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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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

感动中国

5毛党常用的一句话是：

命苦不能怪政府。

在感动中国里，我们能看见比我们惨命苦的人，还有一个个英雄人物。

在被感动后，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问题：

我们为何如此命苦？

“感动中国”节目用一个个鲜活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比我们更命苦的人大有人在；又用一个个光彩夺目的平民英雄人物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角落还存在有关爱，人性的光辉还闪现着。

再加上主持人煽情的台词和富有感染力的念诵，我们彻底感动了，眼泪涌出了，再也没有力气追问那个问题：

我们为何这样命苦？

而导致悲剧的根源依然存在，还在为我们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感动”。

作为一个在共产党关怀备至呵护下成长的电视台，CCTV小心翼翼地在政治宣传和商业利润间寻求平衡，可喜的是，它在两方面都成功了。

越感人，越丢人：

“感动中国”的逻辑硬伤

还记得“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盛典”，最美妈妈”吴菊萍等10人获奖。

节目照例取得成功，舞台上荧屏前照样泪雨滂沱。

不过细一思索，这其中问题不少。

她致力于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他把卖羊肉串攒下的10多万元全捐献出来资助贫困学生；她8岁开始承担起侍奉瘫痪养母的重任……以上是几名感动中国获奖人的简介。

他们的事迹足够感人，可麻风病人子女、贫困学生、瘫痪病人，这些本应由社会保障解决的问题，成了感人的因素。

由制度漏洞、保障缺陷来营造感人情节，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

故事越感人，我们听后反倒越觉得丢人。

每个感人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尴尬的缺陷

麻风病人子女教育，记者管；贫困生上学，烤羊肉串的管

“感动中国”的一个评选原则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

这个评奖初衷是好的，可一旦陷入了塑造“平民苦情英雄”的套路上，就往往为了感人而闹出笑话。

比如这届的两个获奖者：

张平宜和阿里木，他们一个曾经是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

2003年起至2011年，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致力于四川省大营盘村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

另一个是在贵州毕节把卖羊肉串的。

8年来，把攒下的10多万元全捐献出来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

评选者的用意是显示他们所处环境的艰难，以及完成这些事所需付出的努力。

然而可笑的是：

麻风病人的子女得不到当地有关部门的有效安置，而需要一个台湾记者去管；尚处在义务教育阶段，受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孩子，没法上学，而需要一个卖羊肉串的人去支付他们的学费。

这种感人事迹在让人感动之余，不由得脊背发凉。

本能反应几秒钟，到处领奖几个月：

最美妈妈的尴尬

2011年7月2日，一个2岁女童突然从杭州一10楼坠落，吴菊萍冲过去用双手接住了孩子。

女孩得救了，但吴菊萍的手臂瞬间被撞成粉碎性骨折。

整件事吴菊萍思考时间不超过两秒。

按她的话讲，“这是本能，是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

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合理。

因为她是妈妈，把孩子当宝贝，看见天上掉下个孩子，本能地伸手接一下，这本应是人之常情。

在当今这个人情日渐冷漠的时代，她的事迹有了感人的因素，这都是正常的。

然而把她树为典型，受到全国各级嘉奖，就显得不那么正常了。

被她救的那个孩子一家，在开始时一定对吴菊萍千恩万谢；但在宣传了半年后，他们作为人肉背景、苦情戏垫背人、没尽到监护义务的典型等角色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时，想来也是尴尬无比的。

而全国人民看了那么多次，也渐渐看腻了。

一次历时2秒钟的本能反应，被捧为了全国前十的感人举动，这本身就具有黑色幽默的感觉。

感人的事迹，恼人的现实

杨善州：

清苦一生死后热闹

本次另一名得奖者杨善洲，是原任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

1988年退休后，他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22年，带领大家植树造林5.6万亩。

临死之前，把这个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上缴给了国家。

杨善洲的事迹在去年被拍成了电影，他清苦的一生得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然而，另一种尴尬正等着他。

去年夏天，《变形金刚3》、《哈利波特7》等影片相继上映，《杨善洲》等一批主旋律电影也同期上映。

有部分网友在微博反应，他们去影院看的是《变形金刚3》的电影，而打给他们的电影票却是《杨善洲》的。

一开始还是个别人爆料，之后有此经历的越来越多。

有的人还把影院票根展示出来，称花了80元买了一张《变形金刚》的票，打出的票根却是《变形金刚》20元、《杨善洲》60元的两张票。

业内人士，上海联和院线副总吴鹤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曾建议旗下影城“双片连映”，即一部进口美国大片搭配一部主旋律影片进行连映，只收取一部影片的票价。

简而言之，为了制造国产主旋律影片票房不比进口大片差的神话，用人为的方法把本应属于大片的票房，挪到了《杨善洲》等主旋律影片上。

清苦了一辈子的杨善洲老人，如果得知有人用如此手段消费自己的名声，不知会作何感想？

白方礼：

去世七年终获“致敬”当年刘翔比他感人？

白方礼老人，从74岁开始蹬三轮车挣钱，一直到90岁，共捐款35万元，资助了上百个学生完成学业。

在他捐出了最后一笔500元的助学款后，老人说：

“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

”。

白方礼老人的事迹从被媒体披露以来，感动了无数人。

然而在2004年的“感动中国”评选中，他不敌刘翔等人而落选。

老人于2005年去世，当年他再次入围感动中国候选名单，却又不敌“航天英雄”费俊龙、聂海胜等而未能入选。

关于感动的理解，每个人都会不同。

但得出“白方礼不如刘翔感人”这样结论的人，其感动的逻辑又显然与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感动不同。

在网络上被人们纪念了很多年后，今年的“感动中国”活动中，以“致敬”的方式给了白方礼老人以应得的荣誉。

杨善洲和白方礼两位老人，生前都在清苦、默默地干着自己认为正确、应该、积德的事。

而在他们故去之后，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消费、消解了。

感人的事迹，恼人的现实。

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感动中国”评选逻辑硬伤：

用缺陷讨眼泪

用泪水化解矛盾，用感动转移情绪

刚才谈到了“感动中国”的选人标准问题。

评奖者内部肯定有各种考量，比如一定要有少数民族的名额，一定要有军队、公安战线的名额，一定要有教师名额，一定要有刘翔、袁隆平这样的名人以提升知名度等等。

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句话可以概括，即选的人要能起到“用泪水化解矛盾，用感动转移情绪”的作用。

评奖者应该比我们清楚，这一个个感人事迹的背后，是一个个制度漏洞、保障缺陷的残酷现实。

然而在这种前提下，仍然要树典型，宣传感人事迹，恐怕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种种丑陋现象层出不穷。

而一个人人自危，人人觉得冷漠的社会是不利于治理的。

让老百姓感动，让大家看看有比你还惨的人，成了有关部门的需要。

同时，社会矛盾引发的不满情绪也要通过适当的渠道排解。

于是，塑造典型——营造悲壮感——转移民众注意力——掩盖矛盾缓解不满，这样的一个感动流程就应运而生了。

简单来说，就是有感动要上，没有感动制造感动也要上。

感动之后应是行动期待着“感谢”替代“感动”的一天

说到底，老百姓需要的不是感动，而是感谢，更具体说，是一个“说感谢的机会”。

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上不起学，一个蹬三轮的老人资助我的孩子上学了，我感动了。

而是通过有效的机制与保障，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让我们去感谢这个“让孩子上得起学”的机制；我们不要期待一个老人默默种植荒山20多年，然后将一片树林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样的小概率事件频繁发生，而应把开发大城市房地产的热情分10%过来，精心开发一下我国大片的荒山沼泽；我们不想再看到“8岁孩子照料瘫痪母亲”这样所谓感人的新闻，而想听这个孩子在她妈妈得到良好保障，受到精心照顾之后，对照顾妈妈的叔叔阿姨说一声谢谢，然后出门跟小朋友跳猴皮筋去……我们不想看到畸形的感动，而想痛痛快快说一声谢谢。

请给我们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