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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与财务管理改革
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与财务管理改革
摘要: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改革后的国有企业治理仍任重道远。
国有企业治理的瓶颈在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政府审计的职能定位。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以出资人身份定位，履行社会责任。
政府审计应在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中发挥监督作用。
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应当承担绩效评价的责任，并在国有企业绩效的经济性、高效性、有效性等方面问责。
关键词：
现代企业制度；财务管理；创新；改革
Abstract:
Althoughthereformofstate-ownedenterprisesinChinahasachievedinitialresults,themodernenterprisesystemhasnotbeenfullyestablished,andthegovernanceofstate-ownedenterprisesafterthereformstillhasalongwaytogo.Thebottleneckofstate-ownedenterprisegovernanceliesinthefunctionorientationofstate-ownedassets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commissionandgovernmentaudit.Thestate-ownedassetssupervisionandadministrationcommissionshouldpositionitselfasacontributorandfulfillitssocialresponsibilities.Governmentauditshouldplayasupervisoryroleinthemanagementandoperationofstate-ownedassets.Economicresponsibilityauditandperformanceauditshouldbeartheresponsibilityofperformanceevaluationandbeheldaccountableintheaspectsof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ofperformanceofstate-ownedenterprises.
Keywords:
Modernenterprisesystem;Financialmanagement;Innovation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所谓的四化计划（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西方和日本引进技术。
这一门户开放政策最终必将引发一场关于经济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应如何运行的辩论。
几十年的独立发展，以及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首要社会目标，使中国在技术和管理上仍处于相对全球意义上的落后状态。
这种现代化将永远是一个激进和复杂的事件计划，特别是考虑到变革的时间尺度。
快速现代化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命令。
从根本上说，外国技术的进口只能通过以硬通货支付（在70年代末的中国，硬通货极为稀少）或通过各种形式的外国投资来实现。
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向世界市场出口商品的规模都可能涉及其中。
国际贸易的增长有一个主要障碍:
国内市场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质量无法同其他国家生产和目前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产品的质量相比。
因此，为了增加出口贸易，中国企业需要在设计和制造标准上迈出一大步（Forrester,1996）。
因此，需要彻底审查在计划经济下已经实行了三十年的管理技术，因为商业竞争的概念和损益会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次引入。
正是在这种讨论的氛围中，在对长期持有的经济观念的挑战中，合同管理责任制诞生了。
这不仅是为了在企业一级为公司提供更大的独立性，而且也是为了在组织内建立当代面向市场的管理办法。
这样，合同的内容就不仅限于利润分享:
它还包括技术改进投资和赠款的机制，并在工资水平和公司业绩之间建立了联系。
一些合同保证扩大资产，而另一些合同则纳入一种投入产出制度，规定合同各方之间的付款和交货机制。
1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特殊性
1.1涉及面广
在西方出版的账目中，经常有人提出，企业管理中的合同制度是受农业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
然而，我们在这里认为，引入这两种制度的目标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其结果也是不同的。
农业人事制度于1978年在四川实行，随后在全国分阶段推行。
它的目的是解决个别农民的动机，通过赋予每个家庭管理一块土地的责任，并要求其对获得的利润向政府交税，从而增加和多样化产出。
人们注意到，在增加产量、通过自由市场提供更多种类的作物以及在一段时间内在该国某些地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后果。
然而，有显著的负面结果。
这些问题包括：
人们对其他更有利可图的作物的关注转向对主要粮食生产的严重威胁，表土的流失，以及为了牟利而在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上耕作。
另一个后果是长期以来忽视农村基本公共工程的倾向，而这些工程只能通过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社会的共同努力来维持。
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有必要指出人力资源管理寻求解决的基本活动是农民个人辛勤耕耘土地的活动，而不是在商业组织中工作的集体群体的活动。
1.2综合性强
将CMR原则应用于工业的决定，似乎早在1979年就已被视为中国整体经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主要目的是更好地整合政府行政和企业管理，同时也培养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企业意识。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85年）期间，将合同制度的内容介绍给工业，包括重要的钢铁工业。
到这一时期结束时，钢铁行业以及许多其它重、轻工业领域85%的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试验。
来自中国国内的报告显示了一些有利的结果，尽管也有一些重要的问题。
工业的情况必然与农业的情况大不相同，也复杂得多。
工厂内各种各样相互关联的活动，根据生产的产品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都违反了直接的规定。
个人的动机总是比农业的情况要少得多。
企业战略、组织、财务、采购、营销、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都需要在任何行业改革中解决，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
因此，有必要仔细考虑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将CMR引入工业时所认识到的改革方案的目标。
此外，我们应该评估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
财务管理作为一种价值管理，它包括筹资管理、投资管理、权益分配管理、成本管理等等，这是一项综合性强的经济管理活动。
也就是说，财务管理渗透在全部经营活动之中，涉及生产、供应、销售每个环节和人、财、物各个要素，所以抓住企业内部管理以财务管理为突破口，通过价值管理来协调、促进、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1.3灵敏度高
企业经营管理目标为经济效益最大化，这是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投入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多决定的。
“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各项目标，是政策制订过程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合同体系不可能提供一套全面的战略解决方案来满足中国工业的需求。
在这些需求可能是什么，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政治成本方面，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潜在的分歧。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形态差异和派系斗争可能比在大多数政治机构内部更能阻碍政策的形成和执行。
据说，其中一个目标肯定与业绩有关——希望看到行业通过留存利润的诱惑实现更高的产出目标。
在1978年第十一届党代会之后，讨论了以某种形式在工业中重新引入物质奖励的可能性，并在1980年代初进行了试验。
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提高国有企业在涉及它们的一系列事项的经营决策方面的独立性。
这些包括：
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销售;定价;采购；公司资金的支出；资产的处置：
组织问题；人员；个别雇员的工资和奖金；与其他企业的联系。
1984年，政府明确提出了在这些领域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治权的意图，并在1988年的《企业法》中予以确认，尽管实际上甚至在执行这一政策的速度和性质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当地的情况，包括企业的规模和类型以及企业领导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
1.4财务目标多元化
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展了企业资本范围，改变企业资本结构，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的地位将发生重大变化，物质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知识资本地位将相对上升，且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最主要因素。
最后，政府希望从国有企业获得最大收益的愿望导致了财政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对所有企业逐步实行所得税制度，而不是要求将所有利润上缴国家。
据认为，业绩奖励和给予企业的新的自主权将足以确保国家至少在长期内将从新的安排中获益。
因此，政府似乎一直在追求这三个主要目标：
提高产出方面的业绩；向国有企业逐步下放自治权；为国家增加收入。
对CMR的试验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厂长制度”，即厂长的管理权高于党委书记的干预权，在1984年左右的地方就很明显。
从利润转移到企业税收的转变大约在同一时期开始。
但直到1987年，中国才开始在工业企业中广泛应用cmr。
对于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合同的要求是：
企业必须将与企业协商确定的利润目标上缴国家，作为“所得税”，差额部分由企业自筹资金弥补，额外利润由政府和企业按规定的方式分享。
企业通常还要缴纳各种间接税，这些间接税将根据其活动的性质和情况而有所不同。
2.企业支付的工资和奖金总额的增长应与利润和税收的增长挂钩。
3.应商定技术升级和这方面投资的目标。
2现代企业制度及财务管理观念的创新
2.1财务管理权责与财务主题错位
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与税收的征管权混为一体，国家集多种职能于一身，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严重地削弱了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其次双层管理体制模糊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使得企业过于依赖国家指定的财会法律法规，缺乏根据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来制定自身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也是的企业的财务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的目的，就是要求企业达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这是我国现代企业改革创新的方向。
政府在实施CMR时，相信会透过逐步投资及引进海外技术，促进技术提升。
来自陈的研究的证据表明，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在CMR下的许多企业的技术升级可能已经放缓。
这种印象得到了对现在的作者所作的评论的支持，这些评论谈到在获得和支付新技术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严峻选择，即使是在燕山石化这样比较富裕的工厂。
虽然政府除了“重点”企业外，基本上不再为新技术提供资金，但它仍然为投资设定了参数。
它必须批准所有的重大建设项目，它的支持对于关键的银行贷款是必需的，而且它可能会因为与企业在长期投资战略上的分歧而耽误事情。
即使在实现了投资目标的地方，技术目标可能也没有实现。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与一家外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但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将失去对企业的全面控制。
此外，所有投资决策都笼罩着政治不确定性的阴云。
最重要的是，计划从海外引进新技术的方法的主要优点--即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2.2转变观念
在金融方面，虽然陈发现国有企业普遍受益于cmr提供的机会（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主体中，首钢集团，尽管它享有某些特殊的条件），但一些企业在这种制度下表现出盈利能力下降或出现亏损。
许多公司似乎已经发现，在cmr的六年左右的时间里，工资超过了生产力。
对企业征收所得税以及一系列的间接税，并没有产生政府所期望的意外之财，而普遍存在的差异和例外。
许多有良好关系的企业只会引起他人的嫉妒。
许多经理对复杂的税收制度和普遍的高税收水平感到不满。
我们对合同管理责任制和现代企业制度（MES）的实证分析是基于1987年至1997年期间实地考察的访谈和观察。
以下观察来自与北京和包头的钢铁厂、燕山的石化厂、北京的纺织厂、杭州的3家啤酒厂、上海的一家冰箱厂、浙江农村的一家零部件厂、长春和石岩的汽车厂的经理们的讨论。
此外，在1995年和1996年，作者能够采访北京的一些在宏观层面关注CMR及其继任者MES政策制定和监督的领导官员。
采访一般通过翻译进行，后续问题由作者直接用中文向受访者提问。
这些访谈在采用合同管理责任制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些其他的相关影响。
2.3提高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
企业之间的差距。
合同是在个别企业和国家之间建立和双边商定的。
因此，企业之间议定的合同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没有关于这些合同的条款和条件的明确规定（例如利润配额的数额，实际上在5%至20%之间变化）。
合同根据企业的类型和性质、工业部门、地理位置、工厂和设备陈旧的程度以及过去的投资水平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对需要资本投资的企业，允许采用相对宽松的合同条款，包括较低的折旧率和规定的增值税税率。
这些差异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标准化的目标和合同条款将导致许多企业无法实现所设定的目标--如果无法实现目标，则几乎没有动机。
企业管理者要改革和改进经营。
决策者对面临破产的企业也有一种真正的恐惧，考虑到大型企业的规模以及所报告的破产所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这根本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后一种考虑意味着，尽管这是企业改革方案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有人会说公平地）分配稀少的资源。
事实上，缺乏明确、透明、标准化和明确的规章制度，特别是有关利润分配的规章制度，是cmr的一个根本缺陷，因为它在国家和企业一级造成了相当大的不满。
关于利润配额的争论意味着合同的重新谈判变得司空见惯，特别是当企业认为其他公司已经谈判出比他们更好的协议时。
这种制度容易被滥用，特别是当政治关系良好的企业利用有影响力的网络为自己牟利时。
2.4树立起人本化理财观念
充分协调好各相关利益者的财务关系。
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各项财务活动“人格化”，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体制，强化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充分协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企业顺利而有效开展财务活动、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根本保证。
如上所述，在我们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在那些签订了三年合同的企业中尤其有效。
管理人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集中注意时间分阶段的数量指标，主要是短期指标，而损害较长期、较质量的目标，例如改善管理办法。
这种短期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企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如新工厂、机器、产品开发等）。
此外，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缺陷（Forrester,1996）。
这种情况特别严重，因为企业的目标是将生产质量提高到出口市场所要求的标准。
2.5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眼界大大开阔了，精神需要也在不断的增强。
因此企业财务管理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不能还是老的一套。
过去企业财务管理主要靠人进行计算处理，现在微型计算机可以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应用好计算机辅助企业理财，也属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内容。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如果不能有效地配合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那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因此现代企业财务管理要注意科技、管理革命的发展趋势，要适应新的潮流，创造出全新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中国企业内部普遍存在对税收制度的混乱。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从企业向国家汇出全部利润的制度被利润的百分比征税制度所取代，最后被一个固定比率的利润汇出办法所取代。
1992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现代企业应重新确立的财务管理目标
3.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的目标
现代企业作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取得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其最基础特征之一，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活力，所以理财人员必须牢固树立经济效益观。
企业自主权。
在企业自治的实际或理想程度方面存在相互矛盾的证据。
许多国有企业一直缺乏责任感，因此缺乏自主权。
这源于这一事实,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负责他们自己的利润一代,国家仍然负责损失,和大量的中国国有企业持续亏损有缺乏激励经理承担责任并创建增加自主权。
然而，在一些企业中还有另一种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决策自主权过大，有些管理者的范围和判断力几乎是不受约束的。
这种新获得的权力并不总是用于企业、雇员或国家的更广泛的利益。
管理质量几乎没有提高。
上述短期主义和自治的问题由于管理质量的变化而更加严重。
普遍没有对提高管理水平以适应市场经济所需的培训和提高认识方案进行投资，而且对企业业务一级的管理质量也没有什么影响。
另一方面，CMR未能解决中国工业的紧迫问题。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特别要求大型国有企业以各种方式供养职工及其家属，其中一些通常与西方企业的做法无关。
因此，大公司经营受资助的餐馆，建造和建造。
3.2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体质创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资产监管；坚持优化布局，促进资本合理流动；坚持强化监督，防止资产流失。
3.3提高效率强化管理
企业要重视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工作，为财务人员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不断创新教育培训方式与方法，有计划地进行各种适应性的培训，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
对于许多在CMR仍在亏损的国有企业来说，社会供给成本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如果任何未来的计划想要成功的话，在CMR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失败需要被纠正。
现在，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CMR的规定和影响，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后期模式:
现代企业制度。
3.4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财务会计人员个人素质的高低决定了转型的成败与否，企业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要理解市场经济地位，最好是考虑国家在其定义中引用的三个原则:
改革、重建和重组。
它的目的是处理一些cmr和其他以前的企业模型没有充分解决的问题。
这样做是为了澄清产权的立场，对一般的权利和责任做出更明确的定义，区分国家的作用和管理职能，并引进所谓的“科学”企业管理。
改革要素是指采用新的管理机制和做法，改造包括技术改造和设施改善，而重组涉及重组和建立产权和资产的法律框架。
随后的简短讨论反映了密切参与监测新制度执行情况的高级官员的看法。
其次是“股东公司”。
这些企业由其股东所有，股东可能是公司的雇员——包括经理和工人。
企业也可以在上海或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
管理层通常由高级经理和董事会组成。
虽然管理层对政府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但它仍对股东负责。
这些公司受到各种规章制度和治理形式的制约，并受到国家资产管理局的全面监督。
第三类是被指定为“股东合作公司”的小型企业，其中政府积极邀请个人进行投资。
这一做法似乎是受到1987年以来农业股份制合作制成功的启发。
他们的雇员现在在这个集团中拥有一些公司，而其他公司则属于一个或多个外部私人投资者。
其他人仍然是集体，等待买家。
这些企业的管理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国家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
人们认为，特别是在企业为其工作人员所有的地方，动力问题将会得到解决;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根据我们采访的官员，MES下的“多渠道招商”禁令仅适用于上述第二、第三类企业。
除了这三个集团，还有大约1000个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
现代企业制度在实践中普遍认为MES比cmr有了很大的改进。
它在解决所有权、短期主义、复杂的谈判环境和早期税收改革的负面影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从1998年开始，其他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治理问题（在西方意义上）。
这包括企业、国家和缔约方各自的责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和中国对公司治理的概念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关于国家剩余权力和许多企业持续存在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和责任线。
在微观层面，也有关于党委书记和厂长各自角色的管理问题。
关于这一优先事项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些人主张需要有明确的机制来代表国家和当事方的利益，另一些人则主张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权。
新制度并没有解决许多企业面临的财务困难。
人们已经认识到，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此外，他们很可能继续亏损，需要政府继续补贴。
部分问题在于他们产品的定价，在某些情况下（出于某种原因），这些产品的定价仍由国家决定。
结论
通过创新企业财务管理在新经济形态下的思路，逐步提高我国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资金营运经济、社会效益。
我们在前文中指出，在现代化和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必要性的范围内，曾作出各种努力来实施管理改革。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合同制度在其不同的方面设法解决企业管理的问题--特别是自治、改进绩效和产出以及提高利润的问题，这些问题随后可适用于新的税制。
在大多数方面，合同制度只是部分成功。
自1993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更多地关注所有权和治理，而非管理本身的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国有企业投资多元化和剥离亏损企业作为产生资本和剥离成本的两大关键。
作为一个整体，最近关于企业改革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从结构的角度澄清了一些问题，但仍有一些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特别是过去国有企业与中国人口的经济、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障的完全融合。
公民就业——中国政治制度的遗产——阻碍了许多国有企业向市场环境的轻松过渡。
迄今为止，实施这种过渡的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为许多因减肥而失业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再培训）。
它们还包括建立有效的替代机构，以弥补国有企业被剥夺的社会福利——包括养老金、住房、医疗和教育设施等。
此外，没有明显的理由相信“集团化”和亏损企业股份的浮动可能是为这些组织筹集必要资本的有效手段。
最后，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正在制定的政策将处理合同制度失效时所产生的许多日常管理的实际问题。
其中许多都与政府在中国市场上持续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有关。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相反的保证，但他们迄今尚未就应该做什么达成明确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观察家坚持认为，无论发生什么，国家的利益必须优先于企业的利益，而且党控制着国家。
“大多数管理者是党员，必须服从命令”（受访者X,1996）。
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机制将扩展到政治领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制度”（受访者Z,1996）。
在这种情况下，MES就像之前的cmr一样，可能只是过渡性的。
至于目前被视为亏损的企业（国有企业总数为7.9万家），有40%被认为是“非常小”的。
那些能够发行股票和筹集资金的公司显然有一些生存的机会，尽管同样清楚的是，朱镕基认为一个消耗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到1999年初，中国政府仍然坚持1997年和1998年关于企业改革的声明。
然而，报告指出，亚洲危机以及由于可能放弃无利可图的企业及其所有社会供应而产生的广泛动乱的前景，暂时阻碍了国家减少投资的进程。
以往有些企业将被视为集体所有，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逐步出售给投资者。
据估计，这一组将包括一大批现有的国有企业，大、中、小。
一些这样的公司可能既有国有股东，也有私人股东。
在谈到集体所有制企业时，江说:
“应该特别提倡和鼓励的是一种集体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劳工和资本的联合”。
最后，所谓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指“个体经营和私营经济”。
除了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外，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多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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