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批判现代俄罗斯的历史意识论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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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批判现代俄罗斯的历史意识论析
历史经验批判：
现代俄罗斯的历史意识论析
A．H．梅杜舍夫斯基
一
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是什么，即要弄清楚：
究竟什么是历史记忆?
那就要分析一下这个概念。
概念的第一部分：
“历史”——可以解释为有关过去的事实和被经验所证明了的知识；用于解释个人或社会意识中事件相互联系的范式；意识形态结构——个人或大众意识为了在社会群体中定位而制造出来的神话。
概念的第二部分：
“记忆”——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是一种集中的经验（由于某些现象和结果屡次重复发生而积累的经验）；是一种以业已证明的某些说法形式对经验的领悟和科学表述的知识；对社会心理所受某些影响的记忆，亦即简单反映，而这些影响未必具有启迪性，并且是一种不稳定的心理情感体验和映像迅速变换的领域。
对此还可以补充其他几点：
要注意的是个人抑或集体的记忆?
暂短的还是持久（反映社会群体深度体验）的记忆?
狭义还是广义（其中既包含过去，又包含未来）的记忆?
是对社会总体现象的记忆，还是对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而言的几种特别记忆?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确定研究的方法，包括搞清楚如下关键性问题至关重要，即关于历史现象的真知程度与大众意识对其认知程度之间如何彼此相关[1]。
二
确定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看待历史上的往事及对其认知方法的原则性区别是重要的：
历史学家研究真实的历史过程，依靠的是作为已经实现的人类明确行为结果的史料并且把重建历史上的往事视为其任务。
社会学家则研究大众意识对历史的接受与认知，并不考虑植入其中的老旧知识理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们积累知识，而社会学家则积累社会经验（它可能与知识相符，也可能相悖）。
由此可见，社会学方法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接受对往事的相对主义诠释，而他们的诠释则基于历史是“背靠往昔的政治”，是政治工具而不是科学，是每一代人重写出来的东西；历史认识之所有基本范畴的内涵均可根据社会需求和实际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内容加以补充。
这种方法会导致概念的偷换，使历史作为真实的过程开始表现为虚构的事物。
因此，一些关于受访人对历史的态度和对自己这方面知识的评价的研究项目资料特别引人关注。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提供了近年该专题的各种资料：
该研究中心的一些调研结果表明，多数俄罗斯国民对历史不感兴趣，仅有2％的受访者表示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国家统考级）；各地方集体和公众舆论调研中心的调研结果反映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有高达70％的国民对历史感兴趣。
在所进行的研究项目中，约25％的受访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约50％则态度消极。
相应地，受访者对自己历史知识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作出自我肯定评价人数的占比在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为2％，在所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占8％。
调查方法的不同，即“对历史兴趣”概念阐释的本质差异，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存在对立或迥异的结论，因为在一些调查中指的是对概念内涵——事物现象认知性理解层面上的兴趣，而在另一些调查中则是指被浪漫理想化了的“历史传媒”层面上的兴趣。
三
由于明确提出了经验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所以就社会意识中世界历史图景形成的资料来源这一选题进行问询的结果令人颇感兴趣。
这些来源是：
（1）大众传媒；
（2）与前辈、亲戚、朋友的谈话；（3）教学和学术文献；（4）资料（家庭档案）阅读。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二手信息和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影像，在人们对资讯来源的选择中占70％，个人无法自行得到这类资讯，却可以通过相关转播看到。
其次，加入人为因素的此类资讯来源是有意义的，那些平素怀疑官方说法的人中，有30％对此类资料来源表示信任。
这或许可以解释老少两辈人对历史大事给出相似评价这种典型现象。
第三，电视与其他资讯来源之间的百分比关系可以表明其对大众的影响具有操纵性，由于各种缘故而有利于政治精英却与真实相去甚远的往昔景况遂因此形成。
社会对操纵过去做法的反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资讯攻击性现象，寻找可供选择的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
令人惊奇的是2／3的青年人正面评价斯大林的例证多半属于对强加而来的僵化观念及“抗议性”投票表决方式的一种反应。
四
资讯影响具有的操纵性己在受访者的答案中得到证实：
历史知识贫乏的原因在于“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资讯”、“资料供给情况糟糕”、“资料残缺不全”（30％～40％受访者承认上述情况）。
更能说明问题的情况还包括：
“纪实性证据缺失”（占比18％）和“很难获准接触档案资料”（占比11％）。
提及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对历史的不信任，以及对其进行独自检验的意愿。
20世纪的俄国史自1917年起多次被篡改，这一事实并未促使对这段历史认识的科学性观念树立起来。
当代的历史意识不均衡和明显扭曲乃是其遭遇操纵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最新一代的研究者身上有所反映：
他们对十月革命前的那段历史的认识模糊不清，这与苏维埃时期采用过的意识形态教条依然存在有关；把斯大林主义视为富有成效的社会现代化，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是“社会公平和社会乐观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反而成了危机的开端，其后续的改革就是整个社会不平等和“精神贫困”时期。
在寻找俄罗斯历史应有的象征过程中，其国民只是局限于1945—1970年这一时段，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都“不自觉地认同勃列日涅夫时期!
”由此看来，有必要较详细地揭示官方宣传和各种资讯来源及其叠加和相互竞争的影响：
互联网与电视、教科书与国家统考、个人交往——网络与非网络交往、“低俗”文学与视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的影响等等。
五
一系列己成为研究对象的关键概念具有误导作用，所以需要将其具体化或者分解开来。
大概没有比“爱国主义”和调研中引用的反映爱国情绪迅猛高涨的数据更具误导性的概念了。
在这一点上，所进行研究项目的调研结果是相互矛盾的：
一方面，这些结果证明爱国主义在高涨（约70％的公民自称是爱国者，50％声明自己支持公民立场）；另一方面，这些资料与其他资料未必可以相互照应，20％一30％的受访者称民众缺乏道义感、落伍、具有攻击性、不相信国家的未来，并且向往侨居生活，其主要动机应该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思想。
有70％的受访者将“爱国主义”概念加入“忠于国家”和“尊重先人前辈记忆”等内涵，但这些说法的性质将会以其释义采取何种导向为转移而变通。
应当厘定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公民爱国主义、国民爱国主义抑或民族爱国主义，还是宗教爱国主义、苏维埃爱国主义或者地方爱国主义。
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所有这些种类的爱国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群体中都有充分表现[2]。
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能否涵盖社会或国家呢?
当然爱国主义情感的发展未必就是公民国家在新的民主基础上团结的一种特征，或者反而是渐趋严重的调和主义和疏远政府倾向的一种特征，这两种情况以后可能以俄国传统的破坏性抗议行动形式表现出来。
关于倾向出国侨居人数的数据正在成为这一结论的佐证：
他们在青年人中的占比达30％。
由此可见，搞清楚形形色色可能陷入相互抵触关系之中的爱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对比显得很重要。
令人好奇的是，那些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相同社会学资料正在成为各政党评价的对象：
如果说执政党把这些资料视作社会拥护和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证明的话，那么左翼在野党反而会视之为对于自上而下实施现代化方针的反应，而自由派人士则会以此宣称调和主义的胜利。
这样一来，主要形态的爱国主义就会彼此抗衡，如民主爱国主义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公民爱国主义反对强邦爱国主义，而且这两种爱国主义都反对国家民族主义。
六
关于历史记忆结构问题的讨论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该结构无疑侧重于国家发展的优先方向。
其90％的注意力不在于俄国社会历史，而是关注国家和“大人物”。
在价值观中，苏维埃爱国主义赫然凸显，占比偏高。
这项调研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社会对俄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彼得大帝改革、废除农奴制改革、十月革命、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资料。
这些大事原则上可以确证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列瓦达调研中心、俄国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关该问题的几项研究结论：
社会对这些大事的评价有时是完全对立的，如80％～90％的受访者一致正面评价彼得大帝的业绩和废除农奴制之举。
而在对20世纪重大事件的评价上却存在严重分歧。
2009～2010年的调查结果表明，约30~,6受访者认为十月革命“加快了历史进步”，40％受访者认为1917年革命“对国家是一场灾难”，30％受访者无法说清自己的观点。
这些调研结果迫使人们思考：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人在对待本国历史态度上有无可能实现社会团结。
这里当然要谈谈此种团结的不同方面。
考虑到全国85％的人口是俄罗斯族，因此上述观点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民族团结的存在显然表现在对具有全国重要意义的大事（譬如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态度上和文化名人（诸如普希金、加加林、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的态度上。
然而，这一结论却不适用于社会团结和政治团结，这一点大概可在对有关政治大事和政治家的情感评价问询数据中得到证实，上述问题在涉及20世纪初叶革命时期人物和20世纪90年代政治进程评价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3]。
七
本文所分析的结构性参数无疑可从受访者群体所处地理位置和年龄特点两个角度加以校订。
从各地方集体和公众舆论调研中心关于后苏联空间内历史记忆问题的专项研究项目资料看，情况显得纷纭驳杂：
苏联定式在俄罗斯和中亚仍然占统治地位，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发生了“颜色革命”或者有过类似尝试的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自觉地放弃了苏联定式，并且明确地尝试过勾画可以或多或少植根于这个国家民众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历史新图景[4]。
遵循这个逻辑就可以推断对过去的评价在俄罗斯是不一致的：
即使是本文尚未探亢的高加索地区的资料，也不会改变总体状况，当然，这些资料显然能影响总体状况的形成。
应该注意人口因素对年龄分组数据的影响：
“老派人物”与“新派人物”之间的百分比发生了变化，因为苏维埃时代与后苏维埃时代社会适应和认知适应参数的缺失对于接受历史性往事几乎是关键性短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代的交替与社会的文化和文明基础的交替是同时进行的。
应当研讨对苏维埃时期怀有负面感情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评价：
显而易见，如果专制和侨居的牺牲品或者他们的子女，而不只是在那个时期存活下来的人和势必较多地适应了这种体制的人参加民意调查，那么对斯大林主义和1917年革命的评价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八
与有关机构提供的记忆参数显示的统计情况不同，记忆的发展动态含有更加丰富的信息，它可以揭示分析过程。
从这种观点来看，值得肯定的是，遵循方法论得出的研究结果一直被长期引用。
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通过在多年研究所获结果的可比性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揭示较近过去历史大事的社会意识的多个异向维度具有引导作用。
社会学家确定的一个维度就在于保留苏联时代的诸多思维定式，而如果相信所获资料数据，那么这些定式甚至会加强。
这个维度表现为：
对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正面评价占比达51％，对戈尔巴乔夫变革和叶利钦改革的负面评价占25％一30％。
然而这里也存在另一种维度：
对亚历山大二世和20世纪90年代末自由主义改革的肯定倾向在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不是数字（它们一直偏小）的绝对值，而是肯定数据比例增加的态势，这一点启示意义颇强，尤其是考虑到该课题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官方框定的有关外部世界信息。
在对戈尔巴乔夫总统和叶利钦总统执政的正面评价上，“新生事物感”和“民主性”吸引了20％一30％的受访者。
重要的是给予正面评价的大多是18～30岁的青年人。
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中产阶级和能够统领现代化进程的知识精英正在形成呢?
但愿如此。
九
这项研究的总体结论如何?
它表明真实历史的科学知识是与被神话了的大众意识世界状况相脱节的。
这项研究可以确证一种特殊的历史浪漫情调在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判断，这种情调就是过去被美化了的景象，这种景象旨在将公众聚拢在被神化了的国家象征的周围。
现代俄罗斯的历史浪漫情调正如统一时代的德国曾经有过的那样，包括对理性知识所持的怀疑态度和对认知情感（“精神”）基础的诉求，包括民族（国家）特色或者所谓“独特性”的绝对化，包括不承认似乎是俄国式社会群体在欧洲文明轨道内发展的特别“俄式”政权体系存在的绝对化，包括社会为保存其传统基础而具有的封闭性的观念。
该派拥护者认为，这些基础正在受到众多外敌的威胁。
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相当多的人对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漠不关心，对“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持疑虑态度，保持传统主义的社会品行规制和定式的意愿。
不能说俄国历史意识中存在类似德国那样的罪疚情绪：
仅有7％的人表示为斯大林主义罪行而感到愧疚。
然而，为了公道起见，还是应当指出，有45％的受访者根本不会为过去的什么大事——不论布尔什维克革命抑或苏联解体而感觉“历史罪疚”意义上的愧疚。
可能这就是大众传媒培植的宣言式爱国主义的反向吧。
正如已完成的研究结果所证明的那样，保守的政论家提出的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社会拥护力度。
十
头脑状况的实质在于社会意识面向过去而不是未来，它把从过去采取的模式在未来的复制再现视为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社会意识同时偏重苏维埃时代的老一套东西和此前那些君主制传统的倾向就容易理解了，但用这些东西和传统形成的各种杂交的老旧观念就难以从理性科学知识的角度解释此种观念的存在了。
得出的某些研究结论可以确证苏维埃时代意识形态造诣的保全并且推断在国民和一部分官僚中仍存在的父权主义老旧观念所具有的持久性（例如关于后一种人还可以根据大众传媒筹备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的分歧报道判断出来执政党内部对斯大林主义象征的态度）。
简而言之，宣言式爱国主义者和怀疑论者、苏式传统主义者及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民主改革拥护派的比例竟如同低保人群和有保障社会阶层之间的比例（大致为?
0：
30）。
历史怪象的重现绝非偶然，而且也不是完全无害的，它们表达着正在痛苦地由旧价值体系向新价值体系过渡的转型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在道路中央停顿下来并且希望借助于诉诸历史勾画“路线图”——那是一种本身就决定着需求性质并且期待于历史答案的诉求。
十一
然而，在此背景下还有10％～20％的国民没有丧失批判地思考社会现象的能力，特别是对历史现象的科学分析和记忆能力。
这个社会范畴没有作为统计误差而湮灭，反而在历史记忆的关键结构和动态要素的评价中凸显出来——可以认为上述情况是所作研究的一项功绩。
为解决现代信息战争中操纵术的利用和所谓“历史政策”、“记忆政策”的运用范围问题，查明专家（或与其近似）的历史认同感与大众的历史认同感之间的反差是迫切需要的。
即便是在那些发明并且流行争议性“历史政策”概念的国家，人们所持态度也并不相同：
一些人认为有倾向性地勾画历史状况是取得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方式，另一些人认为“记忆的使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道德压力，在这种道德压力下，限制理性辩论的自由并且以伦理论据和政治论据偷换科学论据。
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之所以加大，是因为恰恰在学术专家圈子里对俄国历史的一些关键问题及其评价的证据基础没有统一的见解[6]。
然而，人们只有遵循专业和证据的理念及方法，才能先前拓展关于过去的知识。
十二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公众）的知识与专家（学者）的知识是个什么关系?
二者是互动协作的、平行发展着的，还是相互抵触的?
该课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进展对于解决一项迫切任务——在俄国社会的观念总体理性化和非神话化情况下消弭大众意识与专家科学知识之间的反差，从而缩小上述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谁该充当争论的仲裁人呢?
国民仍然认为这些问题应由国家来解决，他们不太信任独立社团的科学鉴定。
上述分析可以揭示社会的无组织态和幼稚病，而且能够抓住看待过去的大众观点与专家学者观点的矛盾。
当然，以职业伦理观点和道德责任观点是不会消除历史浪漫情调现象存在的，却会使之退居一个十分合适的领域——艺术领域，而不是讨论俄国社会团结与发展战略的领域。
这也有助于解决另一个目前正在讨论中的问题：
何谓伪造历史?
学术界、国家机构还是大众意识——应该以什么方式化解之?
上述俄国社会的历史记忆统计调研强调的是阐明历史作为一门严谨精确科学的学术性所具有的迫切意义。
这方面的调研即使无助于消除历史浪漫情调的种种神话，也会对其进行相关的解释，而且能够促使专家学者共同探索回应大众社会群体新挑战的方案，用法国历史学家L费夫尔（1878～1956年）的话说，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迎风挺立”。
（林琳译）（责任编辑李淑华）
[作者简介]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梅杜舍夫斯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教授，《俄罗斯历史》杂志主编，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国主人文大学、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1]CM．：
Медушевскаяомкогндитивнаям，2008；Также：
когндитивноинфрмационнаятеориякановаяпарадигмагуманитарноопознания／／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2009,N010
[2]См．：
комерсантот23июня2010．No-110．C．3．
[3]СМ．：
ФедоровВНовыеоизаисторию／／профиль，26апреля2010．MO15—16．
[4]CM．：
06историибезистерикзвРоссиииСНГсноваспорятопрошлом．ЗачемБеседаИЗадоринаиДПетровбот24сентября2009／／《Россия》OT1012．09．~247
[5]CM．：
Материалырудлыхстолов：
федеральскаяреволяиявроссийкойистории／／о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2007,5иоктябрскяреволюцияиразгон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собраия／OH，2008,N06．
《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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