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与周邦彦词的比较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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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与周邦彦词的比较探析

柳永与周邦彦词的比较探析

摘要：

柳永与周邦彦是宋词史上两位很有特色的文学大家。

通过对二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艺术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和探究可知，在词体形式上，二人虽均做出了不懈的开拓与努力，但柳词具有开创性比较大，而周词则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语言艺术上，柳词兼有雅俗共赏的特点，而周词则侧重词体的雅化；在艺术手法上，柳词多具有赋体的艺术特色，周词则承继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新和拓展。

总之，柳永与周邦彦均以不俗的艺术才情为宋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

柳永；周邦彦；词体形式；语言艺术；艺术手法

“风格的形成是文体成熟的标志，因此也是文体的最高体现。

没有风格的作家，其作品也就谈不到文体，其创作也就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

”[1]160而作家的艺术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2]89对于周、柳二人的词风，尽管前人多有论及者，然而笔者以为，这些评述虽然精辟独到，但似仍未尽惬人意，为了深入探究二人的艺术风貌，笔者不揣浅陋，不避繁言，拟从词体形式、语言特色、艺术手法等方面略加分析，以期能对宋词研究有所裨益。

一

文体形式作为艺术作品的骨骼，它不仅对作品起着支撑的作用，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的创作特色。

在宋词史上，周、柳二人皆以识音知曲，善于创调而闻名于词坛，这不仅体现出二人杰出的艺术才能，而且也为词体的创作树立起了可供效仿的艺术模范。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北宋词史的词调创制上，二人都属于开拓型作家，但就具体创作情况而言，“耆卿似乐天”，“而词中老杜非先生（周邦彦）不可。

”[3]60换句话说，柳永类似于词坛的开荒者，周邦彦则类似于收获者。

柳永创制词调的主要途径有二，其一，“变旧声作新声”，如《少年游》、《安公子》；其二，自制新调，如《望海潮》、《黄莺儿》，[4]94而且自柳永起，始有三段词体式，如《浪淘沙》、《戚氏》、《安公子》等。

可以说没有柳永，诸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一大批词人可能还在词体体式上，左冲右突而不得其道。

周邦彦对词体的贡献也颇大。

由于大晟府以雅乐改定俗乐，词乐因此又一变，所以清真词所依据的则是大晟乐，[4]这使得周邦彦在词调创制上带有黄钟大吕的官方雅乐的色彩，而少了柳词的乡野气息。

周邦彦创制的新调如《花犯》、《六丑》、《瑞龙吟》、《解连环》、《西河》《夜飞鹊》等调，很少与柳永相同，但周词中三段体式却是沿袭柳永所开创的模式。

因而，在词调的创作上，柳永和周邦彦各有千秋，并且二人的创作上呈现出前后继承关系。

其次，在词体结构上，二人都具有独创性的一面，但柳永大量运用的是“前半泛写，后半专叙”的基本模式，而周邦彦则在严整的章法结构中富有变化。

为了具体说明这一情况，笔者以二人的代表作《戚氏》和《瑞龙吟》为例，进行剖析，以期能对二人的文学创作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众所周知，柳永所开创的上片主景，下片主情的模式，几乎成了后来所有词作者效仿的艺术模式，但就具体创作而言，其情况略有差异，而《戚氏》则能比较全面代表宋词这一新变：

晚秋天。

一霎微雨洒庭轩。

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

凄然。

望江关。

飞云黯淡夕阳间。

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

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

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

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

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蝉娟。

思绵绵。

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

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

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

念利名、憔悴长萦绊。

追往事、空惨愁颜。

漏箭移、稍觉轻寒。

渐呜咽、画角数声残。

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5]203

这首词是柳永词中字数最多的长调，作者在二百一十二字中自叙生平，感叹身世，然而长期的不平遭遇以及世人的误解，又岂是这数百字能够言尽！

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从傍晚、深夜直写到翌日破晓，脉络井井有条，词人将羁旅行役中的凄清秋愁、永夜幽思，归结到官场、人生的征逐名利上，深沉地表现出自己对这一切的厌倦和无奈：

“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其词篇幅虽然庞大，却针细线密，层次清楚。

从词的布局谋篇上看，前两片的铺叙完全是铺垫，而第三片则是作者情感抒发和升华的凝聚点。

因而，清人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说：

“柳词总以平叙见长。

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句勾勒提掇，有千钧之力。

”此评断对于柳词而言，可谓恰如其分。

相对于柳永而言，作为一代词坛圣手，周邦彦在沿袭前人的艺术成就之中，又有不少新的开拓，比如《瑞龙吟》就颇能代表周词的创作特色，词云：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华桃树。

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何处。

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

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

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

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

事与孤鸿去。

探春尽是，伤离意绪。

官柳低金缕。

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

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6]595

从词体上看，周邦彦也沿袭了词的三段体式配置模式，但于章法上，词人却非常考究，以景起，以景结，中间则以今日与往昔两条线索互相交织。

首叠着重写今日，次叠着重写往昔，三叠则今昔紧相联结不复可分。

层次错落而分明，脉络繁复而清晰，足见其笔法；能大开大合，铺开时写得具体细致，收拢时写得凝炼厚重，又足见其笔力。

另外，从词体形式上看，前两叠字句相同，犹如飞奔的两匹骏马，而第三叠循环往复的抒情文字则犹如车身，因此，人们习惯将这种严丝合缝的词体称为“双拽头”。

从艺术效果上看，这种词体“层层脱换，笔笔往复，韵味深长，耐人咀嚼，致使崔护人面桃花之作不能专美于前。

”[4]当然在这之中，周词格律精严、讲求四声的艺术特征，使得周词似章法更为严谨和完备。

这一切都与周邦彦个人的不懈努力与探索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周柳二人在词体形式所呈现出的艺术风貌，这与词人在生活实践中的深刻感受和体验有着莫大的关系，而绝非单凭艺术脱胎和点化之功。

然而柳永似乎更偏重于民间的曲乐和个人的才气，而周邦彦的词体则似乎书卷气更为浓厚。

二

语言是艺术作品灵魂的代言者，其运用成功与否是衡量艺术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为词坛大家，柳永、周邦彦均可谓语言文字运用的高手，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二人因审美情趣以及社会环境的差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

简言之，柳永词雅俗共赏，“借助于当时´竞赌新声´之风，´散播四方´”，[7]154周邦彦则“融合秦观、贺铸变革柳永俚俗词风的艺术成就，以典丽语言救柳词之鄙俗，以缜密回环的章法救柳词之平直发越，形成其沉郁顿挫、典雅浑成的词风，同时也开启了传统词派内部浓丽质实的创作倾向”。

[7]155

至于柳永的俗词，前人多有文章专门论述过，故笔者不再赘述，而他的雅词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苏轼曾赞誉柳永词说，其间佳句“何减唐人高处”！

须知这样的赞语，是极高的评价，苏轼不曾轻易以此许人的，但此类典雅的语言风格，只出现在咏写羁旅行役、描述城市风物及官场酬赠之作，这表明柳词多半与其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词虽然有刻意迎合市民审美趣味的创作意图在其中，但文人本真面目在其词中也多有反映，即抒发失意文人漂泊宦海的人生感触，[7]152与此同时，柳永不俗的艺术才情，又使其词在使事用典之中，往往能举重若轻，没有一丝的奥僻生涩。

如《满江红》“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句，用王粲事，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困顿之感，《古倾杯》“目极千里，闲依桅樯回眺，动几许伤春怀抱”，则化自楚辞《招魂》，以显现词人内心的深深失落感，然而“柳词的雅，并非单纯倚仗使事用典，而是于自然流畅的一贯风格中，出以雅语、雅情、雅境”[4]，《安公子》就能集中显现这一艺术特点：

远岸收残雨。

雨残稍觉江天暮。

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

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

停画桡、两两舟人语。

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

游宦成羁旅。

短樯吟倚闲凝伫。

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

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

刚断肠、惹得离情苦。

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5]158

这首词是柳永游宦他乡、暮春怀归之作。

词人对于萧疏淡远的自然景物，似有所偏爱。

在工于描写景物中，他笔下的春景却不以绚烂秾丽见长，这显然与词人长期困顿的生活处境有着密切关系。

全词一起笔，便描写一番风雨过后的狼藉景象，“雨残稍觉江天暮”。

紧接着词人便着笔描写自己的凄凉心境，由于聚少离多，仕途蹇仄，词人面对眼前的暮春之景，倍加伤感和凄苦。

然而离情正苦，归期无定，杜宇声声，劝人归去，这令词人愈觉不堪。

整首词用意层层深入，一句紧接一句，情意深婉而笔力健拔。

正是基于此，清人陈廷焯在《词则》中赞颂柳永词说：

“情景见到，骨韵俱高。

”由此可见，在词体的语言运用中，柳永词“表现出一种深远内涵的意境”，尽管他的词还没有达到苏词那种生命自由挥洒的境地，但已经为宋词“表现韵味、表现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开了一个好头”[8]。

相对于柳永而言，周邦彦“钱塘才子”的称号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获得的。

据《宋史》载，周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

”[9]13126由此可见，周词虽真美不足，但其雕金镂玉的艺术手法带有浓厚的书卷气息。

难怪后人评价他的词说：

“其词多用唐人诗句，檃栝入调，浑然天成，浑然天成。

长篇尤富艳精工，善于铺叙。

”[10]2789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就能代表周词这一艺术特色：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

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

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

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

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

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

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6]614

从全词来看，每字每句皆有出处，“风老”句出自杜牧的“风蒲燕雏老”（《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雨肥”句出自杜甫的“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午阴嘉树”句出自刘禹锡的“日午树阴正”（《昼居池上亭独吟》）；“黄芦苦竹”两句出自白居易的“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琵琶行》）；“且莫思身外”出自杜甫的“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九首》之四）。

由此可见，周邦彦熔铸唐人诗句中，结合一己之遭遇，抒写己身流落之悲慨，一气贯注，浑然天成，这实属难得。

这一切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周词在自铸伟词中，“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11]84由此可见，周词在语言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自有境界”。

综上所述，在词的创作中，柳永、周邦彦二人皆善于在化用前人诗句中，提炼语言，但在具体运用上，柳永能别出机杼，用字精炼，妥帖恰当，自然清隽，这使得他的词更显清雅不俗，他的词在很大程度上贴近“清水出芙蓉”的艺术境界；周邦彦则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偏重于人工之美，其词字句工丽，形式精致，风格典雅，这使得他的词更显淡雅而富有内涵。

三

笔者以为，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上，柳永类似一个开荒者，而周邦彦则类似一个收获者。

简而言之，柳永在词的表现手法上善于开拓，而周邦彦则能及众家之长于一身，从而使词的表现手法更丰富。

由于柳永词在体式上多为慢词，因此“为了表情达意，柳永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

因而他的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

”[12]53比如《雨霖铃》就有这一艺术特点：

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5]130

全词采用赋的手法，抓住离别送行的场景，通过长亭送别、都门帐饮、兰舟催发晓风残月等情景，层层渲染，既抒写词人凄楚之情，又衬托出气氛的伤感。

另外，词人采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层层推进的艺术手法，表现出词人难以名状的哀愁情愫，刻画细腻，情景兼具，这明显借鉴了楚辞的表现手法。

正是基于此，后人评价柳词说：

“《离骚》寂寞千秋后，《戚氏》凄凉一曲终。

”[11]4258可见，在词体的创作中，“柳永采用宋玉赋的写法开创了宋代慢词上景下情的结构，把赋的手法与意境创造结合起来，使得词中意境成熟，同时避免了前期慢词过于媚俗的毛病，做到雅不避俗，俗不伤雅，以雅为主，注重词的韵味，对士大夫式的慢词的发展起到开拓作用。

”[8]

作为词中的“老杜”，周邦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虽有承袭前人的痕迹在其中，并且他的词也多采用赋的手法，但“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

如《蝶恋花》就能体现出周词这一艺术特征：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阑，轣辘牵金井。

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

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

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

[6]606

从周邦彦的众多作品中看，这首词虽不具有代表性，但其颇能体现出周词极尽腾挪之韵的艺术风貌。

全词通篇写离别之情，却不着一字明言词人离别之事。

词一起笔，便从听觉，写惊梦之声，暗示词人一片凄婉之情怀。

“唤起两目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实写枕上别情，将惊怯之意态曲曲绘出。

至此，词人才缓缓道出分别之意，然而词人却又荡开一笔，直接写闺阁凄冷、野景幽寒。

这使得全词言已尽而意犹未尽。

这种既将时空错综，又将腾挪叙事与描景、抒情结合起来的艺术手法，很显然得益于诗歌的章法。

因此，王国维先生评价周邦彦词说：

“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

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

而亦有得而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

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

故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犹广。

先生（周邦彦）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

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

”[3]61笔者以为，王国维先生之所以称誉周邦彦为词中“老杜”，正是缘于周词不仅能集众家之长，别辟天地，还在于他的词起到了“结北开南”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8]

综上所述，在表现手法上，“柳永以楚辞为学习榜样，用铺叙衍情法，既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又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极大了推动了词的创作手法发展。

”[12]35而周邦彦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既吸取柳永赋的表现手法，又承袭诗歌的叙述、抒情手法，极尽文学艺术手法之能事，他不仅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推动了词体的发展进程。

因此，周柳二人在文学艺术表现手法各有千秋。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2][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

中华书局,2008.

[4]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

上册[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宋]柳永.柳永集[M].长沙:

岳麓书社,2003.

[6]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7]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8]孙维城.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9][元]脱脱.宋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0][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

中华书局,1999.

[11]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12]刘扬忠.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宋代卷[M].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