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回忆燕京大学建校始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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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回忆燕京大学建校始末
司徒雷登：
回忆燕京大学建校始末
本文选自《司徒雷登回忆录》一、吵出来的燕京大学1918年年末，我受邀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创立一所新的联合大学。
我当时本想一拒了之，因为神学院的工作做得很开心。
教学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对课题有了真正的主导权，还有几个文学项目也在筹办之中，不想就此离开。
北京当时有两所小宣教学院，一个名为汇文，英文叫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隶属卫理公会），一个是坐落于北京通州郊区的华北协和大学（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
1900年义和团动乱后，这两所学院一直想联合起来。
后来两方终于采取行动，在城东南角占下了一片临时准备的地方，一直通到老卫理公会学校的背后。
当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决定下来，尤其是合并后的名字，两方对此都特别在意。
如果这些分歧无法弥合，不能重新来过，那要在北京创建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也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汇文大学堂董事会有位成员是退休教士，家住在西雅图，当时从北京回到了南京，住在我家里。
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当这个新大学的校长。
我对他讲，我确已准备好尽全力在中国传教，但由于以往从未有过管理学校的经验，所以无法胜任，何况现在的工作也甚合我意，劝他还是另寻高人的好。
他立刻告诉我说，此次他北京之行就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且希望能找个“带头人”，巩固住两方的联盟，起个领导的作用。
几星期后，我收到了正式的聘书，邀我去做北京大学指上文提到的“汇文大学堂”，而非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
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对于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我还是别去掺和的好，只有海瑞.卢斯海瑞（卢斯系20世纪前期著名在华传教士，也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的父亲（Harry
W.
Luce）博士警告我，一定要在应聘之前仔细审查一下经济方面的情况。
在我之前，北京那边其实已请过很多人，双方都同意一个原则，即校长绝不能是本地人、局外人。
至少这一条我还是符合的。
此事让我想起昔日决定是否做传教士时的困境，所以这次我也打算用同样的方法考虑。
几星期过去了，双方都督促我尽快决定。
尽管我当时仍然不是特别想去，但还是应允他们会去北京调查一下情况。
后来我曾数度试图抽身，最终还是被迫动身北上。
1919年1月31日我到了北京，顶着冰冷刺骨的西北风一路来到了位于城北的长老会教会。
刚到目的地，我就意识到双方之间的矛盾原来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尖锐。
汇文的一个毕业生代表团跟我说，不管两校合并后英文名叫什么，中文名称必须叫“汇文”，否则坚决不承认其母校地位。
面对着对方一脸的严肃，我不得不又跑去征求另一方的意见。
结果发现另一方什么名字都能接受，就是不要叫汇文。
如果最后真的敢叫汇文，就干脆在通州把所有的毕业证书堆在一起点篝火烧掉，象征他们的母校从此灰飞烟灭。
我会见的两方人员均是各自的领导人物，亦都是有头有脸的传教士。
从这些人的态度中，我能看到反对联合的情绪是多么的高涨，也体会到了中国人要“面子”的文化。
当时将汇文的英文校名定为“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刘海澜时任汇文校长。
（H.H.
Lowry）博士一步都不退让，坚持要把原来的名字继承下来，合并后的大学新址与汇文接壤。
但另一方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汇文这个中文名字。
当年有另外一所大学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在清王朝土崩瓦解后的中国，当传教士为机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时，一个中英文都叫“北京大学”的官方大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不但全国上下人人皆知，名声甚至远播海外。
蔡元培校长曾位居翰林院庶士，在欧洲留过学，他把北大办得出类拔萃。
众多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慕名而来，其中最著名的就要算胡适博士。
北大人出版书籍报刊，宣传进步革新，吸引年轻学子虔诚拜读。
北大的氛围，就像当时一部刊物的名字一样，呈现出一片“文化复兴”（原文为“renaissance”，指1919年前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在此，司徒雷登借用了英文中“文艺复兴”这个词）的态势。
我虽远在南京，却也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
那两个布道会本来刚开始只是在内部争吵而已，到后来，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却非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真是无比荒谬。
这名字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将北京大学塑造为国家的知识发电机。
后来，我同由清一色的外国人组成的理事会见面，跟他们说：
只要争议在内部解决不了，我便无法做出去留的决定。
他们也明白了我的意思，遂为每一方任命了十个人作为代表，五个外国人加五个中国人，共同来进行协商。
他们要求我做主席，也是唯一的中立人士。
双方为命名和其他问题猛吵了三天，有一次吵到连吃午饭都顾不上，还有一天直到半夜还未罢休。
我一直仔细聆听，清楚地看到：
尽管双方都迫切想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由于那些代表早已对自己人做出了太多承诺，且与对方矛盾太多，又缠在党同伐异的心态中无法自拔，因此谈判过程举步维艰。
我也很明白，如果闹到这步田地之后我仍一走了之，那他们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再也打不起精神继续走下去了。
另外，那时，我脑海中也出现了一个基督教大学的雏形，在这个古老迷人的城市、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纳良才，自由地实行新政策，进行改革。
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一下恍然大悟，用犹太人的话来说，就像耶和华显灵一样。
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来承担这个职位，因为我是这些人唯一的希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其实争论的那些东西原本只是细微末节，远未达到无法解决的程度，但他们已经把自己逼得进退维谷，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解决问题，而且在北京，我们也需要一所大学来担起传教的大任。
神终于响应了我的祈祷。
当这些人再一次聚集时，我主动提出，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让我来领导，那我乐意效劳。
我建议他们选出一个由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一定要不偏不倚，在每一个争论的问题上拍板，所有人都应遵从这最后的决定。
他们欣然同意。
会议的气氛轻松了很多，这些人也做回了往日亲密的好友和同事，毕竟这才是他们一直以来真正的样子。
然而，这个委员会的方案还是受到了中国人妥协文化的影响。
他们提议某一边做出一些让步，另一边让多一些，依此类推，结果最后又陷回了原来的沼泽地。
我当时已经回到南京等待消息，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不在那大学工作的朋友全都给我发了电报，敦促我一刻也不要延误，尽快再赶到北京去。
当时是3月，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沙尘的滋味。
北京人想必也是这样的吧，正欣赏着初春的明媚阳光，忽而又被从戈壁沙漠吹来的尘土打个灰头土脸。
我又一次同沮丧的理事会见面，跟他们说我认为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
一、重新启动委员会那个方案，这次必须要遵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二、干脆不要合并算了；三、做出牺牲，放弃各自那些固执的坚持，从新大学的福祉出发考虑问题。
要是这次会议仍不能解决问题，那我可是无能为力了。
亲爱的刘海澜博士站起身来，老泪纵横地说，他一是受够了委员会中无休止的吵闹，二是根本无法接受取消合并计划。
之前他可能是最顽固的人，但他现在却把自己把所有的顾忌都摆上桌面，让大家处置。
他一做出这个举动，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之前看似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很快就化解了。
双方都同意会议召开期间仍使用现在的中文名，之后由我负责取一个新名字。
诚静诒博士（Dr.
ChengChin
yi,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了“燕京”这个美丽的名字，这个诗意盎然的词汇不但象征着古代燕国的首都，而且在中文语境中指代的就是北京。
这个词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形式都很快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赏。
整件事情说明，建立一个联合机构是多么的困难，而一旦成功创立，就会立刻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有的矛盾都轻松化解后，我也正式宣布就职，不过还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需要重新考虑选址的问题，但不要受历史的牵绊。
二是我不应当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
当时我还觉得这步走得挺聪明，挺有原创性，谁知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国际通行的标准程序，每个私营美国机构的新上任领导都要遵守。
不过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一招傻棋。
我第二次来北京，是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陪同之下。
我对董事会提议让他来做副校长，负责财务事宜。
此前山东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新建时，就是他出色地领导了筹备资金的工作，在燕京大学这件事上他和我也怀有相同的期望。
二、燕京大学一贫如洗我们当时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对未来无限前景的憧憬。
金库中空空如也，四个布道会董事会分会之前各拨出了5万美元作为基建投资之用，但把地方买下来、再整顿修理后，钱也早已花光。
从一开始，我就特别讨厌把校址选在那么个鬼地方。
现在开支的预算尽管很小，但也是收入的两倍。
学生人数不到一百，大多数人还根本不是上大学的好料子。
合并后只有两个中国教师留了下来，李荣芳博士（Dr.
J.F.Li）和陈在新博士（Dr.ChenTsai
hsin）。
外方师资队伍中也有很多人尚无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
因为之前根本没人规划过、甚至没考虑过如何进一步筹集资金，如何进一步发展等等问题，所以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大家都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就我本身来说，我对教育管理一窍不通，在华北人生地不熟，该和谁合作根本没有个概念。
原来在南京的工作多轻松，不用麻烦去管理别人，一天就绕着喜欢的题目做喜欢的研究。
作为传教士出身的我，职业轨迹居然一步一步远离传教事业而去。
首先放弃教士的工作去教书，现在又扔了教鞭去管理个大学！
在人生这新一章的旅途中，到底会有多少信念支撑着我，我又会有多大程度上是在莽撞得冒傻气呢？
一方面，我接手的这所大学一贫如洗；另一方面，其他人都似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
本地人正按自己的想法忙着拿建设补助金去买地、装修房子。
而我很快发现董事会主要是由几个学校的布道会董事会成员构成的，代表着各自教派的利益，没人愿意担起筹集资金的责任。
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海瑞.卢斯博士可以算得上是一丝曙光。
理事会批准他成为副校长，但在纽约的董事会却反对。
我给纽约回了封信，附上一封辞呈以示威胁，但对方仍然不批准，连个建议都不给。
我就把所有的理事都叫去北戴河，把我和纽约来往的信件拿给大家看。
理事会立刻写了一封紧急推荐信寄往纽约，最后董事会终于妥协了！
卢斯博士马上动身前往美国，去全国各地奔波，拜访之前的旧友，再通过旧友们搭建新的人际网络。
这大学根本还默默无闻，连地点都没选好，而他却拉下面子去朝别人要盖房子的钱。
他在给我的信中不停抱怨，这才是最大的障碍，这过程“就好像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一样”。
三、选址北京这边，我们已经协议好在城外找个地方做校址，但距离城墙不能超过一英里。
这个方案在施行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过去数百年中，外地省份的官员进驻北京后，要为家人寻觅安葬之地，所以经常会在城墙外找。
结果北京城墙外一圈遍野都是私家的墓地，很多地方已经荒芜破败，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坟。
每一次我们想挑一大片土地来当校址，都无一例外会撞上不知是谁家的坟头。
中国文化是极其反对刨坟掘墓的，所以这个方案也基本上半截入土了。
走路、骑驴、骑自行车，我们把北京周围全转遍了，还是找不到一片合适的地方。
有一天，几个朋友把我叫到清华学校玩，有个人跟我说：
“你买我们对面那片地不就行了？
”我闻言跑到通往颐和园的大路上看了看，那地方离北京城差不多5英里，不过因为有一条大路直通，所以比之前考虑过的那些近处其实交通要更方便一些。
而且这地方也相当不错。
这里地处著名的西山脚下，山坡上耸立着许多美轮美奂的庙宇楼阁，向后世讲述着中国悠久辉煌的历史。
这里曾经是某清朝王爷的花园，不过现在已改为陕西省长（此处司徒雷登叙述有误，陈树藩当时任陕西督军，而非省长。
在后文中又有说明。
陈树藩陈树藩（1885~1949），字柏森（柏生），陕西安康人，民国时期曾任陕西督军。
）的消夏别院和宗祠。
我们认识一个官员，他说会想想办法帮着把地方弄下来。
后来，理事会和董事会都先后批准在这里建校的决定。
第二年夏天我亲自跑去陕西，拜访了陈省长。
省长很热情，把那块地界以6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还拿出付款的三分之一来作为奖学金。
最开始买的是一整片地，40英亩大，不过后来我们慢慢把临近的那些年久失修的花圃和空地也都揽了进来，最后的面积是刚开始的四倍还要大。
从开始策划时，我们就决定教学楼的风格应当融合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
外部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内部则用加固水泥修建，照明、取暖和管道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
这样一来，楼宇本身就可以象征我们教学的目的：
保留住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瑰宝。
校园内最夺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十三层的宝塔了，水塔最后就嵌在内部。
老花园的外形得到了恢复，又加上了些我们自己的设计，比如把附近废墟中的玉砌雕栏搬过来，在几个风景格外雅致的地方还盖了些小亭子其中之一至今仍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名为“思义亭”。
海瑞.卢斯（Harry
Luce）曾被旧译为“路思义”，此亭因此而得名。
后来填的湖心岛就是其中一项工程，由海瑞.卢斯博士的儿子亨利.卢斯（HenryR.
Luce）（亨利.卢斯（1898~1967），生于中国，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他的新闻理念对20世纪美国新闻业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的影响）为了纪念父亲所建。
此外，还有一座声音洪亮的大钟，时至今日仍然能响彻校园。
后来几十年内，无数游客都跟我们夸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这样的恭维话听多了，连我们自己都有点相信了。
有了如此迷人的风景，学生对大学的感情又增添了一分，也更加理解其国际化的理想。
至少在这一点上，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四、“乞讨”之旅然而我也渐渐明白，梦想是昂贵的。
卢斯博士在美国到处漂流，无依无靠，筹来的资金连路费都补不足，处境极为凄惨。
1921年，芝加哥大学的恩内斯特.伯顿（ErnestD.
Burton）教授率领一个教育委员会访问中国，代表教会的董事会来考察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情况，并做出适当的评估和推荐。
当时要求三名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来协同他们执行工作，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生于天津。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创办南开大学并亲任校长30年）博士（Dr.
ChangPo
Ling）是中方人员之一，而我则作为外方传教士代表共同前往。
我们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最后发表了一份极其翔实的报告，阐述了基督教学院、中学和神学教育的宗旨，还为全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制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1922年时，我应邀去美国向教会提交此报告。
就在这次旅途中，我第一次见到了燕京大学的董事会。
见面后的那种大失所望之感，在我一生中都甚少遇见。
成员们纷纷进场时，我听到有个人在嘲笑另一个人，原因是：
这两个人参加了好多个类似的董事会，那另一个人都搞不清楚现在这会到底是哪个了。
之后的事情，简而言之：
有人辞职，有人燃起了激情，董事会又大度地鼓励我提名了一些官员，不久之后，董事会成员士气和干劲全都提了上来，展现出了高昂的合作精神。
不过，当时第一次去时前景还是很黯淡的。
卢斯博士不知疲倦地游说，为燕京大学赢得了众多的潜在赞助人。
他广交好友，缔造了坚实的人际网络，使后继者受益匪浅。
可是，尽管他疏通了各方关系，却并没有现金涌入。
有一天晚上，在威廉.亚当斯.布朗（William
AdamsBrown）博士家做客时，我偶然听到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WomensCollegeof
Constantinople）一位老师和布朗博士的儿子约翰谈起了通过专业公司筹款的问题。
回去的路上，我忽然觉得这正是我一直要寻找的答案。
董事会对这个建议有些疑虑。
有人问我启动基金从哪里来，还有人抱怨说不应当把传教也商业化，而且我找的那家名为“坦布林与布朗”（Tamblyn
and
Brown）的公司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美国海外的生意。
不过除此之外，谁也提不出更好的建议来，最终我们和那公司签下了合同。
公司特别指明要我参与。
他们凭以往经验得知，美国客户有个特殊的心理特点，即一定要和机构的领导直接打交道。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一边投身于一个不太适合我的项目，另一边却又顾不上本来应做的工作。
日本侵华之前，我一共去了10次美国。
我有一次从美国回来后跟同事说了一句话，他后来一直记着。
我当时说的是：
“每次看到个乞丐，我就不禁觉得自己和他都是丐帮的兄弟。
”筹钱工作进展艰辛缓慢，而且所有钱都是美国公民主动捐献的，美国政府一分钱都没掏过。
坦布林与布朗公司采取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它雇用了很多机灵的大学毕业生帮忙组织活动，而且全都是在幕后进行。
卢斯博士、我、中国同事和燕京大学的人员去指定的某个城市，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不少地方也专门为我们举办了招待会，然后我们就分别去拜访那些分派到自己头上的人。
这种方法的确奏效，第一期的效果非常明显，可惜还是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所以活动就干脆停止了。
我到处询问他人这种筹钱的工作应当怎么做，最后决定还是用我自己“业余”的方法来的好。
数年后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把我和一位从大西部来的人一同送去波士顿筹集资金。
那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
他的宗旨就是：
若想拿到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直接要。
他带我拜访了众多波士顿社会名流，其中有些人我之前还认识。
在所有人面前，他都使出浑身解数去推销，非要逼得对方掏钱不可。
我对此种行为极为不齿，便一狠心离开了波士顿。
不管大学多么需要钱，我也绝不要自己失格至此。
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真的不适合我；而且一天到晚都干这个，别的事情根本拿不出时间去做，我心中焦急万分。
每次踏上“乞讨”的旅途，我都苦于一阵阵的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绕完一圈之后就又立刻好了。
可话虽这么说，我也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亲历了不少很有趣的轶闻。
当时我有两条原则：
一、不管能否筹得资金，都要让对方成为我们大学和中国的朋友。
第二条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即从不过问资助者的钱是如何来的，但必须要事先协议好，资助者不能够对校方如何使用资金加以限制，同时也要对赠款的政策和意图有彻底的调查。
这双管齐下的原则维护了我道德的准则，在我看来能够涵盖一切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
后来我在中国用类似的方法筹集资金时，这两条原则也使我受益匪浅。
筹集资金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平衡冒进和谨慎的关系。
现在想想，我当时可能在这方面应更担忧一些。
校园建设包括教学楼和教工宿舍，这些资金还都比较容易筹到，但毕竟要建设的还包括极其昂贵的电站等听上去就让人不感兴趣的东西。
燕大的成绩越好，就越容易获得额外的资金。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在财政上遵纪守法。
整个问题之所以能得以解决，都是我们在审慎思考后做出一个又一个冒险的结果。
五、黄国安的加入当时有一位名叫黄国安（K.A.Wee）的新加坡华人，家境殷实，年幼时就被带到美国，后来从俄亥俄卫理公会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毕业，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硕士。
家人带他游历了美国和欧洲之后，准备叫他回国。
但他本人却深深地迷上了美国人简单直率、勤奋努力的理念，想回到中国去做一番事业。
家人威胁他说，若他不回新加坡，就要和他断绝关系。
而他竟主动和家族切断了一切联系，依靠自己找工作谋生。
就在节骨眼上，坦布林和布朗公司碰巧听说了这个人。
正赶上公司要给一所中国大学启动一个基金项目，就把他招了进来，但当时谁都不清楚这人到底能发挥出什么作用。
与此同时，卫理公会海外布道会董事会已经决定在燕大的校园内修建一栋建筑用以纪念贝施福主教（J.W.
Bashford）。
此前，主教一直积极游说其所属的北华布道会加入到这所联合大学中来。
那个新加坡华人在俄亥俄读大学时，贝施福就是他的校长。
依据特定的程序，卫理公会教会在将某些特定领域筹得的额外款项拨出来修建纪念楼。
反正黄国安当时也没有用武之地，我就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上，拿着必要的单据去征得牧师们的签名，确保如果有额外的筹款，都会自动汇进这个账户。
黄对这份工作满心欢喜。
坐火车太费时间，他就向我恳求借一辆车来工作，我同意了。
但很快，车就被他开坏了，叫公司恨得牙痒痒，不过钱倒是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
我去为他求情申请新车，但前提是他对新车要加倍爱护。
很快，卫理公会的总会就警觉起来，他们之前根本没预计到会有这么多的筹款从账户中白白流了出去。
不过他们还是挺有诚信的，毕竟规定了一个上限，时间方面也有限制。
黄向对方保证会在数目和时间上都谨慎处理。
随着期限一天天临近，黄又培养了另一名华人青年，接着又招来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来协助他。
柯蒂斯出版公司（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的一名老总就曾专门拨出私人豪华轿车来帮助这位姑娘筹款。
校园中心的施德楼原名“贝公楼”，其正式的英文名称应为“Bashford
Hall”。
此建筑即今日的北京大学办公楼。
就在这海量的资助下建立起来了。
黄因为超速驾驶共计被警察拦下五次，但每次警察看到一名华人为了某个主教四处奔波劳顿，都手一抬把他放了过去。
这个艰苦卓绝的项目终于完成后，黄国安跟我说他整天都在向别人推销燕大，结果把自己也说动心了，非要留在燕大工作不可。
当时只有体育系缺人，尽管他对这份差事没什么兴趣，却也同意开始做着试试看。
今天回想起来，在我此生认识的所有华人中，他倒成了唯一一个做过美国大学棒球队教练的人。
刚开始执教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中国人的队伍宁可半途退场也不要打输丢脸，如果某人的敌手被选为队长，这人就势必要让对方出些糗，破坏得分，以示报复。
学生对体育精神的缺乏让他费劲了心思，他终于下定决心跟我说，他能为祖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借助自己旅美的经历，在中国学生身上培养出竞技体育精神。
由于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于是请我把他放回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体育教育博士学位，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个学位。
黄国安取得学位后回国，不仅在燕京培养出了崇高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还在华北所有高校间比赛中得以全面展现。
同时他还创建了体育教育系，培养了“燕京精神”。
他的努力不单单提升了学生们的身体素质，也为校园生活指引出新的方向，涂抹上绚烂的色彩。
六、哈佛燕京学社有件只可能在美国发生的所谓“工业性的轶事”为燕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当时在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有位化学教授正在进行一项实验，他对班上同学说，自己可能会发现一种轻金属产品，极富商业潜力。
听到这个消息后，查尔斯.霍尔（Charles
M.
Hall）（查尔斯.霍尔（1863~1914），美国化学家，发明电解制铝法，从而使铝广泛用于工业）便着手将实验继续下去，生产出了铝。
他用过的原始仪器现在就保存在欧柏林博物馆里面。
在他的遗嘱中，除去许多个人的赠与外，他将其余财产的三分之一捐赠给了欧柏林，三分之一给了南方各州的一些学校，三分之一送给美国人在亚洲或巴尔干半岛开设的高等教育学院。
他两名挚友负责遗嘱的执行情况，一位是美国铝公司（Aluminum
Companyof
America）的总裁，另一位是他的一名法律顾问。
各种各样的人不管有事没事都想去登门拜访，但难就难在这俩人几乎谁都不见。
海瑞·卢斯博士凭借锲而不舍的韧劲和充满热情的善意，最终敲开了法律顾问的大门。
他安排我同他与总裁亚瑟·戴维斯（Arthur
V.
Davis）先生一起在纽约共进午餐。
在饭桌上，戴维斯先生对我提出了各种刁钻刻薄的问题，不过我心里清楚他不过是在仔细评估我罢了。
折磨之下，我紧张得连盘子里的食物都看不到，一心惦记着自己的理想就要在对方手心里捏碎。
问题都问完，我已经大汗淋漓。
戴维斯先生最后说：
“我下午要去波士顿，不过先告诉你，我和同事站在一起（他说的是约翰逊先生，如果戴维斯先生能被我说服，约翰逊先生会同意拿出50万美元）。
不过别让你手底下的人再来烦我们。
你现在回去，盖一所值得人捐赠的大学，时机成熟时我们会帮忙的。
再见。
”一年多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他说：
“我们决定给你100万。
你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亲眼目睹，现在我给你双倍的钱。
”我当时兴奋得差点抽搐起来。
后来我又大胆向他们提出升到150万，当他们觉得理由充分最终同意时，我又一次心花怒放。
他们在亚洲各地都捐助过之后，现在账面上仍然还有多达450万的财产，不过其中一半并没有给付股利。
两人给我发来电报咨询，讨论怎样能够把尚未分配的那些钱处理掉。
让我极为感兴趣的是，一个美国商业巨擘，一个精打细算的大企业律师，居然想出了个主意，要建立起一座机构，运用美国研究出来的适用于海外科研的仪器和科技方法，帮助中国人钻研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要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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