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与随国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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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与随国考
“曾侯乙”与“随国”考
吴郁芳
2011-11-2720:
10:
36 来源：
《江汉考古》（武汉）1996年04期第51-55,65页
“曾侯乙”考
关于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墓主曾侯乙，笔者有一个与时贤所见不同的看法。
拙见以为曾侯与随国无涉，曾氏乃
国钟氏之后入楚后世为楚国“乐尹”，如钟仪、钟建。
曾侯乙乃楚国的封君，职任仍为乐尹，他应该是楚昭王的妹夫即钟建之子。
因此与楚惠王乃姑表兄弟。
就此臆说笔者曾在八四年秋草成一文，寄给《江汉考古》的程欣人先生。
八五年初得程老复函，示有好感，争取发表。
八七年秋我去省博物馆看望程老，他虽在病中但仍在工作。
他取出我的旧稿，说已请刘信芳同志审阅，定在八八年一期的《江汉考古》上发表。
但此时我自己却有犹豫，取回拙稿。
此后不久即闻程老辞世，唏嘘不已。
但上述臆测仍难清除，既有“曾国之谜”之说，不妨权作猜谜。
故不揣浅薄，重草此文，以冀批评指迷，也示对程老的怀念。
一、曾侯乙为楚国封君
《左传•隐公元年》曰：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
”《荀子•礼论》曰：
“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
”按照古制，诸侯国的国君死后，参与助葬的应有其盟国及通好之国。
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於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但从曾侯乙墓出土的遣策来看，助葬的只有楚国君臣以及楚国的封君，如坪夜君等，并无他国的君主及使节。
如果曾侯即随侯，随国的盟国当时不至全亡，如《左传•哀公元年》经文载：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时去曾侯乙之葬不过六十余年，陈、许都是其盟国，但遣策中无其助葬的记载，即其国灭，其后当存，不至毫无表示。
另从遣策迳称楚王、楚太子、楚令尹为“王”、“太子”、“令尹”来看，全然是一国君臣间的口吻，毫无邦外语气。
倘曾即随，亦不至于此。
例如蔡国，其国君对楚王自称“小子”，但也不迳称楚王为“王”。
《蔡侯钟》铭文曰：
“蔡侯申曰：
余惟小子，余非敢宁志，有虞不易，左右楚王。
”即可为证。
二、曾侯乙职为乐尹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乐器，共八种一百二十四件，管乐、弦乐、敲击乐器俱全”。
（《随县曾侯乙墓•前言》）在其内棺上绘有干戚旄狄之舞，漆盒上绘有撞钟击磬之图。
其舞其乐正是《礼记•乐记》所谓“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的宗庙之乐。
这说明死者生前的职掌必与宗庙乐舞有关。
特别是在铭为“曾侯乙作持”的四十五件甬钟上，不仅有标音铭文、乐律铭文，而且有详细记载该钟所属律名、阶名，以及变化音名的铭文。
这就同时标明了曾侯乙的专业。
审定音律在古代是一门专业极强的职能，这只要参看一下《国语•周语》所载“王将铸无射，问律於伶州鸠”的故事，就可得知一、二了。
以致汉初之世，即是专职的乐官，也“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宫，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至于“公卿大夫观听者”，更是“但闻铿锵不晓其意”了。
（见《汉书•礼乐志》）因此，根据“曾侯乙作持”的编钟上的音律铭文，有理由认定曾侯乙的职任是乐正、乐尹、乐师一类的乐官。
三、曾侯乙与楚惠王有兄弟之谊。
曾侯乙墓的规模之大不仅令人吃惊，他与楚惠王的亲密关系也令人吃惊。
曾侯乙死后，楚惠王不仅捐赠了车辂，而且还“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
且不论是楚惠王亲往西阳的曾侯宗庙奠祭，还是委派特使致奠，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
楚惠王与曾侯乙除了君臣关系，还有亲戚关系。
《仪礼•既夕礼》曰：
“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
”郑注曰：
“兄弟有服亲者，可且赗且奠，许其厚也，赗、奠於死生两施。
”这就是说，按照古代的礼制，一般的知交是“赗而不奠”，只有“兄弟有服亲者”才能“且赗且奠”。
这里所谓有服亲的兄弟，即《仪礼•既夕礼》贾公彦疏所说的“凡小功以下为兄弟”者，通俗地说就是非同胞兄弟，因为亲兄弟“有同财之义无致赗奠之法”，自己把慰问品送给自家人自然毫无意义。
因此，这种在葬礼中既赗且奠的兄弟主要是堂兄弟、表兄弟等。
后来连拜把子的哥们也算在内，如《汉书•叙传》载：
“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稚，”故而班斿死后，王莽“修缌麻，赙赗甚厚”，也就是“且赗且奠”。
在曾侯乙的葬礼中，既赗且奠只有楚惠王熊章，他不仅“赗一乘路车”，而且“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阳”。
正所谓“赗、奠於死、生两施”，赗主要是为了死者，奠则兼及生者，因为死者的亲属也是致奠者的亲属。
这就揭示出了楚惠王与曾侯乙的异姓姻兄弟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是类似于王莽与班氏兄弟的关系呢？
可能性很小，因为先秦之时并不流行拜把子的风气。
此外还有一个证据，曾侯乙墓遣策有载：
“王赗一乘路车，三匹驷；太子赗三乘路车，兀一乘驷，兀二乘屯丽。
”为什么楚太子赗赠数倍于楚王呢？
这正好说明，曾侯乙是楚太子的一位长辈。
四、曾侯乙与钟氏
据上所述，曾侯乙乃楚国封君，楚惠王的姻兄弟，且职为乐官。
楚国的乐官於史有载的有两人，一是钟仪，一是钟建。
后来还有一个钟子期，虽已寄情于高山流水之间，但仍显示出音乐世家的风采。
关于钟仪，《左传•成公九年》载：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而问之曰：
‘南冠而系者谁也？
’有司对曰：
‘郑人所献楚囚也。
’使脱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
问其族，对曰：
‘泠人也。
’公曰：
‘能乐乎？
’对曰：
“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
”使与之琴，操南音。
泠人即伶人，《国语•周语下》有伶州鸠，韦昭注曰：
“伶，司乐官。
”钟仪之族世为乐官，故曰：
“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
”
七十多年后，史书上又记载了楚国的另一位乐尹钟建。
《左传•定公五年》载：
“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
‘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
钟建负我矣。
’以妻钟建，以为乐尹。
”钟建负季芈，事载《左传•定公四年》，时昭王亡命奔郧，“钟建负季芈以从”。
当时的钟建只是楚王身边一个从事乐舞的近臣，显为钟仪后裔，楚昭王任其为乐尹只是提高职位，并未改变职业。
季芈为楚昭王之妹，即楚惠王的姑母。
钟建为季芈之夫，即楚惠王的姑父。
钟建与季芈成婚在公元前504年，生子必在数年之后，所生之子与楚惠王正为姑表兄弟，而此人必继“先父之职官”为楚之乐尹，而且此人的存世时间也正与曾侯乙吻合无间。
曾侯乙葬在公元前433年，其死当在此前一至数年，因为古人从死至殡，从殡至葬颇费时日。
设若季芈公元前500年生子，此人至公元前433年不过六十多岁。
是以笔者猜测，曾侯乙即钟建与季芈之子。
钟字从重，曾、重两字音近义通，古代互用无别。
如《橘颂》“曾枝剡棘”，《招魂》“目曾波些”，“曾台屡榭”，《离骚》“曾嘘唏”，《怀沙》“曾伤”，《惜诵》“曾思”曾皆训重。
因此，钟侯、重侯、曾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是同一的。
五、曾侯与
国
钟仪在《左传•成公七年》中称为“郧公钟仪”，可见在楚共王时钟氏还保有郧公的封号。
郧即
人的文化特点。
汤炳正先生在《〈天问〉“顾菟在腹”别解》一文中，分析了曾侯乙墓的箱盖画中那一只面似虎、身似兔的动物，认为即是《天问》所谓的“顾菟”，楚语中的“於菟”，这种动物形象，“乃月中阴影的神话传说以语言因素为媒介而由兔变虎的过渡形象”。
我很赞成汤先生的见解，然而“於菟”一语最初都是出於
人，
子给子文命名为斗谷於菟就是明证。
郧、楚之间唯一见载的战争发生在楚武王三十九年。
《左传•桓公十一年》载：
“郧人军於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
”结果是楚人“败郧师於蒲骚，卒盟而还”。
郧、楚之盟的内容不详，但从此郧国肯定是名存实亡。
百余年后钟仪被俘时，虽保有“郧公”之称，却俨然以“楚囚”自居。
通过数十年，郧公的爵号也由钟氏转给若敖斗氏。
《左传•昭公十四年》载：
“楚子杀斗成然，使斗辛居郧以无忘旧勋”。
这个斗辛即后来辅佐楚昭王由郧奔随的郧公。
曾氏复得封侯必自钟建始，昭王逃难他本有大功，况又娶季芈为妻，其地位尊宠可知。
而且据《曾姬无
壶》铭文载，曾姬乃楚声王夫人。
楚声王在位仅六年，即位在公元前406年，距曾侯乙入葬不过27年。
楚声王自然不会娶平民之女为妻，这位名为无
的曾姬很可能就是曾侯乙的孙女。
与显赫的曾侯乙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擂鼓墩二号墓，墓主当为盛君萦，盛、成一字，而成、曾、重三字古亦通用。
笔者在《文物》八六年二期上有一小文考证，此不赘述。
二号墓中有拼凑的九鼎八簋，也还有编钟及大量乐器，这说明曾侯的爵位、职任未变。
但礼器的寒酸，助葬封君的消失，都表明曾侯之族的衰落。
时贤认为这是随国将亡的前兆，拙见以为这是楚国吴起变法的结果。
就在曾侯乙入葬后的三十多年，楚声王被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这是曾氏家族没落的开始。
楚悼王即位二十年，吴起在楚实行变法，矛头直指楚国的贵族阶层。
所谓“废公族疏远”，《史记•吴起传》所谓“封君太众”，“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韩非子•奸劫弑臣》）这场变法的结果如何？
擂鼓墩二号墓是很好的证明。
它所反映的不是随国的没落，而是整个楚国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的大型楚墓中再也看不到曾侯乙墓的排场，而与盛君萦墓的规模相似。
“随国”考
自从曾侯乙墓在古随国境内出土后，随国也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但史籍中关于随国的记载不多，《左传》桓六年注疏仅谓：
“随国，姬姓”；其地在“义阳随县”；然“不知始封为谁”，亦“不知为谁所灭”。
如果从现有的史料以及考古资料中归纳，随国的概况可见如下：
一、随国的疆域和都城
《左传》桓八年载：
“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战于速杞。
”据此可见，随疆东临淮河，西濒汉水。
速杞在今云梦与随州市之间，这当是随国的南部边界。
《左传》庄四年载：
“（楚武王）伐随，……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
”溠水位于涢水上游，北濒古唐国，此当随国北疆，亦是随国都城所在。
石泉先生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中说：
“随国都城在今随县西北约四十里，厉山店西南，安居西北之溠水东岸。
”（见《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经武汉大学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克陵等同志的实地调查，此处发现有东西宽约800米，南北长约1000米的古城址，中有“宫殿台基”、“人工沟渠”，调查者认为此“遗址的上限不迟于两周之际”，“系随国国都故址所在地的可能性是十分之大的”。
（见《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17页）结合《左传》所载楚军在武王死后，架桥溠水以军“临随”的情形，当时楚军正是直逼随都以求和。
二、随国的族姓与公族姓氏
随为姬姓之国史有明文，从《左传》定四年所载吴人谓随“周之子孙在汉川者”等语来看，随人为姬姓子孙是举世皆知的。
另据《左传》桓六年载，随国的执政者中有“季梁”。
季氏是姬姓大宗，专权于鲁，散见于姬姓诸国。
可见，随出姬姓。
三、随国的职官：
《左传》桓八年载：
“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戎右少师。
”《左传》桓六载：
“祝史正辞，……祝史矫举以祭。
”随国职官见载的仅有祝史、戎右与少师。
少师是随侯的亲信宠臣，桓六《传》曰：
“少师侈。
”“少师得其君。
”桓八年《传》曰：
“少师有宠。
”可见，随侯以宠臣为“戎右”，知随尚右。
故桓八年《传》载随、楚之战时，季梁特别告诉随侯。
“楚人上左”，“右无良焉”。
四、随国的政教
《左传》桓六年载随季梁之言曰：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
”由此可见，在随人的政教观念中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民本思想，随人的宗教也是先人而后神，其宗族观念的特征是“亲其九族”。
五、随国与周、楚的关系
在春秋初年随侯与周室仍保有君臣关系，故楚武王令随侯“为之周，请尊楚”。
事后，“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
（见《史记•楚世家》）。
随人从不甘心属楚，楚武王时，随、楚就曾三战三盟。
楚成王32年随又以“汉东诸侯叛楚”，结果是楚人“伐随取成”。
（见《左传》僖二十年）此后随、楚的关系当如随人所曰：
“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有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见《左传》定四年）楚、随之盟的内容不详，但随已丧失主权成为楚之属国则是无疑的。
试看《左传》昭十七年载楚、吴之战，楚败吴师且获吴王乘舟。
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
楚人既不信任随人，随人也无心作战，结果吴人略施小技便夺回了王舟，充分表现出随人被迫从战的态势。
即是春秋后期吴人入郢，昭王奔随时，随人的态度也是很暖昧的。
据《史记•伍子胥传》载，吴兵围随，“随人欲杀随王，王子綦匿王，已自为王以当之。
随人欲杀王，不吉，乃谢吴不与王”。
因此昭王复国后遍赏功臣却不及随人。
进入战国后，随国的命运当如《水经•涢水注》所云：
“楚灭之以为县。
”例如《史记•苏秦传》载苏代之语曰：
“蜀地之中，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足见，至迟在楚怀王时，随国已荡然无存。
在世人心目中，随与郢、宛、五渚一样，不过是楚国之一邑。
另如《史记•春申君传》载其上秦昭王书曰：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
……必攻随水右壤。
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
”足见，及至顷襄之时，即是在楚人的记忆中不仅随国不复存在，甚至连随邑也不复存在，仅以“随水”作为一个地理概念。
由此观之，随国之亡必早在楚怀王以前。
六、随国的由来
随人系北方南下的“周之子孙”，而非汉东土著，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随人的族姓、职官、政教都与中原诸国吻合，而与南方楚国相异。
随人南下立国的时间当不出两周，因为随人所具有的民本思想是一种划时代的思想，这种新思潮不仅当时的南楚没有，殷商时代的中原也没有。
它产生于灭殷后的周人，如《泰誓》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陈》所谓“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蔡仲之命》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随人在春秋初年即有此思想，当是随人南下时从中原带来。
进而考之，随人当是出自于晋国，因为随人的官制与宗族制度与晋最为相似。
如晋有大师辅君执国法，（见《左传》文六年）随有少师为随侯近臣。
又如晋人戎必卜右，戎右皆由晋君之宠臣充任，《国语•晋语》屡有记载；随侯亦是以宠臣少师为戎右。
另如随人“亲其九族”的“九族”之制，也正好是晋人宗族制的特点。
《左传》定四年载：
“分唐叔以怀姓九宗，”杜氏注曰：
“九宗，一姓为九族。
”由此晋人宗官别有“九宗五正”之职称，如《左传》隐六年载：
“翼九宗五正，”杜氏注曰：
“翼，晋旧都也。
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
”
两周之时晋国最为动乱，其君臣奔楚之事史载习见，如《竹书纪年》谓晋出公奔楚，据徐中舒先生说，襄樊一带便是晋羊舌氏奔楚后的食邑。
（见《论巴蜀文化》230页）晋地人民南下立国的事也于史有载，如《史记•晋世家》载：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人诛灭唐。
”《索隐》曰：
“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
”《括地志》曰：
“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
按：
鲁县汝州鲁山县是，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上唐乡故城即是。
”这个南迁立国的唐杜氏就是与随国境界相邻的唐国，亦即《左传》襄十七年所谓楚武王“服随唐”之唐。
因此在汉东地区出现一个出自晋人的随国是不足怪的。
而且历史上也明载有晋侯奔随之事。
《左传》隐公五年载：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翼侯奔随”。
《左传》隐公六年：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这个奔随的翼侯即晋鄂侯，他所奔之随旧说是晋邑，在今山西省介休县附近。
从当时伐翼的规模来看，鄂侯欲在晋境之内避难是难以幸免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六年八月在随国故都的贵族墓地中出土了《
季尊》，铭曰“鄂侯弟
季乍旅彝。
”（见《江汉考古》1981年第3期76页）既然历史上有鄂侯奔随的记载，而随国故都又出土了鄂侯弟之器，这就可见晋侯所奔之随应是汉东之随国，而非晋之随邑。
而且晋国之随邑本身也可能是因随人而得名。
晋有名臣随会，又称随武子，传说晋之随是他的食邑。
但随会的祖父在自叙宗谱时却说其先人“在周为唐杜氏。
周卑，晋继之，为范氏”。
（见《国语•晋语八》）《左传》昭二十九年亦谓范氏籍为鲁县，即随唐故地。
由此可见，晋国的随氏本来出自汉东随、唐。
故而晋之随邑也本因随氏得名。
晋、随两国的亲缘关系，晋人也是牢记在心的。
如晋、楚城濮之战时，文公思及楚惠，栾贞子曰：
“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
”汉阳诸姬即指随、唐等国，晋人以此诸国灭于楚为大耻，正是因为晋、随同族。
以上笔者对随国的历史进行了一些探讨，显然可见，史籍中的随国与考古资料中的曾国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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