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看见发布会演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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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看见发布会演讲
柴静看见发布会演讲
《看见》是柴静个人成长的自白书。
从对新闻一无所知的新人,尝遍失败、迷茫、摔打的滋味,到如今成为央视最受欢迎的女记者和主持人,柴静从未停止反思和追问,《看见》告诉你柴静何以成为柴静,她经历过什么,思考着什么,又记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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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看见发布会演讲
嗯,最早看到柴静就是03年的非典的时候,这个看着很文静的新闻记者却给每一个人很强的力量感,那种语言张力好似平静水面下的波涛,柔和的力量,看着不着边际却深入人心~
讲者
柴静,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临汾,记者、主持人。
1992年,到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1995年,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
XX年11月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
XX年担任《新闻调查》记者,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XX年起担任《看见》主持人。
XX年出版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看见》,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年度最畅销书籍。
XX年从央视离职,XX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
讲文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观众和读者,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
在看完刚才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他说,为什么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是奴隶?
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20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参考。
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
因为里头记的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
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
因为里面基本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都只有结论。
我看不出,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不记得了。
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
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我们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
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个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
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当时那个片子拍得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做得很动情,陈虻看完很感动,但是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
“收钱吗?
”记者说收。
“收多少钱?
”说:
“一个人两三万吧”。
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12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能够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
陈虻就说:
“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
”然后他就问:
“谁教给你们的,啊?
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吗?
让你表达你有吗?
谁教给你这个的?
”
陈虻说得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他提得太像外宾了。
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感染心灵的嘛。
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是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叫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啊。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已经渗透在你的血液当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自己最反对的人,你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拿过来看一遍说:
“你是机器人吗?
”我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说他很温和,说:
“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
”就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他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
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
“哎呀,你去吧”,说:
“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不撞南墙不回头。
”他说得对,这个撞南墙,人的脑袋在这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
在XX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像尖叫一样。
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指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小黑板,这个黑板上面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
他跟我说,其实这都已经是非典,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人也不知情。
医生知情吗?
知情。
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他们连隔离服都没有。
我问他说:
“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
”他就指了指这儿(心脏的位置),说在心里区分。
我说:
“那你靠什么防护?
”他说我靠精神防护。
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
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
“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已。
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再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
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10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
那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街边,头磕在水泥沿上了,那一瞬间的感觉。
我知道,最让人痛苦的不是身上的伤,或是头上的痛,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是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残破之处,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
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了这束花之后,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她们家这么多年来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只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
就这一只花,她把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得特别好。
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她跟我一样,对自身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她出生在这儿她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至于什么是平等?
平等不是去悲悯或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到过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那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
在XX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在地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采访。
真假难辨。
当天采访完之后,同事在一块,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
我说为什么?
那个同事说:
“周正龙披着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
”他说:
“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
”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奥,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啊,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
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
拿证据来。
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诉,让他枝枝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一个被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
“这人是好人、坏人啊?
”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
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看到好人出现,我们再加点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
但是,XX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收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
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
“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跟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
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
”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
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
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
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
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
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那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来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有时候采访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
“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呀,你有没有忏悔啊。
”有领导提醒过我,但是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善向好嘛。
后来,XX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立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的整个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仰面大声嚎哭。
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我看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
后来,我就采访了当中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在我面前说,电击一点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
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
她说,我不痛苦。
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
她说我没有流泪。
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
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
说完这句话,那颗泪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裤子上。
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
他说,因为他们感恩。
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
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嘛。
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
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
真实的人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处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
在这本书中,我想,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一个状态里面。
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
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吗?
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
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
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它。
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他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的实质。
不论我们走得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20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
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讨论,说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
然后,这个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
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
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
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把一个小孩采访中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的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
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小孩十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呢?
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谅,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演讲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
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
这张照片是XX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麻柳乡的地方采访的他时候拍下来的。
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背后的故事。
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山村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都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
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
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
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
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
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活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
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
第二,不能骂人。
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
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85%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按上手印贴在祠堂的门口。
但是贴完之后,说允许你睡一觉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
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
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下去。
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在想,当年我们那期节目叫《麻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得最前卫的一个地方。
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根本没有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
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刻意去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地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自己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来的读者、观众和媒体的同行,最后要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