成了母亲悲剧式命运的最显著特点,也正是这些苦难的存在才显得母亲生命力的坚韧,母亲如大地般坚定有力的爱。
莫言之所以对苦难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地对其进行叙述,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莫言生长在落后的农村,家境贫寒,又遭遇中国农村最萧条的时期,经常处于食不裹腹,衣不避体的状态,可以说:
“苦难已经成为莫言的基本情感体验与人生要义”。
而他的故乡又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礼教规范的束缚在莫言童年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造就了莫言创作中命运的悲剧意识,造就了莫言小说中母亲的悲剧命运。
母亲所遭遇的这些苦难不外乎是:
时代的苦难,家庭的苦难,封建思想和传统带来的苦难等几种。
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生活都是坎坷不平的,宿命式的悲剧挥之不去。
但她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坚韧、顽强、包容与无私,每个女性身上都表现出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种特定的信念,这些信念支撑着生活在困境中的女人们。
《丰乳肥臀》中不断地变换对象借种生子的上官鲁氏。
《欢乐》中挨门逐户乞讨为儿子攒学费的母亲,《四十一炮》中遭丈夫背叛后艰苦创业的母亲⋯⋯面对命运的悲剧,她们表现出带有反抗性质的举动,但这举动的背后,有一股坚定的信念,概而言之。
这种信念是女性对家庭、对儿女的不离不弃,使她们无私而天然地为家庭为子女做出牺牲。
这种信念超越了女性人物的本身内涵,在更高的层面上表现为中国式的女性所独具的宽广与博爱。
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顽强的女性形象是通过塑造母亲形象来表达的。
《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在借种生子前受尽婆婆的脸色和丈夫的折磨。
而借种生子之后又因迟迟不得男童而遭受百般凌辱,这主要是因为“在母亲们的时代,女人既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又是物质生产的劳力,也是公婆的仆役,更是丈夫的附庸”。
在战乱的年代,母亲完全靠“她如何让她的孩子活下来”这一生存意念坚持着,不论发生怎样的时局变动都始终如一地哺育着她的孩子们,不偏不倚,不离不弃。
她深信“有生就有死。
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
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
在纷乱的年代,母亲那里是避难营,是收容所。
为了儿女的幸福与安全,她可以是忍痛把女儿许配给哑巴的母亲,也可以是拗不过女儿的决定默默流泪的母亲,也可以是保护女儿不受伤害而失手打死婆婆的母亲。
如果说《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为了子女所表现出的是忍辱负重,忍辱偷生,那么,《四十一炮》中的母亲杨玉珍就是不计前嫌,奋发图强。
为了不给大儿子增添过多的经济负担,母亲拄着拐棍进城乞讨。
为了“我”有个父亲,为了家庭圆满,母亲杨玉珍重新接纳了与别人私奔过的父亲,捡破烂学本领,开始艰难的创业历程。
母亲是屡屡逾越伦理、道德、常规的反抗者,但更是一个家庭中最主要的凝聚力量,上官鲁氏虽然常常受到婆婆的辱骂、欺凌,但婆婆上官吕氏在昏迷不觉时还是把持家的重任托付给了她。
齐文栋虽然觉得行乞的母亲让他有失颜面,但从小说末尾的篇外篇（中学生作文选）《我的母亲和她的小鸡》文中一句“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幸福的微笑”,可以看出儿子对于母亲的理解与关爱。
浪子父亲虽然爱上了其他的女人,并与之在外成家立室,但多年后,父亲还是回到了母亲杨玉珍的身边,还是希望从母亲那里获得依靠与家庭的温暖。
母亲,在家庭里扮演的是似乎从来都不曾被善待的角色,但却是每个人遭遇困难时的投奔对象,遭遇苦楚时的倾诉对象。
等待与容忍几乎贯穿了母亲的一生,漫长的等待与无尽的包容,使得不论是在和平盛世还是动荡乱世,家庭都能得以维系。
这便是母爱的力量使然,是母亲不论何时都心系家庭,为子女奋不顾身的信念使然。
母亲的信念中又掺杂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这些思想是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封建制度所传承下来的,很难因为某个人而彻底改变,也很因时代的发展而彻底消除。
比如“以和为贵”,比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
用当代人的眼光看,母亲的坚持有时让人觉得愚昧,但坚韧的母亲对其似乎不以为然,无以为意。
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往往也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母亲身上所残留的封建思想上,一开始就被鲜艳夺目的母亲形象所吸引,而到最后,母亲悲苦的人生、高尚的人格魅力更是揪人心魄。
那些从火红的高粱地里走来的母亲们,她们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呼吸吐纳的是洁净清新的乡土空气,正是如此才孕育了有着大地般宽广的母爱。
母亲在莫言的笔下是活灵活现的,是血与肉紧密相连的,是丰乳肥臀般的。
母亲圣洁的光环不再把母亲的真实给遮蔽起来,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女人,真实的母亲。
虽然莫言在创作中有时会对一些龌龊的事物或人体器官反复咀嚼,重复描述,这种作法不免令人反感,但不可否认是,这些都是世界中存在的真实的一部分,人们无法回避。
呈现在人们视线中的是一个鲜活的母亲,一个具有人性美、悲剧美、人格美和母性美的母亲,是一个灵与肉完美结合体。
母亲形象是莫言小说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通过对母亲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热情、无私、朴素等独特的精神特征进行挖掘,不仅歌颂了所有作为母亲的女性的伟大与坚韧,更寄托了自己对于母亲的深深依恋。
（四）女性的反抗形象
中国传统中，男权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
男性在历史上掌控着所有的资源，主导主流价值，甚至直接主宰女性的命运，而女性只是作为男权制度的一个陪衬或缺席者，束缚于男权社会的罗网中，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与失语状态，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也基本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与情态之下。
上官鲁氏无疑是《丰乳肥臀》中最让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为了以后能嫁个大户人家，自小抚养她的姑妈曾残酷地为之裹足，但所谓的“三寸金莲”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式微，只好下嫁上官家。
结婚三年未能怀孕，使之无端遭到虐待和辱骂。
当得知不能生育的真正原因后，上官鲁氏以选择“借种”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先后与丁大巴掌、马洛亚牧师等五个男人发生关系，她将自己的身体交给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蹂躏，生下非上官家的孩子，既以这种疯狂的报复、偏激的行动在伦理和现实的夹缝中反击男权文化强加其身的不公，同时又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奋争，在卑污的现实环境下去争取基本的生存地位与权利。
她用自己的不贞嘲讽了卑鄙的命运，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反抗代表男权制度的丈夫的虐待，反抗封建礼法，在逆境中求得生存，这种奇异的生存方式可谓是惊世骇俗。
无论是戴凤莲，还是上官鲁氏、孙眉娘，三个女性也许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封建社会未能有清醒的认识，但作为“人”，尤其是女性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其生命本能的欲望与需求却激发出强大的力量使她们做出了勇敢的“抉择”与最有力的反抗。
她们不同形式的生存与抗争过程，甚至在抗争过程中产生的人性的变异，是那样地震撼人心，她们共同绘制了一条在男权强势文化下痛苦挣扎的生命轨迹。
女性，作为人类的生命母体，本来是最富于情感和灵动生命力的人类群体，然而在旧时的男权中心社会，女性往往只被允许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生育的工具而存在，其地位低下，命途多舛。
莫言笔下的女性是一个特异的群体，她们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敢于挑战世俗权威和男权道德，作为关注女性生存与命运演变的具有人道情怀的作家，莫言用无限悲悯的精神和宽容的文化态度盛赞了这些男权文化下勇敢而倔强的女性的不屈抗争，以她们大胆的行为破毁了男权传统，在思想价值上体现了人性观念对性别等级秩序的否定，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尊重了女性的生命逻辑，也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表达了男性世界对女性觉醒的倾心赞许。
三、莫言女性形象的创作意义
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莫言也是一样。
他创作的初期，正是寻根文学在文坛崛起的时候。
身处于这个大潮之中，使莫言笔下出现了“我爷爷”这样的英雄人物。
但随着对时代、对历史了解的不断深入，莫言笔下理想中的父亲角色从逐渐破灭一直到对父亲形象所蕴含的生命与人性缺失的笔伐，完成了自己的“弑父”之举。
莫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对民族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追寻。
民间是一种自由活泼的生命文化形态，在这样的浸润之中，女性生命的美好总能超越一切伦理律令的束缚和压制，展示出生命的强力。
从这一点上我们便可以洞察莫言女性崇拜意识的价值所在。
莫言谈及《丰乳肥臀》的创作时无限深情地说：
“母亲具有大地的品格，厚德载物，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大言希声，大象无形，大之至哉。
所以为母亲歌唱必须为大地歌唱，因此歌唱母亲也就是歌唱大地”。
大地最重要的民间品质就是抗争性与包容性。
他笔下的女性是这种品质的代表，她们来自于乡土，也要归于这片土地，她们的命运也同高密东北乡的命运紧紧地联系一起，通过这些女性的遭遇我们看到的是她们生存的韧性，她们在苦难的反抗中闪烁着生命的火花。
从这个意义上讲，莫吉的女性崇拜意识具有民间价值取向，这是作者的独特与深刻之处。
莫言对女性形象的重塑和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显示了一个男性作家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深度，作为异性书写，显得更为冷静和客观。
虽然两性虽有不同的特质，但并不构成漠视与误解异性世界的充分必要条件。
莫言以独特的笔触描绘的女性世界，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也给女性主义的建构提供了别样而深刻的文本。
考察一个作家的创作意识，不能仅看他在作品上有多少创新，更应对这些创新作价值的判断，看其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视角。
当今很多作家将女性描写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更有甚者为猎奇非要在作品中展示不必要的性爱描写，根本无深层文化内涵。
怎样合理地展现女性成为每一位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莫言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莫言的作品中闪耀着女性生命的强力，她们都以自己独特人格魅力展现出一幅历史生命景观。
正是这样才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探讨女性命运的路上越走越远。
注释：
[1]莫言.丰乳肥臀[M].邯郸市：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4
[2]莫言.白棉花[M].北京市：
民族出版社,2004：
58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