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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论文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文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文
篇一
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
摘要：
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使世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海啸过去4年了，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形势会是什么走势，金融危机的伤疤是否会被再一次掀开，那些深深印刻在各个经济体的烙印，会有什么后遗症
关键词：
金融风暴形势经济体回暖
一、背景分析
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
2009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同比下降了3.3%、3.8%和2.6%,失业率从2008年初开始一直呈上升趋势。
美国金融机构也陷入困境,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道琼斯指数同日下跌504点;9月29日下跌777点,居美国证券史跌幅榜之首。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也遭遇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和考验。
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证券市场,上证综指自危机前的6124点飞流直下,跌至2008年10月前后的1664点。
有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期。
继2008年的危机和2009年的刺激之后,势必留下很多后遗症,2010年正是清理后遗症的年份,问题不断,但终将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速难以超越9%,但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
从各大投行对201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来看,在9%.11%之间都有分布,充分体现了对2010年的分歧之大。
二、世界经济总体走势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今年世界经济总体回暖，二次探底已无可能。
10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幅度为4.8%。
目前看来，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经济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美国为2.6%;欧元区1.7%;日本约1%。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亚洲经济体已经坐在驾驶者的位置上，预计经济增长7.1%。
由于出口的强劲反弹和富有活力的内需，作为领头羊的中国经济可望达到10.5%，印度可达9.4%。
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迈克尔盖根提出未来取决于灵猫六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
从1月至8月19日，雅加达的股指上涨了21%，超出了所有金砖四国的基准指数，其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以约6%的速度增长。
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雷华认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仅由美国和欧洲唱主角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中国、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更大作用。
11月，G20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先后在韩国首尔和日本横滨举行，两个会议对加大金融监督力度、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警惕危险的世界经济失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建立亚太自由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
不过，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困难成堆，积重难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三、各个经济体的走势：
目前世界经济仍在逐渐复苏过程中,但随着欧、美、日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的放慢,复苏的步伐将会趋于平缓。
预计全球经济在未来1～2年内不会出现非常强劲的增长,更大的可能是出现一个温和增长的态势。
1、美国经济。
进入2季度后,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已经开始放缓。
目前,美国国内由于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都处低位,银行信贷增长乏力,实业部门的银行贷款同比增速不足1%。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虽已触底反弹,但目前仍处3%的低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近期再次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准备在未来9个月时间内,增持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以刺激经济走出通缩的阴影。
当然,对美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也不应过度悲观。
未来美国经济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速走势的可能性较大。
得益于有效的金融刺激政策、扩大的银行放贷量以及各行业库存清空后的重置，美国经济自2009年下半年已呈好转迹象。
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房价已经止跌，美联储近期内也没有提高短期贷款利率的计划，各公司现金流状况有所改善，以上利好因素将继续推动美国经济的恢复发展。
2、欧洲经济。
欧洲经济相比美国经济要悲观一些。
虽然目前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由于其出口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二季度经济增速高达9.1%）,但是,欧盟其他成员国的经济走势不容乐观。
由于欧洲各国普遍面临紧缩财政的压力,因此,3季度经济增速会普遍下降。
预计3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由2季度的4.1%下降到1.6%左右的水平。
3、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更不容乐观。
由于日元持续升值,其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出现下降。
预计3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很可能出现今年以来的首季经济环比负增长。
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目标明确，主要是维持较低利率，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并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目前，日本经济已开始改善，2010年中期后将逐步恢复增长。
至2011年，日本经济增速将会明显高于危机之前。
日本银行驻德国法兰克福首席代表YujiOsawa认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增长还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形势未来的可能波动;另一方面是日本各产业对中长期经济形势的预期尚不乐观，信心不足。
4、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因政策退出和基数原因,今年经济增速均出现了高位回落走势,但目前仍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预计从今年3、4季度起,新兴经济体的季度环比数据会出现反弹。
经济下滑在所难免，后危机时代就是经济复苏的时代，能够尽快走出阴霾的经济体就是赢家。
但是，目前各国经济的增速放缓是事实，各国的刺激政策能否有用取决于整个世界经济的齿轮，欧元区和美国两大经济体能否顶住压力，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都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不可预知事件。
参考文献:
[1]康学芹;郭娜.后危机时代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J].特区经济.2011年第2期
[2]华文.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之警示[J].对外经贸.2012年第2期
篇二
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的人还看本文指出，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甚至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美洲则土地资源丰富，两者资源互补。
美洲与英国因而有大量的互补型贸易，经济得以迅速增长。
美洲中，美国经济规模最大，产品成本更低，国内贸易更发达，得以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二战后，东亚和东南亚劳动力资源丰富，与美国丰富的土地资源互补，对美出口蓬勃发展，经济飞跃。
亚洲中经济规模最大并推动出口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中国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和自身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
与往日美国追超英国的情况相似，中国有可能逐步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并首先在经济总量、然后其他方面超过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不过，中国必须深化政府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民主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
与贸易有关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资源禀赋、规模经济、出口带动增长这三大理论。
瑞典学者赫克歇尔和奥林建立了著名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theory）（HeckscherandOhlin,1991）。
该理论指出，生产和贸易中，各国用己之富，换己之缺，互通有无。
在赫克歇尔和奥林看来，生产要素可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当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种。
一国会用它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制造和出口产品，从它国换取它缺乏的生产要素所制成的产品。
如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土地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会专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将产品出口他国，换取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迭尔多夫（Deardorff）指出，即便在关税和运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资源禀赋理论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
然而，利昂提夫（Leontief）却对资源禀赋理论提出了疑议。
人们本认为美国是个资本资源丰富的国家。
他发现，美国进口商品中的资本含量比出口更重。
这就是所谓的利昂提夫之谜。
但是，利玛（Leamer）认为，利昂提夫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只是简单地比较美国进口出口产品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
利玛重新分析利昂提夫的数据，发现美国属于资本密集型国家。
利玛通过对资源禀赋理论所做的最系统和仔细的经济计量检验，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Leamer,1984）。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新的贸易理论。
他们意识到，规模经济大，可带动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克鲁曼（Krugman,1979）指出，贸易可帮助公司扩大生产，降低每单位产品成本（单位成本），增加利润。
马库森（Markusen）认为，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划分工种。
这样，可避免在各国建立相同的工厂，造成无谓的重复投入和效率的低下。
这种内在的规模经济，可带动贸易与增长。
在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外在的规模经济同时会起作用。
在大国，公司可拥有巨大的市场，降低运输成本;随着公司数目增加，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就可降低其服务价格。
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大国如能保持经济开放，则可享受低的单位成本，其出口产品价格更低，因而出口的竞争力则更强。
与此同时，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可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西方学者弗兰考尔（Frankel）和柔马（Romer）通过对98个国家进行计量研究，发现在控制国际贸易这一变量（因素）后，人口较多、地域较大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
近几十年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
该理论认为，贸易可对经济带来多重好处。
第一、出口可带动生产的扩大，提高国民收入。
贸易的结果，参预的双方生产能力上升，消费产品总量增加，国民收入增长。
贸易还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资源，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二、贸易促进创新、就业、储蓄、投资，提高生产力、技术、劳动技能、经营水平、创业精神，诱导民众消费。
这些影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外在效应（positiveexternalities）。
第三、贸易有助于外资的流入。
外来投资可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然后出口或内销。
这样一来，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
第四、政府为了保证出口的持续增长，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减小寻租活动。
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快（MichalopoulosandJay,1973）。
后进国家的贸易与增长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两个国家先后主导了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
英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贸易最大国，而美国则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仍是世界贸易最大国。
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
在上述年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
在1830年到1938年间，英国仍为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
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飞升到16%，英国只占10%。
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袖。
本文称英美分别为前后两个世界经济中心国，称这两国主导世界贸易的时期分别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
当然，这里所谓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是经济意义上的。
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拥有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和市场。
它也是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时，需要着眼于它们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关系。
上述三个理论，能帮助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产业间的贸易，如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的贸易。
而资源禀赋理论又最能解释产业间的贸易。
如资源禀赋理论所示，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大。
按出口带动增长理论来看，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较多，经济增长潜力则较大。
由此，我们可推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一：
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多，经济增长较快。
这一假设，是相对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会缩小，与发达国家开展的产业内贸易（如以汽车发动机换汽车轮胎），会迅速增长。
规模经济对国际和国内贸易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上述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最能解释产业内的贸易。
该理论指出，大国从规模经济得益更多。
大国单位生产成本较低，出口价格竞争力更大;国内市场更大，国内贸易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也易吸引外资。
因此，大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更多、更有力。
进而，我们可以推出假设二：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况下，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会更多，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发展会更快，经济增长也会更快。
（注：
在这里，作者要说明两点。
一、作者无意否认其它经济因素如储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作者只想专门探讨国际和国内贸易对增长的作用。
二、除专门说明处以外，本文中亚洲主要指东亚和东南亚。
）
美洲、亚洲的贸易与发展
英国世纪时期的美洲发展
英国是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英国土地贫乏，但劳动力丰富。
这点与东亚相似。
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则土地丰富而劳动力贫乏。
1875-1889年间，英国、日本、中国、法国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贫乏的国家，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4、1.8、2.4、2.7英亩。
特立尼达、马来亚、俄国、哥斯达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5.7到8.5英亩间，居中间水平。
智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
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
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
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
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
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
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
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
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政治纷争甚至内乱。
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
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
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
日本只占约8%。
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
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
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
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
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
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
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
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
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
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
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
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
规模经济与美洲、亚洲的经济中心
美洲和亚洲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假设二，即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
当美洲在英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最大的美洲国家美国最终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当亚洲在美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外贸大国（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中国）先后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早在1820年，美国便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时，美国人口为970万，相当于拉美总人口两千万的一半（麦迪森，1997）。
美国可供耕种、养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
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特别是食粮、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产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产国之一。
在1854到1900年间，美国成为英国头号粮食和纤维供应国。
美国产品在英国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34-1836年间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间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1892,p.128-134,146）。
美国得益于庞大的英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英镑、先进的英国技术，经济增长有了外在动力。
在1820-1870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高于英国的1.2%、德国的1.1%、拉美的0.2%。
在1870-1913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高于英国的1%、德国的1.6%、拉美的1.5%。
到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经济体。
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随着美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日益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
庞大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
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1820-187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略低于英国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国在这期间增长靠资本的大量投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国却平均每年增长0.15%。
在1870-191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国的1.13%;美国在这期间资本生产率明显改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0.33%，高于英国的0.31%。
在1913-195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改善，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48%，大大地超出英国的1.66%;在这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1.5%，高于英国的0.81%（麦迪森，1997）。
总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资源互补，对英出口频繁;美国本身经济规模大，生产成本低，国内贸易对经济和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大。
美国因此能在二十世纪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日本是亚洲唯一大力推动出口政策的大国。
而中国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视出口。
在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台湾880万，泰国2120万。
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发展出口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口的总和。
在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对美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6.5%。
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出口每年增长16%。
可观的国内市场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
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国4.8%的高速度追赶美国。
相比之下，韩国只高出美国1.3%，台湾只高出2.8%。
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韩国的5.2%、台湾的6.2%（麦迪森，1997）。
到八十年代，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国家。
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效法经济成功起飞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大力推动出口。
马、泰和印尼出口飞速发展。
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间，马来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0.9%和11%，泰国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4.1%和9.4%，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2.9%和9.2%。
在资源禀赋方面，这三国与东亚有所不同。
在1991年前，这三国的出口产品中，石油、矿产和农产品占首位。
自1992年起，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产品才开始超过石油、矿产和农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品。
在强劲出口的带动下，在1985-1995年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8.4%和6%（WorldBank,1997,p.214-215）。
但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强劲的、表现最耀眼的，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经济增长缓慢，在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2.2%（麦迪森，1997）。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效法东亚大力推动出口的政策。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80年的9.8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亿美元，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
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口香港、再出口美国的部分算进去，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会更高。
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0页）。
中国因有大量廉价和合格的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绝地流入。
中国吸引的外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亿美元。
1985年到1999年间，在外资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加。
中国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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