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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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一

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

（一）

英语知识

摘要：

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过程中，尽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仍然甚嚣尘上，从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造成的“环境灾难”发展到大肆渲染“中国制造”的危害和中国的“黑客”攻击。

所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要学会掌握话语权，学会营造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环境。

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

翻译除了要遵循“信达雅”、“神似”或“化境”的标准，译者还要意识到翻译并非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与利益冲突的价值中立的纯粹文字转换活动。

翻译体现了文化的碰撞，隐含了权力关系。

关键词：

翻译的政治；话语；话语的权力；话语权

以北京大学关世杰为代表的专家认为中国“龙”翻译为“dragon”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话语力量建构的结果，对树立中国国际形象不利，应该改译为“loong”。

（关世杰，2007，）但也有人认为“龙无需废，亦无需正名”，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全球化并非是要“砸烂一个你，揉碎一个我，昀后再和在一起，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四不像”。

“龙”究竟应该翻译成“dragon”还是应该翻译为“loong”这个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

“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是否合适？

这两个问题都提醒我们关注翻译的政治。

如何成功地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不仅仅是翻译水平和翻译技巧的问题，还要考虑翻译中的政治。

“粗略来说，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语）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

其原因在于，首先，西方各民族在它们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更有能力操纵后者。

其次，西方语言比第三世界语言有更好的条件生产和操纵渴望占有的（desired）知识。

”（阿萨德，转引自刘禾，2001：

207）“龙”是否译成“dragon”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这个翻译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龙”在中文中是“富贵”、“吉祥”的象征，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图腾。

而“dragon”在英文中则是“毒龙”，象征着“灾难”和“邪恶”。

西方人赋予“中国龙”dragon的定义，进而，西方社会又以中国文化崇尚“dragon”为证据，认为中国一直有向外扩张的野心，“dragon”成为了“中国威胁”的象征，而真正中国人心目中“龙”的真义则少人探寻。

在语言中存在着大量对等的词汇，这使翻译成为可能。

但语言当中也有大量不对等的东西，对等词汇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与不同的语言中，寻找对等词汇或者创造对等词汇就成为翻译中不可回避的任务。

比如：

关世杰教授指出了在当代汉语和英语中“龙”和“dragon”所指完全不同。

“dragon”并不是“龙”的对等词汇。

关世杰教授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角度将中文“龙”和英译“dragon”进行了共时性对比，“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独立创造的传说中的动物，“dragon”却是英国人辗转从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借来的概念和形象。

“龙”和“dragon”外观不同，作用差异，引申意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关世杰，2007）“龙”被翻译成“dragon”，并且广为流传，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或翻译的问题，它体现了翻译中的政治。

西方文化在与东方文化接触时，西方语言占据主导地位，它居高临下地看待东方文化，经常以一种主观的、有时随意的态度来对待东方文化中的差异。

翻译很多时候是在两个不平等的世界接触的时候发生的，当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语言被转换为英语这样的国际语言时，总是会有一个约简（reductiveprocess）的过程。

（西蒙，2001：

347）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的、民族性的特色被用国际语言的视角进行审视，本身就包含偏见，结果难免发生误读。

比如：

把“龙”译为“dragon”就是这种约简的结果，它没有考虑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龙”的内涵，只是简单地借用了一个类似的概念。

但是，这种并不准确的翻译却能够广为流传，而且对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产生负面效应，我们却难以更改，不仅要继续花费高昂代价永无休止地被动解释、说明，而且还要承担这种误读导致的误解继续带来的形象损失和经济代价。

这反映了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西方文化拥有霸权，东方文化则处在被定义的被动地位。

这些都是翻译中蕴含的政治。

翻译的政治反映了话语的权力之争。

一、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

话语除了具有交流信息的功能，还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基础。

（Gee,1999）同时，话语会通过操纵人们的思想来影响社会过程，建构事实。

在社会思想环境中，话语与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权力关系互相结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话语可以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个权威言说者对事物的存在状态的一种陈述，这种陈述通常有组织和制度的支撑，表现出言说者的“真理性”权威。

但是，话语不是客观的存在，它通常代表了某一种制度或者组织的利益，因此会包含着一定的不公正和偏见。

话语体系则是一种集体制度，有自身的内在规则，思想的表达必须服从这些规则。

它是思维的工具，反过来又会造就特定的思维方式，其深层结构具有很强的传递性，它本身就是传统的传递者。

它不仅是认知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对组织、制造某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进行揭示，是走进真实的一种途径。

（但兴悟：

2004,19）分析话语主要是对反映权力关系的话语，也就是我们习以为常（naturalizedortake-for-granted）的谈论与理解世界的方式进行分析，这是一种解构（destruction）的方法。

（王子昌：

2003，47）理解翻译的政治就是要揭示翻译中那些蕴含了权力关系的话语。

把话语看作一种力量，一种权力来源于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

葛兰西认为应该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点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他指出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决定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所谓的霸权（hegemony）其实包括了物质力量、思想认同和制度认同，也就是通过大多数人接受、赞同现行的制度和思想来维护已有的社会关系。

（王雨辰，2001）他提出“文化领导权”（culturalhegemony）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的文化生产机制中，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人决定着文化的生产，有权力者的话语拥有统治和控制力量，而且语言反映了世界观和文化，反过来又对人的思想发生影响。

（葛兰西，1972：

7）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并没有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但是他深刻揭示了语言对维护、巩固一种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使人们反思语言对人们思想的建构作用。

“Dragon”并不是龙的翻译，但却能建构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这都是语言建构作用的反映。

“中国龙”成为“dragon”并且广为流传，难以更改，是由于西方所拥有的文化霸权，反映了西方的“软实力”。

这种“软实力”不是坚船利炮，不是攻城占地，它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获取利益，更加隐晦，更加难以更改。

萨义德的《东方学》也阐述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他提出东方主义是一套话语系统，而这种话语系统形成了一种权力体系，是为了主宰、改变并统治东方而形成的西式行为。

（萨义德：

1999:

2）萨义德提出，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反映的就是西方历史取代东方历史并使后者成为“无历史”的历史，是西方作为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

它以知识的形式适应和支持西方殖民扩张的需要，制造出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话语，这种话语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为西方施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

而这个过程就是利用西方的话语权，把西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检验标准扩展到东方。

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使东方成为一个丧失了传统根基，成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的他者。

在东方与西方的交往中，西方往往以西方的标准和规范来衡量东方的行为，而东方则完全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他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萨义德，1999：

28）“龙”被译为“dragon”，是西方话语建构的结果，这种翻译进而成为论证中国“邪恶”的证据，成为西方为自己对中国的侵略、压制进行辩护的依据。

而中国却需要为本不属于中国的“dragon”为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辩护，这是典型的西方定义东方，而东方失语的例子。

二、话语权与国家形象

福柯认为：

“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

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偶然事件，避开它沉重而恐怖的物质性。

”（汪民安，2002：

149）决定话语生成程序的因素是社会规范，只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话语才会广泛流行，而这种规范是由权力决定的。

反映在话语中的权力就是话语权。

“dragon”这个翻译能够广为流传，因为它符合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和偏见，也就是符合西方认为东方应该从属于西方，东方对西方的任何抗拒都是“邪恶”的表现的这种社会规范。

这种话语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西方企图使东方臣服的愿望。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各种社会规范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行为仅仅在日常语言的沟通中才能进行”，“语言还是统治与社会权力的媒介，它使组织化的权力关系合法化”。

（Habermas:

1988）他认为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中，话语可以成为一种推动合理化的力量，可以维护价值及规范。

如果能够实现话语的民主，就可以建立一种旨在实现普遍民主、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的程序。

这种民主程序可以在公正话语与协商话语之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实现合理而公正的结果。

这样话语原则就代替了普遍主义的人权和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可以“通过自主的公共领域以及民主意见和意志在法治国家制度中的形成程序进一步释放出来，并且在面对其他良种资源（金钱和行政权力）的时候能够捍卫自己的地位”。

（哈贝马斯：

2002，289）哈贝马斯提出凭借话语的合理化力量，实现“话语政治”，也就是通过建立平等、互相尊重、具有包容性的话语，建立区域性民主政治，然后逐渐建立超国家的公民社会，昀终实现整个世界范围的政治和民主一体化,从而消除国际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哈贝马斯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在当今的国际现实中难以贯彻。

但他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提醒我们关注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的话语并非是真实世界的客观反映，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背后包含了复杂的权力之争，语言是权力建构的，反过来又建构新的“事实”。

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用话语来建构事实，掌握话语权。

本文作者：

王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

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

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

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

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

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

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

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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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

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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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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