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视角观察人类的过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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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角观察人类的过去
从全球视角观察人类的过去——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思想和治史实践
徐洛
【英文标题】AGlobalPerspectiveontheHumanPast:
JerryBentley'sIdeasofandApproachtoGlobalHistory
【作者简介】徐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历史系教师，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评介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思想和治史实践，即他如何以历史上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作为标准来划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他对1500-1900年间早期近代世界演变的理论构思，以及他怎样把上述理论思考应用到世界通史教材的编写实践中。
文章认为，本特利近年来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他对跨文化交流及其在世界历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的分析，为在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领域进一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角，做出了重要贡献。
ThisessaydiscussestheglobalhistoryideasandapproachofAmericanhistorianJerryBentley,includinghismakingcross-culturalinteractionsacriterionforperiodizationofworldhistory,histheoreticalframeworkaboutthedevelopmentoftheearlymodernworld,andhisglobalhistoryapproachtocompilingworldhistorytext.TheessaysuggeststhatBentley'srecentscholarship,especiallyhisstudyoftheimportantroleplayedbycross-culturalinteractionsinhistory,hasmadeavaluablecontributiontohistorians'efforttotranscendtheEurocentricviewofhistoryandconstructatrulyglobalperspectiveontheworld'spast.
【日 期】2007-11-15
【关键词】杰里·本特利/全球史/世界历史分期/跨文化交流/早期近代世界/欧洲中心主义JerryBentley/GlobalHistory/PeriodizationofWorldHistory/Cross-CulturalInteraction/EarlyModernWorld/Eurocentrism
近几十年来，由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率先主张和采用的从全球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各国学者和世界史编写者接受和发展。
在这个大的国际学术背景下，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世界史学界也在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在持全球史观的中外学者眼中，世界史（或全球史）并非是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罗列或综合，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整体，其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和相互影响在各个时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五百年间。
虽然立足于全球的整体世界史仍在初创时期，在各国史学家的努力下，全球史观的理论构建和在其指导下的全球史研究、编纂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
在这个领域中也出现了新一代知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杰里·本特利（JerryBentley）就是其中一位。
本特利教授原来从事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历史研究，曾在1980年代出版两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政治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①，此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不同文化的交往和融合，并在1993年出版有关专著②。
作为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在该学会内十分活跃，并自1990年该会《世界历史杂志》创刊起一直担任该刊主编。
1996年，他为美国历史学会编辑的“全球及比较历史系列论文”撰写了专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专业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实践，以及近几十年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新的发展趋向③。
1990年代以来，他对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扩展到近代时期，并据此提出独特的世界历史分期法④。
此外，他还系统地梳理了“早期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和“早期近代世界”（1500-1800年）这两个既相关又相异的历史概念，并从全球史角度对“早期近代世界”做了新的理论诠释⑤。
本文择要介绍和讨论本特利教授对全球史的理论思考和治史实践。
以跨文化交流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分期法
对漫长的人类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期，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难题之一。
为了研究的方便和对历史变迁做系统的分析，史学家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划分一国或世界历史的标准和体系。
这些不同的分期法虽然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但无一例外都有很多局限甚至重大弊病。
例如在我国世界史领域，长期以来绝大多数著作都采用西方和前苏联史学界的分期法，即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其中“现代”的划分来自前苏联史学的影响）。
而这些分期概念乃是从西欧的历史进程和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并不符合包括亚洲、非洲、美洲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实际。
这种分期法无疑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早已广为人们诟病。
无论哪种分期法都必须面对“用什么做标准”的问题。
迄今为止，地区史和世界通史类著作大多以重大历史事件或进程（如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美洲、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志，而这些事件往往取自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据此划分出的历史时期也只是主要反映欧洲（西方）的情况，而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歪曲了非欧洲地区的历史。
为了纠正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世界历史的长程全景，本特利提出，应当以历史上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而非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时期的基础和主要标准，并且撰文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⑥。
在本特利的历史分期体系中，“跨文化交流”指的是世界上各个不同人群参与到超越个别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中来。
他认为这种跨文化交流进程对近代及近代以前的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不仅是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课题之一，同时也应成为世界史分期的主要依据。
就1500年以来的五个世纪而言，跨文化交流的现象日益普遍，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互为因果，无疑是世界整体发展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大批学者已经对这五百年间的长程贸易、物种交流、疾病蔓延、技术传播、殖民扩张、传教活动、黑奴贸易、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这些跨地区、超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如何影响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自身的历史轨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对于更早的历史来讲，跨文化交流远不如近代这般经常和广泛，因而不适合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依据。
但是本特利认为，即使在近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跨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重要，它的作用远远超出其参与者的范围，而对更大区域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他特别指出了三种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重要意义的历史因素或过程，即大规模人口迁徙、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
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往往给受其影响的地区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化。
例如，近代之前印欧人、班图人、日耳曼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的大规模迁徙，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半球，并且带来种种后果。
同样，帝国的建立和扩张也深远的影响着跨越社会和文化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
当然，大规模帝国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帝国境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的紧密、集中的监督管理，中国人俗话中的“天高皇帝远”就表明，地方或地区势力在前近代帝国里享有事实上的自主性。
但是，即使缺乏有效的中央管理，这些前近代帝国的出现仍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
与把外来统治强加于被征服者的情况不同，这类帝国扩张有助于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商业交流和外交关系，有助于他们的文化传统的传播。
本特利指出，即使在近代以前，跨地区长程贸易的规模、频度和作用也不容小视。
尽管其时贸易额远不如近代，而且贸易内容主要为昂贵的奢侈品，但交换、拥有和享用这些奢侈品本身即是上流社会和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事实上，跨地区贸易的潜力很大，往往超出社会上层人士所需奢侈品的范围。
例如，佛教进入中国后，随着其影响扩大，与佛教仪式和文化有关的大批商品也进入中国市场，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喜爱和消费，而早些时候这些东西一直重大历史被视作奢侈品。
在近代以前的一些时期，跨地区贸易的发展还使各个参与地区走向某种程度的经济整合，并对这些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方面，环印度洋地域的经济整合趋势最为突出。
7世纪，大批波斯商人和随后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已经抵达印度洋周边大部分地区，从东非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
10世纪，贸易成为印度洋地区各港口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时的贸易早已超出奢侈品的范围，整船整船的枣、糖、建筑材料、珊瑚、木材、铁器被销往各地。
当贸易逐渐把印度洋周边地区连接在一起，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促使规模生产开始在这些地区形成，比如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棉制品，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铁器，中亚、西亚和阿拉伯地区游牧部族的骆驼等等。
这样，印度洋地区长程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塑了各个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
本特利进一步分析说，近代以前，不断开通和拓展的商路不但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和商品交换，同时还成为技术和生物传播的渠道，而后者对各地社会发展影响甚大。
例如，交通、冶金、武器制造、畜力、天然能源等方面的技术均通过贸易通道流传到欧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在很多情况下，长程贸易和帝国扩张二者并行，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地域内的生物性传播，比如公元600到1100年间伊斯兰帝国的征服和贸易，造成东半球的农作物和工业品大流传，并导致从中国到欧洲和北非各地区的人口增长与生产扩大。
同样，在古代“丝绸之路”和晚些时候的蒙古帝国时期，沿长程商路的人员往来也使致命病菌得以流传，引起欧亚大陆不少地区的大面积疫情。
除上述诸方面重要意义外，长程贸易还影响到文化和宗教变迁。
各地商人越来越经常地离国离家从事跨地区贸易活动，甚至逐渐定居海外，建立起自己的社区，并把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带到新的定居地。
很多时候，这些外来文化和宗教对原住民颇有吸引力，尤其当外商来自一个组织良好并能使东道主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获益的社会。
不止一次，有特定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志愿组织从事大规模传教活动，使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新居住地落地开花，例如印度教和佛教在东南亚，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中亚，以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都曾得益于商人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特利认为，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在近代以前，长程贸易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与大规模人口迁徙和帝国扩张等因素相结合，跨文化商业活动对各地区和社会历史经验之形成有着可观的影响。
这三种因素的合力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以前各地区的交往，因而增加了跨文化交流作为世界历史分期主要标准的合理性。
以跨文化交流的不同特点和影响为标准，本特利将世界历史大致划分为六个时期，即“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古代文明”（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古典文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和“近代时期”（1500年至今）。
本特利指出，早在远古时代，跨文化交往就开始对人类事物产生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陆地和海上交通技术的一系列创新便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以及乌克兰等地区和社会间的联系。
交通技术的改善为“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的跨文化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全球史的第一个时期，农业文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
然而这些社会并没有在孤立中发展。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两地间的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
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之间，贸易已遍及从埃及、叙利亚、安那托利亚到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如苏美尔人以织物和谷类从阿富汗等地换取天青石等奢侈品和铜、锌等原材料。
随着商业往来，文化的交流也自然发生，埃及人很可能引进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风格、船只设计、泥砖制作和文字书写。
中国与其他主要农业社会之间没有直接来往，但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成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人。
最早的印欧语系人群的迁徙就发生在“早期复杂社会”时期，他们从今天的乌克兰和南俄地区出发，向东迁移到西伯利亚，并有一支抵达中国新疆地区，向西则行至安那托利亚和东欧，等等。
“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出现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也有赖于跨文化交往，例如人群的迁徙和贸易使马的驯化和青铜冶炼两项重要技术流传到各地，而这两者对中国、埃及等古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拉双轮战车出现在欧亚草原。
本特利认为，这一新技术及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开辟了全球史的第二个时期，即“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1700年，这种战车技术已经在欧亚大陆普遍使用并进入北非地区。
公元前1100年左右，炼铁技术也从其起源地安那托利亚高原传播到欧亚各地和非洲大部。
例如，公元前六或七世纪甚至更早时候，班图部族的迁徙就将炼铁技术带入了东非大湖地区以及尼日利亚等地。
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征服者凭借装备着战车的军队和随后出现的铁制武器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如巴比伦、亚述、埃及新王朝以及中国的商和周。
技术的进步促使“古代文明”时期跨地区贸易显著增长。
公元前2000-公元前1600年，亚述商人曾组织起连接阿富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叙利亚和安那托利亚等广大地域的贸易网。
尽管中国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与其他古代文明直接贸易，但欧亚游牧民族继续充当两者间的中介。
人口迁徙和贸易也便利了文化交流，中国西周时代的统治者很可能出于宗教和礼仪方面的需要征召过波斯的星术师。
另外，从长程历史视角看，这个时期的重要发展之一是农业文明区域扩大，其结果是使世界人口从公元前2000年的2700万增长到公元前1000年的5000万和公元前500年的1亿。
这个时期，游牧部族的大规模迁徙给定居的农业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例如印欧语系人群的持续移动就深刻地改造了印度次大陆和英伦列岛。
全球史的第三个时期是“古典文明”时期。
本特利认为，这个时期由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持续了大约一千年时间。
这个时期在几个重要方面区别于前两个时期。
首先，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和宗教传统大体上在这个时期形成，如儒家学说、佛教、希腊哲学和基督教，都对不同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悠久影响。
其次，“古典文明”时期国家的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如中国汉王朝、波斯帝国、印度孔雀王朝以及欧洲的罗马帝国，都控制了广阔的地域。
再次，交通路网建设和交通技术改进使跨文化交流进一步加速，古典时代的主要国家都投入很多资源开辟道路、修建桥梁、改善交通；而交通改善使得这些帝国的行政管理效率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促进了帝国内部经济的发展和整合。
这个时期跨文化交流的亮点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部分的贸易交通网（陆路和海路都包括在内），统称为“丝绸之路”。
陆上“丝路”沟通了中国、中亚、波斯和地中海区域的商业，海路则把中国东南部、东南亚、印度直到波斯和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连接起来。
尽管按后世的标准，“古典文明”时期经“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有限，但是主要商品的交易量并不小，包括中国的丝绸、东南亚和印度的香料与宝石、阿拉伯的芳香植物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手工制品和金银。
除贸易外，“丝绸之路”还使各地的文化和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得到广泛传播，但是也带来疫病迅速流行，导致公元2-3世纪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而人口大规模减少又加重了两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从而削弱了古典帝国及其支撑长程贸易的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长程贸易也使中亚游牧民族日益强大，形成对欧亚大陆农业文明的重大威胁。
事实上，自3世纪开始，游牧民族侵占了很多农业定居区域。
所以说，长程贸易既促进了古典文明的建立和发展，也导致了它的衰落和消亡。
本特利认为，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标志着“古典文明”时期终结。
此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古典文明”时期的贸易，但总体上讲，古典帝国消亡造成的大规模政治组织暂时性中止，使长程贸易所冒风险比以往高了很多，而人口下降和经济萎缩也使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大大减少。
汉王朝和罗马帝国消亡后的两个世纪里，跨文化交往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与前一时期无法相比。
直到6世纪后期，跨文化交流才开始复苏，全球史亦因之进入第四时期，即“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
在“后古典时期”，幅员辽阔的中国唐王朝、西南亚的阿拔斯王朝和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成为当时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同时也是跨文化交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跨文化交流在“后古典时期”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将各个地区连接起来。
首先是唐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领土扩张。
唐朝的扩张让中国人同东南亚和中亚各民族之间有了直接的接触，并且对接触各方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
同样，阿拔斯王朝代表了超出阿拉伯本土的伊斯兰早期扩张，使伊斯兰文化与其他文化传统发生碰撞和交往。
拜占庭帝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继承已消亡的罗马帝国的传统，但是政治现实迫使它不得不与其他地区，特别是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范围以及俄国北部、斯堪的那维亚等地进行交流。
另外，西欧加洛林王朝也使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社会与北欧日耳曼人发生接触和交往。
同“古典文明”时期一样，这些王朝帝国的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贸易兴旺，而贸易往来连同帝国扩张一起，大大促进了“后古典时期”的跨文化交流。
传统的连接中国、中亚、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地区的陆路和海路交通得到恢复和进一步拓展。
“后古典时期”的长程贸易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西欧人以比较间接的方式参与欧亚大陆的贸易活动，他们与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势力范围和各伊斯兰国家进行有限的贸易，而他们通过斯堪的那维亚与俄国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具有更大规模。
其次，长程贸易总量比以前大大增加。
中亚游牧部落通常为陆路贸易提供运输和保护，而连接南中国和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贸易也直接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中国海员向西航行到锡兰和印度，而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则遍及印度洋周边并抵达中国。
在8世纪，中国港口城市广州已有20万人口，其中包括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据传说，879年黄巢攻陷广州后就曾屠杀了12万外国人。
最后，在这个时期，撒哈拉以南和西非地区也被越来越多地卷入东半球贸易网当中。
换言之，正是商业动力在“后古典时期”把东非和西非带进同一个贸易大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以跨文化交流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不仅适用于欧洲、亚洲和北部非洲，在“后古典时期”也适用于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
这样，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在“后古典时期”有效地改善和扩展了东半球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并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即农作物的推广和宗教文化的传播。
稻米生产从东南亚传到中国，对东亚各国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伊斯兰国家的官员、士兵和商人将各种农作物传播到从印度到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各个地区，大米、蔗糖、小麦、菠菜、茄子、柑橘、柠檬、香蕉、瓜类、棉花、靛蓝等等在东南亚、北非、南欧和地中海岛屿广泛种植。
与此同时，宗教和文化传统也得到传播，儒学传到了东南亚，佛教进入中亚、东亚和东南亚，摩尼教和景教流传到中亚和中国，伊斯兰教在北非和西亚得到发展并影响印度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俄国和东欧皈依了东正教，西欧和北欧则投入罗马天主教的怀抱，等等。
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跨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将东半球的历史引入近代。
本特利强调，“后古典时期”的终结与“古典时期”不同，并非由于瘟疫横行、人口骤减或是帝国解体，而是游牧民族的跨地域大帝国兴起和征服的结果，并由此开始了全球史的第五个时期，即“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
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地跨中亚、西南亚和安那托利亚的帝国。
大约同一时期，契丹民族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草原地带建立起国家。
12世纪，女真部落灭亡了契丹国家并占领了中国北部。
但这一切都不足与13世纪蒙古民族在欧亚大陆上的征服相比。
蒙古帝国最强盛时，东起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西至俄罗斯和多瑙河。
即使在统治中国的元朝覆灭以后，蒙古人的势力在中亚仍然十分强大。
帖木儿帝国在14世纪至16世纪初控制了中亚、西南亚、安那托利亚和印度部分地区。
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游牧民族都起源于中亚，而中亚对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
地跨欧亚的游牧帝国的建立及其对商贸的强烈兴趣，使传统的丝路贸易的风险大大减少，贸易额大大提高。
印度洋海上贸易也在不断扩大，印度洋周边地区的经济则开始整合。
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征服、帝国扩张和长程贸易，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这一时期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使其较之此前各个历史时期更为经常、密集和系统化。
14世纪初，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互交往十分密切，相互影响也十分明显。
外交使团、传教士、士兵和商人并行于商路上，外交接触和传教活动都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
譬如伊斯兰商人把自己的信仰带到了东南亚和西非，而军事征服者又使伊斯兰教在印度北部和安那托利亚落地生根。
这个时期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西欧和元代中国有了直接联系。
双方在不同时期都曾希望与对方建立某种联盟，以对抗西南亚的穆斯林，但这种努力没有产生效果。
本特利引用麦克尼尔的观点，认为中国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技术发明的传播刺激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增长。
他进一步强调，如果这个看法符合实际，那么宋代中国经济、技术和商业的发展，可以作为说明整个东半球贸易增长、农业地区最终获得对游牧部落的技术优势、以及随后欧洲兴起等等重大历史变迁的一个原因。
同“古典时期”一样，跨文化交往既是“游牧帝国时期”发展的基础，又导致了这个时代的终结。
定期和经常的长程贸易既有利于商品和宗教流传，也使得疫病四处传染蔓延，特别是14世纪中叶肆虐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部分地区的鼠疫，严重削弱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和长程贸易。
1300到1400年间，欧洲人口下降了25％。
1200到1400年间，由于蒙古征服和瘟疫流行的双重作用，中国人口从1.15亿减少到7500万。
跨文化交流虽然没有停止，但在14世纪下半叶大大萎缩。
而当15世纪跨文化交流开始新一轮的扩大和加速时，其动力已不再来自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欧人，他们此后的一系列扩张性活动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将全球史带入第六个阶段，即1500年至今的“近代时期”。
在这个时期，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跨文化交流都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人们的生活。
简言之，本特利教授对世界历史的分期，既非参照重大历史事件，也非遵循社会制度演变的原则，而是着重考虑跨文化交流的发展和变迁，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横向联系方面，从而避免了传统分期法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的弊端。
他的这种分期法，虽然也关注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变化，但更多的是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来对待；而对于各个社会自身的历史演进或世界历史整体的纵向发展及其规律，应当说，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于“早期近代世界”的理论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通史编纂一直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
尤其是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往往把1500-1900年的世界历史解释成欧洲近代史的主题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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