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剖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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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剖析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代绪言）
一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
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中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
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
19世纪末，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中国传统史学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
作为这次史学革命旗手的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也进入史学的视野之中。
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
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当时的“史学革命”，首先注意的是通史体例和内容的革新，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开拓，独立的经济史学科尚未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亟须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本世纪初零星出现的若干研究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大都比较粗糙。
20年代胡适首先发起的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论战（胡适等：
《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期，1920年2—5月），对当时田制史的研究也是一种推动。
不过，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史，并形成一股热潮的则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
这一股热潮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观察社会和观察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激发了人们对研究社会经济及其发展问题的重视。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攸关的重大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早在2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历史材料，运用当时传入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的见解。
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4个专号中达到高潮。
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
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
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
这场论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3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
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创立了西周封建说；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
郭沫若、吕振羽的上述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
1932年11月，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它创刊的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941年9月创刊）还早8年。
该刊在发刊词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尤其是可计量资料的重要性。
它虽然冠以“近代”之名，实际内容包括了古代，故自第5卷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至1949年1月，共出了8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刊的背后还有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倡议成立的小型“史学研究会”。
参加者除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以外，还有吴晗、夏鼐、谷霁光、罗尔纲、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等，共10人，汤象龙为总务，吴晗、罗尔纲任编辑，谷霁光为会计。
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也加入该会。
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当时他们主张随着时代的进步改写历史，新历史应该“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是以整个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发展为主体”。
“史学研究会”经常研究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事宜。
该刊在抗战以前即已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例如梁方仲1934年在该刊发表的《一条鞭法》，是对我国近古田赋制度的一个总结性研究，得到我国和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许。
他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第3卷第1期，1935年）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该刊创刊时，正值故宫清朝大内档案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等在整理这批档案的经济史资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集刊》还出版了清代档案的专号。
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重要论文，如谷霁光的《秦汉隋唐间的田制》（《政治经济学报》第5卷第3期，1937年）等。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还应该提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
该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作者，发表了345文章。
文章内容涉及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综述、土地制度、阶级关系、财政赋役、寺院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市、市场、货币、经济思想、经济资料、家庭、人口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从反映的时段看，主要集中在古代，尤其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诸代，近现代分量很少；在所刊载的文章中，有相当数量是外国学者研究成果和有关理论方法的译介。
《食货》半月刊的创办直接与社会史论战有关，它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许，强调系统收集整理资料，把研究推向深入，但同时也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还组织过关于“社会形式”（按即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
在刊物中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陶希圣自己和他的弟子鞠清远等。
陶希圣还和他的弟子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致力于有关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经济史著作的撰写。
陶希圣早期学术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他自己也以唯物辩证法相标榜。
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政治背景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到了它的影响。
《食货》译介的外国论著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作。
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一时形成了风气。
例如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的重点，主要撰稿人有陈啸江、王兴瑞等人。
第1卷第34期还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1933年5月），发表有关论文11篇。
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当时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第2卷第9、第10两期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1934年？
月），发表有关论文29篇，逾40万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一些大学的学报中刊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也不少，如徐中舒的《耒耜考》（《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杨联陞的《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都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有关经济史的专著。
例如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1937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和详细的中国经济史，可惜只出了1、2两册（写到了汉代），再没有后续。
专史以田制史、商业史、经济思想史最多，比较有影响的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1933年）、陈登原的《中国田制史》（1936年）、《中国田赋史》（1936年）、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1936年）、冯柳堂的《中国民食政策史》（1934年）、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年）等。
尤其应该提出的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该书是用英文写出的，由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出版。
它通过对大量水利史料的分析，概括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它的问世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此书的中译本已于198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上述情况表明，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期，是我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一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并以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超越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
所有这些，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正式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
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这一时期，热烈一时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虽已趋于沉寂，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例如，经过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在40年代的努力，西周封建说的体系基本上建立了起来。
郭沫若在对甲骨文、金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旧说，接受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又从井田制和庶人地位等方面充实了西周为奴隶社会的论据，进而论述了春秋战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从而完善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说的体系。
侯外庐30年代埋头翻译《资本论》，但仍密切注视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进展，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
他认为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类型，其文明形成的路径与“古典的古代”不同，不是从家庭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庭的革命路线；而是从家庭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庭里面的维新的路线。
“氏族公社的保存”、“土地私有制的缺乏”和“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的统一”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2年；1963年修订本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重版）。
如果说我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的话，那么，40年代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历史特点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其有关刊物，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全汉昇的研究最为突出。
本时期他的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史，其研究范围涉及农业生产、工商业、民族贸易、国际贸易、都市、墟市、货币、物价、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诸多方面。
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考察我国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学者，他的《中古自然经济》（《史语所集刊》第10本，1940年）一文迄今仍是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他还深刻分析了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从而打开了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的一个窗口（《唐宋帝国与运河》，史语所专刊）。
《史语所集刊》还刊登了其他一些作者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如劳斡利用汉简材料对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何兹全的《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第14本），则是对全汉昇的《中古自然经济》的修正和补充。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继续刊登了一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如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乱》（第6卷第1期，1939年）、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第7卷第1期，1945年）、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第6卷第2期，1939年）等，梁氏还继续对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田赋史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其他杂志亦多有经济史的论文发表。
如顾颉刚主持的《文史杂志》第4卷第5、6期（1944年9月）出了“中国经济史专号”，除论经济史研究的社论外，有论文9篇，书评1篇。
卫聚贤主持的《说文月刊》也经常刊登经济史的文章，卫氏曾有编纂中国经济史资料和专著的计划，他的《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也引人注目。
傅衣凌利用他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发现明至民国的契约文书，写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1944年），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注意社区研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把地区细部研究和宏观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新路子；该书传到日、美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活跃在经济史坛的还有傅筑夫、万国鼎等人。
孙毓棠在秦汉经济史方面、李埏在宋代货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这不仅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影响。
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一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差不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
1949年前，中国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中的独立学科虽然已经形成，但就当时的整个名学而言，经济史研究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处于当时主流史学之外。
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变。
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中，经济研究受到了重视，被纳入了史学的主流之中，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不过，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不同分支发展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
50年代，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史组。
以该所牵头，组织了一批所内外的专家，开始系统收集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和着手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
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
1949年至“文革”前的17年，史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即有“五朵金花”之称的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历代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
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
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古史分期（即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续，至1949年，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问题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杨宽、徐中舒、王玉哲、李亚农、周谷城、何兹全、束世澂、王亚南、金景芳、于省吾、日知等名家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
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魏晋封建说异军突起，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等等。
观点虽异，但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雷海宗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
对殷商属于奴隶社会，各家也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的焦点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随着魏晋封建说的崛起，西汉社会性质也多所争论；在主张殷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中，对当时的奴隶社会属于什么类型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种族奴隶制”与古代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之争。
通过讨论，对有关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趋势，主要生产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化，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国家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讨论中的的重要文章已收集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论文集中。
与这一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
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等。
土地制度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受到人们重视。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发了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以侯外庐、贺昌群、李埏等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主导论，以胡如雷、杨志玖、李文治等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主导论等几种不同的观点。
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反映在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62年）中。
除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体特点以外，历代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先秦的井田制、秦汉的名田制、三国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以及与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役制度，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认识。
早在50年代初期，王亚南就撰写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建立了与西周封建论相联系的关于中国封建经济体制的理论，对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过渡，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作了理论概括。
侯外庐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后，又陆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设》1959年第2期）等论文，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是与秦汉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说相联系的。
主张战国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论的胡如雷，60年代初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一文，在王亚南著作的基础上对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中国封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它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一书的基础。
上述理论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作出理论的概括。
早在三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对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问题有所探讨，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还缺乏系统的论述。
在50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又被再度提了出来。
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指出《红楼梦》所反映的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
这一观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强烈反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迅速成为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不亚于古史分期问题。
参加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资本主义始于何时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主张唐宋萌芽说或元代萌芽说，大多数学者则主张明清萌芽说，而且多数又把萌芽开始时间定在明中叶。
还有一些学者反对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高或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
》，《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这一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57年）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南京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60年）这两部论文集中。
这一研究的重要著作，除上文已提到的钱宏、尚钺的著作外，还有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尚钺主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
讨论虽然没有得出各家一致接受的结论，但它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通过讨论，人们对有关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手工业、商业、农业等部门发展的状况，都有了比较广泛的材料发掘和比较深入的研究。
本时期的断代经济史研究以明清经济史的发展最快，这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之赐的。
“文革”前17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上述重大问题展开的，但并不完全局限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
在王亚南主持工作的厦门大学，以傅衣凌、韩国磐为首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1980年）、《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梁方仲，进行与明代田赋制度有密切关系的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的研究，1956年在完成了《明代的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后，又致力于大型资料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撰写工作，在汤明檖的参加和帮助下，书稿于1962年完成。
这本书以经过缜密的甄别和整理的丰富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史研究者以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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