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三五九旅回调黄河河西的前前后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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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三五九旅回调黄河河西的前前后后
八路军三五九旅回调黄河河西的前前后后
八路军三五九旅回调黄河河西的前前后后
提起八路军三五九旅，人们都会想起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想起大生产运动。
但三五九旅由华北抗日前线调回陕北，并非仅为大生产。
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威胁
1937年11月，八路军留守部队实施整编，除留守处机关，下设警备第一至八团、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
团，另郫（宫）甘独立营，共有15514人，负责边区的安全工作。
当时，边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3个方面：
土匪、日军和国民党顽军。
经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留守部队的大规模剿匪，匪患虽未肃清，但对边区安全已构不成大的威胁。
日军进攻始于1938年春，至1939年1月初，日军对黄河河防共发起3次大规模进攻，虽均被留守部队粉碎，但河防压力仍不断增大，兵力日渐捉襟见肘。
193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将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属地方部队约4100余人统归后方留守处指挥，以增强河防。
11月，中央军委决定两个月内扩充5000余名新战士，补充留守兵团。
讲入1939年，留守部队又而临更大的挑战――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在陇东、关中、绥德等地制造事端。
据统计，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事件达151起之多。
在反摩擦过程中，留守部队不断受损，兵力更加堪忧。
周边摩擦事件未平，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又在酝酿。
1939年四五月，日军利用交接之际兵力双重配置的机会，企图对晋东南地区“扫荡”的同时，向河防发动一次大的进攻。
6月初，日军集结黄河东岸，准备强渡黄河。
日军的新动向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毛泽东结合国民党顽军不断制造摩擦的现状，不无忧虑地指出：
日军的进攻恐会给蒋介石造成借口，即为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河防必须坚守，……延安应开会作必要的军事布置。
毛泽东就开始酝酿调兵西渡黄河回防了。
结合国民党顽军在周边摩擦不断的事实，提出“延安应开会作必要的军事布置”决非多余。
日军加紧进攻河防之际，国民党军也在调兵遣将，以增援河防为名，进行反共部署。
东有日军的进攻，西面和南面有国民党顽军不断升级的摩擦，北有土匪的袭扰。
毛泽东所言“必要的布置”已势在必行!
但为什么调兵绥德，而非关中或陇东呢?
绥德地区系河防重地，是边区与华北的战略通道，摩擦虽不如关中、陇东地区，但同样存在双重格局现象，有国民党派驻的摩擦专家何绍南不断制造事端，又是边区抵御日军进犯的河防重地和屏障。
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控制绥德这一战略要地，树立清除双重格局现象，实现边区化（或称根据地化）的榜样。
绥德原为陕北红军革命根据地。
1936年，红军东征后，被国民党军乘机占领，设陕西第二行政区。
全国抗战爆发后，驻军第八十六师调榆林，八路军按国共协议接防。
但事实上，国民政府派任的官员大多是事端制造者。
特别是驻绥德的专员何绍南，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摩擦专家。
早在1937年10月，八路军进驻绥德之际，何绍南等就电呈蒋介石：
请令八路军暂缓接防黄河河防，由地方武装维持河防。
“暂缓”八路军驻防不成，何绍南又屡报八路军在绥德“胡作非为”、“破坏行政”、“征购食粮”，建议“中央对陕北局势，亦应及时巩固政权，加强武力，方克完成安内攘外准备”。
1939年5月，何绍南指使保安部队在辖区内制造摩擦事件，更严重的是，他还向蒋介石申请调第八十四师接防绥德地区。
西渡黄河回防
1939年8月7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
师：
为粉碎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着第三五九旅即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米脂、吴堡、清涧地区，巩固绥德警备区；第一二。
师冀中部队，移至晋察冀边区待机。
同时，令留守兵团调整陕甘宁边区的防御部署，增强关中地区兵力，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以加强反顽作战指挥。
8月8日，一二。
师师长贺龙指示正在恒山地区的三五九旅，立即准备开赴绥德，留一部分部队组成雁北支队，坚持恒山地区的斗争。
同时决定，5个支队留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主力部队分为两个梯队向晋察冀边区转移。
12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
为巩固边区与河防并准备将来万一起见，我兵力应有一部调动。
望速准备从一二。
师抽调有战斗力的一个旅（如王震旅）到绥、米、葭、吴之线。
一二。
师师部及冀中所属部队移到现在王旅位置，并准备师部再移至晋西北原地，以利指挥。
朱德、彭德怀于17日复电：
王旅未到前，如河防十分空虚，可先调晋西北之七一四团就近开进绥、米。
建议，一二。
师师部暂不移回晋西北，该地给养困难，政治似亦不宜发展与整编新部队。
目前，在平西山地似较妥。
电文提醒，王旅约7000余人到绥、米后，经费粮食后方是否有办法。
毛泽东不无同感。
21日，他复电肯定了“一二。
师师部暂在平西，准备将来必要时转移到晋西北”的建议，但坚持“王震旅以调两个充实团到陕北为宜，其余可后调”，“经费可由中央开支”。
毛泽东的考虑更高一筹：
相比三五九旅。
七一四团是更近绥德，但1个团的兵力不足，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与所承担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不成比例；且三五九旅空防为战略边缘地带，可留雁北支队等坚持，但七一四团空防为陕北与华北的交通地带，且一时无兵补防。
更重要的是，七一四团在河东，与河西部队更能发挥合防的作用，1938年以来该团在这方面建树不少。
9月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
为防止敌渡河及顽固分子扰乱，即令第三五九旅两个充实团直开陕西吴（堡）、绥（德）、米（脂）地域。
4天后，王震奉命率旅主力自恒山地区出发，七一七团自灵丘地区出发。
9月底，三五九旅主力进抵黄河东岸。
10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和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告知王震旅已接近河防，即日过黄河，请向阎锡山发一电，告一二○师一部为巩固河防与休整部队，开至陕北河防区域，向其备案。
经过27天，行程1500多里，途经15个县的行军，三五九旅第一梯队于10月6日到达绥德。
10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王震并告朱德、贺龙等：
为便于统一指挥，决定第三五九旅驻（绥德）五县警备区部队归萧劲光指挥，其建制仍属一二。
师。
19日，中央军委任命王震兼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原司令员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
当月31日，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到达绥德警备区河防驻地。
三五九旅主力西渡黄河基本完成。
策应晋西北反顽
三五九旅回调后，日军的进
攻和国民党顽军的摩擦不约而同地暂停下来。
1939年7、8、9月，边区四周出现了短暂的安宁。
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是否需要再调一二。
师主力回防晋西北。
1939年12月上旬，山西旧军向驻晋西南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旬，陇东发生第二次事件，国民党军以武力夺占镇原、正宁、宁县等城镇。
当月，中共还截获天水行营于11月11日发出的“摩擦”密令：
十八集团军擅委河防司令、警备司令，应明令撤销，另由中央派员充任河防司令，担任自宜川经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吴堡、葭县、神木、府谷一带之河防任务……军事方面如陕北由清涧河以北之河防也应否改派其他国军接替，亦希权宜负责办理。
短暂的安宁被打破。
为应对即将来临的威胁，边区政府当月动员青壮年1710人入伍，补充留守部队和保安部队。
不久，再扩兵2690人。
陇东有调防的留守部队，河防有三五九旅，但河东晋西北力量较弱，仅有新三五八旅一部、决四纵队及暂一师第三十六团，3部还存在统一指挥的问题。
在“阎已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的情况下，是就近东调三五九旅，还是西移一二。
师主力?
12月23日，毛泽东判断：
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贺龙、关向应，望贺、关立即开一个团过路西作预备队，但师部不要来。
12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受命急赴晋西北。
当日下午经绥德时，他与王震会谈，交换对晋西北斗争的看法。
滕代远代表中央，要求王震在适当时机，组织力量东渡黄河配合新军作战，堵截赵承绶的退路。
事态的发展因决死三纵队一部的叛变而加重了毛泽东对形势严重性的估计。
30日，毛泽东电令贺龙、关向应：
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
希与王震密切联络，准备将绥德等五县化为根据地。
考虑到一二。
师主力回调尚需要一定的时间，毛泽东特令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东渡黄河，在碛口地区配合（针对旧军的）作战。
31日，毛泽东再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
师等：
目前整个形势，阎军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我华北与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
为此，三五八旅及晋西北之新军，立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准备战斗，由一二。
师派出两个至3个团到晋西北，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斗争，愈快愈好。
迫于补充衣被、鞋袜等困难，部队最快也要1月中旬抵达，无奈之际，贺龙、关向应于1940年1月1日向毛泽东报告，决定率两个团先期赴晋西北，建议由王震率3个团与晋西北我军及新军相配合，以转变时机稳定局势。
三五九旅是否东调，成为毛泽东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时，中共中央得到情报：
蒋鼎文放出风声，要驱逐三五九旅，派兵接防绥德河防。
为兼顾晋西北战局和边区安宁，5日，毛泽东作出一系列决策：
致电彭德怀：
“晋西北有贺、关率两个团去，可以保障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王旅除派一部过河策应，主力仍不动”。
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德、彭德怀：
一、晋西北作战由贺、关直接负责；二、王震及其主力不能东渡，以防蒋鼎文对陕北的进攻，只能派一二个营相策应。
命令王震准备派一部力量，在战事发生时，以打日寇为名过河声援，箝制旧军，王震本人及主力不宜过河，因牵动太多。
9日，滕代远抵达晋西北岚县史家庄，统一指挥晋西北斗争。
考虑到一二。
师确不能及时抵达晋西北的现实和贺、关的建议，毛泽东稍微调整了对三五九旅的安排。
10日，毛泽东电告王震，能否考虑派一个团过河进至碛口以东临县以南地区，牵制临县之敌军策应北面作战，如遇旧军由南向北进，则消灭之。
同日，贺龙和关向应率师直属队、特务团、七一五团为第一梯队回返晋西北。
晋西北旧军赵承绶、郭载阳两部，1月11至16日，在晋西北我左、右集团夹击下溃败。
16日，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碛口地区截击顽军1个团，歼敌400余人，发挥了配合作战的作用。
1月19日，贺龙、关向应率部进至晋西北临县窑头，晋西北危机基本解除。
2月2日至8日，一二。
师部主力分批抵达晋西北临县。
2月中旬，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全部被肃清，晋西北反顽取得胜利。
三五九旅回调河东一事就此没有了必要。
国共双方严正交涉
蒋介石向以军令统一责全八路军。
毛泽东为免除口实，特指示萧劲光把调三五九旅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和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报告一下。
萧劲光起草了电文。
毛泽东阅后，觉得表达不够充分，措辞不够策略，亲自撰写：
“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
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
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
嗣奉电示：
指派一二。
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
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
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
……”
电文力陈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河防的电令和日寇屡犯河防的事实，说明调王旅为加强河防，又显示对国民党当局的充分尊重。
电文之外，毛泽东附笔提示：
“萧：
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
”对发报时间的考虑，是有道理的。
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难免阎、邓怪罪。
10月4日，王震旅渡黄河之后，萧劲光将电文呈报阎锡山和邓宝珊。
因电文无懈可击，阎、邓只能认可。
阎回电：
“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
”邓回电：
“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二人转首即告蒋介石，既“参本”，也免嫌，称三五九旅的行为，事先并未责令，言外之意即三五九旅是“自由行动”。
国民党军对此颇为关注。
1940年1月初，何应钦、张冲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多次会谈。
三五九旅事一度成为会谈核心。
1月4日，何应钦提出：
委座（蒋介石）对于此事，非常重视，因军队擅自行动，破坏战斗军纪，莫此为甚，如系他军，其部队长早已查办。
……军事行动，应以最高长官命令为准，委座前于二十七年（1938年）2月，曾有命令晋省部队，不准一兵一卒渡河，此次王旅西渡后，委座又有电令饬该旅超日返防。
希望朱彭，迅速遵照委座命令办理。
叶剑英答：
该旅开回原因，一为巩固河防，一为确保后方与晋冀联络线之安全，因晋冀两省目前物资极为匮乏，须赖陕北接济。
闻中央有将高桂滋军开驻陕北之意，如此则摩擦愈甚，希望不开。
何应钦明白叶提出高桂滋部调动事的用意，答：
高桂滋军开陕北，系去春天水行营有此建议，
未准。
叶剑英答：
此事甚为困难，拟电延安商洽。
首次交锋不欢而散。
5日，张冲向叶剑英提出：
三五九旅回到河东去，至少敷衍一下（蒋介石）面子。
叶剑英答：
王旅撤回河东可以照办，但须在中央军队陆续从边区周围撤走才有可能。
在中央目前在边区周围调兵遣将并攻占宁、镇两城的情况下，三五九旅无过河可能，反有继续增兵的必要。
且现在要三五九旅过河，如目的在于调高桂滋军前去，以便截断晋陕，这更无可谈。
目前重要问题在于停止陇东军事行动，明令承认边区与扩军，不在三五九旅过河与否。
故如中央能够办到：
（一）把边区周围军队调赴前线，陕甘驻军恢复骑二师进军前之状态；
（二）绝对不增调任何军队赴绥德、吴堡、清涧，陕北行政专员何绍南撤职；（三）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四）承认扩军，则三五九旅过河当可商量。
二次交锋，叶剑英机敏地把三五九旅回撤事转变为了一张“牌”!
6日，张冲转达何应钦对昨日问题的答复：
（一）已下令陇东停止军事行动，着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派人调查解决，中央军可后撤；
（二）何绍南决不再去，高桂滋军亦不调；（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解决困难甚多，尤其陕甘宁三省当局反对，可否找一折衷的办法；（四）扩军于事态平息后，由何应钦负责向蒋提出实行。
叶剑英回答：
调查应由双方派人去，对边区问题的解决须按原决定发表，绝无折衷的余地。
三次交锋下来，国民党由主动变为被动。
两党问的边区谈判难题与三五九旅回调事捆绑在了一起。
8日，叶剑英收毛泽东给兰州谢觉哉的并告电：
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在坚持陇东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6县属边区23县范围，地方行政须全部移交陕甘宁边区，以杜绝一切纠纷之源……对陇东的坚定态度，意在告诉叶剑英在谈判时一定也要坚守原则。
国民党中央此际正处两难之地，一方面中共不能在谈判中就范，反占主动；另一方面斗争一线的何绍南等正面临败局。
7日，由绥德逃到西安的何绍南呈电，历数三五九旅在绥德等的“非法行为”。
国民党方面知道，想通过谈判压迫中共撤回三五九旅根本不可能。
于是，他们不得不转以边区范围和八路军扩军数额为“牌”寻找突破口，但提案并无新意。
原本一度以三五九旅事为核心的谈判，重新回到两个最复杂的内容上――边区问题和扩军问题。
10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
陕甘宁辖区应为23县，少一县不行；王旅不能撤，要求增高两旅；八路军扩军为3军9师。
11日，中共中央又指示，目前先解决边区和扩军问题。
这等于排除了国共就三五九旅返防事的谈判余地。
17至19日，张冲、何应钦与叶剑英继续谈判。
何、张则提出：
边区名称为陕北行政区，暂时隶属行政院，县数15县。
18集团军扩军3军6师，三五九旅至少要有一部分过河东，以给中央面子。
国民党方面几天来的回旋并不理想，叶剑英对三五九旅事不再表态。
25日，中共中央电示南方局：
中央前次所提边区扩军等各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正当的、合理的，不能再让步。
如此一来，只有针锋相对互不让步了。
陕甘宁边区终于风平浪静
在绥德，三五九旅主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打日军，卫河防；二是反摩擦，逐渐使绥德地区边区化。
保卫河防方面：
据统计，三五九旅守备河防3年期间（1939年至1942年），计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河防作战48次（其中日军对河防大规模进攻2次），三五九旅均取得了胜利，不负毛泽东的钦点之名。
反摩擦方面，赶走了何绍南，使绥德消除了双重格局，树起榜样。
在与何绍南的斗争中，三五九旅本着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精神，积极改变过去彼主我客的情况。
军事上，三五九旅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优势兵力和火器压制何绍南的保安队。
最典型的即把旅部兼绥德警备区司令部驻在城北他廒山上，监控全城，架两门大炮，对准绥德何绍南部署在二郎山上的工事。
政治上，王震主动拜会邓宝珊和驻地开明士绅，取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同时，三五九旅一部散至各城镇，发动群众，揭露何绍南摩擦本质，宣传中共团结一致、坚持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
经济上，主张和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人工资，改善人民生活。
三五九旅的强势使何绍南人心渐去，最终逃回西安。
1940年1月，何绍南“深愧对于政工指导无方，因恐妨碍抗战，故引咎辞职”。
不久，蒋鼎文另委素和中共友好的邓宝珊的部属包介夫接任。
2月，何绍南潜回绥德，集中13个保安中队秘密开会，策划偷袭三五九旅。
三五九旅获知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何绍南的罪行，使其伎俩无法实施。
中共中央也积极配合斗争，要求国民党对绥德行政问题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2月15日，经萧劲光起草、毛泽东修改，边区以林伯渠、萧劲光名义致电蒋介石、孔祥熙，并报程潜、蒋鼎文等，要求惩办何绍南，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划绥德隶属边区。
与此同时，为照顾邓宝珊的面子，边区与三五九旅对新任专员包介夫取不合作，但不公开反对的态度。
何绍南处境不妙，遂铤而走险，煽动部分保安队袭击七一七团失败后，只得与包介夫等带少数人逃走。
此后，经群众公举王震兼任行署专员，造成自主解决绥德地区行政问题的事实。
绥德的胜利让毛泽东大为兴奋。
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萧劲光的名义致电程潜：
“国共合作已历3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
不久，程潜回电被迫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得由边区政府委派。
持续了3年多的双重格局现象，终于消除。
边区境内从此平静多了!
蒋介石对三五九旅在绥德的作为深存芥蒂，致电毛泽东：
三五九旅王震旅长破坏国共合作，要受到军纪、国法制裁。
毛泽东不予理会。
3月5日，他以萧劲光名义特意致电蒋介石等，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王震的夸耀。
三五九旅西渡事，遂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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