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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观念史宏富多端，无确切的领域，更看重确切性的各学科专家难免对之狐疑，不过，观念史有其惊喜与报偿，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

在中古时代，正直、诚挚就不是受到敬重的品性——事实上，根本就无人提起过；那时重视的是理论上的客观真理，追求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正确的东西。

今人认为多样性是可欲的，一致性则是单调、沉闷、乏味的，于人类之精神自由是桎梏，如歌德形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论》为“永恒的黑暗，如同死尸”［1］；这跟传统观念恰好相反，直到17世纪末，这观念还很少遭受质疑：

真理只有一个，余者均归错谬。

今天之信奉宽容，不是当作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功利权宜，而是本质的价值；目前都在讨论自由与人权的概念，认为天才不受约束的意志可以挑战规则，蔑视任何层面理性的约束——所有这些在西方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作用堪巨的因素，皆成于18世纪，它的后果体现在各种反革命潮流中，于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宽泛的论题，本文不拟直接讨论，只提醒注意一个角落。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迅猛发展。

对此可做多种解释：

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所向披靡，尤其是技术发明及由此而致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给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新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兴起，并试图探寻自己的由来；古老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分崩离析，这既是文艺复兴、世俗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勃兴的原因，亦是其结果；这激起了人们对历史变化和新生事物的关注。

历史研究，事实上是起源学研究受到空前刺激。

催生了一种社会生活在持续进步、至少总是在经历着变迁和革新的感觉。

有充分理由设想，自然科学新方法既然能解释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也能解释社会的本质与规律。

彻底发现这些规律，就能很好地解释过去、预言未来，把关于人类的预测从神秘的宗教先知、《圣经》启示的阐释者、占星术士和超自然玄学家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条理井然的知识学科。

　　这期望激发了新的历史哲学，成为社会研究的全新领域。

新一代预言家习惯于声称，他们对过去与未来的陈述具有科学有效性。

有很多是夸夸其谈，有时甚至是自大狂的想象或者根本就是玄思，不过他们所取得成就之值得敬重要多出一般想象。

孔多塞未免过于乐观了，他预言将出现一门综合、系统的关于人类的自然科学，可以之终结懒惰、无知和非理性而致的犯罪、愚蠢和痛苦。

在1794年的黑暗狱中岁月，他描绘了一个生动、美好的新世界，由知识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组织而构建起来，一个各民族和谐的社会，艺术和科学不断进步，并实现永久和平。

这当然是乐观过了头，不过，把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方法应用到社会问题，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创性预见。

　　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言了技术官僚统治秩序的盛行，谈到了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联合的趋势，于其中，生产者须倚靠科学家，新的宣传群体——艺术家、诗人、富于感染的新世俗宗教传道者——将取代牧师，缺少这个群体，工业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

他的门徒孔德呼唤、并预言一个权威式的精英阶层，以教化和控制理性但非民主、自由的社会及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

无需详尽阐述这预言之准确：

技术与世俗宗教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时代早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现实。

那些相信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将偏见、无知、迷信及其在非理性的、压迫性的法律、经济、政治、种族和性别等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应该一扫而空的人，他们的企望落空了。

这不足以否定他们的洞见于引领西欧进入发展新道路的意义。

这道路就是边沁和麦考莱所宣传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理性新秩序，这秩序困扰过密尔、托克维尔，亦为卡莱尔、迪斯累利、罗斯金和梭罗深恶痛绝，前此，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亦对之多有批判。

到了傅立叶，对贸易和工业罪恶的攻击连篇累牍，认为无限制的经济竞争导致惟利润是瞻的人肆意破坏或窃取劳动果实；他抗议说，对广泛人类群体的集中控制导致了奴役和异化，他鼓吹消灭压迫，要求用缜密的职业指导将情感纳入到理性轨道，使所有的欲望、才能、趣味沿着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

傅立叶此人确实有点怪异，这些理念却一点都不荒诞，事实上他所预言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是常识。

　　托克维尔预测到民主的同等化将导致千篇一律，所有人都承认这不祥的预测料事如神，不管对他的药方作何看法，恐怕也没有谁会否认，卡尔·马克思也凸显了预言独一无二的力量，不管这预言有什么错，却指明了他那个时代发挥作用的某些关键因素，他的同时代人对此基本无知——即技术变化与文化是相互依赖、权力集中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无情的工业化、大企业的兴起与全面发展之间也是互相决定的，初期阶段，社会和政治冲突激化不可避免。

他也不无成功地揭示出掩藏在政治与道德、哲学与宗教、自由主义与科学面纱下的这些冲突最冷酷的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和思想后果。

　　这些都是些比较重要的预言家，预言家当然不止这些。

才华横溢而任性的巴枯宁比其对头马克思更精确地预言到一无所有的人必将揭竿而起，预感到这种情况更容易在那些大多数人仅能维持生存、任何剧烈变化都不会让他们有所亏失的国家出现——比如像俄国和西班牙这样资本主义最薄弱、原始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地方，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工业化水平最高、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

因此，本世纪亚洲和非洲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的原因，在他看来，太容易理解了。

再进一步：

诗人海涅在路易-腓力普王朝初期谈到法国时曾预见到，日尔曼邻居将在历史记忆、怨恨与形而上学和道德狂热的刺激下，进攻法国，根除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们“将不受恐惧和贪欲的约束……就像基督徒，肉体的折磨享乐都不能改变他们”［２］，这些陷入意识形态迷狂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成一片沙漠。

拉萨尔曾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并且可以说预见到了这个混合制度——即当代的人民民主，叫它国家共产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马克思则在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十多年后，雅各布·布克哈特预言到军事-工业综合体必将控制没落的西方国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权力日益扩张坚信不疑；杜克海姆警告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的可能性；之后是扎米亚京、阿尔丢斯·赫胥黎、奥威尔的梦魇，当下看来，他们半是讽刺者，半是预言家。

所有这些预言中，有的现在还停留在预言状态，有的则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海涅所预言的新哲学野蛮人，他们控制了种族主义者和新的异教非理性主义者的想象力。

19世纪还涌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和预言，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技术官僚主义的，最后还有那些满怀新式中世纪乡愁者的乌托邦，这些人向往着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远古礼俗社会——所有这些思想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差不多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所有这些精致、自洽的大量未来学和幻想中，却有一个怪异的空白，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

它有自己虔诚的信徒、势不两立的敌人，有民主、贵族、君主的派别分野，它给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群众以灵感；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

但不夸张地说，它当是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

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的未来——毕竟没人明确地谈论过。

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被低估的摩西·赫斯，他于1862年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强调说，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与民族性融为一体的历史使命。

但这仅仅是告戒而非先知的预言，这书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

　　毋庸讳言：

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了大多数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会议的行为，这种情况比国际联盟时代尤甚。

不过我相信，这必将令19世纪的预言家们吃惊，而无论其思想和政治倾向。

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观察家，不管本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普遍地相信，这种情感会逐渐衰亡。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被看成是欧洲的一段小插曲。

大多数人渴望成为一个与民族边界一致的国家的公民、有同胞之感，这种欲望被认为是自然的，至少是历史-政治发展的结果，这种历史-政治发展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亦是其原因，至少西方是如此。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和意识形态，并不等于民族意识。

　　最起码自亚里士多德，归属于一个愉快的身份群体的欲望被看作是人类的自然需求：

家庭、氏族、部落、社会等级、社会秩序、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基本需求实现的历史形态。

可能没有任何具体的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跟食物、住所、安全、生殖等需求一争高下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些形态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从柏拉图、波利比乌斯到马基雅维利、波舒埃、维科、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及这些人的现代子嗣，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这些形态的历史演变。

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

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群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对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予正当性。

19世纪前，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实现了这一目标，获得了民族国家身份，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巴尔干人和波罗的海人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瑞士人找到了独特的解决办法。

总的来说，国家与民族疆界之重合，被认为是可欲的，当然，俄国、奥匈帝国、土尔其等王朝和多民族帝国的支持者除外，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一些信奉教皇至上论的天主教徒也得除外。

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不管满意与否，都以之为必然的阶段。

有人希望或担心民族国家被其它政治结构形态取代；有人认为它是“自然的”和永恒的。

民族主义把民族统一和自决的利益提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得退避，德国和意大利思想家尤倾心于这种意识形态，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察者则冷静地将其看作是暂时阶段，归结为民族意识受到专制统治者——天主教助纣为虐——压制和暴力镇压而致的反弹。

　　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人所渴望的政治统一和自治看来快要变成现实，这主导趋势不久也将把被压迫民族从多民族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人们相信，一当目标实现，这种遭受挫伤的民族意识的病态民族主义行将就木：

既然是压迫引起的，当然会随着压迫之倾覆而消失。

时间比乐观主义者的预言长了一些，不过到了1919年，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则获得了普遍认同。

《凡尔赛和约》承认民族独立权，不管实现与否，并相信可以之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当然，新兴的民族国家也存在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不过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可予以担保——于这些新兴国家，若确有问题需进一步思考解决，依其历史经验判断，则唯一的麻烦就是少数种族或文化群体的自治要求；当然，很多难题仍困扰着人类：

殖民剥削、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文盲、贫困、不公、饥饿、腐败、特权等等。

但大多数经过启蒙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也包括社会主义者都认定民族主义的衰落，因为民族的至深创伤会很快愈合。

　　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

在他们看来，民族情感本身就是错误的意识，是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旧贵族残余合谋而致的意识形态，是保持和完善阶级控制的工具，这样的社会是以剥削无产阶级劳动力基础，其中，生产过程本身必然把工人组织成具有纪律性、规模、政治觉悟、实力不断壮大的力量，时机成熟，工人将推翻资本家压迫者，资本家间的残酷竞争使其两败俱伤，削弱他们有组织地抵抗工人的能力。

剥夺者将被剥夺，资本主义的丧钟行将敲响，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民族感情、宗教、议会民主等等，也将随之被历史抛弃。

民族差异或许依然存在，但与全世界工人大团结及生产者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自由协作以利用自然的力量相比，地域和种族性之类的东西，就微不足道了。

　　所有这些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相信，民族主义是自决渴望受挫的产物，不会长久，是偶合力量及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进步历程的一个阶段而已。

对这些力量的性质，理论家们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定，民族主义本身会随其起因的消失而消失，这些起因，必将被不可抗拒的启蒙进步所清除，不管在道德上还是在技术上——理性的胜利或者物质的进步或者二者兼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或者致力于社会平等、经济政治民主以及公平分配产品的斗争，都将导致这样的结果；世界贸易或科学的胜利或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道德的胜利必将打破民族界限，早晚会普遍达到人的潜力充分实现的境界。

　　于此，单纯的民族群体诉求和理想势必失去意义，顶多在文化人类学博物馆里增添一些不成熟的遗迹而已。

至于获得独立和自治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主义者，则被归为非理性主义者，是倒退或者阻碍发展的现象——而尼采、索列尔的门徒或新浪漫主义者，更是不值一提。

显见的事实是：

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大部分成于国家统一之后——比如，1871年后的德国沙文主义、法国整体主义或意大利的神圣自我、种族理论及种种法西斯主义先驱的兴起。

据我所知，19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期的未来学者，未能将之解释为历史新阶段的前兆；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

比如，考茨基所预言的Krisen,Kriege,Katastrophen时代［3］——他详尽分析了起因、描述了形态——即使提到民族主义，也仅仅是附生的结果，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已。

就我所知，没有人甚至暗示过民族主义将主宰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影响所致，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必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不直接与之对抗，方有成功可能。

于其它方面如此敏锐的社会思想家，于民族主义却如此迟钝、言不及义，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至少值得更广泛深刻的探讨。

我非历史学者，亦非社会心理学者，无意探讨之，谨点出问题，希望有识者有所创见。

〖HT4”H〗三〖HT5”SS〗

　　我想先谈谈作为精神状态的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后再进入问题。

此处的民族感情，非人类文明史初期就出现的族群意识，而是指清晰理论的水平，是意识处于自觉状态的产物、是阐释和综合，作为一股力量和可用的手段已为观察者意识到。

依此，民族主义不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

罗马人或许真的鄙视希腊人，西塞罗和阿皮翁对犹太人亦有不恭之辞，尤维纳利斯则讽刺东方人；这只是对非我族类的单纯憎厌而已。

马基雅维利和莎士比亚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之前爱国主义就已源远流长。

我说的民族主义亦非对祖先的简单自豪感——说穿了，我们都是卡德摩斯的后代，都来自特洛伊，都是曾与上帝立约的人们子嗣，都有同一个征服者法兰克人或维京人的血统，都是依靠征服而统治过高卢-罗马人或凯尔特族奴隶的后裔。

　　我用民族主义一词指更明确、意识形态上更重要而危险事物：

首先是对属于特定人群的人坚定信念，对相应生活方式的信奉不渝；共同的疆界、习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诸因素塑造了其独特性格，往往还包括共同的遗传、血缘、种族特性，此外，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这个性格的；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具体的人及其目标和价值。

　　其次，民族主义坚信，社会的生活模式有似于生物有机体模式；有机体正当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即对其本性最敏锐的人以文字或图形等形式所详细阐明的东西，构成了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是至上的，否则就无法避免民族的堕落和毁灭。

进言之，这种生活模式是有机的，为人力所不及，却能控制人之处境，必须让这些历史发展的行动、思考和感觉方式深深地浸润心性，因为正是这些维持生存、社会交流、尤其是人们彼此相处的心智、感情、物质的方式决定着其它一切，并构成该民族有机体——民族——不管它是否表现为国家的形态。

民族主义进而坚信：

人的本性能充分实现的最基本社会单位，不是个体，亦非可随意解散、改变或抛弃的自愿社团，而是民族；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区等次级社会单位若要充分维持生存，就必须尽力创造并维系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些社会单位的本性和目标——通常称之为其“意义”——都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标；这本性和目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显现，只能由特殊的自觉意识领会，把个体的人与不可能进一步解析的有机整体结合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人们未必完全意识到。

这一有机整体，柏克说是社会，卢梭说是人民，黑格尔说是国家，而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就是民族，不管它采取何种社会结构或政府形态。

再次，民族主义理路必然包含这样的观念：

之所以坚持某一信念、追求某一政策、服务某一目标、过某一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或许是唯一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此等目标、信念、政策、生活是本己的。

就是说，这些规则、理论或原则之信守，非因它们能导向美德、幸福、公正或自由，亦非因其是上帝、教会、君主、议会等认可的权威，更非因其本身是善的或正确的，因而于所有同样处境的人都是善的或正确的；这些都不是理由，相反，仅仅因其是本己群体的——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则因为它们是我族的；这些思想、感觉、行动的方针是善的或正确的，自我与之认同，就将实现完善或幸福，因为它们正是生养我的具体社会生活的要求，绵延于我族的过去、未来，通过柏克所说的纽带束集，我与之血肉相连，没有了这些，我就如凋零的落叶，折断的树枝，永远失去了生命；若为环境计或有意游离于民族，我就会失去目标、枯萎凋零，因此，唯有理解了民族的生活模式，我的生存和活动方有意义和价值。

　　这些华丽而动人的词藻，曾经出现在赫尔德、柏克、费希特、米什莱的笔端，之后，那些试图唤醒奥匈帝国、土尔其帝国治下的斯拉夫人民族灵魂的人、以及沙皇治下民族的知识分子用的也是这套说词，随后这套话语遍布世界。

柏克断言，个人是愚蠢的而种群是明智的，十多年后费希特宣称，必须消灭个人，将之融合、升华进种群当中，两种说法异曲同工。

这种充溢价值的话语时常会采用描述形式，仅仅是为了阐明民族身份或历史发展的观念，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跟那些有意使用这套话语的效果一样——则跟自然法、人权、阶级斗争等等曾经塑造了我们世界的其它理念同样巨大。

　　伴随意料之中的发展，成熟的民族主义终致这样的地步：

我所属的有机体欲满足自己的需求，其它群体亦有此打算，若彼此不容，则我，或者我所忠诚归属的社会，就唯有迫使他们屈从，如必要就果断使用暴力。

若我的群体——姑称之为民族吧——自由地展现真实本性，这就内含着排除一切障碍的要求。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去实现我——也即我族——的至高目标，于我，其价值无可比拟。

没有笼统的规范或标准，评判不同群体的生活、品质、价值之高下，这样的标准必然是超民族的，非特定社会有机体所内有，亦非有机组成部分，其效力源头在特定社会存在之外的普适标准，如某些人构思并相信的自然法或自然正义；所有的价值和标准只能是特定社会、民族机体及其独特的历史所内有的，因此，无法要求个体完全理解自己、领会所有的价值和目标，这样的企图是以错误的人性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所有这些，就是有机体的意识形态，对民族忠诚，大众是民族价值的真正载体，整体主义，历史之根，LaTerreetlesmorts，民族意志：

它将自然科学方法于人类社会之运用蔑视为破坏和腐蚀力量，并发誓加以抵制——批判性的“分析”理性、“冷冰冰”的理智、破坏性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冷漠无情的制度、陌生事物的影响、浅薄的经验主义、无根的世界主义，关于自然、人、权利的抽象的、忽略了不同文化和传统之差异的观念——简而言之，整个敌方阵营的类型和范畴的划分，始于哈曼恩和柏克，在费希特及其浪漫主义追随者那儿臻于极盛，梅斯特和伯纳德予以系统化，本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家的论述及非理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家的喧嚣中再创高峰：

矛头所指都是启蒙运动及其成就。

　　这些愤激罪词内涵的语言和思想按说是非常清晰一贯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民族主义的号手认为，民族优先于个人，甚至对个人具有至高的权能，这看法有时乃是基于这样的看法：

只有民族的生活、目标和历史能赋予个人的存在及行动以生命和意义。

这必然意味着其他人与我族亦是同样的关系，我族对他们具有同样效能、不容置疑，而这与他人自己的民族充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使命”相冲突，这很可能导致理论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这却不符合前提的绝对性要求，即使在形式上两者并不矛盾；同时这也开启了所有人向所有人开战的大门。

　　有些民族主义者想摆脱这种困境，办法是论证特定民族或种族——比如日尔曼——天生就优越于其它民族，它的目标高于其它民族的目标，或置身于这个特殊的文化类型中，用某些客观的、超民族的标准衡量，人的真正目标要比这个文化之外的人的目标能更充分地实现。

费希特在晚年着作中就作如是说。

黑格尔也是这个路子：

每个承担历史使命的民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会发挥主宰作用。

不能完全肯定，民族主义者为本民族喝彩，仅仅因为本族的就是好的，还是因为本民族的价值近似于客观的理想或标准，只有那些幸运地受这些价值指引的人才能够理解这些理想或标准，其它社会对此懵然无知，可能永远处于无知状态，因此这些社会客观地是劣等的。

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区分不易分辨，但不管哪一种都将导致集体的自我崇拜，比如欧洲人、或许还有美国人，民族主义总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

　　当然，民族并不是唯一的崇拜对象，人们也曾经用同样的语言和逻辑把个人的真正利益认同于所属的教会、文化、等级、阶级、政党的利益；这种种群体的利益时常交叠或融合为统一的理想，有时则陷入冲突，不过历史中，人们投以最强烈的献身精神和自我认同的依然是民族国家。

1914年，民族国家显现了自己的力量，对民族国家的爱和国家认同的要求要远比国际劳动阶级运动的大团结强烈得多，世界大战惨烈地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主义自18世纪诞生以来表现形态不可谓不多，尤其是自它与国家主义、与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在所有领域具有至高地位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在它与自己一度诅咒的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力量结盟后，表现形态更是多样。

但在我看来，透过这些表象，民族主义仍然不离我上面所概括的四大特征：

坚信民族要求之至高；民族所有成员的有机联系；我族价值之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我族的；最后，在诸多权威或忠诚的竞争者中，民族诉求是至高的。

目前正在地球上急剧发展、泛滥的形形色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多多少少都可从中分辨出这四大构成要件。

〖HT4”H〗四〖HT5”SS〗

　　作为一种有别于单纯民族意识——即归属于一个民族的感觉——的民族主义，最初确实可能是对傲慢和轻蔑对待社会传统价值的态度的回应，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豪感受到伤害、蒙受耻辱到一定程度引起愤怒、要求自我确认从而强烈反弹的结果。

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反应似乎能说明这一点——先是托马修斯和莱辛及其17世纪先辈，他们在相对温和的文学爱国主义精神支配下自觉地扞卫德国文化，然后是赫尔德，他强调文化自治，一直发展到拿破伦入侵期间及其后阿尔恩特、吉恩、科尔纳、戈尔斯等人，具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喷薄而出。

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拥有共同语言、习俗、疆域的社会共同体，自远古时代就出现了，而部落或民族，或是那些由宗教或单一合法权威凝聚而成的大社团遭外敌入侵这样的事，已是司空见惯了。

不管是古代还是中世纪，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入侵并没有激起上面的那种民族主义反应：

不管是波斯人被希腊征服、希腊人被罗马打败，或是佛教徒被穆斯林征服，或者希腊-罗马文明被匈奴和奥斯曼土尔其蹂躏之时，更不要提各个大陆上那无数规模较小的战争和征服者毁灭本土制度的暴行：

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那些受害者都没有作出过那种民族主义的反应。

　　尽管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但在我看来，显见的是，就民族主义诞生的必要条件而言，即仅仅是社会的集体感情或者至少是其精神领袖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是远远不够的；该社会内部必须、或者至少是潜在地形成了一个集团或阶层，他们致力于寻求人们忠诚或自我肯认的目标，或许是追寻权力的某种基础，而以前的凝聚力量——部落的、宗教的、封建的、王朝的、或军事的——已不能再为权力提供基础，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制政体能为权力提供这样的基础，德国人民的统治者却提供不了这样的基础。

有时，会由新兴的社会阶层创造出来目标，这个阶层渴望挣脱旧的统治者对社会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