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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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财政”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词源与起源
在西方，财政一词源于拉丁文Finis，原指结算支付款项，在16世纪，德国文献中采纳〝Finanz〞，意为对欺诈等行为的裁定与罚款，到18世纪曾狭义地指国家收入。
后来西欧各国使用的英文finance一词，因其原意泛指一切财务，为了加以区别，一样对国家的货币收支惯用publicfinance〔公共财务〕。
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后从西欧引入publicfinance，并借用汉语的〝财〞、〝政〞二字，译作财政。
中国古代称财政为〝度支〞、〝国用〞、〝岁计〞、〝国计〞。
〝度支〞、〝国用〞指国家的费用开支；〝岁计〞指国家年度收入和支用的运算；〝国计〞指国家财政。
〝财政〞一词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设立财政处，为中国官方采纳财政一词之始。
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在国家产生往常，原始公社的后期差不多存在着从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分出一部分，用来满足公社共同需要的经济现象，但这只是将公社内部集体成员的劳动成果，通过分配用于公社内部的共同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
国家产生以后，为了坚持它的存在并实现其职能，通过产品分配和再分配使其把握必要数量的社会产品，用于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从而形成了独立的财政分配，产生了财政。
也确实是说，国家的产生使财政分配从一样的经济分配〔社会分配〕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经济范畴。
但财政的存在和进展又必须以劳动者能够为国家提供剩余产品为条件，并随着生产力的进展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进展。
在中国，对财政的起源还有不同的认识，如一些学者认为，财政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在国家产生之后，财政分配活动才表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中国古代的财政思想
中国自先秦至鸦片战争前的典籍及历代思想家的论述中，关于治理国家财政的原那么和理论，归纳起来要紧有以下几种：
量入制出与量出制入思想 量入制出的财政思想是在先秦时期提出和形成，并成为其后历代所遵循的理财原那么。
在唐代，杨炎首次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理财原那么，认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
由此引起以后历代理财家对〝量入制出〞与〝量出制入〞的争辩。
如唐代陆贽领先批判杨炎提出的〝量出制入〞原那么，指出量入为出是〝圣王〞之法，只有到政治衰败时才〝量出为入，不恤所无〞（«均节赋税恤百姓»）。
明代的丘濬以及后期的张居正，也都坚持财政的〝量入为出〞原那么。
但在事实上，封建统治者总是交替使用〝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种财政原那么的，即使在杨炎没有公布提出〝量出制入〞之前，也是如此。
轻税思想 先秦各家除商鞅、韩非等少数思想家主张重税外，多数主张〝薄赋敛〞，即减轻农民负担的轻税政策。
孔丘反对苛征，主张〝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
荀况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
历代理财家也大多主张轻税政策。
在赋税征收原那么方面，西晋傅玄面对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现实，提出了古代财政史上比较完整的赋税三原那么，即至平〔〝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俭而趣公（赋役征课须从俭和为天下公利）、有常〔租赋有一定的常制又较少变动〕。
他的公平负担、轻税和稳固税负三原那么是对财政理论的杰出奉献。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实行等差的税收原那么，把自耕和佃耕分别对待，〝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读通鉴论»卷二）。
这种明确提出自耕农和地主在税收上区别对待的观点，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中国古代赋税的要紧形式是对土地课征，即所谓〝任土所宜〞〔«周礼»〕。
唐代往常，赋税以课征实物为主。
唐代杨炎提出两税法，建议以原先的户税、地税为基础，重新确定税额，原先的租庸调折钱并入户税。
但这一使实物贡赋向货币贡赋转化，符合赋税制度的进展方向的主张在推行中屡有反复。
明代后期张居正在税制改革方面提出和推行了闻名的一条鞭法，以州县为单位，将原先以各种方式分别征收的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合并，按田亩运算，折收白银。
这进一步简化了税制，完成了以实物税为主向以货币税为主的转化，适应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展的要求，是中国封建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官营专卖思想 主张减少和不加租税，而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产品专卖等方法，充实国家财政收入的理财思想。
〝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山国轨»）中的〝籍〞即指强制性征课的赋税。
«管子»认为强制性征课会阻碍生产，引起人民的不满，主张轻税或不加赋，采取官营与专卖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满足封建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
西汉桑弘羊认为〝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即一切自然财宝，都应属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而不能放任让富商豪强专利。
他依照先秦的有关理论和原那么，制订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并首创均输和平准，以实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的目的。
官营专卖收入是古代财政非赋税收入中的要紧部分。
开源节流思想 主张在进展生产基础上克制赋敛的理财思想。
孔丘主张〝藏富于民〞。
荀况认为〝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强调要明白得〝本末源流〞的道理。
即从制造财宝这一全然问题入手来增加财政收入。
唐代李翱从税率高低会阻碍到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动身，得出〝人皆知重敛之能够得财，而不知轻敛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结论。
北宋司马光也提出〝养其本源而徐取之〞的原那么。
清末魏源强调取之有度，认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
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
不善赋民者，譬剪韭乎！
日剪一畦，不罄不止〞〔«古缴堂内集»卷三«治篇»十四〕。
并指出理财第一要考虑税源，假如只顾征税，取之无度，最终会破坏税源，减少财政收入。
〝开源节流〞作为理财原那么，连续了二千多年。
西方财政理论
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欧中世纪，已有一些思想家在论述政治经济问题时，表达了对财政问题的见解，但把财政作为专门问题来探讨，那么是在15世纪末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进展以及对其经济理论的探讨而显现的。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A.斯密在«国民财宝的性质和缘故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财政理论，从而被认为创立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学。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那么被认为是当代资产阶级财政理论形成的标志。
斯密前的资产阶级财政观点 在斯密往常，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宝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银财宝，因而主张在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下进展对外贸易。
英国的托马斯·曼主张减免出口商品的税收，以增强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强调爱护关税的作用。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J.-B.柯尔贝尔推行了一套重商主义的财政政策，采取关税爱护措施，在国外加强经济扩张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增加国库收入，在国内那么统一全国的税率，以利于商品的流通。
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宝的源泉，重农学派那么强调只有农业才是制造财宝的源泉。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F.魁奈主张只对土地的纯产品直截了当征税，由占有〝纯产品〞的地主阶级负担全部税赋，同时废止重商主义者实行的禁止粮食出口和压低粮价的政策，主张自由输出粮食，进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业。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财政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初反映英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
从重商主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的代表人物W.配第，处于产业资本逐步代替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要紧地位的时代。
他在逐步摆脱重商主义的阻碍中，把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作了一定的考察，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差不多观点。
他的财政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是：
按国家的职责把财政支出分为军事、行政司法、宗教、教育、社会事业和公共土木等六个项目。
认为财政支出应以提高国家的生产率，振兴产业为目标，主张削减前四项支出。
在税收方面，他认为政府的税收应做到公平合理，对纳税人一视同仁，税收负担要相对固定，幸免临时加税。
他还主张用单一国内消费税来取代其他税种，以利于资产阶级加速积存的过程。
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国富论»一书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和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形成。
其要紧理论观点是：
①主张君主的职权应尽量限制在窄小的范畴内，以利于私人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
认为政府只要像守夜人那样，防止外来的入侵和内在的治安和爱护资产阶级财产不受侵犯。
与此相适应， 政府的财政开支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
②在赋税问题上提出以地租、利润、工资三种收入作为划分税收的依据，并提出闻名的赋税平等、确定、便利和征收费用最省四原那么。
③对公债持否定态度，认为巨额的公债有可能破坏国家财政。
英国经济学家D.李嘉图于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又称«赋税论»〕一书中表述的财政观点继承了斯密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也有所丰富和进展。
在赋税问题上，李嘉图和斯密的观点有所不同。
李嘉图认为税收对现有资本有损害，因而他反对对资本的课税，〝因为征收这种赋税，就会损害坚持劳动的基金，因而也就会减少国家今后的生产。
〞而斯密认为税收是人民的非生产性支出转为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对现有资本并无损害。
在公债问题上，李嘉图那么与斯密一样持否定态度，认为举债是将生产性资本转向非生产性消费，阻碍资本积存。
斯密和李嘉图的财政思想都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进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的愿望，也表达了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
庸俗经济学派的财政观点 在19世纪初，庸俗经济学以说明和传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面目显现，致力于进展其中的庸俗因素。
其要紧代表人物有法国的J.－B.萨伊和英国的T.R.马尔萨斯。
萨伊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等〕协同制造产品，提供效用，从而协同制造价值。
他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提出生产不是制造物质，而是〝制造效用〞的论点，断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活动也是生产性的。
他把花费在文武官员身上的费用，都说成是购买有效保证国家的时刻与劳动的费用，因而差不多上〝用得其宜〞的。
马尔萨斯那么认为利润从交换中产生，国家的财政支出是商品销售和实现利润的重要条件。
从全然上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消费，并尽可能限制其规模的论点。
当代西方财政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观点 1929年爆发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失业问题严峻，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的理论和政策措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一书中阐述的经济思想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
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舍弃了庸俗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而追随凯恩斯，并对«通论»加以补充和进展，形成了凯恩斯主义。
其要紧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A.H.汉森、P.A.萨缪尔森、英国的J.V.罗宾逊、P.斯拉法等人。
他们的要紧财政观点和政策主张是：
①实行国家干预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引起的。
要排除经济危机，必须刺激有效需求。
因此，政府必须扩大财政开支，大量发行公债，推行财政赤字政策。
汉森那么把财政赤字政策和经济周期联系起来，认为在萧条时期，政府应推行赤字预算的政策，以补偿有效需求不足；在繁荣时期，应推行预算盈余的政策，以减少有效需求。
这种旨在调剂有效需求以熨平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的政策，被称为补偿性财政政策。
②把税收作为调剂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
凯恩斯认为国家应通过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或其他方法，指导和刺激消费需求。
后凯恩斯主义者还把税收和投资联系起来，依照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实行增税或减税，以谋求缓和经济衰退。
汉森主张利用快速折旧鼓舞企业投资。
美国的C.R.麦克康纳认为，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对调剂供求关系有着自动稳固的作用。
③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补偿财政赤字。
认为通过举债，能够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兴办和扩大公共投资，补偿私人消费之不足，达到增加就业、繁荣经济的目的。
见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税收思想。
供给学派的财政观点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因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地适应供给的变化而得名。
其代表人物为A.B.拉弗、P.C.罗伯茨等人。
他们重新确信了萨伊定律，把滞胀的缘故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主张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
认为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更多地依靠市场自动调剂机制。
要紧措施有削减政府开支，专门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各种私营企业的管制。
见供给学派财政政策、供给学派税收思想。
货币学派的财政观点 货币学派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弗里德曼为要紧代表人物。
他强调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即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生产者自由竞争，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主张从压缩财政支出入手，操纵通货膨胀；反对用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主张以单一规那么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财政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财政思想 K.马克思和F.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系统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定性，第一次把财政理论，专门是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置于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
国家观与财政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点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同时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差不多上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爱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现有的经济制度，要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抵抗，就需要有财政，需要有捐税。
马克思在«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辩士»（1853）一文中指出：
〝国家，这是土地贵族、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
〞并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表达确实是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财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家确实是通过爱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
因此，财政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劳动价值学说与税收、公债、国家预算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税收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时代产物，是国家直截了当占有生产劳动者的产品的一种形式。
只要是资产阶级国家，捐税的课征从其总体上说，从其分配关系的性质来看，总是一种对劳动人民，要紧是工人阶级的剥削，总是一种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债是资本家投机的对象和发财致富的捷径。
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补偿赤字，每一次发行公债，都为资本家制造了攫取国民财宝的机会。
而偿还公债本息要紧依靠增加税收，剥夺劳动人民制造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评述了它的性质和内容。
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和使用的财政资金差不多上劳动人民制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差不多上由无偿劳动支付的；认为军事开支和行政治理费用是纯粹的消费过程，也确实是侵吞剩余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理论基石。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里，财政是剥夺资本的重要手段，包括剥夺地产、没收一切叛乱分子和流亡分子的财产，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继承权，强制购买公债等以限制私有制。
社会再生产原理与财政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关系。
在任何生产方式下，生产和分配差不多上统一的，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
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关系再生产和社会物质生产的再生产。
财政作为分配的特定部分，它的性质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分配也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是生产要素，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分配，其次是产品的分配，即消费品的分配。
马克思指出，生产要素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同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明显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要紧把握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手中，财政的扩大再生产作用是间接的，但并不是毫无作用，专门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财政对生产的作用就大一些。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财政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组织和制约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关于发挥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调控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扣除理论与财政分配的打算性和比例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指出社会总产品在劳动者个人分配之前，社会应该扣除：
①用于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②用于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③用于应对不幸事故、自然灾难等的后备基金。
在上述扣除后剩下的总产品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必须扣除:
①和生产没有直截了当关系的一样治理费用；②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③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
上述两个部分，六项扣除可归纳为补偿基金、积存基金、消费基金（社会公共消费基金加上个人消费基金的统称）。
从基金分类来看，马克思尽管讲的是以后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但实际上是适用于任何社会形状的。
然而由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国家所代表的阶级不同，因而所反映的分配关系的性质和实现方式也不同。
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产品分配为各项基金，这是按社会主义差不多经济规律的要求有打算和按比例进行分配的。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对各项基金的形成和使用发挥着直截了当或间接的调控作用。
列宁和斯大林的财政思想 Β.И.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作过重要论述。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财政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他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
认为巩固苏维埃财政那个任务不解决，不管在保卫苏维埃俄国的独立，使它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方面，或者在俄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差不多上不可能大踏步前进的。
因此，财政机关必须用全部力量在最短的时刻内，靠税收来保证国家机关事业所必需的资金。
他主张在一切可能情形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限制和剥夺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之后，国家财政应建立在把各种不同的国家垄断组织的收入的一定部分直截了当用于国家需要的基础上。
他指出国家应当在财政上和组织上关心农民的合作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进展农业和手工业。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减轻全体农民的负担，承诺农民在交足粮食税后，对余粮能够自由买卖，从而使农民提高了经营爱好，极大地进展了农业生产。
与此相联系，列宁认为国营企业应该按照商业原那么，实行经济核算制，以收入抵补支出，对盈亏负完全的责任，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仅不亏损而且能够盈利，增加经济建设的积存。
列宁的财政思想集中表达为运用财政杠杆来实现推翻资产阶级和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抵抗，引导全体人民用最新技术成果制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两位一体〞的任务，进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列宁逝世后，И.Β.斯大林领导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而领导苏联国民经济的复原和进展。
斯大林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也作了重要论述。
他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同性质，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因而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必须符合劳动群众的利益。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存问题十分重要，指出要把国内的余资第一用在工业建设上，不能让它分散。
同时强调在苏联建立财政后备的必要性，指出国家必须积蓄为防范意外〔如农业歉收〕、涵养工业、扶持农业、进展文化所必需的一定的后备。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一书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差不多经济规律。
这一规律要求国家财政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为实现国民经济有打算、按比例进展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财政，是实现国家各个时期经济与社会进展任务的重要工具。
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依照地的财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的要紧任务是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争取革命的胜利。
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
〝从进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差不多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革命依照地财政工作的实践体会，具体分析了当时革命战争所处的实际情形，提出了〝进展经济，保证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并确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和操纵赤字、力争收支平稳的财政政策。
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和革命依照地的财政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成为社会主义财政的必要预备，并对中国财政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财政在国民经济进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运用财政的分配、调剂、监督等职能，在贫穷落后的基点上逐步建立、巩固和完善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的进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和配合推进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进展。
完善和进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国家面临的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财政一方面集中大量资金，兴建国营大中型企业，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照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不同性质，灵活地运用税收和投资政策，促进三大改造的完成。
在农村，通过运用税收减免和稳固税负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资金上支持农业和手工业实现合作化，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那么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采取不同税率的政策，和对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顺利地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过程。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国家财政不断深化改革预算治理体制、税收治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治理体制；实行减税让利，鼓舞技术进步，扩大企业、单位和地点自主权的政策；改革了税收体制，增强税收的调剂作用；改进了资金治理方式，逐步完善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分配关系，并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价格、工资、金融和打算等体制的改革。
调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在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平稳与否差不多上决定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稳状态。
坚持〝收支平稳，略有节余〞的方针，能够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差不多平稳，为国民经济按比例进展提供前提条件，反之，财政发生赤字，说明财政支出形成的社会需求超过了国家集中的社会产品，必定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阻碍国民经济按比例进展。
在统收统支体制下，银行信贷收支一样会显现一定的逆差，因而信贷资金的收支平稳，要紧由财政通过规定银行结益留成和由预算增拨信贷基金来保证。
因此，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稳要紧由财政调控。
1979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急剧增长和人民币收入的不断增加，使银行的存贷规模以大大高于财政收支规模的速度增长，加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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